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5日晚間，中芯國際公告確認，現年74歲的蔣尚義獲委任為公司董事會副董事長、第二類執行董事及戰略委員會成員。消息稱，中芯國際聯合執行長梁孟松在會中向董事會遞交書面辭呈。
為什麼突然要辭職？梁孟松表示，此次的蔣尚義出任中芯國際副董事長一職的人事變動，其是在12月9日才被董事長周子學告知，此前對此一無所知。
言下之意則是，這項人事變動並未提前與其進行充分溝通。梁孟松覺得 「已經不再被尊重與不被信任」。
上述事件也傳導到了資本市場，16日早間，中芯國際A股開盤大跌，截至收盤，股價跌幅達5.53%，報收55.20元。中芯國際港股下跌4.94%，報20.2港元。
高期望下的「中國芯」
中芯國際是中國內地規模龐大、技術先進的集成電路晶片製造企業。在中國晶片領域，中芯國際一直被認為是中國未來晶片的希望。
2004年中芯國際在美國紐約、中國香港兩地上市，是美國+香港的上市模式。
2019年5月，中芯國際宣布從紐交所退市，今年6月，中芯國際通過科創板上市，18天過會速度創造歷史記錄，也成功摘得科創板首家「A+H」紅籌企業頭銜。
六千億的超高市值，350倍的市盈率，這些超高的數字都集中在一家公司身上，但卻一直存在「內爭」的難題。
管理層的動蕩
此外，從成立到現在的20年裡，中芯國際領導人不斷在變更，期間一共換了4任董事長、5輪CEO。
2000年4月，張汝京成為了中芯國際第一任董事長兼CEO；
2005年7月28日，王陽元院士接替張汝京博士擔任董事長，但張汝京仍是公司的實際控制人；
2009年，江上舟接替王陽元擔任董事長，王寧國接任張汝京成為CEO，楊士寧出任COO；
2011年7月，委任張文義為董事長、執行董事，邱慈云為執行長兼執行董事；
2015年3月，委任周子學為中芯國際董事長、執行董事；
2017年5月，趙海軍出任公司新任CEO，同年10月，梁孟松同樣任職CEO。趙海軍負責製造，梁孟松負責研發，中芯國際自此開啟雙CEO模式。
從創立起的20年來，中芯國際掌門人幾度更替，內爭不斷。內部派系眾多，大陸派、創辦人派、資本派難容水火，利益盤根錯節。
而這些，還要深究其股權結構。
多路資本參與：高股權制衡度
中芯國際一開始是由張汝京在開曼註冊，為了突破封鎖發展產業，吸納了各路背景的資金；又先後將德國英飛凌、新加坡特許半導體、日本東芝、富士通等晶片巨頭從客戶變成了利益綁定的股東。且經歷過從香港聯交所與美國紐交所上市，再回歸至科創板上市的歷程。現已形成異常複雜的股東結構，期間外資股東逐步退出，國內資金佔據主導地位。
目前，中芯國際前兩大股東均為國資背景：截至2019年底，公司第一大股東為大唐電信，持股17%；第二大股東為國家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基金，持股15.76%；大唐香港實際控制人為中國信息通信科技集團有限公司，國家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基金由工信部、財政部牽頭成立。
各方資本加盟，也讓中芯國際內部的勢力被分割成了三派：
大陸派：扶持本土產業鏈的政府與國企力量；
創辦人派：臺灣高管為主，想要將企業做大做強、向國際化格局發展；
資本派：以實現盈利為最終目的的眾多海外投資者。
在扶持本土、做大、盈利三個目標中，中芯國際內部一直在發展中波動變化。呈遞辭呈的梁孟松與大陸背景的趙海軍一直都有不和的傳聞，或許也有這方面的原因。
無實際控制人：低股權集中度
除前兩大股東外，中芯國際其他單一股東持股均低於5%，這也導致公司股權結構較分散，無控股股東和實際控制人。
從一定意義上說，股權分散對於中芯國際這樣的信息技術公司來說，多方制衡可以確保營運環節上技術持續創新。但就如現狀呈現的那樣，股權結構的分散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的特徵，就較易產生公司治理的問題：公司的股東難以在集體的行動上達成一致，造成治理成本的提高，影響決策效率。
研究表明：當科技企業第一大控股股東的持股比例在 26.56%~ 50.63%之間時，對企業技術創新有顯著的正面支持效應。過高的股權集中度會導致控股股東的負面掏空效應大於正面支持效應，而過低的股權集中度會衍生代理問題，使得企業管理者由於缺乏大股東的監管而選擇將自身短期利益最大化，從而不利於企業的技術創新投入。
此外，國有企業性質對於科技技術創新也會有一定的限制性作用。基於國有資產安全的考慮，國有企業管理層可能更關注資產的保值增值而捨棄一些高風險高回報的技術研發投入，影響企業創新能力發展。中芯國際公司最終所有人包含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或許也會對中芯國際的監管和幹預容易導致運作低效率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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