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系統與個體精神健康研究的兩個範式與前兩種脈絡

2021-01-21 定量群學

將社會系統融入個體精神健康研究大體而言有兩種理論範式，四種脈絡（或路徑），這一期我們介紹兩種理論範式和前兩種研究脈絡。

 

一、理論範式

 

（一）社會結構與人格

House於1977年第一次提出「心理社會學」（psychological sociology）或社會結構與人格（socialstructure and personality：SSP）作為社會心理學的第三個面向。它擁有強調宏觀社會結構與個體的聯繫以及使用量化調查數據與統計分析方法的兩大傳統。House（1981：540-541）進一步闡述了進行SSP研究的三大原則。第一是成分原則（the component principle），要求研究者理解和認識研究中涉及的社會結構，地位或系統元素的性質；第二是鄰近原則（the proximity principle），要求明確結構成分影響個體的人際互動機制和其他中觀水平的結構機制；第三是心理原則（the psychological principle），要求明確和檢驗何時、如何以及在何種程度上宏觀及鄰近社會結構影響個體人格與行為的心理機制。這一範式對社會結構的情有獨鍾是其區別於其他社會心理學理論或視角的本質特徵，並因此被納入了社會學的研究陣營。這一理論思想的先行者包括諸如Inkeles，Mills，Homans等人，經典社會學研究如Durkheim的自殺論、Marx的異化理論亦與之相容。

 

與其他社會心理學理論相區分的還有一點，就是SSP沒有嚴密的理論邏輯體系，對這一範式的最好理解方式是通過對採用這一路徑的經驗研究的解讀，這些研究跨越了廣闊的實質研究領域，檢驗各種社會結構特徵與個體態度、價值觀、精神健康以及身體健康等個體水平結果變量的聯結機制。在這裡，我將集中為大家介紹其中社會結構與個體精神健康這一部分。

 

（二）壓力過程模型

社會結構與精神健康的研究實際上屬於上述SSP範疇，但這個領域自成一格，形成了獨具特色的精神健康社會學（sociology of mental health）研究，並發展出幾乎主宰這個領域的專屬具體理論範式——壓力過程模型（the stress process model）（Pearlin et al., 1981）。這一模型強調低社會地位與高精神痛苦水平的聯繫模式（通常是負向關聯），並且認為壓力暴露假設（exposure hypothesis）與壓力脆弱性假設（vulnerability hypothesis）是解釋前述聯繫模式的兩個核心機制。

 

二、四個研究脈絡


在這裡，我使用社會系統（social system），而非社會結構作為標題的原因在於，前者可以容納文化元素在內，至於二者交叉作用於個體行動者的方式幾乎又可以自成一文，這裡不再深入。以下基於SSP三原則，我選取探討宏觀社會結構（以社會經濟地位為例）、社會文化（以族群研究為例）、中觀鄰近結構（以社區研究為例）、個體心理機制（以角色認同為例）影響個體精神健康的四篇經典研究，分別討論他們如何以量化的方式將這些層面的社會系統及社會心理變量與個體精神健康聯繫起來。四篇論文無法深入和覆蓋整個主題，更無法深究這些水平的變量之間交互作用的複雜機制。唯望通過截取一部分結構、文化、情境融入精神健康研究的具體呈現方式，為感興趣的讀者提供一些深入研究的思考線索。

 

（一）社會經濟地位與個體精神健康

這一脈絡的研究多將社會經濟地位（SES）當作個體屬性加以測量，如個體的收入和教育水平。大規模社會流行病學調查結果發現社會經濟地位與精神疾病的負相關關係模式高度穩定，無論以社會經濟地位綜合測量或單個元素測量為自變量，無論以一般化的精神痛苦（psychological distress）程度（如抑鬱和焦慮症狀水平）或具有診斷意義的精神疾病（如精神分裂症，酒精與藥物依賴症）為因變量時均是如此。精神健康社會學早期研究主要聚焦於描述這種結構與精神健康的關聯模式，並試圖解釋其聯繫機制。其中，基於壓力過程模型的壓力暴露機制和壓力脆弱性機制是最主要的解釋路徑。在這裡，我選取一篇經典研究呈現這一脈絡的量化研究特點。

 

McLeod & Kessler（1990）基於五個對一般人群的流行病學調查數據，用OLS回歸檢驗了社會經濟地位會影響個體面對不利生活事件（life events）的脆弱性的假設。這種脆弱性被操作化為SES與生活事件的交互項對精神痛苦的影響。作者將常見的生活事件按意義區分為六個類別（包括收入損失、健康受損、分居與離婚、失去其他所愛的人、所愛的人死亡以及社會網絡受損相關事件），並將SES區分為收入、教育與職業聲望三元素，一共構造了二者之間48個交互項。結果發現，SES三個元素全貢獻於個體對所有類型的不利生活事件的脆弱性。低收入，低教育水平和低職業聲望都會使你面對不利生活事件時更脆弱，反映為更強烈的精神痛苦。可以看到，研究設計與結論都很容易理解。基於此，作者進一步提出SES不僅通過制約經濟資源，更可能通過塑造抗逆性人格特質等非經濟資源影響個體脆弱性。這方面的研究在早期佔據主流，已獲得廣泛認可。

 

（二）族群與個體精神健康

美國的精神健康社會學研究還特別關注種族（race）和族群（ethnicity）與精神健康變量的聯繫模式和機制。前者多被視為一種生物或者社會性的建構，與社會經濟地位一樣，被視為一種社會地位。作為一種宏觀社會結構的指標，研究者多關注區分種族與社會經濟地位各自對精神健康的獨立作用。而族群更多的被定義為一種基於共同的出生地而共享一種文化及價值觀念的群體類別，文化共同性是族群中的個體相互聯繫的紐帶。作為一種文化傳統的表徵，族群與精神健康的研究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族群類別和族群文化對於精神健康的定義、測量及診斷的影響；二是族群文化影響精神健康的機制。在這裡，我們只集中介紹一篇定量論文，以解釋如何將族群所代表的文化納入到精神健康社會學研究中，窺探文化力量對精神健康的作用機制。這篇論文來自Mossakowski（2003），主題是關於族群認同（ethnicidentity）如何保護菲律賓裔美國人的精神健康。

 

族群認同代表一種文化觀念和基於文化的日常生活行為實踐，是一種社會化中習得的文化特質，包含了一種「族群驕傲，族群文化實踐參與，以及對自己所屬族群的文化承諾感」（p. 318）。族群認同是族群自我概念的一個維度，積極的族群認同可能有助於抵禦種族歧視及其他類型的歧視對自我概念的傷害。因此，作者提出了兩個研究問題：一是族群認同是否對精神健康產生直接影響（主效應）；二是族群認同是否作為一種壓力緩衝（stress buffer）幫助人們應對歧視的負面精神效應（調節效應）。

 

首先，族群認同是一個涉及族群身份的情感、態度、知識和行為的綜合連續體（p. 322），主要基於自評的族群認同顯著性（self-assessed ethnic identity salience）對其進行測量。作者用一個包含11個項目的族群認同量表（分為個體對族群身份的認可度，對族群特有文化行為的參與度，對族群的積極態度，對族群歷史和文化知識的興趣等維度）測量族群認同的水平或者對族群文化的承諾度。其次，針對另一個核心自變量——歧視，作者測量了兩種類型的歧視。一是感知的終生種族/族群歧視；二是日常生活歧視。研究的因變量是通過SCL-90-R中的抑鬱分量表測量的受訪者過去一個月中的臨床抑鬱症狀。

 

整個研究的分析模型十分簡單。作者使用OLS回歸構造了嵌套回歸模型，首先檢驗了族群認同的主效應，發現相互控制後，族群認同對菲律賓裔美國人的精神健康產生積極的效應，而歧視感知具有顯著的負面效應；在進一步模型中加入了族群認同與兩種歧視感知的交互項，發現族群認同能顯著緩解歧視感知對抑鬱的增強效應。作者得到結論，族群認同對菲律賓裔美國人而言是一個關鍵的壓力緩衝機制和應對的文化資源，幫助他們減輕歧視的負面精神健康效應。研究結論提示我們需要更加關注不同的文化對精神健康的作用機制，進而發現更為有效的針對不同族群的壓力應對資源。


未完待續......


參考文獻

House, J. S. 1981. 「Social Structure and Personality.」 Pp. 525-61 in SocialPsychology: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edited by M. Rosenberg and R. H.Turner. NY: Basic Books.

McLeod,J. D. and R. C. Kessler. 1990. 「Socioeconomic Status Differences in Vulnerabilityto Undesirable Life Events.」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31(2):162-72.

Mossakowski, K.N., 2003. 「Coping with Perceived Discrimination: Does Ethnic Identity Protect Mental Health?」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behavior 44 (3): 318-31.

Pearlin, L. I., E. G. Menaghan, M. A. Lieberman, and J. T. Mullan. 1981.「The Stress Process.」 Journal of Healthand Social Behavior 22 (4):33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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