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殼網前主筆Ent(下):多樣性是應對不確定性的最好手段

本期「科學傳播人」繼續為大家帶來對前果殼網主筆、科學松鼠會成員Ent（張博然）的專訪，傾聽他的科普寫作心得，聊聊他的從業歷程與個人體悟。

Ent（張博然）:果殼網前主筆，科學松鼠會成員。畢業於北京大學古生物學專業，「一個人的專業」首屆畢業生。主要寫作方向是環境和生態。獲得美國科學促進會（AAAS）2016年EurekAlert! 國際科學記者獎學金，以及中國科學院第十四屆科星新聞獎。譯著有《生命的躍升》，原作獲英國皇家學會科學圖書獎。

Q

A

科學傳播人

以下簡稱「科」

張博然

以下簡稱「Ent」

人家已經聽到了，也看到了，

所以我們負有解釋之責

科

您如何理解科學傳播？

Ent：我不覺得科學傳播有特別大的特殊性。科學傳播自身確有其崇高性，它對於提高公眾科學素養發揮了實際的作用；但是這種目的的崇高性實際上不會而且也不應該影響到科學記者開展具體工作時候所採取的具體行動和方法。當我們真正進入工作狀態的時候，我們和其他領域的記者並沒有本質區別，我們都是記者、都是寫作者，我們採用的具體方法是相同的。體育記者需要熟悉每支球隊的內部組織結構、歷史、經濟狀況、矛盾等等，科學記者對自己的領域同樣要有充分的理解。只是，科學記者可能要更加依賴於專家，因為工作中會涉及到一些專業細分領域內的問題，但不存在本質上的差異。

科

您如何看待媒體與科學家、與公眾之間的關係？

Ent：每個領域都會存在傳播者、專業人士和公眾三者之間的關係問題，但在科學領域可能有一些額外的複雜性。

王小波曾經在《生命科學與騙術》中用一個故事很好地說明了這個問題。故事的大意是，有個鄉下人進城看見城裡的電燈。於是，他也買了一隻電燈回去並用繩子吊起來，指著電燈疑惑於它為什麼不亮。王小波在文章中還說了一句話，前半句說「維納、愛因斯坦說話，不該讓外行人聽見」，它直指當時社會上的「民科」現象，指出科學家的專業措詞本身是有上下文的。就像在故事中，點亮電燈除了需要燈繩，還得有發電廠和電線給它輸電一樣。後半句是「但是現在的問題是，人家已經聽到了，也看到了，所以我們負有解釋之責」。它是指既然現在鄉下人已經看到了脫離上下文背景的信息，那麼，城裡人就有責任告訴鄉下人電燈工作的原理。所以，總的來說，科學家群體應該承擔起為公眾解釋科學術語的責任。特別是在社交媒體時代，有些科學家的強大影響力使得其所說的話很容易被別人直接聽見。在這種背景下，科學家對自己的表述所應承擔的責任會比很多人所設想的要更多。

另外，在很長一段時間裡，社會上存在著「無良記者歪曲科學家言論」的指責，這就像是說「皇上是無辜的，只有他身邊的奸臣在造反」。但實際上科學家也是普通人，他們也有各種的宣傳需求，也有成名的欲望。我們已經看到很多科學家，或者說可能不是科學家本人，而是他們所在大學的外聯中心，他們在發布的新聞稿裡誤導記者。這是一個值得強調和注意的地方。

至於科學記者要對科學家和公眾負責，以及公眾要理解和支持科學家和記者的工作，是必須的。

科

科學媒體應該如何增加公眾對於科學議題的興趣，並引導他們參與進來？

Ent：首先，民眾參與科學是公民科學領域的話題，這和科學媒體的日常工作是不同的，這是講故事和號召行動的區別。但在公眾理解科學層面，我們可以做很多事情去幫助大家科學地認識身邊的事件，比如說，如何正確認識和防治傳染病、如何服用感冒藥等。而在諸如如何看待垃圾站和小區基站等問題上，我們面臨一個尷尬的處境——沒有想到很好的觸及方式。

科

科學娛樂化在當下是否是一個問題？如何做到既激發受眾興趣又避免科學庸俗化？

Ent：庸俗不是問題，問題是能否準確把握和傳達關鍵知識和信息，在娛樂化的同時把核心知識吸收進去。我曾經讀過一篇英文科普文章，它是由一位量子計算專家和一位專業漫畫師合作產出的，表面在談性教育，實則科普量子計算，既具有趣味性，又傳播了知識。但是，如果用娛樂化的方式解讀量子計算讓大家理解到「量子計算就是同時計算所有結果」，這是完全偏離量子計算本質的，會帶來問題。

我自己也曾做過類似的事情。當時有個女生在微信上寫文章表白張揚導演，被大家轉發、關注和嘲笑。這篇文章裡有個類似「我和你就像量子糾纏一樣」的表述。我們基於此，寫了一個文章，表面上我們是在善意地指導她如何更好地寫作表白信，但實際上我們是藉此科普量子糾纏。儘管我們在寫作中努力地做到善意，但因為這件事本身的悲劇性，最後還是會被有些人解讀為嘲笑。拋開這些不討論，從科普本身來說，這次運用娛樂化的方式還挺成功的。

總之，我不認為娛樂化本身有問題，而且事實上我們也在和其他的娛樂產品爭眼球，所以，當你覺得非常合適做且你能夠做好的時候，就去做，這是沒問題的。

科

您談到這類報導對於被報導對象的傷害，如果重來一次，您還會利用這個話題來科普量子糾纏嗎？

Ent：我不知道，可能下一次我還是會寫，但是在措詞上我會更加注意一些，讓他更加不容易被解讀為嘲笑。我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我今天看到很多人在嘲笑李小璐的文章。雖然她的這篇文章存在語法錯誤和科學錯誤，但是寫的很真誠，相比那封表白信更具正當性，因而，就更加不應該得到我們的嘲笑了。

這也引出了另一個問題，就是很多人在寫科普文章的時候不是很考慮受眾的感受。我經常在編輯部裡也反覆問大家，如果出現了一個環保問題，比如某地發生了化工廠事故，你要怎麼闢謠。以福島核事故為例，科學研究表明，它的影響範圍是有限的，對於福島直徑20公裡以外的人來說不會產生影響，也不會影響海產品。但是記者不能直接把事實拋給公眾，因為公眾會覺得這是宣傳、洗地、掩飾、官商勾結等等。這不僅是在中國語境下，在美國也會發生。記者要理解民眾心中的恐懼和憤怒，那麼，我們首先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減輕恐懼，引導憤怒。一方面向公眾解釋我們是有辦法應對的，告訴他們不要害怕；另一方面不害怕並不意味著不應該生氣，因為事故的發生一定是有人做錯了，我們要告訴民眾到底是誰做錯了，我們應該把憤怒指向正確的對象。在福島核事故中，日本人確實在防治和應對事故方面存在不當，我們要指出這些具體錯誤，而不是把民眾的恐懼指向核電技術、核電行業以及海產品出口，甚至是媒體的宣傳等等。所以，記者要設身處地的體會、考慮和照顧當事人以及公眾的感受，而不是說用科學事實壓倒一切。

科

結合流行的文化產品，電影如漫威超級英雄，手遊如紀念碑谷等，進行相關科學知識的傳播是您科普作品的眾多特點之一，也是當下科普的一個重要通路，您認為這種方式效果如何？

Ent：這種方式很容易落入上帝視角和強行解釋的陷阱。有一段時間，我們也做過一些給電影挑科學bug的報導，從反饋來看，愛好者很容易產生牴觸和反感情緒，認為很「煞風景」。比如說你指出飛船設計存在細節問題，觀眾會說他們是來看爆炸場面的，只要場面好看就可以了，飛船應該是什麼樣的跟他們沒關係。

但在有些領域，比如軍迷圈子，這個圈子已經足夠大了，他們掌握了話語權，他們可以批評說《決戰中途島》裡用的飛機數量太多，或者用的戰列艦形狀不對，這些批評是可以壓倒反對者的聲音的。科幻迷圈子以及科普愛好者圈子現在都還很小，強行指出這些文化產品中所存在的科學錯誤是挺容易導致負面效果的。但反過來說，如果你不是採取糾錯的方式，而是詳細解讀某處不易引起人們注意的情節，那就會收到很好的反饋。雖然這兩種角度本質上是相同的，因為這些很可能都不是電影導演在創作過程中的刻意為之，完全是記者揣度和添加的解讀。但是後者有意迎合愛好者，而不是逆愛好者。這時候的寫作體驗和閱讀體驗也完全不同。

所以，可能跟上一個問題是相通的，在寫作文章的時候，你的目標受眾的情感狀態和心理基調是要被考慮進去的。

科

您認為科幻小說、科幻電影是科學傳播的一種好方式嗎？

Ent：在整個90年代之前，我們國家的傳統是將科幻看作科普的一部分，但我認為不應該賦予科幻這個任務；反過來，我們更應該告訴大眾科幻不是科普。屬於《小靈通漫遊未來》這類科幻小說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今天的科幻是反科學，「黑」科學的。它們製造和放大那些本來不存在的科學災難，比如《2012》。所以，從長遠來看，如果我們能夠告知並教育公眾：科幻作為一種作品題材本身不依賴於科學的準確性，這對於科普事業的發展是更加有利的。

科

從論壇到社交媒體，平臺的變化給科學傳播帶來了哪些挑戰和衝擊？

Ent：我個人認為，封閉化的網際網路生態是最大的問題。微信整體對外界是封閉的，當然，其他平臺如百度等也都在禁止外鏈，內容被分割成塊，無法搜索和隨意連結外部信息，這對於整個中國網際網路發展來說都是一個非常糟糕的設計。因為科學知識具有高度聯絡性和連接性，當無法快捷地給出連結的時候，很多事情都變得很麻煩。如果一個人整天都接受來自同一個帳號的信息，這種封閉和隔絕所造成的「回音壁效應」是非常糟糕的。而從實務角度來看，科普工作者不能給受眾提供連結，這也使科普工作變得非常麻煩。我們對於這種網絡生態無能為力，只能努力地在每個小的生態圈裡，如微信、微博、抖音、快手、B站等都做些布局。

另外，移動網際網路的發展使得受眾獲取和消費信息的方式越來越多樣化了，很多新的媒介形式的出現，如短視頻等，給我們帶來了更多的競爭。

科

您覺得在微博、短視頻平臺做科普，有沒有一些明顯的優缺點？

Ent：短視頻我沒有做過，所以我不了解。在微博上做科普，困難的地方在於如何抓住三分鐘熱度。有的時候熱點的出現會使我們陷入一個矛盾中。有些熱點我們並不想蹭，但是當我們看到別人在藉助這個熱點傳播錯誤信息的時候，比如一種新藥被過度宣傳了，我們可以選擇不發聲，從而減少這方面信息的傳播，使它快速降溫；但是等別人的信息被瘋傳了之後，我們就很難再去做些什麼了。

科

那是什麼原因造成了這個矛盾？

Ent：首先，闢謠有時候會產生「逆火效應」，讓大家對謠言的印象更深刻。其次，我們是有政見的，但我們不能因此而打壓與我們政見不同的人，將科學和政治綁定在一起。美國的民主黨和共和黨就將氣候變化變成了一個政治議題，導致其環境科學領域很糟糕，這是我們所不願看到的。我認為科學不應該被政治化，科學與我們每個人息息相關。再次，時間成本上的考慮，網絡上謠言很多，我們不可能做到全面覆蓋；而且，我個人認為謠言傳播過程中的偶然性是極大的，我們很難預測哪些謠言會被瘋傳。最後，針對有些問題，我們很難產出優質的內容。

採訪者與Ent合影

多樣性是應對不確定性的最好手段

科

您在一篇文章中指出：諾獎從1901年到2018年，只有18位女性獲得了科學領域的諾獎。您如何看待科學界的性別不平等現象？

Ent：科學界所存在的性別不平等，在本質上和所有其他領域中的性別不平等是相同的。但是，相較於其他領域，科學界在處理這些問題時更困難一些。

在大眾認知裡，科學家常常和「理性化身」、「公正無私」聯繫在一起。前段時間有位著名的天體物理學家名叫勞倫斯·克勞斯被報導嫌疑性侵。當時有很多科學家指責他，但包括他自己在內的有些人為其辯護，要求指認者拿出完整的證據。在這起事件裡，科學家把自己對待科學事實的準則和方式挪用到性侵指控上，但是不同領域應該有不同的判斷準則，法律上處理性侵指控時所要求的證據和科學領域應該是不一樣的。而且他還將單一的案件抽離出大量女性權益受侵害無法留存證據的事實。他所採取的這種科學、客觀、公正的態度，使得對話和說服變得困難。

另外，在科學領域，個人的影響力是巨大的，也不像公司管理人員那樣具有很強的可替代性，所以，很多學校都會對任職其中的科學家採取保護措施，很難通過輿論手段施壓學校將其撤職。

科

您如何看待科學家崇拜和技術崇拜，比如「霍金熱」、「區塊鏈熱」和「人工智慧熱」等？

Ent：科學家崇拜通常是以某一細分領域內的個人為對象的。比如，霍金是理論物理學家，我們對於黑洞的很多認知都來源於他。即使他談到對於人工智慧的恐懼，也並不會造成什麼嚴重後果。

技術崇拜是被資本推動的，它所造成的問題比科學家崇拜要嚴重得多。每個新技術公司都試圖顛覆傳統產業，然而他們對於傳統行業所擁有的知識是貧乏的。而且，隨意破壞傳統行業所造成的後果有可能是災難性的。在很多領域，技術是先進的，而當專家拿著技術走進具體產業，會發現他們在研發階段沒有充分考慮傳統行業裡的很多常識，這也導致他們很難利用技術去推翻傳統行業。比如滴滴順風車，因為發生了性侵案件，他們被要求下架整改，最近推出了新的運營方案，其中提出「晚上8點之後禁止女性打車」，最後引發了對於女性權利的熱議。這是一個典型的試圖運用技術思維解決社會問題而導致的鬧劇。區塊鏈濫用也是如此。技術不能脫離社會而存在，研發者和技術公司一定要結合整個社會環境去考慮技術的適用性。

科

基因技術、氣候變暖等都存在著巨大的不確定性，您是如何報導科學研究中的這些不確定性的？

Ent：不同議題的不確定性各有其特點。從我個人經歷來說，首先，最基本的一個處理不確定性的方式就是「甩鍋」，我會把論述這種不確定性的信源指出來，比如說一個機構提出了一套論證的邏輯，我如實報導，對於這種不確定性的論述所應承擔的責任就落到了這個機構和專家身上，而不是由我個人來承擔。對我來說是「甩鍋」；但對於整體報導來說，這是在明確地給出信源和分析方式。其次，知道每一項研究的可靠性範圍有多大，誤差在哪裡，進而控制話題尺度。比如碳4水稻本身在技術上是個突破，但它還沒有試驗出來。我把技術本身的突破性報導出來，已經能夠打動人了。接下來，我再描述它的理論推演過程，它對於極端惡劣環境的適應性等。至於最後把它推廣到現實中到底能增產多少，我無法預測，暫時也沒有人能夠提供預測，那麼我就控制自己所能談論的邊界。

當然，新科技的不確定性對我而言，不是特別大的困難，因為我通過收集、查閱足夠多的資料就能夠了解它們所存在的不確定性。但是，我能看到很多人會對不確定性避而不談。如果是我下屬的作者或者編輯，我們會通過開編輯會的方式去解決。如果是其他人，我們會看看問題是否嚴重，如果嚴重，我們會通過報導的方式指出被忽略或隱瞞的不確定性。我們不要低估民眾的科學素養，其實，他們是能夠理解這些不確定性的。如果不確定性真的很重要，我們就要明確地報導出來。

科

您覺得我們人類應該如何去應對這種不確定性？

Ent：我不會為人類代言。但從我個人的專業背景來說，我認為多樣性是應對不確定性的最好手段。因為不確定性是我們無法預測的，但如果我們能夠為各種各樣的場景準備、發展並留存物質、文化以及生物多樣性，那麼在遇到新的環境時，我們能打的牌就更多了。很多人會說人類是地球之癌，但我認為我們為地球製造出了發達的技術文明，這對地球來說也是一種多樣性。如果小行星再次撞向地球，只有我們人類能把它炸掉！

科

您在《人，認識你自己》中強調人的「自我意識」的重要作用和意義，而在《圍棋AI的勝利，也是人的勝利》裡，您認為創造AI和尋找地外生命都是人類認識自己，「跳出盲區」的途徑，但卻都存在著不確定性。是否可以認為您是一個技術樂觀主義者？

Ent：我是技術樂觀主義者，但我的樂觀是有一定限制的。日光之下別無新事，除了科學技術。科學技術是我們在地球上創造出來的最主要的新事物，但是我不能確保這些新事物是好的。或者反過來說，雖然我不能擔保這些新事物是好的，但是它們確實是新事物。我們過去嘗試了很多解決問題的方法，大部分問題被解決了，有些卻沒有。那麼，現在有了這些新事物，它們可能是我們解決這些問題的出路。從這個角度上看，我是技術樂觀主義者，我認為技術為解決老問題提供新方法，儘管我不能確保這些方法的有效性。

有些樂觀主義者，比如《理性樂觀派》的作者馬特·裡德利以及史蒂芬·平克，他們對於世界的樂觀看法是基於大尺度的、宏觀層面的數字指標，比如人均壽命的提升，世界級的戰爭和暴力行為的減少等等，我贊同他們的觀點，但是我們不能拿大尺度的進步去掩蓋小尺度的倒退、苦難和錯誤。我認為只要能理解基於不同尺度的考量會產生不同的後果，在此基礎上所採取的樂觀主義態度是可行的。對於大尺度的樂觀並不意味著在小尺度上的樂觀。我們不能因為過去2000年裡全球範圍內暴力致死的人數下降，而忽視小範圍的暴力致死事件。

科

正如您在演講《你真的知道「適者生存」的意思嗎》中所闡釋的那樣，科學概念進入社會領域後，通常會被不同利益群體所利用和改造，這是否違背了科學的初衷？

Ent：適者生存這個詞本來就不是科學，它是斯賓塞的社會思想，但是它確實從達爾文主義那裡吸收了大量營養。因而不能說是科學的初衷，而是科學偏差。這種偏差當然不好，任何領域的人都不希望自己領域的術語被別人拿來用。但這是人類語言的工作方式，語言就是不斷地通過類比、比喻等方式向其他領域進行擴張的，如果這種擴張被禁止了，人類一半的文化發展就會被阻斷了，這是因噎廢食的，也是不可能做到的。我們能做的只能是針對每一個具體的例子進行必要的矯正。

而且，弱肉強食的基本思想要遠比進化論的誕生早得多，斯賓賽的思想也是在將近100年之後才被稱為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所以，即使他們不使用適者生存這個短語，他們也會使用別的短語；即使他們不使用這些術語，他們也會用其中的基本邏輯進行論證。我們常說「得意而忘象」，語言是象，是一種很好的溝通媒介，但是，從語言層面來阻斷這種刻意的科學誤差是徒勞的。

科

在社交媒體時代，科學謠言是這種扭曲現象的生動體現，您認為公眾應該如何應對？

Ent：其實我一直認為應該從民俗學角度闡釋科學謠言。科學謠言很多時候是一種奧秘。比如一個經典的謠言，大意是大教堂裡的玻璃之所以是下面厚上面薄，是因為玻璃是從上往下流的。當我們知道這個說法之後，我們會天真地以為自己揭開了世界的一角，看到了問題的內在本質，這就具有了奧秘性質和民俗特徵。我認為這種民俗學意義上的謠言和科學謠言本質上是相同的，都會讓聽到的人感知到這是一個奧秘。所以，我認為研究者應該從民俗心理學入手來研究科學謠言。

對於公眾來說，世界上有很多假的奧秘，也有很多真的奧秘，讓他們區分這些奧秘的真假其實是挺難的。所以，我們可以讓真的奧秘和假的奧秘進行競爭，總有一些人是能夠感知到這其中的區別的。從這個角度上來說，科普本質上也算是滿足了大眾的一種心理需求，給予了他們「揭開帷幕一角，看到問題本質」後的興奮感和刺激感。

科

當代社會被認為正逐步過渡到風險社會，科學技術成為重要的風險源，這些風險往往會影響人們對於科學和科學家的信任，您認為科學記者應該在信任重建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Ent：我認為，從長久來看，科學越來越不被大家信任才是正常的。因為所有人的風險偏好曲線都是有偏差的，相比於收益，他們對於風險一定更加敏感。隨著科學越來越深入我們的日常生活，我們會不可避免地感受到更多的科學風險。所以，我們要做的並不是告訴大眾要信任科學技術，當然我們也會做這方面工作，但是在根本上，我們要告訴大眾風險就是我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告訴他們要怎麼理解風險的存在。例如，如何預防疾病，怎樣鍛鍊，如何注意身體的細節，買什麼保險，怎麼跟家人討論死亡等等。這是一套現代社會的風險應對方式。從根本的思路來說，這套風險應對方式和古代人應對打雷下雨、旱災等在本質上是相同。

而且，我們不要把所有的科學技術籠統地看作一個整體，我們要辯證地看待它們對於人類社會生活的影響，把世界的本來面貌呈現給大家。

另外，我們希望大眾能把信任放在科學上，而不是放在具體的科學機構、科學家個人上。因為科學家也會犯錯。所以從長遠來說，我們不希望大眾對科學這個整體給予無保留的信任，科學的寶貴价值之一就在於它會不斷的收到外界的反饋。我希望大眾認為科學是基本可靠的。

科

您為什麼選擇從果殼離職去得到從事線上教育？

Ent：主要是我個人的原因，因為大部分記者都會面臨一個問題，一直報導新事物，追逐層出不窮的熱點事件，但所有的輸入和產出都是鬆散的，缺乏系統性和連貫性。一個理想的情況是像《Atlantic》那樣可以養得起一名專職報導單一細分領域的記者，最後這名記者成為了這個領域的專家，很多出色的科學記者都是走的這條路線。但是，國內的很多大報也撐不起這類專職的記者。所以，我決定後退一步，自省一下，找一份更具系統性的工作。雖然面向初中生做線上教育可能聽起來非常簡單，但實際上它會涉及到很多系統性的、技術性的要求。我認為，對於我個人發展來說後退一步還是很有價值的。

科

所以，可以說您是想找一個領域去深耕？

Ent：其實也不是找單一領域去深耕，而是為了鍛鍊系統性思維。因為其實我不可能一輩子只寫化學課。於我而言，換一種工作節奏，不再是每個星期寫三篇文章，而是要花三個月的時間去研究一個課程，它所需要的精神狀態和技能是不太一樣的，我覺得我有必要做一點這方面的訓練。

採訪後記

做有建設性的科學新聞

吳喬飛

從2017年末對吳歐老師的採訪和她的後來分享中得知了科學記者Ent這個名字，便很想就科學傳播這一主題對其做一個採訪。2019年年底，趁著有幾日空閒，我通過吳歐老師聯繫上了Ent老師，讓「蓄謀已久」的採訪得以實踐。

令人意外的是，從想法到實踐的這段時間裡，Ent老師已經從果殼辭職轉行去做線上教育了，這有些讓人唏噓，感嘆一個好的科學記者的流失。但轉念一想，這或許可以讓Ent以一個局外人的身份去觀察科學傳播這個行業，從而為此次採訪帶來一些新的啟發和收穫。而且，Ent老師只是從科學傳播領域轉入了科學教育領域，受眾更清晰了，內容更系統化了，目的性也更加明確了，這對於公眾科學素養的提升也是極有意義的。

整個採訪涉及的內容頗多，從個人從業經歷到行業觀察，再到社會熱點話題探討，但Ent總能快速在不同問題之間切換，經過短暫思考，再用飛快的語速給採訪者以清晰的回答和透徹的分析，時不時地旁徵博引使其觀點更加深邃可信。這也許就是一個科學傳播者的職業素養。

距離線下採訪恰有五個月，待重新看根據採訪所撰寫的文章時，覺得Ent的科學新聞實踐理念很符合最近學界流行的「建設性新聞」這一概念的指向。Ent強調科學新聞要基於科學的論證方式去呈現事實；科學記者要對科學家信源持批判態度；要注重與公眾之間的互動，引發公眾情感上共鳴，促進公眾作出合理決策。這些觀點雖然不像學者們所定義的「建設性新聞」那般系統，事實上，目前也沒有對此的絕對意義上的定義，但是，它們是從業者在建設性科學新聞生產上的漸進探索和寶貴經驗，為建設性新聞實踐開闢了一條可行道路。

當前，電影劇情從現實的隱喻變為現實的預言，處在疫情之中的我們愈發認識到風險的常態化。科學報導或許比以往更應受到關注，這包含兩個方面：一方面，科學報導如何基於科學證據將這預言延伸，為公眾和社會的科學決策提供參考；另一方面，科學報導如何記錄歷史，將千千萬萬個個體經歷轉化為集體記憶，為人類應對風險和不確定性積累經驗和教訓。

科普一下？

章倩萍

就讀博士班後的第一個採訪，實屬意料之外，離開第一線的新聞採訪工作十多年，碩士班師弟吳喬飛約好的科普作者採訪，好意帶上我，協助我了解科學傳播的領域。Ent在這篇五個月前的採訪中，談到了科學傳播、謠言與闢謠、公眾生活在風險社會中該如何應對，對照今日新型冠狀病毒帶給全球人的威脅與現況，這些議題與問答內容的深刻性，在在凸顯科學傳播的重要性與迫切性。

科普報導的"知識詛咒"、闢謠的"逆火效應"、新冠疫情中部分國家研議採用"適者生存"其實不是科學概念而是社會觀念，這些訪談內容雖然基本但是重要。對於第一線從事科學傳播工作者，是避免"跳坑"的最好警醒。

過去在印刷媒體時代，有"質報"與"量報"之爭，彼此互相看不起對方。但是質與量當真是兩個對立面嗎？ Ent說得好，科學性與娛樂性處在兩個不同的維度，庸俗也不見得無法應用在科學性的報導上，重點是如何準確地傳達科學訊息、讓儘可能多的讀者，一不小心"被科普了"，質量兼具不是魚與熊掌之擇。

Ent在訪談中說道，科學傳播最重要的是如何讓大眾相信科學，而不是特定的科學機構或科學家，讓大眾知道在風險可能成為日常的風險社會環境下生活，該如何發展出一套正確且有效的應對方式，這是科學傳播的最大挑戰、使命與永恆命題。

作者 | 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碩士生 吳喬飛

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博士生 章倩萍

審閱 | 金兼斌 楊 恆

編輯 |袁 潔 尚雪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