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濟南舉行的國際歷史科學大會上，史學家展現的最新成果表明，一場基於網絡技術和大數據的研究資料、分析手段乃至書寫模式和傳播手段等的變化正在史學研究中悄然發生。為了闡釋網絡數位技術對歷史學已經產生和將要產生的影響，本屆大會專門設立「歷史學的數位化轉向」主題，來自美國、俄羅斯、義大利、法國等國的歷史學家圍繞「數位化歷史：挑戰和可能性」「新工具、新敘事、新歷史」，以及公共史學、歷史學的使用和濫用，全球範圍內推動數位化的歷史等話題展示了各自探索的最新成果，激辯歷史學在「網際網路時代」的發展問題。
數字歷史與公眾史學
國際公共史學會主席、義大利歐洲大學研究院教授瑟奇·諾裡特認為：「傳統的歷史學正在走向數位化，數字歷史處於所謂人文學科數位化轉向的前沿。」
復旦大學教授姜義華曾提出，大數據將催生史學大變革，在資料來源和處理方式上，大數據成百倍、成千倍地擴大了歷史資料的範圍，除傳統的文獻與遺址、遺物外，人類存留的所有紙質的、音像的和其他物質的、非物質的資料，幾乎都可被用來協助復原歷史的本來面貌，為大範圍、長時段定量分析提供了現實的可能。歷史學研究與大規模基因檢測相結合，有力地推動了家族史、宗族史、移民史、民族史研究，就是一個成功的實踐。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教授湯姆·杜布林表示：「這是歷史研究的一種強有力的手段，現在那麼多人已經變成歷史資料的提供者，他們可以在網絡上發布各種史學材料，可以參加在線的網絡會談，用這種方式共享知識。」
「數字歷史，不僅帶來新資料、新工具，也將產生新的歷史學家。」瑟奇·諾裡特如此斷言。大數據使日常的、瑣碎的巨量歷史資料可以被便捷地利用，也使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並自由書寫個人的、家庭的、社區的乃至國家的歷史，並通過網際網路、微信等手段加以傳播，還可以及時通過對歷史問題發表評論參與史學建構。歷史學走出象牙塔，進入尋常百姓家，催生了公眾史學的勃興。
機遇抑或挑戰
數位化浪潮使史學在資料來源、研究手段、傳播形態等方面產生巨大變革的同時，也給歷史學發展帶來一些負面影響，或者說是需要加以面對和克服的問題。
一方面，對數位化和量化研究的過度依賴，容易導致認識偏差。湯姆·杜布林提出：「數位化的文章能夠呈現出另外一種完全不同的思考方式，但一個很大的挑戰是要保證各地學者能夠接觸並及時佔有分分秒秒都在更新的數位化資源。」
另一方面，大數據使得史學表現形態及傳播形態產生了革命性變化，公眾史學融通學術知識和日常交流的實踐有助於知識的分享，但與此同時也出現了一些粗製濫造、魚龍混雜、不負責任的所謂歷史新詮釋、歷史新故事。「公眾可能會在網站上找到錯誤的歷史，還有一些網絡論述可能出於某種目的重新建構歷史，以此影響主流社會歷史觀。」羅馬大學教授奧蘭迪說道。
「抵制由於新媒體廣泛傳播導致歷史知識的稀釋以及扭曲，最好的辦法就是歷史學家自己學會運用這些新技術，以新的方式觸摸過去，感知現在，了解未來。」瑟奇·諾裡特在會上強調。
「毋庸諱言，如同任何文化轉型一樣，『歷史學的數位化轉向』也伴隨著很多問題。」山東大學教授、第22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專家諮詢組組長王育濟表示，且不說「以檢索代替研究」「以粘貼偽裝學問」等亂象本身就是對傳統史學理論和方法的傷害，即便是大數據為正規學術研究所帶來的「高效率」，也包含著技術對研究者的異化……因此，重視理論指導、合理運用新技術、加強史學家基本素養等，仍是亟須正視和考量的問題。
（本報濟南8月28日電 本報記者 戶華為 周曉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