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人李漁在為兩衡堂刊本《三國演義》所作的序中說:「嘗聞吳郡馮子猶賞稱宇內四大奇書,曰:《三國》《水滸傳》《西遊記》及《金瓶梅》四種。餘亦喜其賞稱為近似。」
自李漁作此序之後,「四大奇書」便成了小說評論中的常用術語。後來,隨著《紅樓夢》問世並取代了《金瓶梅》的地位,民間就逐漸形成了「四大名著」這一約定俗成的稱呼。
其中,《三國演義》是歷史演義的代表作,《西遊記》是神魔小說的代表作,《紅樓夢》是世情小說的代表作,而《水滸傳》則是英雄傳奇的代表作。
常言道:少不讀《水滸傳》,老不讀《三國》。很多人以為,少不讀《水滸傳》,是怕年輕人學壞,成天喊打喊殺,走了歪路,但其實不然。
《水滸傳》雖是一本家喻戶曉的小說,但是能真正讀懂它的人卻很少。年輕人社會閱歷不夠,只能從《水滸傳》中讀出快意恩仇、江湖情義。全書一路讀罷,確實酣暢淋漓、精彩至極,但照這般讀法,《水滸傳》無非就是一本打打殺殺的武俠小說,和金古梁溫無異,又何以能名列四大名著?
要解答這個問題,就要弄清《水滸傳》究竟好在哪。
明代才子金聖歎曾高度讚嘆《水滸傳》,認為此書能與《莊子》《離騷》《史記》《杜甫詩集》《西廂記》等經典著作相提並論,並將之稱為「第五才子書」。
金聖歎評價李逵說:李逵是上上人物,寫得真是一片天真爛漫到底。看他意思,便是山泊中一百七人,無一個入得他眼。《孟子》「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正是他好批語。
再如林衝:林衝自然是上上人物,寫得只是太狠。看他算得到,熬得住,把得牢,做得徹,都使人怕。這般人在世上,定做得事業來,然琢削元氣也不少。
你看,《水滸傳》中這些生花妙筆,若是無人點撥,我們普通人讀來,很難領悟其中滋味,因此金聖歎才慨嘆道:
「今人不會看書,往往將書容易混帳過去。於是古人書中所有得意處,不得意處,轉筆處,難轉筆處,趁水生波處,翻空出奇處,不得不補處,不得不省處,順添在後處,倒插在前處,無數方法,無數筋節,悉付之於茫然不知,而僅僅粗記前後事跡,是否成敗,以助其酒前茶後,雄譚快笑之旗鼓。」
其實,在四大名著當中,《水滸傳》與中國古代政治、社會問題關係最為密切。
早在民國時期,魯迅就曾指出:中國人的「水滸氣」或者說「俠義」,往往會轉向渴望招安的「奴性」。因此魯迅將《水滸傳》視為流氓強盜的文化聖經,認為這本書應當受到批判。
建國後,毛澤東則將《水滸傳》定性為農民起義或戰爭的史詩,將「替天行道」的政治實踐,納入到均田免賦的農業平均主義敘事當中。
改革開放以來,討論《水滸傳》與傳統政治、宗教、倫理秩序之間關係的話題,更是層出不窮。可見,《水滸傳》是一部同時帶有「教化」與「反抗」特質的「奇書」,想對這部書進行抽絲剝繭的解讀,將是一件極其困難的事情。
為了讓更多喜歡《水滸傳》的讀者領會到這部名著中蘊藏著的中國古典政治哲學思想,2016年6月,由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劉小楓牽頭,在重慶大學高研院古典學中心舉辦了一場「《水滸傳》與政治哲學」研討會。
來自紐約大學的廖世奇教授、來自重慶大學的鄒羽教授,以及來自北京大學、中山大學等多所高校的二十餘名青年學者參加了此次會議。
與會的學者對《水滸傳》與政治哲學的關係進行了探討,並結合自身的研究領域和方向,諸如史學、政治學、社會學、法學、人類學、經濟學等一切相關領域,分別從不同角度對這部奇書進行了闡釋。會後,劉小楓教授對此次研討會的內容進行了選編,最終結集為《與中國古典政治哲學》一書。
劉小楓教授認為,這本《與中國古典政治哲學》或許能為《水滸傳》,乃至整個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打開另一種思考路向或者言說方式。正如他所說的那樣:
「如果我們希望閱讀古代經典能夠有助於對當代問題的理解,就應當重新思考進入古典作品的方式。」
那麼,我們要怎樣讀出《水滸傳》這本書的言外之意呢?或者說,能引導我們走進《水滸傳》文字背後,看懂書中真意的那把鑰匙是什麼呢?
金聖歎曾在《金聖歎評點水滸傳》一書的序言裡發表了一大段感慨:
「若夫耐庵所云水滸也者,王土之演則有水,又在水外則曰滸,遠之也。遠之也者,天下之兇物,天下之所共擊也;天下之惡物,天下之所共棄也。若使忠義而在水滸,忠義為天下之兇物、惡物乎哉!且水滸有忠義,國家無忠義耶?」
金老先生洋洋灑灑說了一大堆,其實總結起來就一句話:《水滸傳》表面上是在描寫梁山好漢的「忠義」,但其實此書意在揭露梁山好漢的無「忠」無「義」!
這就是說,「忠」「義」二字便是解讀《水滸傳》真意的那把鑰匙,只有讀懂了這兩個字,才能真正讀懂《水滸傳》文字背後隱喻的人情世故、政治哲學!
來自重慶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的鄒羽教授就圍繞《水滸傳》中的「忠義」問題展開了一番闡述。
鄒羽指出,事國之忠和待友之義,都是中國古代最傳統、最樸素的道德觀念。而「忠」在「義」前,以「忠」馭「義」的做法,則是儒家歷史敘事中傳統國家的根本利益,其源於「以社稷為宗廟、以天子為大宗」的父死子繼體制。
然而,從晁蓋等人奪了生辰綱那一刻開始,《水滸傳》便試圖重新建立一種有悖於儒家思想的道德體制——「以義移忠」,即以兄弟之「義」來取代事國之「忠」,以朋友間特殊的準血親政治認同,來取代中國儒家政治體制中特有的國家與人民之間另一種特殊的準血親認同,也就是以社稷為宗廟的準父子認同。
然而,在兄弟紐帶中,權力關係相對不穩定,也很容易再次被權力關係相對穩定的父子紐帶替代、排斥和滲透。而這正是以宋江為首的部分梁山好漢,心心念念想被國家招安的根本原因,就像鄒羽在《與中國古典政治哲學》一書中指出的那樣:
兄弟之義雖然可以在儒家的政治體制之外建立起相對穩固的紐帶,但它一時還無法徹底取代事國之忠!
在此基礎上,來自湖南大學的吳明波博士進一步指出,宋江的上山使梁山的路線發生了重大變化,他提出了新理論、新路線,即「替天行道」。而這一宗旨也是後來宋江取代晁蓋,成為梁山之主的重要理論武器。
在吳明波看來,在「替天行道」這四個字裡,蘊含著中國傳統革命的邏輯,即秉持忠義路線,「只反貪官不反皇帝」的造反。但同時吳明波也指出,與表面上的「忠義」不同,宋江身上還隱藏著另外一個人格,那就是在潯陽樓題反詩的宋江!
自幼曾攻經史,長成亦有權謀。
恰如猛虎臥荒丘,潛伏爪牙忍受。
不幸刺文雙頰,那堪配在江州。
他年若得報冤讎,血染潯陽江口!
心在山東身在吳,飄蓬江海謾嗟籲。
他時若遂凌雲志,敢笑黃巢不丈夫!
應當說,以宋江之虛偽,真情流露的機會並不多,在潯陽樓醉酒題反詩便是一次。因此,我們能從這兩首詩中,發現宋江內心最真實的一面。於是,一個「一身兼二心」的矛盾體便躍然紙上。同時,在《水滸傳》最精彩的英雄傳奇和抵抗朝廷部分中,這種「忠義與造反」的矛盾也被濃墨重彩地渲染和凸顯出來,把全書的情節推上一個高潮。
不過,「忠」只是一個幌子,「義」只是一個門面,《水滸傳》真正的關鍵詞,是「忠義」背後的「人情」和「世故」。
在這部書裡,有皇帝、有貴族,有高級文官、高級武將,有基層文官、基層武將,有官府卒役、市井小販,有妓女、有老鴇,有平民百姓、有強盜劫匪……堪稱一副故事版的《清明上河圖》。
因此,讀懂了《水滸傳》,就讀懂了中國社會,就讀懂了中國古典政治哲學的精髓。這也是劉小楓教授編撰這本《與中國古典政治哲學》的真正目的:
讓每一位讀者都成為《水滸傳》的「高明」讀者,都讀透人世間最基本的「內在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