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天使:車諾比的孩子,長大了

2020-12-08 界面新聞

一個本地年輕人指著摯友的墳墓對我說，「在這兒，吸毒和酗酒致死的人比死於放射性物質的人還多……」

2016年4月，全世界都在紀念車諾比核事故30周年。

但我沒有對這個臭名昭著的核事故作過多贅述，沒有反覆提醒人們它造成了什麼樣的後果，而是選擇向前看。三年裡，我遊走在斯拉夫蒂奇（Slavutych）的各個角落，跟拍了這裡的年輕人。這是一座安置核爆炸移民的新興城市，在核事故的灰燼裡破土誕生。

斯拉夫蒂奇建立在一片密林裡，距離被毀核電站大概有四十公裡。這座城市本應是展示蘇聯偉大強盛的櫥窗，然而事實卻是，它不過是蘇聯時期的謝幕演出節目之一。2000年以來，車諾比核電站已經全面停止發電工作，因此這個已經陷入困頓的城市的經濟前景也變得愈加黯淡。整座城市的命運幾乎完全押在了2017年完工的「新石棺」建設上。然而建設完成後，這座城市的未來依然不甚明朗。

尤利婭是我故事的女主角，我看著她長大，用鏡頭記錄了她從少女變成一個年輕的成年人。時光流轉，尤利婭換了幾次工作。她的生活從聚會、喝酒和短暫的戀愛關係，逐漸步入了婚姻、穩定的工作和責任。

她和朋友們允許我用鏡頭記錄他們的日常，而他們恰好都在人生的關鍵階段——在這個時候，我們都在思考自己想要什麼樣的生活、想要去哪個地方、想和誰在一起。巧合的是，在自身成長的過程中，他們所在的國家大背景也在發生著一系列變革。比如說，烏克蘭就經歷了陣痛，從蘇聯分裂了出去。儘管這個國家依然時不時受核事故餘震所擾，斯拉夫蒂奇的年輕人已經開始直面父母當年犯下的錯，在困境中重建安寧，走向一個欣欣向榮的未來。

——攝影師尼爾斯·阿克曼（Niels Ackermann）

以下是LensCulture對攝影師尼爾斯·阿克曼的採訪：

你第一次去烏克蘭是什麼時候，在那裡的第一個攝影計劃是什麼？

第一次來烏克蘭是在2009年，一起的還有我最好的朋友。我們以前每年夏天都會週遊歐洲。那年我們決定走遠一些。最初我們的計劃是去俄羅斯，但因為籤證問題和昂貴的酒店費用，我們把目的地換成了烏克蘭。當時我們對這個國家一無所知，腦子裡只有一些普遍的刻板印象：車諾比、美女和腐敗，在那時候，橙色革命也是烏克蘭的一張名片。但很快我們就發現了這個國家迷人的一面，這裡到處都是慷慨而開明的人民。

你最初來到斯拉夫蒂奇，是出於對政府規劃社區的濃厚興趣，對這一點你能展開講講嗎？

當時我對車諾比不怎麼感興趣，因為在過去的三十多年裡，我們一遍又一遍看到相同的畫面，我已經審美疲勞了。然而，這樣一個完全在官方規劃下建設、在災難中涅槃重生的城市，我倒想看看它是什麼樣子。在我的觀念裡，下令憑空創造一個城市註定會失敗，就像試圖扭轉萬有引力一樣是天方夜譚。

你的照片畫面令人動容，讓一絲人性之光照進了一場被一遍又一遍回放的災難。是什麼促使你把鏡頭對準這麼私人、親密的故事？

就像剛剛所說的，我來斯拉夫蒂奇不是為了記錄車諾比。踏進這座城市的時候，我看出眼前這些年輕人都是有故事的，而他們所在這座城市又恰好是烏克蘭最年輕的城市。

還有一點，很幸運的是，我不需要考慮結果。開始這個拍攝計劃完全是出於我個人的好奇心，是完全自費的，因此也沒有客戶可以給我施壓。我可以按照自己舒服的節奏工作，讓故事自然地在我面前鋪展開來，而不刻意去挖掘。

記住一點，當你身上有工作任務的時候，就沒有這樣的自由了。特別是如果因公被派往國外，還必須在很短的時間內做出一個故事，這時候你就會有一種強烈的責任感，一定得做出什麼成果好帶回國。這就意味著，你可能會依賴前輩們在這個話題上產出的東西，也就是說，你只不過是再次記錄，並且鞏固人們對這個地方的刻板印象。打個比方說，在這種情況下，我的拍攝對象就會是一些車諾比的受害癌症患者，而即便這樣做，我也肯定不會徒勞而返。

但我想要記錄的，是一個小的切片，一個微觀的故事，能夠讓人完全忘記這片土地的大背景。

直到最後一刻，我都十分確信沒人會喜歡這些照片：畫面中沒有暴力，沒有露骨的死亡或性的場景。恰恰相反，這是關於生命與愛、關於長大成人的故事。所以現在看到照片得到了這麼多積極評價，我真的很高興。它發出了一個信號，我們可以分享沒有醜聞和血腥的故事，而這些故事也一定能找到樂於接受它們的讀者。

當你第一次進入斯拉夫蒂奇的時候，第一眼的印象是什麼？

我一直有一個夢想，想要穿越時空，看看六十年代蘇聯的模樣。在鑽出巴士，踏足斯拉夫蒂奇的那一刻，你就會發現，這幾乎是當代世界最接近蘇聯社會的城市了。整個城市的規劃就像蘇聯時期的主題公園，乾淨整潔，幾乎沒有廣告和汽車。這還是一個綠色城市，市中心是一個巨大的公園。確實，這個地方很宜居，非要說的話，就是生活有些無聊……

你認識尤利婭多久了？為什麼能和她產生這麼強烈的共鳴？在整個拍攝計劃完成時，她看到這些照片有什麼反應？

能遇到尤利婭純粹是走運吧，這也是我攝影計劃的一個轉折點。有一天晚上，我幾乎要放棄這個項目了，碰巧在中央公園，我看到一個年輕女孩（她當時23歲），正要親一個男生。她跳到男孩身上，活力滿滿，很有意思，她就是尤利婭。我想要把這一幕拍下來，但當時光線太暗沒辦法聚焦。後來我們開始聊了起來，幸運的是，她的英語比我蹩腳的俄語好多了。當時她還沒有工作，便提出可以帶我在這座小城裡逛逛。

一開始她的角色更多是個嚮導，而不是我故事裡的主人公。但當她把我介紹給她所有的朋友時，我開始意識到，她的生活才是最有趣的部分。

話雖如此，在過程中我們發展出的親密感依然讓我驚訝著迷。不僅是和尤利婭，我和這次攝影項目中的所有主人公都關係很好。他們慷慨、開放，歡迎我進入他們的生活。之所以能夠與他們打成一片，或許是因為我始終清楚自己的初衷。無論什麼時候他們想要看照片，我都會和他們分享。

他們從來沒想過幹涉我的照片選擇，也沒有要求我刪除哪張圖。他們只覺得自己已經融入這個項目了。

直到最後，大家對結果的評價都是積極的。這並不容易，你能想像自己親吻前夫/前妻的照片被刊登到全世界的各大媒體上嗎？這些年輕人給我信任的同時，也把許多責任放到了我的肩上。我知道，我必須確保自己拍出的東西是誠摯、真實的。

你在這個項目上花了整整三年，動機是什麼？在那裡工作這麼長時間，遇到了哪些困難，又有什麼樣的樂趣？你認為今天這個項目結束了嗎？

剛開始到斯拉夫蒂奇拍攝時，我就知道，要麼堅持兩年，要麼乾脆不做。我希望把自己深深嵌入當地的社會中。從一開始，我就預想到這些故事可能會被集結成書（最終書名為《白色天使（The White Angel）》），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完全獨立掌控你要和讀者分享的東西。

後來，隨著項目進展，我看到尤利婭的生活軌道也在逐漸變化，她遇到了未來的丈夫熱尼亞，從相識到同居，最後步入婚姻。尤利婭婚後和丈夫一樣到車諾比工作。在拍攝項目接近尾聲的時候，他們離婚了。這整個故事都是自然發生，自己書寫的。我沒有規定一個期限，不過在2015年4月尤利婭離婚的時候，我開始看到了故事的全貌。後來她又開始尋找生命中那個對的人，我給她拍的許多照片都讓我想起，我們初次相遇時照片中她的樣子。

目前，這座城市下一步要做的就是靜待明年。目前大約有3000人在車諾比工作，建設核廢料封鎖系統，其中2500人會在工程結束時失業。如果城市不引入什麼新工程，那麼這裡可能會發生一次嚴重的經濟崩潰。所以我將來還是會回去，看看它會變成什麼樣子。儘管我現在看不到什麼解決辦法，但依然希望他們能找到出路。還好我不用怎麼擔心尤利婭，她的好奇心和對新文化的開放態度很快就會讓她重新出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