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一書中，倫敦經濟學院的人類學家 David Graeber研究發現社會中毫無意義、甚至是有害的工作佔了所有工作的一半以上，這種狗屁工作到處都是，還在不斷膨脹。書中引用了數據分析公司YouGov在2015年對英國人進行的調查，詢問他們是否認為自己的工作對世界做出了有意義的貢獻，37%的調查對象認為沒有貢獻，13%的人不確定。
人類無休止的工作不僅沒有創造相應的社會價值，而且折磨著從事者的心靈，工作就是高尚的社會美德枷鎖更讓工作者還無法敞開心扉談真實的感受從而陷入絕望。
此書是David Graeber在2013年發表的著名評論文章的擴充版，當時他的文章被翻譯成十多種語言，轟動西方世界，他還收到了上百封來自全世界網友的來信，描述種種狗屁工作的痛苦，這些無數真實的案例也被收入這本書中。
Graeber認為，狗屁工作的爆炸式增長完全不符合經濟發展規律。凱恩斯早在19世紀30年代的預言，21世紀社會的高水準機器自動化可以取代大部分毫無價值的工作，人們一周只需要工作15個小時。然而，現實與凱恩斯的預言大相逕庭，蔓延開來的不是自動化實現的優越，反而是自動化恐懼。Graeber指出，統治階層發明狗屁工作的終極目的是為了維持社會穩定。
什麼是狗屁工作？Graeber將其定義為：一種有償就業，完全沒有意義的、不必要的、甚至有害的工作，連員工自己都不能為其工作的存在而正言；作為就業的前提，員工還不得不假裝熱愛工作；一旦這些工作突然從地球上消失，社會反而會運轉地更好。
Graeber將狗屁工作歸納為以下五類：
1. 馬屁型：他們的存在就是為了讓上級覺得自己很重要，如接待員、行政助理、門衛。
2. 打手型：他們是僱主積極的打手，鞏固權貴利益的附庸，例如遊說者、公司律師、電話推銷員、公關。
3. 補丁型：處理本來可以完全避免的問題，比如程式設計師修補劣質代碼、航空公司前臺工作人員安撫拿不到行李的乘客。
4. 報價機型：專門寫書面文件、做些放空炮的報告，例如績效分析師、公司內部宣傳員。
5. 監工型：不必要的上級，他們管理那些不需要管理就能運作的人，沒事兒也要找點事兒給人瞎忙活，例如中層管理人員、領導力專員。
在西方發達國家，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社會中私營企業運營應該高效，然而事實卻全然相反，企業裡充斥著蘇聯官僚主義式的低效。過去一個世紀裡，農業、製造業和採礦業的就業人數大幅下降，但是其他領域的就業，比如管理和服務，在大規模增長，Graeber列舉了英美高校、醫療體系、企業行政人員的飛速增長而生產效率卻沒有提升的諸多例子。他總結，現代經濟中大量的工作，如金融、法律、諮詢、人力資源和公共關係都屬於多餘的狗屁工作。
Graeber指出，服務崗位增長不是出於經濟需要，而是為了滿足「管理封建主義（Managerial feudalism）」。封建社會中的莊園主靠剝削佃農獲取豐厚糧食和財富，佔有太多的資源使得佃農越來越窮，這些飢餓流浪的佃農最終會攻擊封建主的堡壘，引發政治危機。於是，莊園主製造了一系列細緻的招聘，僱傭佃農按門鈴、繡花、洗菜、洗衣服，沒事也要找點事兒給底下的人忙活，擁有一大堆下人端茶送水的莊園主倍感尊嚴與安全。類似的，現代僱主需要安排很多的下屬殷勤地服務，以顯示自己身份的重要，保持社會競爭地位和權力。因此，現代的薪酬關係只不過是封建社會主僕關係的翻版罷了。
Graeber從人類學的角度分析現代工作制的來源，現代工作制與奴隸制的本質是想通的 —— 你的時間不屬於你自己，而屬於僱傭你的人。在奴隸制社會，奴隸主享有對奴隸一切（包括他的時間、身體、勞動力）的所有權，隨意支配剝削。到中世紀之後，學徒制的出現使得勞動人民剝離出時間與勞動力進行販賣，賣力不賣身，在三十多歲達到精湛的水準後可脫離師傅而自立門戶。
隨著資本主義與基督教新教的興起，生產方式發生變化，工人階級到了三十多歲也不可能自立門戶，資本家需要工人更長時間的賣力，於是創造了資本主義職業道德，拉攏基督教傳教士勸說工人階級吃苦耐勞是高尚的美德，從而配合統治階級防止閒散人員破壞社會穩定。基督新教傳播著「勞動福音 (Gospel of Labor)」：人類應該像上帝創造世界一樣去工作，而且人類生而有罪，必須用工作來向上帝贖罪。Graeber痛批延續至今的新教倫理是「深刻的心理暴力 (profound psychological violence)」，更是「我們集體靈魂的一道傷疤 (a scar across our collective soul)」。
Graeber認為，創造狗屁工作是出於政治目的，現在各個國家的政黨關心的是創造工作，而不考慮工作的質量以及是否令人滿意。對於統治階級來說，擁有閒暇的人是可怕的，正應了哲學家薩特的存在主義哲學，人一旦閒下來，就會思考人存在的意義。這讓統治階級更加恐懼，不如讓這些人忙於工作，沒有那麼多時間反抗。
著名作家喬治·歐威爾曾寫道：「我相信，這種讓無用的工作永久化的本能，說到底，就是害怕群氓。他們認為這些烏合之眾是如此低級的動物，如果有空閒，就會是危險的；讓他們太忙而不能思考是比較安全的。（I believe that this instinct to perpetuate useless work is, at bottom, simply fear of the mob. The mob (the thought runs) are such low animals that they would be dangerous if they have leisure; it is safer to keep them too busy to think.）」
當1%的人掌控了社會99%的資本時，創造鞏固那1%的人的利益的崗位（比如大量金融服務和公司法務崗位）並賦予這些崗位無限的尊嚴、把拼命三郎的社會價值觀強加給職員就顯得至關重要了，從而轉移大眾對社會財富分配不均衡的注意力，讓他們幹到死也不可能擺脫貧困陷阱。經濟越是充滿掠奪性質，低效和不必要的工作就越膨脹。
Graeber指出，更讓人匪夷所思的是那些真正有對社會做出貢獻的人，比如護士、清潔工、幼兒教師、社工等這些「關懷工作者 (caring class)」，卻得不到應有的回報。美國經濟學家Benjamin B. Lockwood 、Charles G. Nathanson 和E. Glen Weyl 研究了不同職業的社會成本與效益，得出結論：對社會最有價值的職業是醫學研究員（每支付他們1美元薪水，他們就能創造9美元的價值）；對社會最沒價值的是金融職員（每支付他們1美元薪水，他們就扣除社會1.8美元的價值）。學者們警示，當社會無法按真正價值分配社會財富，經濟增長會停滯。
可悲的是，在英美等國家，一些真正有價值的職業甚至被社會標榜為卑劣的、拿著政府低保的寄生蟲。Graeber認為，這是歐洲老牌工業國家金融危機以後不願對富人徵收稅務，卻一個勁地削減福利支出，維持頂層人的收入最好的方法就是通過經濟和道德上的雙重綁架來剝削弱勢群體。
書中羅列了無數白領階層的來信，控訴被迫從事的狗屁工作讓人沒有時間追求真正有意義的人生，並且陷入自我懷疑。華爾街的律師爆料沒日沒夜地為富人逃稅起草法律文件還要不斷欺騙自己做著造福世界的工作；好萊塢編劇受不了多餘的官僚審稿程序而辭職；跨國企業的前臺小姐每天為了總裁去公司對面一幢樓開會，填寫沒完沒了的申請表格；紐約廣告製片人每天製造完全沒人看的廣告，並且炮製瀏覽數據欺騙客戶；矽谷的程式設計師受不了無聊地修理低級代碼而辭職成了作曲家；做企業傳播工作而得了重度抑鬱症的年輕人辭職靈修……書中還有案例讓人大跌眼鏡，西班牙《世界報》爆料一個六年都沒出現在辦公室的公務員在家潛心研究斯賓諾莎，還成了著名的哲學家。
Graeber引用心理學研究證明，人自從嬰兒時期起就形成了只有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才會有滿足感，而在他人的使喚下做不情願的事情只會讓人被無止境的抑鬱吞噬。對於發達國家從小就被鼓勵未來成為改變世界的中堅力量的年輕人來說，現實工作的空虛與校園時期的理想形成強烈反差，這種精神創傷是巨大的。
Graeber並沒有提出可行的解決方案，也不相信政策能做出任何改變，因為作者是無政府主義者。靠政策解決問題就暗示著佔人口3%至5%的精英階層拿捏的決定可以強加給任何人，把自己的命運交給別人，還等著別人大發慈悲，是不可能的事情。他認為，從政策層面思考社會變革是錯誤的，這意味著被統治的人自我假想成統治者，只會成為統治者的幫兇。
他呼籲人們必須從價值觀上進行突破，不應當內化統治階級炮製的工作哲學，而應該找到自我，從基層發起社會變革。社會也應該將時間歸還給人們，每個人都擁有無限的創造力，只有在對自我時間的掌控中，人才能發揮天賦和創造力。
社會應從財富取向變成價值取向，這才能真正擺脫奴役的生活，轉而邁入追尋精神價值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