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學裡待了十多年，江沈紅見慣了一門心思考公務員的學生，有些從大二就開始準備，有些考了三四次還在考。可是當一個畢業後在基層做公務員的學生回來告訴他「工作不開心」，問他該怎麼辦時，他不知道怎麼回答。
這時，已是湖北經濟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副院長的江沈紅才意識到，他和許多人一樣，並不了解基層公務員在做什麼，工作生活到底什麼樣。
在自己四十歲的時候，他決定體驗一把。抓著湖北省委組織部每年都會組織博士團服務活動的機會，他安頓好在武漢的媳婦和上小學的兒子，經歷8個小時的山路顛簸，成為神農架林區文體新廣局的一名掛職副局長。
每個夜晚，對著臺破舊的聯想電腦，江沈紅將每天所見所感一字一字敲下來，總共積攢了30萬字、96篇掛職日記。武漢大學國家文化創新研究中心副主任陳波教授評價，這些日記「記錄了基層公務員現狀」。
10個通過了招考要來的大學生，真到報導的時候走了6個
「下午，當我進入辦公系統一看，有50個待處理文件！」某個夜晚，掛職副局長江沈文重重地在電腦上敲下這行字。
他已經不記得是哪一天。這個做了10年輔導員，管了9年學生就業工作的副院長到了神農架才知道，這幾乎是基層公務員每天的生活。
江沈紅曾統計過各科室加入省級工作QQ群的情況，發現各科加入的省級工作群接近50個了。「如果每個群一天只發布一件事情，一天就有50件了，這還不包括區一級的工作群。」他說。
而且，各個辦公室門前基本掛著兩三塊牌子，法規科、掃黃打非科、產業科都在一個辦公室。
與繁雜工作相對應的，是緊巴巴的編制。幾個科室裡「最富裕」的是管著掃黃打非科和產業科的鄧科長，手底下有五六個兵。新聞科、廣電科只有「科長光杆司令一個人」。
「有時候這個人去開會，辦公室裡連接電話的人都沒有了。」江沈紅說。即便管著最多人手的鄧科長，也是常常晚上12點才回家。
當晚，他將這些困境一字一字地敲進了電腦，「上面千條線，底下一根針」，他感嘆道。
其實一開始，江沈紅聽說是被分配到林區黨校。「前四年的博士團服務，文體新廣局一直沒分到人，他們很想要一個人才。」
在某次會議上，他聽到當地某個書記說起有一次招聘，「10個通過了招考要來的大學生，真到報到的時候走了6個。」
如今，局裡工作人員的平均年齡超過40歲，「正規本科院校畢業的是少數」，高學歷的人更不用提了。
江沈紅想起了那個考上村官過得不開心，然後又到上海找工作的學生。在一年的掛職中，鎮上不少有心思的人如同他那個學生一樣，試圖再次考到更高一級的部門，離開神農架。
「在這裡，往上走太難了。」鄧科長曾向他感慨。
同剛進入體制內的年輕人一樣，鄧科長進入文體新廣局時，也曾有過好好幹朝上走的想法。然而在這個有著將近1000名公務員的林區，整個區有四個副廳，七個正處。他們的局長，年過50的一把手，幹過鄉鎮書記，幹過環保局副局長，終於在進入體制內的30多年後成為正科級的局長。
作為掛職副局長，江沈紅分管了辦公室、新聞出版科。在一年的時間裡，辦公室主任換了三個人，「這是基層缺人的一個真實寫照」。
如今的主任是40多歲的劉姐。曾有局裡的人感慨，劉姐幸好是單身，不需要照顧孩子丈夫。否則，這樣沒有周末、接待領導很晚回家的日子得引來多少家庭糾紛。
來到神農架時，江沈紅已是湖北經濟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副院長，按照行政級別是副處，而局長雖是一把手卻是正科。因不會開車的局長常外出，江沈紅兼任了局長的司機。「副處來給咱們開車呢，」局裡的人開玩笑道。
「青蛙，在河裡的時候歸水利局管，到了岸上就屬林業局管了。」
剛進入文體局這座牆皮早就脫落的四層樓房時，「文體新廣」四個字一度難倒了博士江沈紅。
在武漢，他聽過文化局，知道體育局，也明白有新聞出版局和廣電局，可「文體新廣」這四個字還是第一次聽說。
局長曾開過這麼一個玩笑，如果不用簡稱，辦公樓門前的那塊白底黑字的大牌子裝不下「文化體育新聞出版廣播電影電視」這十四個字。
事實上，去年6月份文體新局與廣電局合併，才有了第四個「廣」字。而文體新局則在江沈紅去掛職之前就已經過了三家的合併。
在掛職日記中，江沈紅對文體新廣局做了細緻的介紹，位於湖北西部的神農架林區是省直轄縣級行政單位，文體新廣局，對上承接著湖北省文化廳、省文物局、省體育局、省新聞出版廣電局、省體彩中心五家上級主管部門。對下則負責著3000多平方公裡的8萬多居民的文化體育事業。有著9個科室和6個二級單位，以及37人的編制。
兵最多的鄧科長，因為要對接省裡文化廳、體育局、新聞出版局的六七個處室，工作並不輕鬆，「沒有停的時候。」
在被納入國家公園體制試點之前，神農架因為是國家級的森林保護區，世界地質公園和生態旅遊區，同時受到林業局，國土資源局和旅遊局等幾個部門的多方管理。「誰都不願少管，真有事又不知道找誰」曾是一種常態。
「這土地是荒土時歸國土資源部；土上長了草，歸農業局；長了樹就歸林業局。」局長曾經告訴他。
更有意思地是山裡的湖泊，當湖泊裡的水超過6米，歸水利；低於6米則是溼地，又歸林業局。
事實上，江沈紅還聽過一個更傳神的描述——兩棲動物青蛙。青蛙，在河裡的時候歸水利局管，到了岸上就屬林業局管了。
「你說這到底歸誰管？」江沈紅不止一次地拿這個青蛙開玩笑道。
沒人樂意回答這麼「較真」的問題。
江沈紅和局裡的人也曾疑惑過，文化體制改革，為什麼基層的都合併了，省裡的幾家怎麼不湊一塊弄個「大部制」呢。
辦公室主任劉姐，就曾碰到省裡兩個局在同一天上午開會的情況。「不過好像後來基本都學聰明了，從周一到周五一字排開。」
事實上，在過去十幾年中，相關文化產業部門的合併，作為文化體制改革的核心內容已在進行，各地文化局、廣電局、新聞出版局、版權局、文物局、體育局及掃黃打非辦公室等部門都在精簡整合中。
廣電研究專家吳純勇曾在2013年做過一份調研報告，截至當年1月，全國210多家地級市、自治州、盟、地區等完成了文化局、新聞出版局、廣電局等部門的整合，整合的新部門多數以「文化廣電新聞出版局」對外掛牌。
可是在吳純勇的調研中，以省為建制進行合併的，也只有海南省一個地區。
在吳純勇看來，這是一場自下而上的改革，「即文化體制改革所涉及到的區域絕大多數以縣、鄉、鎮為主，然後再由地級市進行部門整合，最後是省級和直轄市層面。」吳純勇稱。
於是，江沈紅和同事的疑惑也只能在省級改革牽涉更多的人員、部門、職務配備難題前止步，「全國大環境都是這樣嘛」。
在這裡，政府的手不能不伸長，不然文體這樣的產業永遠做不起來
局裡忙碌的細節被他一字字敲進電腦，在完成這篇掛職日記的同時，他也曾想過，局裡的忙碌除了應付上級主管部門，配合旅遊局等部門，是不是也與「管的太多有關」？
直到後來，楊鈿的出現解答了他的問題。
楊鈿是堂紡疊繡的唯一傳承人，當地民間刺繡的典範，也數次出現在博士江沈紅的掛職日記中。曾一度放棄刺繡的楊鈿如今有了省級的非遺基地，有了基地，她傳授技術給附近的村民，然後回收村民的刺繡品。
「去年的義烏非遺產品展覽、武漢非遺展覽，文體局都是自己要了展位，讓堂紡疊繡去展示，打開銷路。」江沈紅回憶道，「有些費用都是局裡出，真是賠錢給他們賺吆喝。」他開玩笑道。
為何不讓市場的力量做？
「因為這裡沒市場。」他走了一圈，發現整個林區很難找到一家正規專業的文化公司，地廣人稀以及還在關注如何多賺錢的居民更是談不上多樣文化的需求。
「與其開文化公司，他們更願意幹水電站，開賓館，賺錢快啊。」江沈江說。
在他的30萬字的掛職日記中，去外地參會參賽調研的日程不斷地出現。「深圳廣東這些發達的地區，市場都開始創造需求。這些地方，政府的手不用伸得長，監管好就成了。可在這裡，政府的手不能不伸長，不然文體這樣的產業永遠做不起來」。他說，政府就如同大家長，手把手地把他們帶出去。
在當地，像政府這樣伸手的例子並不少見。去年，林區政府推出政策助推當地民航及旅遊市場，就曾規定對旅行社組織航空旅遊團隊入港旅遊等予以最高100元的獎勵或補貼。優惠的差價由政府補貼。
事實上，以生態多樣性而著稱的神農架在發展上一直處在進退兩難的境地，涉及開發的舉動總會引來外界的特別的關注。2013年，神農架林區在機場建設上就引來外界諸多質疑；如今在大九湖的管理上也引發了爭議。
「機場的事情我也有耳聞，可政府如果不作為，從山路走出去要幾個小時，顛簸得吐，又怎麼指望別人進來，市場又怎麼培養，文化怎麼走出去？」江沈紅嘆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