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思考都是從往來和交換中獲得生命的。
——費爾南·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
西北岸印第安社會為何如此富庶？乍一看，答案似乎非常簡單。他們生活在自然資源豐富的地帶。畢竟，資源豐富就可以等同於社會富裕了。這也許就是為什麼人類學家最近發現那些富裕的狩獵採集社會都傍水而居。想要過上富裕的生活，那麼先定居在富庶的土地上吧。
但是這種解釋其實不太經得起琢磨。首先，這個社會的人口會趨向於快速增長，並且很快就會達到環境「承載能力」的極限。儘管在西北岸地區，一英畝土地所能提供的食物確實要比肖肖尼人所居住的沙漠提供的食物多上許多，但是西北岸地區的一英畝土地所要養活人口數同樣也要多上許多。
的確，即便從人均來看，西北岸印第安人勞動一天所獲得的食物要比肖肖尼人更多。大量的魚被捕撈並保存起來，然後留到冬天食用。但是之所以效率那麼高，一方面是由於他們擁有一些較為先進的技術——巨大的魚陷阱、燻制室和儲藏窖，另一方面則要歸功於管理這些技術的社會結構。技術和社會結構是西北岸居民先進的經濟發展中的一部分——也是我們試圖找尋的導致其社會富裕的部分原因。既當作原因又當作結果，未免有些太糊弄人了。
此外，西北岸居民的富裕不僅僅體現在食物上，因此豐富的物產資源不可能是致使其社會富裕的直接原因。精心設計的外袍、寬敞的居室——這些可不會自己從樹上長出來。
在21世紀早期，人類學家認為這些需要耗費大量人力才能製成的財產可以被理所當然地解釋成豐饒土地所衍生出的間接產物。
關鍵就在於「剩餘」。（該情景假設環境的「承載能力」不會很快達到極限——也許是因為能在一個小空間內和平共處的狩獵採集人的數量有限。）一大堆鮭魚正在那裡等著被你吃掉，只需要花上一兩個小時，你就能夠獵取到你一天所需的食物，那麼你自然會有大量的剩餘時間來編織外袍和建房子。畢竟，人們生來就是如此勤勞，不是嗎？
顯然不是。1960年，人類學家羅伯特·卡內羅（Robert Carneiro）發表了一篇關於庫苦魯人的重要文章。庫苦魯人生活在亞馬孫雨林裡，他們種植木薯，木薯不但是他們的主食（他們會先去除木薯的毒素），還是木薯澱粉的來源。卡內羅曾經計算過，庫苦魯人能夠將他們的木薯產量提高兩倍或者三倍，但是他們更想要一些空閒的時光。自此，人類學家們發現很多狩獵採集社會和庫苦魯人的情況類似，每日的食物採集過後都會餘下些閒暇時光。一位學者曾經刻薄地指出，他們「不會把這段時光花在設計大教堂或者什麼『能夠提升他們生活狀況』的事情上」。
潛在剩餘等同於經濟發展的理論似乎也不是萬能的。的確，考慮一下庫苦魯族和其他節奏懶散的社會，關於西北岸印第安人的傳統觀點似乎也有那麼點道理：他們不能反映出文化進化的總體趨勢；他們是如此野心勃勃，這實在太不尋常了。
如果物資剩餘並不是致富的關鍵，那麼什麼是呢？那些「複雜的」狩獵採集社會中的一切分工和貿易往來都由何而來？西北岸印第安人擁有哪些肖肖尼人所沒有的東西？什麼才是史前時期經濟發展的關鍵？
超時工作
也許我們應該把這些問題交給經濟發展（以及非零和博弈，雖然當時這個術語還遠未誕生）方面的知名權威：亞當·斯密。在《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中，斯密就指出，分工的細化是經濟向前發展的特徵之一，並且有兩個因素會促進勞動分工的細化。其中一個就是低廉的運輸成本。只有當成品能夠以可接受的成本被運送到買主手裡的時候，你才有必要花上一下午來製造用於編制奇爾卡特人外袍的紗線。另一個因素則是低廉的信息溝通成本。為發現買方需求所在而花費的成本——以及買方發現他們可以購得什麼，又是以怎樣的價格購得所花費的成本——對於接下來的交易來說必須是可以忍受的。
需要注意的是，運輸和信息溝通的成本不僅僅出現在這件外袍最終被「購買」的時候——「銷售」這一層面上——它還出現在商品製造的環節裡，比如從南方購得雪松樹皮以及從北方購得銅。在各個環節裡，隨著運輸和信息溝通成本的降低，斯密所說的「看不見的手」將運作得更加順暢。這些成本降得越低，各博弈方之間的關係的非零和程度也就越高——各方通過互動而獲得的收益也就越多，這個交易網的人均生產力也就越高。
在你的信息交流和運輸技術都非常原始的情況下，如何儘量降低這些成本？一個辦法就是儘量靠近你的顧客和供應商。換句話說，居住在人口密度較大的社會。這可能就是美洲西北部會如此富裕的原因：並非歸功於其自身豐富的自然資源——這種豐富很快就會被龐大的人口所稀釋——而是要歸功於能夠稀釋資源的龐大人口。在信息交流和運輸技術先進到足以激勵市場發展之前，市場的刺激力就來自於那些擁有大量、稠密的人口的棲息地。這些棲息地通常會接近水域，這進一步推動了這兩種技術的發展。有時候，商品和信息在水路會比陸路上傳遞得更快。
在西北岸地區，並不僅有幾小塊地方聚集有眾多人口，生活在其中某一地區的人製作毯子，而他們的鄰居則善於木雕；相反，從南到北連綿數百公裡的海岸線上聚集著大量的人口，講著不同語言的族群共同構築起西北海岸的文化。自然資源的多樣性與文化遺產的多樣性之間具有協同作用。人們可以買賣雪松樹皮和銅，而那些帶有當地特色的外袍會因其異域風情令生活在周邊的其他族群著迷不已。
也許，那些表面看上去無憂無慮、種植木薯的南美洲原住民缺乏的並非遠大志向，而是足夠的人口密度。在亞馬孫盆地的雨林裡，人們能夠定居的地方小而分散。如果附近能夠聚居更多的族群——如果這些族群的手工藝技術以及擁有的自然資源和當地族群有所不同的話就更好了——農民們可能就有動力來種植更多的木薯用來交換。
實際上，這種推測已經被證實了。儘管很多學者會援引卡內羅1960年的那篇文章來駁斥資料剩餘會導致經濟發展的觀點，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卡內羅是如何解釋雨林中木薯產量為什麼會遠低於這裡的土地生產能力：當歐洲人把一些漂亮的小玩意兒帶到這裡販賣的時候，木薯產量開始急劇提升！所以，亞馬孫原住民和西北岸原住民之間的差異從來都不在他們的勞動熱情上。而真正的差異在於，即便超時工作，這些亞馬孫居民也不會獲得報酬。肖肖尼人也同樣如此。而且比起南美洲的雨林，貧瘠的大盆地更不容易聚集到稠密的人口。
亞當·斯密理論的修正
也許我們應當對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這一經典比喻進行修正。斯密認為，相隔甚遠的一群人，在追求其個人利益的過程中，就能夠共同促成大範圍的社會進步，即便他們無意於此。構成一件美麗外袍的各種要素如魔法般聚集、組合在一起，隨後買家出現，這一切就好像受到了上天的指引一般。
這個「看不見的手」的比喻真的棒極了，某些方面也非常恰當。畢竟，如果商品移動起來比較容易的話——如果各方之間距離較近，運輸成本較低的話——一隻「手」能做的工作確實很多。然而，這個比喻忽視了斯密所強調的另一類成本：信息處理以及「決定」各種資源應當送向何方的成本。
畢竟，手本身並不具有智慧；任何一隻看不見的手都需要由「看不見的大腦」來指引。這個大腦的神經元就是人。彼此之間能夠經常、輕易進行聯繫的神經元越多，大腦的運作就愈加高效——勞動分工會變得更加精細，產品也就隨之變得更加多樣。而且，技術發明的成型和傳播速度也會變得更快。正如擁護「新增長理論」的經濟學家所強調的那樣，只要有一個人發明出了某樣東西，整個群體便都可以運用它（鑑於信息是一種「非競爭性」商品）。因此，潛在的發明者越多——群體的人數越多——這個集體發明創新的速度也就越快。總之，西北岸印第安人之所以能夠在生產力和發明創造上超越肖肖尼人，並不是因為他們的大腦更聰明（就像弗朗茨·博厄斯所擔憂的那樣），而是因為他們本身就是更聰明的大腦。
人口密度和人口數量能夠影響經濟和技術的發展，這一事實鮮少受到考古學家和人類文化學家的重視。準確地說，其中還是有一些人，比如說馬文·哈裡斯（Marvin Harris），強調了人口增長的重要性——實際上，有一些人把它視為文化進化的原動力。但是他們強調人口增長的負面影響，而非正面。「強大的繁殖壓力」，哈裡斯寫道，「一而再導致生產力的加強」，而生產力的增強反過來又會致使環境壓力增大，從而導致生態危機的產生，並且只有產生新形式的技術和社會組織能夠解決這一危機。簡而言之：創新或者死！從這個角度來看，稠密的人口之所以推動了技術和社會的發展，並不是因為它創造出了更多的機會，而是因為它製造了更多的麻煩。我並不打算在這裡細究人口增長所帶來的影響究竟是「正面」多一些，還是「負面」多一些（儘管我會在這裡告訴你，我認為負面的這部分被過分強調了）。關鍵一點在於，這兩種情況是並存的。儘管那些新點子基本上都是由一個巨大稠密而看不見的大腦想出來的，環境壓力確實也能夠激發創新——通常，它還會讓人們更加樂於接受這種創新。舉個例子，如果一個村子出於某種緣由開發出了一種捕捉鮭魚的陷阱以及一套使用方法，那麼周圍的族群會因為遭受了長期的食物短缺而非常樂意接受這種技術。同樣的，缺乏這種技術的族群可能很快會消亡，從而為那些接受了這種技術的族群空出土地。所以，無論環境壓力是否總是促使新技術以及新社會結構誕生的誘因，它勢必加快了它們的傳播。借用生物進化術語來說：壓力提升了文化「突變」擴散的速度；它提高了文化的「進化壓力」。
無論我們假設這種影響是正面還是負面的，非零和博弈在其中都起著重要的作用。無論人們是想要增加財富還是避免災難發生，他們對於個人利益的理性追求最終會引發經濟合作和社會間的融合，從而讓他們過上比原來更優裕的生活。所以無論怎樣，你都可以認為，人口增長推動文化進化向前邁進。而且既然人類數量自物種誕生起就基本保持持續增長，文化進化背後的推動力應當也非常強大。
如果這一觀點是正確的——不管由於何種原理，人口數量和密度的增長意味著更先進的技術和更複雜的社會結構的出現——那麼人口規模和密度與技術複雜度以及社會複雜度之間都有著緊密的關聯。事實也確實如此。比如說那些曾在玻里尼西亞大小島嶼上興旺一時的土著社會。某個島上的人口數量越多、密度越大，那裡的勞動分工也就越細緻，技術也就越先進，政治也就越複雜。
人種志紀錄對這些以及其他類似文化的種種描述——這些文化進化的「活化石」——和人類學紀錄的描述相一致。在舊石器時代中期，由於人口增長緩慢，技術創新的速度（並不只是技術的總數）同樣增長緩慢。隨後，大約在4萬年前，這兩種趨勢發生了轉變。
人類的數量首次多到足以包覆整個舊大陸，歐洲和非洲大陸上所有適宜居住的地方幾乎都被人類所佔據；人口數量的增長同樣導致人口密度的升高。與此同時，文化進化達到了一個嶄新的層次，而在考古學中，這個時期擁有一個新的名稱：舊石器時代晚期。隨後，在公元前1萬年之後，中石器時代裡，隨著人口空前快速增長，技術發明的速度也達到了每200年1件發明（包括像數字和碎冰錐這樣流傳後世的發明）。並且正如我們之前所見，狩獵採集社會的複雜度達到了一個新的層次。
當然，人口規模與人口密度之間以及人口規模與文化創新之間的相關關係並不能證明人口增長就是這個驅動力。我們也可能把事情的本末搞反了。也許文化的進步才是人口增長的先決條件。實際上，這是毫無疑問的。如果西北岸居民沒發明出魚陷阱（也沒有大人物指揮他們建造和使用這種工具），或者肖肖尼人沒有發明出捕兔網（也沒有兔老大來領導他們捕獵），那他們的人口勢必會變得稀少。
但是真正的關鍵在於：技術、經濟和政治的發展能夠激勵人口的增長，而與之同時，人口的增長也會反過來激勵它們的發展。這種共同增長體現了文化複雜化的不可抗性。無論你想要強調人口增長「消極」的那一面還是「積極」的那一面——無論你認為它帶來的是問題還是機會——人口增長與文化進化之間是一種雙向的正反饋關係。人口數量越多，文化就越多樣；文化越多樣，人口數量就越多。
人口增長帶來的「消極」影響——使生計變得不穩定的環境壓力——可能重要也可能不重要，但是它肯定不是唯一的影響因素。
一些小物件累積起來的速度甚至比人口增長的速度還要快，但它們並不僅僅是維生所需的技術。即便是在5萬多年前的舊石器時代中期，人們就非常痴迷於赭石（用於畫畫）和黃鐵礦晶體。而且，我們可以發現，在中石器時代，像珠寶這種用於顯示聲望地位的技術產品在家庭總產品中佔據非常可觀的部分。
為了得到這些身份地位的象徵，人們付出了巨大的努力。這些商品需要走過數百英裡才能來到買主手中，在當時數百英裡可不是不值一提的距離。甚至在中石器時代的很久之前，公元前3萬年的時候，用穿過孔的貝殼而製得的珠子就會被賣到距離其產地400英裡遠的地方。隨後，一些固定的交易網絡逐漸發展形成，把一個地方看不見的大腦和另一個地方看不見的大腦連接在了一起。驅動經濟技術發展的，並不是周期性的環境「壓力」，而是一種更加持久的力量：人類的虛榮。人們依靠競逐社會地位來維持自己的虛榮心，而在所有已知的社會中都有這種競爭的存在，人類的虛榮似乎是與生俱來的。
各個社會看不見的大腦斷斷續續但又堅持不懈地彼此勾連並最終互相融合成一個更大的大腦，這就是歷史的主旋律。我們如今見證的就是這一過程——構建一個統一而龐大的大腦——的頂峰，雖然它導致了分歧和混亂的出現，但是最終會讓所有社會融為一個整體。（本文節選自《非零和博弈：人類命運的邏輯》）
《非零和博弈：人類命運的邏輯》
[美]羅伯特賴特 著
新華出版社 2019年8月
ISBN：978-7-5166-4610-6
定價：56.80元
原文轉自：新華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