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在《論戰與道德》一文中講了一個小故事:上世紀初南太平洋的爪哇島上有一群土著居民,此種人生來勇敢,但是有潔癖。因為這個緣故,他們無懼槍林彈雨,卻不敢朝著穢物衝殺。荷蘭殖民軍和他們作戰時,就把屎撅子劈面擲去,使他們望風而逃。王小波講這個故事的語境是,他發現自己在和別人探討純粹的學術問題時,經常遭遇道德方面的非難,這種指責就像飛來的糞便那樣讓他膽寒。
筆者之所以想起這個故事,並不是說現在的學術領域已經變成了一個屎撅紛飛的場所,但其中的確有令人膽寒的味道。
近日清華大學教授汪暉「抄襲門」事件鬧得沸沸揚揚,「挺汪派」和「倒汪派」的口水戰漸趨白熱化。昨日《京華時報》報導說,繼7月6日63名中外學者聯名發出公開信要求中國社會科學院和清華大學成立調查委員會調查汪暉涉嫌抄襲事件後,7月9日,又有近百名海外學者給清華大學校長寫公開信,這些學者稱在汪暉的著作中沒有發現任何剽竊現象。
一名教授涉嫌抄襲,居然引起學術界曠日持久的論戰,眾多知名學者裹挾其中,委實令人驚嘆。汪暉先生的著作是否抄襲他人作品,在未有權威的調查結論之前,筆者不敢妄下斷言,但這場口水戰中的有些觀點,包括探討問題的方式,實在不敢恭維,竊以為聞上去很有些「屎撅子」的氣味。
「挺汪」的理由大致有三,一是懷疑率先在媒體上發表質疑文章的南京大學教授王彬彬「動機不純」、「態度不好」,有「門戶之見」;二是汪暉先生是著名的公共知識分子,所謂「新左派」的領袖人物,這樣的人怎麼會抄襲呢?三是汪暉先生的《反抗絕望》發表於上世紀90年代,那個時候何謂抄襲,標準不如今天嚴格。
筆者以為,這些觀點都偏離了正題。「抄襲門」的核心問題是汪暉先生的著作是否抄襲他人作品,至於質疑者的動機,無關真相本身。就算王彬彬先生「動機不純」,也不能說明他的判斷一定是錯誤的。如果有確鑿證據證明汪暉先生沒有抄襲,你直接告王彬彬先生誹謗就行了,扯這些做什麼?我們的學術界一直以來有個通病,如果想批評一位學者觀點有問題,先找出他的道德瑕疵,比如一位學者是研究同性戀問題的,有人就會說,他怎麼對這個問題如此感興趣?以此推斷出該學者的研究結論純屬歪理邪說。
至於說汪暉先生著作等身、德高望重,更是不能必然推導出他不會抄襲。二十多年前評價一部學術著作是否抄襲的標準相對寬鬆是實情,但若以今天的標準視之,汪暉先生果真有抄襲行為的話,這個理由只能作為對汪暉先生「減刑」的依據,而不是「定罪」的依據。
近百名海外學者的公開信中,除一再強調汪暉先生是海內外知名的重要學者、素有「學術誠信」外,又拿出來一個「挺汪」的新理由,即「抄襲門」是「有組織的媒體攻擊」,還危言聳聽地說媒體習慣於對特定學者發起無端攻擊,「合乎邏輯的下一步就是對大學本身進行攻擊」。以筆者目力所及,還沒有哪一家媒體肯定地說汪暉先生抄襲,迄今為止的報導都是基於事實的「存疑」,怎能說是「無端攻擊」?將一個嚴肅的學術風氣問題轉移為對媒體的口誅筆伐,很讓人懷疑其「動機」和「態度」。
「抄襲門」事件的塵埃落定有賴於權威機構的調查,可到目前為止,無論是汪暉先生的司職單位清華大學,還是當年授予汪暉先生博士學位的中國社會科學院,都沒有成立調查委會員的意思。清華大學一負責人在接受《京華時報》記者採訪時稱「學校非常關注學術界對於此事的討論」,是否抄襲是一個需要長久討論的問題麼?打個不怎麼恰當的比喻:兩群人在街上打群架,一個管片的警察看見了,卻饒有興致地在一旁觀看,全然忘記了自己的職責。(首席評論員 姚文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