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 年，法國人 Michel Bonnin 17 歲，他想去印度流浪。
印度是那一年很多歐美青年的靈魂歸宿之地。就連甲殼蟲樂隊（The Beatles）也在 1968 年 1 月前往印度尋求精神導師。
和掛在脖子上的彩色珠串、圍成一圈互相傳遞的大麻菸捲、隨時隨地發生的離家出走一樣，印度是 1968 前後許多歐美青年認為理所當然的生活組成部分——歷史似乎沒有給這個時期什麼眷顧，只用 「烏託邦」 形容這群年輕人對社會的期望，還留下來 「嬉皮士」 這樣的代號稱呼他們。印度代表對世界大同、世界危在旦夕的認知，尋求佛教徒和神秘主義的幫助，成為資本主義世界青年們的靈魂安慰。
從紐約、巴黎、倫敦、柏林、布拉格到東京與墨西哥，青年都在表達自己對現實的不滿。不滿的具體所指各種各樣，反對集權主義、反對僵化教育體制、反對戰爭、反對消費主義、反對控制……有的時候甚至沒有什麼具體所指，只是為了彰顯自己的話語權——有一個著名的口號，叫做 「禁止禁止」 。
"禁止禁止" 的標語（圖 / Wikimedia）
他們是嬰兒潮一代，Michel Bonnin 後來的總結則是 「我們是全球第一代青年。」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一、二十年間，全球各地爆發出生潮，這段時間出生的人，被稱為 「嬰兒潮世代」，不過具體時間，各地有些不同。1965 年到 1970 年期間，每名婦女平均生育率是 5.0 個孩子。這樣的速度與數量在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
以 Michel Bonnin 所在的法國為例，根據聯合國人口統計司的數據，1948 年法國的人口數約 4100 萬，到了 1968 年增加至 4991 萬人，20 年間增加 800 萬人以上。
其中，大學生的成長更是明顯。1958 年法國的大學生只有 17.5 萬名，到了 1968 年已經到了 53 萬名。
不光是全球人口暴增，戰後各國積極恢復經濟活動。1945 年到 1975 年，法國歷經了一波經濟增長，正式進入消費社會，這段期間的法國經常被描述為 」光輝三十年」。
如此劇烈成長的人群，各國政府應接不暇。法國的高教系統因為滿載的大學生，面臨許多問題，不僅校園不夠用，傳統的教學與體制也無法讓大學生感到滿意。
1966 年，斯特拉斯堡的大學生發表一篇論文《論學生生活的貧苦》（On the Poverty of student life）：「在法國，除了教士和警察，學生是遭受到輕視的存在。大學曾經受到尊敬，大學生曾經是他們驕傲的孩子。但現在他們錯過了那個時代，現在的教育系統目標是培養機械化培養專門人才。現代經濟體制只是要求大規模無教養，也不具備思考能力的學生。」
客觀地說，年輕人擁有上一代所沒有的物質生活，但他們並不開心。自由主義的、左翼的、前衛的思潮在各個角落迸發。儘管每一名受教育的大學生，對世界都有著不同看法，他們卻有個共識：現在的社會太糟糕，我們要改變世界。
1968 年抗議的年輕人（photo by Jean-Claude Seine ,《MEI68》
Michel Bonnin 就看不起他媽媽買的洗衣機。並不是洗衣機本身就什麼不好，而是當時的他認為，辛勤工作，不過就是為了一臺洗衣機，這件事本身 「實在很沒意義」。
有意義的事情是去印度，過著像傑克凱魯亞克（Jack Kerouac）寫的小說《在路上》那樣的生活（雖然凱魯亞克大了他十幾歲），或者至少不要像他爸爸一樣，做個老師安度一生。
正如美國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Margaret Mead）在她的名作《代溝》裡闡述的觀點：傳統通過老一代傳授經驗以鞏固社會知識結構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在 1960 年代，社會變化加快，知識、記述和生活模式不斷更新，年輕人首先感受到了社會的變化，老一輩則裹足不前，什麼都看不慣，很快就變成了孩子們的小學生。
知識易主。隨著知識易主，權力也必將易主。所謂 「烏託邦世代」 的時代背景，便是要求 「老傢伙們」 讓位的時代——當然，要求歸要求，這場訴求分散、缺乏目標和解決方案的運動，註定只會給歷史留下青春的迴響。「禁止禁止」，然而拿什麼取而代之？誰來提出取而代之的方案？這些都成了飄蕩在空中的羽毛。這也是這一批人的青春被稱為烏託邦的最終原因。
回顧 1968 年的新年之初，各國對未來試圖展現出一種積極的態度。《紐約時報》的頭版標題寫著：「世界辭別了動蕩的一年，紐約城降下瑞雪」；聯合國則宣布這一年是世界人權年。至於已經在法國執政 10 年的夏爾·戴高樂總統（Charles de Gaulle）則向民眾宣示：「我祝福 1968 年成為祥和的一年」。
與此同時，美蘇冷戰籠罩、越戰炮火不間斷、美國黑人民權運動突圍、左翼組織聲勢高張、女權主義興起、性解放運動箭在弦上。
然後就是我們熟悉的躁動的青年。在法國，資產階級的孩子們形成一股 「五月風暴」，並因為意外獲得了工人階級的附和，讓整個巴黎陷入癱瘓（雖然年輕人們後來遭遇了「背叛」）。
當時法國社會的左翼勢力慢慢浮出水面，無論毛派、託派，他們各自有擁護主張。聲音不可謂不混亂。許多人把五月風暴與當時中國的文革相比擬，但 Michel Bonnin 不接受這樣的比擬，在他眼中，文革和五月風暴本質上完全不同。
現年 69 歲的 Michel Bonnin，早就有了一個中文名「潘鳴嘯」，目前是法國高等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教授，以及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中心的客座教授。當他談起五月風暴時，依然忘我，他一點都不後悔曾參與這場運動，儘管後來失落過。實際上，他所從事的學術研究，包含對中國上山下鄉知青運動的研究，都與 1968 年緊密關聯。
2008 年，法國知名雜誌《新觀察家》（Le Nouvel Observateur）做了 「五月風暴」 40 周年的回顧，標題寫著《一場翻天覆地的假革命》。這是一些人對五月風暴的評價，畢竟那場期待推翻戴高樂政權的運動，最終沒有獲得成功。不過，還是對社會起了深刻的影響，並且成為後續幾十年的改革方向。
法國反越戰的群眾（圖 / manhhai＠flickr）
如今是五月風暴的 50 周年，也是 1968 這一代、或者說烏託邦世代的 50 周年。《布拉格之戀》的編劇讓克勞德卡利耶爾在那本《烏託邦年代》裡形容當年人們珍視的烏託邦如今已經變成了乞兒，「歷史欺負它，電視新聞壓得他抬不起頭，人類社會的種種不斷地否認它，但是，它是一首倔強的歌，很可能永遠也打不倒，摧不毀，它是我們生命的實體中一個不可少的組成。」
潘鳴嘯最終沒有去成印度。他的護照被爸爸沒收了。但他說 1960 年代從未離開過他。
他的自述，或許可以幫你更了解當時一個年輕人到底經歷了什麼。
我們是 」被寵壞的」 全球第一代青年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法國經濟發展一直很好，全球都往現代化邁進。
我說我們是「全球第一代青年」，因為這是第一代有這麼多年輕人可以上學，這很重要，以前可沒有 「青年」 這個概念，除了一小部分菁英，大部分人小學畢業之後就要去工作了。
我說的 「青年」 是指有思想的一群人。「青年」 當時也變成一群消費者，很多公司都專門要給青年做產品。也因為青年有時間，可以思考改變世界，那個時候我們真的相信可以，有這種樂觀。我們覺得必須保護自己的利益，改變那些受不了的傳統。
我家不是什麼有錢家庭，我父親是小學老師，母親是打字員。因為經濟發展，儘管他們的工資不高，但在我十幾歲時，父親就買了一臺汽車，雖然是比較破爛的汽車，但有車就可以去度假，還是很好的事，幾十年前根本不可能。
可能是變化太快了，我對消費社會真的很反感，父母都不反感。像我媽就很開心有臺洗衣機，以前他們要手洗，但我覺得你拼命工作，只為了買一臺洗衣機，實在很沒意義。
從客觀角度來看，我們確實是幸運者，但我們當時根本不知道，只覺得那是正常的事，最不正常的就是我們的精神生活。
我們被寵壞了。
高三的時候，有一天我跟父母說 「我要去印度流浪」。
高考之前，我對念書不感興趣，跑去做一堆別的事，像是學習當演員、學習彈鋼琴等。後來我就決定跟朋友相約去印度。
當時我看了一本書叫做《在路上》，還有一本是說詩人去印度流浪、抽大麻、寫詩。這種生活我很嚮往。我覺得我是一個反叛的青年，不想當個普通人，更不想在消費社會裡當個普通消費者。
這種社會太庸俗，我們對精神要求可是很高的，像我就對印度和中國的道教就很感興趣，那是一種反叛主流社會的傾向。當時我還寫詩，可以說是一個文藝青年。
在這之前，我曾經跟一個朋友搭順風車去摩洛哥、土耳其，那裡很多傳統的東西，像是漂亮的籃子、碟子，但他們卻不要，反而想要塑料的東西。我就覺得塑料的產品有什麼好的。
搭順風車期間，我們在車站月臺上睡覺，反正什麼都做過。
期間因為高考放榜，朋友沒考上，必須趕回巴黎準備考試，我把身上的錢都給他買火車票，最後我只剩兩三塊錢，只好一路搭順風車回去。回到法國的時候，我已經餓了兩天，只能在街道上喝水。
當時，搭順風車旅行還是比較普遍、流行的事。我們後來知道是很危險的事，有些人搭順風車就被打、被強姦。
很有意思的是，因為德國人很保守，他們覺得 「搭順風車」 這件事實在太危險，但既然你們做了，只好幫忙，所以就一定要帶你們上我的車，免得發生什麼事。所以說，德國人的車最好攔。
最後，我沒去成印度，因為我的護照被我爸收起來了。
我朋友獨自去流浪了，也就是說，1968 年他不在法國。等他從印度回來之後，我覺得我們沒有共同語言了。因為我的變化很大，他沒變。所以說這個歷史事件，不但產生客觀變化，也有主觀變化。
法國的大學教室裡掛著馬克思的標牌（圖 / Wikimedia）
都是混凝土建築的大學校園，很沒氣氛！無趣！
1968 年 3 月，一篇發表於《世界報》的文章〈法國人百無聊賴〉，說明法國正變成這樣一個社會：毫無特徵、非個人化的工作人員專心於一系列沒完沒了的、毫無意義的官僚差事。社會生活凝結成一場徒勞無功的、日常熟知的例行公事，這種情形被貼切地概括為「地鐵——工作——睡覺」。
我的父親是小學老師，他希望我也當老師，但我才不想當老師，不想跟父親一樣。
搭順風車期間，父親安排我去法國高等師範學校上備課，那是法國最菁英的高教。我父親當然希望我上這所學校，因為我成績很好，他覺得是可能的。
我一去上課，就覺得很悶。哎呀，那些同學我真的受不了，他們都是一群小官僚，明明這麼年輕，心態好像很老了，而且這裡還要上很多課，像是我討厭的地理課，所以我就自己退掉了，跟父親說我要上普通大學。
最後我去南泰爾大學，我決定學哲學。
我 13 歲就看了薩特，其實我不太懂，但我覺得很時髦。我受到他的影響不是政治影響，我很反對他對中共的認同，那是不行的，但我覺得他對自由的闡釋與理解，影響我很深。
就讀南泰爾大學的決定，並沒有引發家庭革命，畢竟自從我說要去印度流浪之後，父親覺得只要我還肯上學，他就滿意了。
其實，我選擇南特爾大學就只是因為離家近，不過因為學校才蓋沒多久，周圍什麼都沒有，只有一個北非移民的貧民窟。戈達爾（Jean-Luc Godard）還拍過一部片《中國姑娘》（La Chinoise），裡面有很多南泰爾大學的鏡頭，因為覺得是很特殊的現象。我們學校真的很怪，什麼都沒有，只有幾棟混凝土的現代大樓。
那個時候有很多年輕人上大學，政府就蓋一堆新大學，有些還是軍隊用的地方。這種校園真的沒有氣氛，全是混凝土的樓，灰色的牆。
不過，索邦大學就不一樣，他們有幾百年歷史，那些建築就很好。南泰爾大學就像是沙漠裡突然出現幾棟樓。
我在想，我們會有極端的思想，跟這個環境可能是有一點關係。
從「性自由、性解放」 開啟的五月風暴序曲
潘鳴嘯所就讀的南泰爾大學（也就是巴黎第十大學），在 「五月風暴」 時起了關鍵影響，當時這裡有個別稱是 「瘋狂的南泰爾」，好幾個學運組織與領袖，包含人稱 「紅色丹尼」 的學運領袖丹尼爾·柯恩·邦狄（Daniel Cohn-Bendit），全來自南泰爾大學。
由於當初為了應付人數滿載才建的校園，南泰爾大學的附近根本來不及規劃，學生完全沒有休閒去處。了無生氣的校園，加上一大群年輕氣盛的青年，形成諸多不滿。對於學生來說，宿舍變成唯一的休閒去處。但當時有個保守的規定，只有年滿 21 歲或是有家長許可，女生才可以進入男生宿舍，反之，男生不能進入女生宿舍。因此引發 1.1 萬名南泰爾大學生求宿舍探視權。
1967 年 3 月開始，就有男學生要求進女生宿舍，因為抗議行動，還有學生被罰，但一直有人抗議，隔年也有。
直到現在，還是有很多人笑我們的運動是從要求進女生宿舍開始，但很有意思，因為這也是我們很重要的要求，就是要求性自由、性解放。
我記得有次學校蓋了一個新的遊泳池，青年部長弗朗索瓦·米索夫（Francois Misscoffe）來了，有一個學生，也就是後來很有名的丹尼爾·柯恩·邦狄，跑到部長面前說：「部長先生，我讀過您關於青年問題的白皮書，裡頭沒有一個字是關於性問題的」。
部長回他，「你跳進遊泳池，就不會再想這個問題」。柯恩·邦狄回應部長，「你可以當希特勒的青年部長」。我覺得，柯恩·邦狄就是這個時候開始有點領袖氣息。
其實我有朋友，他們還是學生的時候就同居，後來女生懷孕，想要墮胎，但墮胎當時是非法的，最後只好找黑醫生（非法醫生），還得借錢。那個時候，我就覺得太可惡了，為什麼不允許墮胎，法國傳統天主教的影響社會很多，戴高樂正是代表這種思想的體現，所以我們更覺得需要自由、開放的社會。
另一方面，我 19 歲以前本來對男女關係很害羞，但後來那個什麼性解放運動就成功了，至少在我身上。
我一開始不太自信，但你鬧革命哪還有什麼時間想這麼多，就要全部投入。那個時候我開始留鬍子，因為鬧革命沒時間刮臉啊！後來，我發現女孩子好像喜歡留鬍子的男孩子，所以就繼續留鬍子到現在。
我想所有革命裡都會讓每個人更興奮，這絕對是包含在性方面。革命時期，這方面會很投入。
1968 年，法國社會的左翼勢力興起，毛派、託派各自有擁護者
在貝多芬協奏曲的狂響之下，學生佔領校園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大眾媒體發達了，全球的事情我們很快就會知道，也可以馬上看到照片和影片。那個時候最重要的事就是越戰，我們每天在電視、報紙上都會看到很多報導，還有一些很可怕的照片。
我覺得這個社會怎麼可以容忍這麼殘酷的戰爭，雖然我們不像美國人感受直接，因為我們不需要當兵，但還是覺得西方世界，有很多不道德的問題。
法國和美國作為主流社會，為了反共，什麼事情都做得出來，再加上那個時候非洲、南美洲也發生一些事，令我們不高興 。
3 月 21 日我們學校有個學生被抓了，因為他反對越戰，跑到巴黎市區的美國捷運大樓外面把櫥窗打破，接著就被警察抓了。
後來有一些活動分子在學校裡示威，他們決定透過佔領行政大樓來抗議。
那一天，行政大樓剛好有貝多芬協奏曲的音樂會，我跟我女朋友剛好買了票去聽，因為學生很多，所以柯恩·邦狄想把握機會，音樂會結束的時候，他突然衝上舞臺，接著就向底下的觀眾說，我們佔領行政大樓、反對大學不保護學生、要求釋放學生，反對越南戰爭，還成立了一個新的組織。（註：組織名稱就是 「三二二運動」 ）
當時，臺下的一些觀眾覺得柯恩·邦狄想幹嘛，有些疑惑，但我一點都不反感，反而對他印象很深，覺得這個人很會說話。
有趣的是，2008 年我在布魯塞爾跟柯恩·邦狄在一場會議遇見，我們一起喝咖啡，我提醒他這件事，結果他還記得當天是貝多芬的鋼琴協作曲，我稱讚他記憶力很好。
法國五月風暴學運領袖丹尼爾·柯恩·邦狄（圖 / thierry ehrmann@flickr）
關閉南泰爾大學，觸動 「五月風暴」
從 4 月底開始，幾乎每天，法國各地都會有零星抗議活動。每一場抗議都激化了學生與政府之間的矛盾，同時也把柯恩·邦狄的地位往上推高。
5 月 2 日，巴黎大學總部因為 」三二二事件」 召集柯恩·邦狄與其餘 7 名學生。此舉引發南泰爾大學學生的抗議，他們在課堂上鳴笛、作亂。南泰爾大學校方還向教育部長建議關閉校園。接著，南泰爾大學的學生跑到了巴黎市區的索邦大學。隔天，索邦大學校長讓·羅什（Jean Roche）向警察局局長莫裡斯·格裡莫（Maurice Grimaud）發出了書面申請，請求」清除」索邦大學的庭院。
一開始，我們學校關閉的時候，我先回家做別的事，畢竟那時候不像現在有微信、網際網路，大家信息沒那麼流通。不過後來我知道，原來南泰爾大學的學生去了索邦大學，但沒想到，索邦大學的校長叫了警察。
從中世紀開始，法國就有個傳統，警察不允許進入大學，除非校長要求他們這麼做。我們認為學生可以自己解決學生的問題。
5 月 6 日警察把學生從索邦大學趕到街道上，這反而是更壞的，因為在街道上容易跟警察起衝突，當時警察是很兇的，他們都用棍子打人，大家很反感。到這裡為止，我都是在報紙上看到消息。（註：索邦大學關閉校園是 700 年來的首次，當時大約有 600 名學生與 345 名警察受傷，422 人遭到逮捕）
每天都有學生示威，人數越來越多，我記得當時部長還公開蔑視學生說，他們是一小撮瘋狗。然後，我就在媒體上看到將近五萬人在街頭上示威說：「我們就是瘋狗！」。我對他們很有好感，覺得很有幽默感，加上當時看到有學生受傷，就開始認同學生了。
那一夜，我拿了石頭往警車扔
5月10日的街壘之夜（Night of the Barricades）可以說是五月風暴裡最知名也最傳奇的一場抗議。柯恩·邦狄在回憶錄《Obsolete Communism》裡寫著：」在這些集體狂熱的時刻，既然一切都看似有可能的，那麼沒有任何東西會比所有遊行者之間的，尤其是小夥子和女孩子之間的親切關係更自然、更單純」。這一天，共有 370 名學生受傷，460 名學生被逮捕。
要說我真的開始參與運動，就是 5 月 10 日。這一天是很大的轉折點，從學生運動變成全法國的運動。
晚上六點左右，我和我女朋友到索邦大學附近，因為當時柯恩·邦狄他們說要包圍索邦大學，佔領校園周邊與拉丁區。
我們就在附近走來走去，其實一開始氣氛還挺好的，很多人，就像是在運動一樣。你會看很多人在路上聊天，進行各種辯論，我還碰到我的哲學老師和他老婆一起走來走去。除了學生，當時也來了一些年輕的工人。
不過，原本輕鬆的散步氣氛，很快就變了。現場開始有人說要把鋪路石頭挖起來堆成街壘，當時有不少人反對，我也反對，因為這樣就會變成暴力活動，我們要文明、和平。
不就是因為我們反對警察暴力，才更要保持和平嘛，但那些人根本不管，他們就想重複巴黎公社、法國大革命的事。你知道，一旦道路上有一顆石頭被挖起來，其他人就很容易把石頭再挖起來堆成街壘。
我記得現場柯恩·邦狄也說，我們可以這麼做，但不要都在一起，只要放在有需要的地方就好。
街壘之夜的歷史資料（圖 / Les archives de la RTS 視頻截圖）
街壘之夜的歷史資料（圖 / Les archives de la RTS 視頻截圖）
街壘之夜的歷史資料（圖 / Les archives de la RTS 視頻截圖）
後來因為警察想開車衝進街壘裡面，我還差點被警車撞。雖然本來我不同意街壘的行動，但我覺得警察這樣做很不好，我整個就完全投入了，接著也開始和別人一樣，拿了石頭就往警車那裡扔。
現場氣氛是會感染的，大家都覺得要保護這個地方，當警察一往我們這邊衝，那麼我當下就得決定，是要走，還是加入這場戰爭。總之你得選擇是哪一邊。
扔石頭當然是很危險，畢竟警車也很結實，但反正這是一種態度表示。不過，後來我發現我扔石頭好像扔得太高了，可能會不小心誤傷對面的同志。我覺得這樣實在很危險，就決定放棄扔石頭。
就在我放棄仍石頭之後，警察走向街壘區衝向我們丟催淚彈，有人被警棍打。這是我第一次看到催淚彈，還看到很多人流血，場面變得很混亂。過去我根本沒參加過這種活動，完全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現場有很多人在哭。
我跟女朋友，覺得待在現場很危險，說不定突然有警察出現在對面，用棍子打你。我們這一代還真沒看過這種情況，一方面有點怕，另一方面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後來想想說不定還有人死了。
凌晨兩點之後，我跟女朋友決定先撤退，因為她家就在拉丁區，距離這裡不遠，我們先躲回她家，但因為擔心現場狀況，就一直聽著廣播想知道發生什麼事，一直聽到早上。
第二天早上，柯恩·邦狄接受廣播媒體採訪時，就呼籲學生不要再來現場犧牲，警察非常殘忍。
當時國家廣播電臺是不被允許報導學運的，不過畢竟我們不是共產國家，還是有私營電臺會報導。一般來說，我們要想知道哪裡有抗議活動，就可以聽廣播去湊熱鬧。
媒體開始報導當晚的事，頭版頭條都是現場的照片，很多人非常驚訝巴黎中心竟然會出現這種事，工會組織就聯合起來用罷工支持學生。當時主要真的是怪警察太兇、搞得太厲害，本來真的不用那麼嚴重。
五月風暴抗議現場（圖 / Wikimedia）
街壘之夜後的巴黎（圖 / paille-fr@flickr）
幾百萬人響應大罷工，巴黎進入癱瘓狀態
「十年足夠了！」 這是 5 月 13 日的示威遊行主題，抗議者要求執政十年的戴高樂政府下臺。此後，工人與學生行動委員會成立了，以便傳播造反的消息，幾天內，大約 200 萬人響應罷工，到 5 月22 日，人數上升至大約 900 萬人。
5 月 13 日是工人串連大罷工，前一天的晚上（12 日）我回到家，就連我父親的小學都說要響應罷工。戴高樂政府太野蠻了。我想這是一種積累，就是大家本來已經有不滿了，因為一個事件觸發。
這一天，我們就一起坐火車去參加罷工，本來火車也是要罷工，但他們開車是為了載抗議的人。
一到巴黎火車站，我就看到竟然這麼多人，這打破當時的紀錄，現場應該有一百萬人。當天的人實在太多了，很多路都走不了，那個氣氛是很難想像的，這麼多人一起喊口號、唱《國際歌》。
最有意思的地方是，後來有人說索邦大學開門了，活動分子就邀請工人和學生一起到校園裡面辯論。我也去了。一直到現在，我都有點不敢相信，我怎麼也去參加了這場辯論。我本來是一個害羞的人，不喜歡公開說話，這應該是我第一次公開說話。
那天柯恩·邦狄和其他學生領袖把一些人帶到索邦大學裡的一個教室裡，那裡可以容納幾百個人，接著一群人在裡面開始辯論。
很多工人說支持學生，但覺得學生不了解工人，雙方的問題不一樣。（註：當時工人們是希望針對工資與工廠進行激進改革，但學生則是希望對生活進行進行改革，主張並不是相同。）
然後，我就拿起麥克風要大家不要上當，這是政府的陰謀，是分離的手段，工人和學生應該團結起來、反對政府。那天晚上有幾百個人在說話，我只是其中一個，但我很興奮，也很想說這些話，就非常自發地拿起麥克風。
「再見戴高樂！告別戴高樂！」
說起來，這段時間我不知道唱了幾百遍《國際歌》。
其實五月風暴一開始氣氛都是好的，到後面就變成有點亂。那段時間，成天都是示威遊行，有個抗議我很投入，印象很深。
5 月 15 日，學生準備去佔領一個國家話劇院。我跟我女朋友也去。
有趣的是，進劇院之前，我女朋友突發奇想，看到劇院門口掛著國旗，就說要坐在我的肩膀上，接著她把國旗拿起來，然後把藍色、白色的部分撕下來，只留下紅色國旗，掛回原位。
我們從小就知道巴黎公社，或是革命的事，有時就想做一些行動。我記得那天很好玩，有人彈鋼琴、有人辯論、有人討論問題。
我想說的就是這個，整場運動晚上像打仗，但白天都很像假期。雖然那個時候法國癱瘓了，沒有車、沒有汽油，但你走在街道上，氣氛很好。有個抗議口號是 「在鋪路石頭下，就是海灘」，我當時一看到，就肯定這個人一定有參加運動，因為你拿起石頭，會發現底下真的有一層沙子。
這個運動有個很大的功勞，完全改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每個人的話語都被解放了，我跟父母說了很多以前沒說過的話，街道上每個人都是朋友。這種氣氛後來再也沒有經歷過。
當時買東西、吃東西都有問題，但我們不管，就覺得還有更重要的事情，我們正在寫歷史。這種氣氛真的很讓人懷念。
5 月 24 日那天，我又再參加抗議，當時聽到廣播，戴高樂說決定舉辦公投，那一刻，現場所有人都歡呼，大家一起高喊著：「再見戴高樂！告別戴高樂！」。
我覺得他既然搞一個公決、肯定會被打敗。
五月風暴巴黎街頭的日常（圖 / Wikimedia）
那些改變不了世界的年輕人
5 月，學生與工人確實短暫佔據了社會的主要位置，然而 「假期氛圍」 終究還是不切實際，右派勢力伺機而動。
5 月 30 日，戴高樂的支持者組織了一場遊行，從杜伊勒裡宮到星型廣場，這是學生失勢的一個證明。6 月 23 日的議會選舉結果，學生們支持的所謂新左派，並沒有獲得任何一個席位。中間偏右的政黨反而獲得了 100 個席位。這樣的結果更是另一個沉痛的打擊。
這場運動改變了我，本來我並不熱衷參與政治活動，但後來我參加 「託派」 的組織（託洛斯基支持者）。這個組織有份報紙叫做《紅色》，也賣過他們的雜誌，參加活動和示威。
託派的其中個特色是國際主義，這方面挺適合我，所以這段期間其實我也學了不少東西。 但他們也有教條主義，內部也有派系鬥爭，畢竟託派根本沒有實質政權，一切都是紙上談兵。
我參加這個組織六個月之後，就覺得，我果然不適合參與政治組織，我比較喜歡懷疑一切，很不適合當政治家，所以就離開了。
五月之後，很多人都想找一個出路，全世界的左派開始失望。
1968 年 8 月份蘇聯侵略捷克，就因為有個共產黨想讓捷克比較自由，我們覺得蘇聯非常可怕，這哪能說是社會主義，根本是集中營。
當然，我們也逐漸知道文革並不浪漫，本來只知道 「造反有理」 、「年輕紅衛兵參與政治」 那些口號，後來才知道根本不是這麼一回事。
1970 年代就是一個轉變的過程，以我個人而言，我開始清楚一個晚上的革命，根本不可能解決所有問題，完全就是幻想。
我們當中有些人變成改革派，有些人徹底改變了政治傾向，毛派特別是後者，他們有些人轉變成特別右派，覺得資本主義是唯一出路。託派大概都變成民主社會主義的支持者。
當然，像柯恩·邦狄還是積極參加政治，後來他在德國成立了綠黨，從 「紅的」 變成 「綠的」 ，其實準確來說，他其實既紅又黑（註：黑色意味著 「無政府主義」）。
柯恩·邦狄成立德國綠黨（圖 / thegreenparty@flickr）
說真的，這個轉變過程非常痛苦，我知道有些人因此就自殺了，他們根本受不了這種絕望的氛圍。所以說，整個過程對某些人來說就是一個悲劇，一個關於失望的悲劇。
有個毛派知識分子，後來放棄一切跑去當工人，最後發現跟預期想的不一樣，發現自己錯了，但又拒絕承認。有一天他就拒絕說話，一直到現在。他的女兒後來寫了一本書，叫做《我的父親拒絕說話的那一天》。
不過，大部分的人還是選擇面對現實，雖然我支持民主社會主義，但我後來再也沒積極參與政治活動，頂多就是投投票而已。
1970 年代，我在香港待了 6 年以後，覺得還是得回到法國，於是考了法國中學的中文老師。
所以現實就是，我還是當了老師。
我並不認為我們的力量白費了
有些中國朋友到現在都會開玩笑說我是紅衛兵，我會笑，也知道他們是善意，但我知道那完全是兩件事。我真的不是。
五月風暴和文革最大的差異是，沒有人叫我這麼做，一個本質的差異就是 「自發性」 的問題。在中國，是有人叫你造反。毛澤東注重階級鬥爭，那個時候根本沒什麼資本主義，沒什麼資本家，毛澤東敵人是誰，誰就是資本階級。這什麼意思，就是說學生被利用。
當然後來大家思想上有些相似的轉變過程，學生們在農村的時候（上山下鄉運動），慢慢反省文革做了些什麼，他們了解自己被利用，打了老師或是別的人根本就是錯的。
1968 年五月風暴，巴黎街頭隨處都是抗議標語（圖 / Wikimedia）
我到現在都不後悔參加五月風暴。我們是反對警察暴力、我們沒有殺人，沒有打老師什麼的，這個完全不一樣。
當然我也知道，當時的幻想很不實際的，但這種浪漫是需要的，或許我們可以說運動本身是失敗的，但你不可以說運動打敗了我們。
1968 年以後，我認為法國有很大的變化，我並不認為我們的力量白費了。
雖然，我們曾經幻想過革命，也沒有成功，但我們得到了改革。有很多協議當時不被接受，但最終還是有效的，這些都是改變，比方說，1975 年法國允許墮胎，這絕對是跟 1968 年有關係的。「五月風暴」 是一段持續性的影響。
1968 年的下一個故事，會和佔領日本東京大學安田講堂的學生有關。
題圖來自Jean-Claude Seine＠《MEI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