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者說】
陳列在中國古動物館展廳裡的化石，並不僅僅是珍貴的科學證據，而且往往蘊含著引人入勝的故事。中國古動物館館長王原等所著的科普新作《聽化石的故事》，便是要通過這些化石中的精品，講出關於脊椎動物演化歷程的「中國故事」。
從一首詩談起
當我還是一個10歲小男孩時，我在一本科普書上，偶然讀到了中國古脊椎動物學奠基人楊鍾健院士的一首七言律詩。這首被他題寫在許氏祿豐龍復原像上的詩作，在我眼裡一直是頗為獨特的存在：「千萬年前一世雄，賜名許氏祿豐龍。種繁寧限兩洲地，運短竟與三疊終。再造猶見崢嶸態，像形應存渾古風。三百骨骼一卷記，付與知音究異同。」短短56個字，不僅描繪出這種史前動物的棲息地、活躍年代等關鍵信息，也傳達出一種復原像為科研界所共享帶來的喜悅。
詩是對信息的凝練，古體詩更是如此。正如作為復原像基礎的工作，對許氏祿豐龍化石的研究，是對地球歷史信息的搜集、剖析與提煉。通過塵封在地層之中，穿越時空與人類相見的化石，今天的我們得以窺見地球歷史上的一個片段。當許許多多這樣的「截屏」被串聯起來的時候，地球歷史這本「無字的大書」，就呈現出越發清晰的樣貌。
舉例而言，今天我們已經知道，祿豐龍在分類體系中的位置，並不像楊老當年認為的那樣，與生活在三疊紀晚期時期的歐洲的板龍關係密切，而是更接近於生活在侏羅紀早期的大椎龍。或者說，以最新的研究成果來考量，這首詩的頷聯已經不太準確。但這個幾十年後的「遺篇」，正是中國古動物館的鎮館之寶——許氏祿豐龍的化石為我們講述的新故事。它在恐龍家族譜系中的位置變化，恰恰反映出古生物學特別是恐龍學在最近幾年裡的日新月異。
在《聽化石的故事》裡，我們還可找到其他與許氏祿豐龍相關的故事，比如它不平凡的履歷，比如楊老獻身科研的人生。在抗日戰爭的烽火中，許氏祿豐龍的標本，成為第一具由中國人自主完成從挖掘、研究到裝架展示全過程的恐龍化石。不僅如此，它也是到目前為止，古生物學界已知的最早在中國大地上漫步的恐龍，而且標本的保存極為完整。1958年，中國發行的特22《中國古生物》特種郵票，選用了許氏祿豐龍的骨架和復原圖，又使它成為世界上第一枚公開發行的恐龍郵票的主角。正是憑藉如此多的「第一」，許氏祿豐龍成了當之無愧的「中國第一龍」。
重大科學發現的見證
和許氏祿豐龍一樣，在中國古動物館裡，還有許多被收藏和展示出來的化石標本，背後有著動人的故事。它們不僅能揭示出脊椎動物起源和演化的關鍵節點，而且有著足可作為談資的經歷。
挖掘並講出這些標本蘊含的故事，正是《聽化石的故事》這本書所具有的獨特價值。依託於博物館背後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的科研資源，這本書精心選擇了60件博物館中珍貴的化石藏品，以及它們背後的種種精彩故事。通過基於移動網際網路的現代多媒體技術，18位科學家得以在書中「開口講述」他們與其中一些化石的「緣分」。
2018年3月獲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傑出女科學家獎」的張彌曼院士，就曾經從魚類化石裡，讀出極為珍貴的信息。在現代CT技術尚未出現的1965年，她在瑞典自然歷史博物館裡，完成了一項極為艱苦的勞動，將原始肉鰭魚類先驅楊氏魚的頭骨逐層打磨拍照，並根據這些數據製成了放大20倍的蠟質模型。而後，通過對放大模型的研究，她判斷楊氏魚的口腔中沒有內鼻孔，有力地質疑了總鰭魚類是四足動物祖先的論斷，也引發了古生物學界對四足動物起源的探討。而另一件經她研究的標本，骨骼異常粗大的伍氏獻文魚，則見證了柴達木盆地走向乾旱化的過程。在越來越鹹的湖水中，它們很可能是支撐到最後的一種魚。可是，儘管付出了全身骨骼增生的高昂代價，它們仍然成了地質運動導致的氣候變遷的犧牲品。
在貴州省關嶺縣，古海洋爬行動物專家李淳和同事們，從農民建房留下的廢石堆裡意外發現了半甲齒龜的化石。這種生活在距今2.2億年前的動物，擁有長在肚子上的半個龜殼，背部卻沒有完整的殼，只在脊椎上剛剛顯現出的四五塊骨化的龜板。要知道，早在19世紀中期達爾文撰寫《物種起源》時，龜甲的起源便是困擾古生物學界的難題。半甲齒龜的發現，使古生物學界第一次擁有了能反映龜甲起源的直接證據。
大部分恐龍復原像上的顏色出自想像，但發現於中國東北的赫氏近鳥龍，不僅是目前已知的最早的帶羽毛恐龍，也是世界上第一種被精確復原出羽毛顏色的恐龍。從1996年開始，中國東北地區陸續發現了幾十種帶有羽毛的恐龍。這些化石說明鳥類與恐龍存在緊密的親緣關係，但它們都生活在距今1.3-1.2億年前的白堊紀早期。而赫氏近鳥龍生活在距今1.6億年前的侏羅紀晚期，比最原始的鳥類始祖鳥要早一些，為證明「鳥類起源於恐龍」的假說提供了有力的證據。因此，中國著名的恐龍學家徐星和他的合作者們，將這種恐龍的種名獻給了達爾文的好友、英國博物學家託馬斯·赫胥黎，以紀念他最早提出這一假說。
感知文明的曙光
被《聽化石的故事》所收錄的故事，不僅是重大科學發現的見證，往往也串聯起許多與之相關人與事，從頂尖科學家到籍籍無名的小人物，從國家命運的跌宕，到世界格局的起伏。正如王安憶的《長恨歌》是為上海五十年間滄海桑田的變遷留下記錄一樣，如果靜心聆聽化石的訴說，我們也能領略一個鮮活的、豐富多彩的世界。
屬於鴨嘴龍類的戈壁原巴克龍，曾經在1962年被借給蘇聯古生物學家進行研究，但隨後中蘇交惡，這件標本沒能如期歸還，最後竟然下落不明。蘇聯解體之後，這件化石流入市場，在1996年被日本漫畫家岡田信幸買下。2010年，中國古生物學家董枝明在日本意外地看到這件化石，並且認出了它的身份，在日本福井恐龍博物館館長東洋一等人的幫助下，這件流落海外半個多世紀的化石終於回歸中國。
翻閱《聽化石的故事》，欣賞這些大多來自中國大地上的標本，還有它們的故事，我們仿佛徜徉於一條知識的長廊。回望脊椎動物演化史上的9個最為重要的裡程碑——脊椎的出現、頜的出現、登上陸地、羊膜卵的出現、飛向藍天、羽毛的誕生、（魚龍等爬行動物）重返海洋、哺乳動物誕生，以及距今600多萬年前「人猿揖別」，我們能夠感知智慧的火花，以及地球上閃現的文明曙光。
但這9塊裡程碑，特別是人類成為地球上唯一智慧生命的事實，究竟是取決於一連串的偶然，還是冥冥中註定的結果？當讀者讀完這本書，甚至循著它的指引，來到中國古動物館參觀之後，相信會有自己的答案。
（作者：馬之恆，系科普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