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會需要防輻射防護學的相關知識呢？廣島需要，長崎需要，我們一直以為自己離他們很遠。」
車諾比災難最初的醫療衛生影響是在1989年顯現出來的，這些影響與1986年4月26日事故發生後，輻射立即造成的中毒和燒傷不同（受害者多為消防員）。到1989年秋，最高蘇維埃承認：「長期以來，醫學專家沒有提供車諾比健康影響的客觀數字。」（Marples）多位知名記者聲稱，對事實的隱瞞構成了犯罪。自1992年3月起，某些參與隱瞞事實的人物或將因其造成的嚴重影響而面臨起訴。
車諾比事故過去三十多年後，我們在一部廣獲好評的HBO電視劇，在當下持續更新的醫療防疫資訊，也在憂心忡忡的禁足時間裡反覆思考，有「預言」和「紀念」，我們就能順利走到安全的未來嗎。
今天，我們節選德國書業和平獎得主，作家、記者納韋德·凱爾曼尼（Navid Kermani）的作品《沿墳墓而行：穿越東歐大地走向伊斯法罕》和大家分享。
第十三天 在車諾比封鎖區
因此我們動身時的穿著都不太講究。我只覺得腳上的鞋子有些貴，是我昨晚買的二手貨。我最好還是等到達之後再穿，否則鞋底早就掉了。一路上，公路、鄉村小道邊是一個接一個的墓地：空地上一小塊四方形的林子，無一例外地被正好天藍色的柵欄圍起來。樺樹下的墓碑像是兄弟姐妹們一樣擠在一起，墓碑前的塑料花即使在冬天也照常盛放。都是些普通的墓地，不是大規模的公墓。然而，白俄羅斯的每一處墳墓同時也是一座戰爭紀念碑，配有雕塑或是方尖形石碑，以及同樣是塑料製成的花環和鄰近村莊犧牲者的名單。而沒有村莊也沒有墓地的田間——因為如果村莊被焚毀、沒有能夠回憶起家人或是鄰居的人倖存下來，則沒有墓地——只有孤零零的一座紀念碑。
就是在這裡，在這片曾經被沼澤和森林覆蓋，現在又被開發利用的光禿禿的平坦土地上。這裡就是第三帝國與蘇聯交鋒的中心。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籤署之後數十萬波蘭人被驅逐，緊接著納粹德軍在數天內行軍通過，隨後是就連自己的國民也絕不放過的無比殘忍的遊擊戰。最後，人性失控的程度到達了頂峰，德軍撤退時下令：只可留下「死人區」。
別的國家都有用來警醒戰爭與大屠殺可怕之處的紀念碑。而穿行過白俄羅斯的人常常會形成這樣的印象：這個國家就是一座紀念碑，悼念碑、公墓以及指示戰時滅絕營的路牌是如此之多。不過，人們不能不受限制地追思所有犧牲者。史達林主義的受害者不行，波蘭犧牲者不行，戰俘和返鄉的勞工也不行。猶太受害者如果是因為其猶太身份被殺害的則不在紀念範圍之內，以及車諾比的受害者也不能包含在列。「儘管這個世紀讓人們聯想到許多駭人的戰爭和革命」，斯韋特蘭娜·阿列克謝耶維奇仍將車諾比稱為「20世紀最重要的事件」。1986年4月26日，核反應堆雖然爆炸在如今的烏克蘭境內，但70%的放射性殘渣都落在了白俄羅斯。即使人們放棄了485座村莊和小城市，仍有20%的白俄羅斯人生活在被核汙染的土地上。「白俄羅斯人就是當今活著的『黑匣子』」，這位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在自己有關這起核災難的書中寫道。她本人也因為這本書而在90年代末成名：「他們（白俄羅斯人）為未來記錄下了有用的信息。為所有人。」
(Source: http://euromaidanpress.com/2015/04/27/the-chornobyl-dictionary-too-hot-to-hide/)
只不過，記錄的是什麼信息呢？阿列克謝耶維奇描寫了輻射對居民造成的影響。然而災難過去30年了，關於受害者的數量仍然沒有一個確切的數字，不同的統計結果甚至相差三位數——強調一下是在小數點之前：如果人們檢索一下至今有多少人死於輻射，那麼答案的範圍從4000人到150萬人不等。就連在白俄羅斯也無法獲取相關的數據。此外：如果有人報導大量兒童罹患癌症的事實，就會和明斯克的核研究所所長瓦西裡·奈斯特倫科（Wassili Nesterenko）一樣被辭退，甚至會像核醫療學者尤裡·班達舍夫斯基（Juri Bandaschewski）那樣被逮捕，他是離車諾比核反應堆僅140千米遠的烏克蘭第二大城市戈梅利的大學醫院院長。與此同時，烏克蘭的私人旅行社已經開始提供前往車諾比的咖啡之旅——雖然這是不負責任的行為——而在白俄羅斯，就連科學家也很難進入這片被戲稱為「放射性生態保護區」的區域。
當我們到達霍伊尼茨基（Choiniki）的時候，負責的官員不在崗位上。在幾乎無車經過的六車道公路邊，一片板材建築群構成了霍伊尼茨基，人們在這裡管理封鎖區。負責人也沒有接電話。接待室裡，一位友善的女士努力尋找一位能夠籤字批准我們訪問的同事，在此期間為我們沏了茶。然而我們發現，這裡部門的每個人都認為別人應當負責此事，我一下子火冒三丈。政府總是在抱怨他們要獨自承受這場核災難造成的後果。現在真的出現了一位新聞記者，他不是對烏克蘭，而是對白俄羅斯這片土地上發生的一切感興趣，他申請了籤證——這原本已經是夠麻煩的事了，然後前往明斯克，取得外交部的授權，與官員預約好之後坐了四個小時的車來到這裡——但他卻不得不一事無成地打道回府？
我在盛怒之下當然希望這些官員能好好想一想自己的職業生涯會受到何種影響——如果我的新聞報導過於消極的話。不過，到最後可能還是出於對我的同情，有一位生物學家嘆著氣表示願意帶我們去封鎖區邊緣看看。他雖然穿著防護服，渾身卻散發出和善的氣質：滾圓的肚子，一撇小鬍子，頭頂禿了一半，臉上帶著一絲訝異的神情，他不明白我們要在這片被上帝遺棄的荒涼之地尋找什麼。當我們經過所謂的「準許地帶」的時候——這片區域的居民只是被建議離開原來的家園，生物學家告訴我們他自己就在研究輻射對當地植被的影響。然而，他尚未查明有哪些影響。
作者Navid Kermani (source: https://story.ksta.de/2017/05/kermani-interview/)
「您還沒確定有哪些影響？」
「老實說，我看不到有什麼影響。我們當然能夠確定一些數據值變高了。然而突變只在前幾年出現過。如今，這裡就是一塊被放任自流的正常野地。我們甚至還發現了野馬的蹤跡。」
「對人的影響是怎麼樣的呢？」
「這就不是我的研究領域了。而且那裡也沒有人住了。」
「那您自己呢？我是說，您和您的同事應該每天都待在封鎖區裡吧——您難道就不害怕？」
「我們總是隨身攜帶一個測量儀。而且我們每天都要進行身體檢查。」
「如果檢查的結果不好會發生什麼呢？」
「那說明那個人一定犯錯了。」
「犯錯？」
「是的。他肯定是自己沒有留心，比如在林子裡逗留了太長時間，或者偷偷吃了野莓、蘑菇。偶爾偷吃一下沒關係，但是如果吃了太多野莓的話，就會引起注意了，數據值會變高。」
「如果某個員工超過了最高值會怎麼樣？」
「那麼他就會被解除職務甚至解僱，視情況而定。我們在這方面是很嚴格的。」
「因為檢測出有過高的放射性，這個人就要被解僱？」
「是的，畢竟他肯定是犯了什麼錯。」
我們經過的地方不是村落，而是一座座零散的木房子。每個房子之間的間距不等，有的是籬笆挨著籬笆，而大部分則是互相隔著30米、50米或者100米的距離。這裡曾經有過村落。被遺棄的房子被拆除，地面都被鏟去數米深。反正也不會有人搬過來了，我們在街上遇到的一個男人這樣解釋道。他是森林管理員。人們只會從這裡搬走。沒有搬走的人一旦去世了，房子就會被拆除。
「我們不會留下任何痕跡。」
這裡曾經密集地有過500座房子，幾乎就是一座小型城市，有自己的學校、商店、管理部門和社區會堂。甚至還有一個在整個地區都很出名的合唱團。而現在只剩下30個人了。前面那座窗戶上裝飾著三角楣的漂亮房子馬上就要被夷為平地了。原來住在那裡的老建築師已經在幾周前下葬。鄰近村落的許多房子都是他建造的。在過去的30年，他就在一旁看著這些房子一座接一座地消失了。電還通著，自來水沒了，人們從井裡打水。一個流動商販每周送兩次食物來。公交車則很早就不在這裡停靠了。
你為什麼留下來了呢，我問這位森林管理員。他們在霍伊尼茨基給我安排了房子，但是離這裡也不過15公裡遠，所以也沒什麼差別。再說世界上到處都有人生病，他這樣回應。這裡患病的人不會越來越多嗎？1986年參與滅火以及為出事核反應堆修建水泥保護套的清理人，即數十萬志願者或不是那麼自願參與工作的人員中有許多去世了，這是事實。但是我們還活著——一切都在正常狀態，每年都有體檢。有的時候數值比較高，有的時候又低一些，可能和飲食有關。孩子們呢？他在孩子們身上也沒發現什麼需要注意的情況，而且也只剩下兩個孩子了。也就是通過孩子們和孕婦需要被緊急撤離這一點，大家才得知了災難的發生。他當時在拖拉機上觀察到了事故跡象，並立刻反應過來，糟糕的事情發生了。但是電視臺直到幾天之後才報導了這場事故。甚至當年的5月1日也和往年一樣進行了閱兵慶祝，只不過沒有孩子和孕婦參加。
May 1 parade in 1986, Kyiv (Source: http://euromaidanpress.com/2015/04/27/the-chornobyl-dictionary-too-hot-to-hide/)
一位戴著綠色頭巾、鑲著金牙的年長婦人向我們走來並說道，她的許多鄰居都後悔被迫離開這裡，因為他們不適應城裡的生活，尤其是老人。他們有時候會回來，親吻這片老屋所在的土地。許多人開始喝酒，老婦人覺得這比輻射還要糟糕。蘑菇和野莓還是老樣子，土豆也和從前一樣好吃，我們究竟在想些什麼呢？擔心自己的頭上長出角來？好吧，深色野莓比紅色的野莓放射性要強，她自己都不碰一下。
因為我來自德國，老婦人談到了戰爭的話題，戰爭把她的生活分成了戰前、戰後兩個階段。她說，許多農村人被拖去做勞工，有的人則是和德國人合作。她指給我看了一些地方，那裡曾經是某些人的家。比如那是被迫在德國辛勞工作的姑媽的家。在兩個莊園之外是警察的家，他後來和德國人一起逃走了。她的母親曾在地下室遇到一位年輕的德國士兵，他正在痛苦地哭泣。士兵說，這裡發生的一切也會發生在我們德國人身上。當焚毀婦人所在村落的命令傳來時，德國人也私下進行了討論。有人說，這已經改變不了什麼了。最終德國人撤離的時候讓屋子留在了那裡。因此這裡現在還有村子，而隔壁的村子只剩下一塊紀念碑了。
我們可以看看那塊紀念碑嗎，我問道。生物學家有些猶豫，因為必須穿過森林才能到達。但是森林管理員說有一條小路。紀念碑上寫著「永遠懷念被法西斯殺害者」，下面是人名。底座上的花環應當在車諾比事件發生之前就放上去了，因為塑料線已經開裂，顏色也泛黃了。所有紀念碑上「偉大的衛國戰爭」都是從1941年到1945年，雖然對於白俄羅斯而言，這場戰爭從1939年的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就開始了。
HBO迷你劇《車諾比》劇照。該劇獲得美國編劇工會獎「長篇劇集最佳原創劇本獎」（2020年2月2日）、美國導演工會獎「最佳電視電影/限定劇」（2020年1月26日）等
我們繼續行駛，經過了一些牧牛草地和耕田，這些土地明顯剛剛被耕作過。這裡受汙染的土地已經被剷平了，生物學家安慰我們道，此處每棵蔬菜、每份奶製品的銫、鍶以及其他一些核元素都要在經過嚴格的檢測之後才能進入交易市場。緊鄰的區域就禁止種植、捕獵和砍伐樹木。在離車諾比不到50公裡的地方，我們到達了一個檢查站，真正的封鎖區就從這個檢查站開始。我腦中突然想到，這片封鎖區也是一個死亡區域。兩名身穿迷彩服的守衛監管著車輛的駛入，其中一人在木塔上放哨，確保不要發生森林火災。除此之外，他們的工作就僅限於每天為一輛至三輛汽車放行：生物學家的車、森林管理員的車、仍在輻射區域生活的兩個人的車。
「還有兩個人生活在那兒？」我吃驚地問。
「是的」，守衛回答並解釋，各地的輻射值並不均勻。這兩人房子周圍的數值低一些，當局抵擋不住他們的強烈請求，就批准他們住在那兒了。「我也好奇，這兩個人到底在那裡做些什麼。他們不怎麼說話。」
「每個人都會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生物學家這樣認為，「他們沒有迪斯科舞廳也能堅持下去。」
「他們是兄弟嗎？」我這樣問，因為我必須在兩人之間設想出某種聯繫，能讓他們相依為命，在孤獨、寂靜和危險中堅持下去。「不，就是兩個男人。」
「那他們住在一起？」
「不，不，住在兩棟房子裡」，守衛回答。
「我們的民族還不至於墮落到那個地步」，生物學家笑著補充道。我們開始向霍伊尼茨基的方向往回開。這時我才想到，我還一直穿著徒步鞋。我現在必須把鞋扔了嗎？生物學家多次保證，人們即使在封鎖區內也可以毫無顧慮地工作，甚至可以吃些野莓。村裡的人也沒有給我留下每走一步路都要小心翼翼的印象。他們還告訴我們，每個夏天都有人從遠處趕來採摘林子裡的蘑菇。與之相比，我在小路上走的那幾米路根本不值一提。
「您怎麼看？」我在道別的時候諮詢了生物學家：「我能留著這雙鞋嗎？老實說，它們挺貴的。」
「您把它們扔了吧」，生物學家建議。除此以外，他覺得一切都沒問題。
奧薩裡奇集中營，Osaritschi, 1944, Opfer des Lages, Belorusskij gosudarstwennyj muzej istorii welikoj otetschestwennoj wojny, Aufnahme: Podschiwalow
回程路上，我們在一處指示紀念碑的牌子那裡拐了個彎：奧薩裡奇（Osaritschi）集中營只存在了一周時間，是一片用鐵絲網、崗樓和地雷圍起來的沼澤森林。小小的停車場內有一輛車門打開的汽車，放著吵鬧的電子搖滾樂——這可能就是生物學家口中的迪斯科。我們把車停在旁邊的時候，一對情侶從灌木叢中悄悄走了出來，關掉音樂，表情害羞地開車離開了。塑料花環靠在紀念碑上，紀念碑後面的數米處還能看到圍欄，圍欄後面就是沼澤。納粹軍隊在撤退時把7000名沒有勞動能力的人關在那裡，主要是老人、病人和兒童——他們沒有棲身之所、沒有衛生設施、沒有食物，只能化雪當飲用水。「對可能產生的後果經過仔細地斟酌和檢查之後，我們做出了以這種方式解決食物極度匱乏的問題的決定」，指揮將軍在日記裡這樣記載。當蘇聯紅軍發現這座集中營時，超過一半的俘虜已經凍死、餓死或者感染傳染病而亡，要不就是在嘗試逃脫的過程中被鐵絲網刺穿流血而亡，或者被地雷炸成碎片。我嘗試想像1944年3月12日至17日在圍欄之後發生了什麼，但是只能看到一片沼澤。
（本文節選自《沿墳墓而行：穿越東歐大地走向伊斯法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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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墳墓而行：穿越東歐大地走向伊斯法罕
〔德〕納韋德﹒凱爾曼尼 /著
李雙志 王博/譯
2019年10月出版/86元
有一片廣袤的土地，從德國以東，跨越俄羅斯而綿延至近東，它始終讓人感覺陌生，它被頻仍的戰火與災禍撕裂。納韋德•凱爾曼尼沿著當今在歐洲重新出現的壕溝長途跋涉：從他的家鄉之城科隆往東到巴爾幹半島，再向南翻過高加索山，抵達他父母的故鄉伊斯法罕。他對含義豐富的細節有著清晰無誤的敏銳感受，並藉此在自己的日記中講述被遺忘的地區，那裡的人們如今正在創造歷史。
原標題：《在車諾比封鎖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