在16歲的付楠（化名）看來，這兩年，他無異於經歷了一場噩夢。
由於被父母認為「染上了網癮」，從2014年夏天到今年8月初，付楠被家長三次強制送到位於山東臨沂的網絡成癮戒治中心（以下簡稱「網戒中心」）。
在這裡，他過著近乎軍事化管理的生活，接受「電擊治療」。
成立於2006年1月的「網戒中心」，是臨沂市精神衛生中心（即臨沂市第四人民醫院）下設的「特色科室」。中心主任為楊永信，他同時兼任臨沂市精神衛生中心副院長。
這裡曾一度被無數家長視為「戒網聖地」，楊永信是家長們眼中的「救世主」。7年前的2009年，媒體曝光「網戒中心」背後的暴利和電擊治療等問題。當年7月，衛生部致函山東省衛生廳，叫停「電擊治療」方法。
「網戒中心」和它的掌門人楊永信一度在公眾視野中消失。
事實上，熟悉的故事仍在這裡發生。臨沂「網戒中心」公布的數據顯示，2009年後，每年仍有數百名青少年被送到這裡，接受「治療」。
楊永信
「網癮」
付楠第一次被強制送到「網戒中心」，是在2014年夏天。
他當時14歲，7月底的一天，午飯過後，從補習班回家的付楠被父親強行拉上了車。
付楠的父親回憶，他本想一直開到臨沂，「但孩子又哭又鬧」，最後將孩子送回了家裡。
一周以後，父母安排付楠到安徽阜陽「玩兩天」，借住在姨夫家中。一天午飯後，付楠出門，被兩個人在路邊強行架上了一輛車。
付楠坐在後座，兩個人按住他。他看到車裡有爸爸媽媽。
他問父親去哪兒。
「下車你就知道了。」父親說。
付楠的父親曾反思過這種強制性的行為，甚至認為這種行為是事實上的「綁架」，但他還是覺得：「都是為了孩子好，這麼做沒什麼太大的問題，是值得的。」
臨沂市精神衛生中心外景
車子開了四五個小時後停下來。下車後，付楠看到一棟五六層高的白色建築物，隨後，他被兩個工作人員領進一間教室大小的屋子，裡面坐著約20個與付楠年齡差不多的「穿迷彩服的人」。
他們是一群被家長視為「網癮少年」的孩子。
「他把自己關在屋裡，天天不上課，有時候甚至不吃飯，肯定在裡面玩遊戲啊。」付楠的父親說，那段時間，自己和付楠「基本上沒辦法交流」，想要「管孩子」就必定會被頂撞。
在父親看來，兒子的問題非常嚴重，罪魁禍首則是「網癮」。
有一天，他和一位補習班老師聊起此事，老師向他推薦了臨沂「網戒中心」。
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網戒中心」其他人的身上。
22歲的齊青（化名）高中畢業後在工廠上班，他喜歡去網吧玩遊戲。那時候，齊青常常在網吧呆到很晚，以至於有幾次父母都要親自到網吧找他回家。
齊青說，自己當時痴迷於一種遊戲，而父母也沒有覺得他的行為是「網癮」。
直到齊青母親的一位朋友告訴她，孩子可能是「有了網癮」，把齊青送去「戒網」的念頭才在父母腦中冒出來。
2015年底，齊青被帶到「網戒中心」。
制度
接下來的幾個月裡，付楠慢慢熟悉了「網戒中心」的生活。
據公開資料及付楠描述，「戒網中心」裡的人被稱為「盟友」，接受「準軍事化管理」：每天六點起床跑操，吃過早飯後，他們要開始一上午的「課程」。
除星期日外，楊永信都會到現場，和「網戒中心」的「點評師」一起給「盟友」上課。
「上課的內容就是講上網的危害，以及對父母親情的感恩，希望我們在『網戒中心』做出改變。」付楠說，下午，他們會回到屋內，面對家長站成一排進行「反思」，隨後寫日記。
晚上是自由活動時間，「網戒中心」有時會播放一些美國大片或者愛國主義題材的影片。
付楠和齊青說，「網戒中心」有一個「家長委員會」。除了「盟友」互相監督之外，「家長委員會」也會負責監督「盟友」接受「治療」期間的行為。
在「盟友」出院後，他們還會每隔半個月聯繫一次「盟友」的家長，以了解「盟友」的最新情況。
「網戒中心」裡的守則
據公開資料及付楠等人描述，「網戒中心」有多達86條的規定，其中既有具體的如「和家長說想回家」、「吃巧克力」，也有抽象的「挑戰楊叔權威」、「執行力不足」等內容。
違反這些規定的後果就是被「畫圈」，當圈達到一定數量後，就會被送進「13號治療室」——一間專門用來「電擊治療」的房間。
據齊青回憶，「盟友」中的「班委」被電擊的「標準」是50個圈，普通人則是15個。
接受「治療」期間，每位「盟友」都需要一名家長隨身陪護。家長和孩子們一起上課，並負責照看孩子們的飲食起居。
家長與孩子住在宿舍中，每間宿舍有三四張病床，每張床旁邊放一張陪護椅。晚上，家長們睡在床上，孩子們躺在陪護椅上入睡。
齊青說，楊永信對此的說法是希望孩子們能夠吃苦：「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
上課時，楊永信給家長講「體驗治療」的過程。在楊永信的描述中，電擊後絲毫沒有疼痛，只是「麻了」。
付楠的父親說，上課時，楊永信有時會遭到「新家長」和「新盟友」對電擊的質疑，楊永信會用「從未出現過安全事故」和「電擊後，孩子們都改變得更好了」來說服大家。「很少有對楊叔不信服的人。」
「治療」
「網戒中心」的重要「治療」手段之一的還是「電擊治療」。
被送進「網戒中心」半小時後，付楠便在「13號治療室」接受了一次「電擊治療」。
他被抬進一間有兩層防盜門的屋子，被按在一張床上，床邊的一張桌子上，放著一個伸出四條觸角般的電線的「小盒子」。每根電線的末端，有一個小夾子，連著一根針灸用的鋼針。
一位穿護士服的人上前，把兩根針扎在他的虎口兩側。
透過人影，付楠看到了一個穿著白大褂的中年男人，他戴著眼鏡，中等身材。
通電之後，有人捂住了他的嘴巴。
付楠記住了那種疼痛感：「像有無數個針扎了進去，每一個細胞都在疼。」
當時，那個穿白大褂的中年男人告訴他，在「網戒中心」至少要堅持6個月，還問他是否有信心「堅持下來」。
聽到付楠回答的「有信心」聲音很小，男人作勢要繼續電擊，「他手一揮，說聲音有點小啊，看來信心不足，其他人又把我嘴捂住，我只好大聲喊，有信心。」
事後，付楠才知道，穿白大褂的男人，是楊永信。
齊青對「電擊治療」疼痛感的記憶，幾乎與付楠一致：「那時候，眼前就像電視機的雪花一樣，已經看不清楚了。」
類似對電擊的描述，早在2009年就出現在媒體報導中：「就像是那種特別高頻率震動的小錘子，一下下打著我的太陽穴，痛不欲生。」
據此前的報導，「網戒中心」用來「電擊治療」的儀器叫做「低頻脈衝治療儀」。
在2011年接受媒體採訪時，楊永信曾表示，「網戒中心」之前使用的「電休克治療儀」已經按照衛生部的要求停止使用，現在的「電擊治療」實際上是精神科廣泛使用的「低劑量電刺激治療」。
查閱資料發現，類似的治療方式確實存在於醫學領域，不過適用的病症卻並非「網癮」，而是睡眠障礙等神經系統疾病，且多數情況下被作為一種輔助療法使用。而在使用的過程中，也並不會帶來「盟友」們此前描述的疼痛感。
8月13日、14日，記者多次撥打「網戒中心」電話，均無人接聽；臨沂市衛生局未做回應。
付楠曾經多次向父親抱怨過這種療法所帶來的疼痛，他的父親認為，電擊帶來的痛苦就像是「家長打孩子」。
「打了你之後你也難受，但是不打你，就起不到管你的效果。」他說。
今年2月，在一次「治療」後，齊青的手流了很多血。等在門外的母親看到後，告知齊青的父親。第二天，父親不顧「網戒中心」的阻攔，把齊青帶回了家。
「楊叔」
到目前為止，付楠已經被三次送到「網戒中心」。
在第一次為期半年的「治療」後不久，父親認為他「還是沒治好」，在2015年11月又用強制的方式將他送回「網戒中心」，「治療」了五個半月。
今年6月，付楠第三次被送到「網戒中心」。8月初，他剛剛回到家中。
在「網戒中心」，楊永信被稱為「楊叔」。
在付楠的父親看來，楊永信「挽救了網癮孩子和家庭」，更是「為中華民族的復興事業做了貢獻」。
公開資料顯示，54歲的楊永信在臨沂市精神衛生中心工作30餘年，從事精神分裂症、抑鬱症等精神疾病的研究和臨床治療工作。
而真正讓他為公眾熟知的，還是「電擊治療」以及「戒網事業」。
在2009年媒體曝光之後，楊永信和他的「戒網」事業曾一度在公眾視野中消失。但在2011年，據媒體報導，楊永信入選了山東省「十一五」衛生系統功勳人物總評榜。
也是在同一年，他編著的《用「心」戒網癮》在科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2015年，有媒體發布《楊永信：永遠堅信每個孩子都是天使》的專訪。
楊永信在專訪中說，一些媒體或個人「總是用外行人的視角來評價專業性很強的東西」，並指責此前的一些報導「把治病救人的醫學手段渲染成令人恐怖的摧殘或酷刑，使得戒治網癮的探索一度受到阻礙，甚至差點夭折」。
楊永信
今年4月底，臨沂市科技局在網戒中心召開了由臨沂市精神衛生中心承擔的科研課題「網癮戒治綜合幹預（教育）模式的研究」科技成果鑑定會。
鑑定委員會得出的結論是：科研成果綜合技術填補國內空白，在國際上具有顯著創新性，居國際先進水平，建議進一步擴大推廣應用的範圍。
「網戒中心」在十周年官方主頁上曾公布一組統計數據，在2009年後，網戒中心的的收治人數經歷了兩年下滑，卻在2012年後節節攀升，2015年達到接近900人的新高。對外公布的「治癒率」，一直穩定在六成以上。
「我覺得他身上有一種奉獻精神，這種愛心不是每個人都能具備的。」付楠的父親對楊永信有著高度評價，他說，孩子在網戒中心有了「很不錯的變化」。「他會自己主動認識到以前的一些事情做得不對，認識到自己有『網癮』。」
然而，在親歷者們看來，這裡是另外一種景象。
付楠、齊青等人說，他們在「網戒中心」的經歷遠比所謂「網癮」本身來得可怕。在他們的描述中，那種一種沒有安全感的生活。
「沒有進去過的人，無法體會那裡面的恐怖。」今年年初才「出院」的齊青對說。
曾在7年前接受「網戒中心」治療的魯平，現在英國留學。他依然記得那種由於疼痛所帶來的恐懼感，「出院」之後，他變得「很沒有安全感」。
「特別多疑，尤其是剛回來那段時間，我誰都不信，家裡面來客人，我會把自己鎖在屋子裡，刀就放在我枕頭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