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解讀】
1816年，簡·奧斯丁在修改《諾桑覺寺》書稿時，對大眾能否接受這本小說惴惴不安，於是提筆在書前添加了一段自辯：「這本薄薄的小書完成於1803年，計劃即刻出版。文稿交給了一位書商，出版廣告都打了，至於後來為什麼沒有下文，作者也不得而知……懇請公眾謹記一點，從完稿之日至今已過去13年，世事人情、時興的書籍和看法已大不一樣……」遺憾的是，奧斯丁次年因病去世，未及目睹小說面世及讀者反饋。
奧斯丁擔憂自己的作品熬不過13年的考驗，放在200年後的今天來看，不過是一則名人趣談。簡·奧斯丁名垂文學史，學者們不厭其煩探討她的敘事結構、人物刻畫、語言風格，推究她的社會觀、女性觀和道德哲學，不知道生產出多少專著和論文。與此同時，奧斯丁的名字也成為一個具有世界知名度的商業品牌，為英國出版業、影視業和旅遊業廣招財源。「奧斯丁產業」興旺發達，英格蘭銀行「投桃報李」，將這位女作家的頭像印在了英鎊紙幣上。
奧斯丁雅俗共賞、書迷跨越國界，曾被小說家吉卜林尊稱為「英格蘭的簡」，也曾被另一小說家亨利·詹姆斯戲稱為「每個人的簡」。而我們今天只談談作為婚戀專家的簡。
婚戀與英國的社會等級
論專長，把簡·奧斯丁歸為小說家中的婚戀專家，想來不會有異議。她的6部小說「成全」了10餘樁婚事。大部分姻緣為她所「首肯」，也有個別她不贊同、不滿意。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婚事無一例外聚焦於女方，在單邊展開觀察和描摹。女作家取女性視角講述情事與家事的發展和糾葛，看起來更自然更真實，這是顯而易見的。更重要的一點：奧斯丁作為體面階層的知識女性，深深了解那個時代的社會對自己性別的不公。雖然她個性謙卑保守，筆觸遠離政治，從來不涉控訴和抗爭，但她絕非對現實無動於衷。她在輕喜劇中揮灑幽默諷刺才華之時，也在緩緩道出女性的難處和痛處。
簡·奧斯丁筆下的婚戀，核心包含三要素：情、理、錢。情感部分，喜歡誰，不喜歡誰，女性貌似可以自己做主。但是，決定誰能嫁、誰不能嫁、誰可高攀、誰不可俯就的世俗情理、社會法則和財產法規卻由不得她們說了算，因為她們生活在攝政時代的英國，受制於一個嚴苛而複雜的社會等級系統。
就奧斯丁的微觀世界而論，等級頂層是繼承世襲爵位和地產的貴族，《曼斯菲爾德莊園》中的託馬斯·貝特倫爵士、《勸導》中的沃爾特·埃利奧特爵士即屬此類。他們多數愚昧可鄙，少數心眼兒好卻平庸無趣，但無論如何，高貴的血統和地位是生來註定的。
第二層是沒有爵位頭銜但擁有地產、生活閒適的鄉紳，如《傲慢與偏見》中的班納特先生和達西先生、《愛瑪》中的奈特利先生。如果說奧斯丁有灰姑娘情結，那麼，她的王子基本來自鄉紳階層。可以說，該階層寄託著奧斯丁的道德理想、審美理想和社會責任理想。
第三是出生時口中未含銀湯匙、成年後必須自食其力的專業或職業階層。由於英國貴族和鄉紳階層實行長子繼承制，沒有繼承權的幼子通常不得不從事某個領俸祿或有收入的職業：當牧師，當軍官，當律師，當醫生或者投身工商業。在以閒為貴的英國傳統文化中，勞作意味著卑賤。因此，一般而言，他們的社會地位處在體面階層的邊緣。倘若家道殷實、資產可觀還罷了，如果不是，那麼免不了要受到前兩個階層的怠慢甚至歧視。《傲慢與偏見》中的柯林斯牧師、《愛瑪》裡的埃爾頓牧師之所以成為全書的笑柄，除品行有虧外，他們的飯碗來自教區地主的恩賜是重要原因。伊莉莎白的姨父是律師，舅舅舅媽在倫敦奇普賽街經商，在重視門第的達西以及彬格萊小姐眼中，這兩門親戚都是她的「汙點」。不過，話又說回來，如果走運，職業階層也是可能躋身鄉紳階層的。《理智與情感》中的布蘭登上校原是家中的幼子，但長兄早逝，遂得以繼承地產成為鄉紳。再如《傲慢與偏見》中的彬格萊先生，雖然富有，但其實是北方的工商業新貴，他花的錢是「新錢」，比承繼祖蔭而來的「舊錢」低一等。然而，通過結交達西這樣的朋友、購買地產以及與班納特先生聯姻，他最終順利爬上一格，晉身為紳士。
再往下，第四階層，則寒酸得稱不上「體面」了。《愛瑪》中的牧師遺孀貝茨太太母女、當家庭教師的簡·費爾法克斯小姐都屬於這一層。他們因失去主要家庭經濟來源而墮入窮困，只不過受過教育，地位比大字不識、幹體力活的佃戶農民、僕人略高一點。
不利於女性的婚姻市場
看得出來，上述等級區分是以男性為主體來衡量的。由於爵位和絕大多數地產自古限定男性繼承，女性只是每個階層的男性的附庸：某個男人的女兒、妻子或母親。女性沒有與男性同等的地位和權利。成年女性除了婚姻以外幾乎別無謀生之道。因此，如果家裡沒有誕下男丁，那麼最明智也不過是像班納特太太那樣火急火燎替女兒張羅親事——最好趕在班納特先生去世前給5個女兒都找好婆家，否則，待家產落入法定繼承人、堂侄柯林斯之手，一家子就很可能像《理智與情感》中的達什伍德母女四人一樣被掃地出門，非得仰賴娘家遠親的恩典才能找到棲身之所，而且不得不節衣縮食直到女兒覓得好歸宿。或者更慘，淪落到《愛瑪》中貝茨母女的境地，女兒熬成老姑娘，一家人貧困潦倒、備受欺凌。
普通人家的女兒愁嫁，豪門也有豪門的苦惱。矜貴如咖苔琳·德·包爾夫人，也必須為獨生女兒安的婚事操心。雖然祖產羅新斯花園極罕見地沒有限定繼承權，將來可歸女兒所有，但是，按照英國當時的法律，已婚婦女沒有財產權，婚後，女人的財產就變成了丈夫的財產。女兒將來的幸福全系在未來女婿的家世和德行上，老太太在擇婿一事上再怎麼重視也不為過。因此，從這個角度看，她對達西親上加親的希冀、對伊莉莎白橫刀奪愛的憤恨，也有可憫之處。
奧斯丁的小說出版於1811-1818年間，此時婦女還沒有起訴離婚的權利。1857年頒布《離婚法》，才把離婚裁決權從英國教會轉移到民事法庭手上。1870年，英國女性等來第一部《已婚婦女財產法》。1882年，已婚婦女對自己名下的所有財產才擁有獨立處置權。這意味著，在奧斯丁的時代，家境富裕、嫁妝豐厚的女孩在求婚者眼裡實質上不過是行走的錢包。《傲慢與偏見》中韋翰誘拐喬治亞娜未遂，便是一起失算破產的婚姻敲詐陰謀。《理智與情感》中的風流浪子威洛比，心屬瑪麗安卻另娶他人，圖的也是對方的財產。即便是為人正派、英俊瀟灑的費茨威廉上校，說到為前途著想、把婚姻當作求取未來事業投資人兼生活伴侶的機會的時候，也並無愧色。
奧斯丁的忠告
可見，階級結構、財產安排，對於婚姻市場中的女性——不分貴賤貧富——是一百個不利。但是，她們中的大多數還是不得不勇往直前，期望在婚姻中安頓好自己。這個任務有多艱巨，可想而知。奧斯丁對她們懷有萬千同情。她的小說，極為耐心地向同時代的女讀者們傳達忠告：談婚論嫁前，要知人、識世，唯有在此過程中迅速成長、成熟，方有可能苦盡甘來，尋得幸福。
知人包括兩方面：認清別人，認識自己。這首先要把《傲慢與偏見》中吉英與彬格萊這一對天造地設的幸運兒排除掉。他們兩人品貌合稱，性情相近，一見鍾情。要不是親友出於私心無事生非，小說寫到1/3處就該報告喜訊了。此等小概率個案，對一般人談不上有什麼指導意義。知人識世之初級難度，體現在《理智與情感》中的埃麗諾和愛德華、《勸導》中的安妮和溫特沃思之間。兩例都是天意弄人：前者是相逢恨晚，愛德華早已與人私訂終身；後者是相遇太早，安妮多年前因年幼軟弱聽信親友誤導而悔婚。但是，埃麗諾和安妮有相似的性格和品德：冷靜明智、隱忍克己、愛人利他。兩個故事展現的是兩個成熟女子如何應對失意的逆境和失去的機會，如何因為自知、自明和自律而終獲幸福。奧斯丁對她倆無疑是讚許的，因此，苦雖苦，但給她倆的回報巨大：她們到底沒有看錯人。
識人方面的教訓再深刻一點，就要談到伊莉莎白和愛瑪了。伊莉莎白的弱點是容易為成見所左右。由於對自己的虛榮心估計不足，對自己的判斷力過於自信，她險些將正義感和情感用錯對象，貽誤終身。而愛瑪的缺陷是迷失於優越感，為自大和勢利所障目。她亂點鴛鴦譜，毫無顧忌地傷害可憐人，差點給無辜者招致不幸。
對自己了解不足必導致識人方面的偏差，這是伊莉莎白和愛瑪的問題所在。不過，兩人是幸運的，來得及自糾錯誤，也有正確的道路擺在眼前。可世上還有一種最難的情境：對現實有了通透的認知並不必然帶來希望；女性作為婚戀中的被動方，有時只能向生存屈服。《傲慢與偏見》的夏綠蒂是一例，《理智與情感》的瑪麗安是另一例。瑪麗安對威洛比的愛情體現了她的精神理想：生活應該充滿激情、詩意和歡笑，婚姻必須以共同語言和精神愉悅為基礎。然而，生活的教訓很殘酷：威洛比靠不住，她只能選擇僅比母親小5歲、嚴肅寡言的布蘭登上校。夏綠蒂不是看不到柯林斯的荒唐可笑，而是看到又能如何？生活前景只有糟和更糟兩種樣式，她必須挑一個。對瑪麗安和夏綠蒂而言，知世不能改變世界。在她們兩人這裡，奧斯丁也無計可施。事實上，簡·奧斯丁自己便終身未婚。
奧斯丁最敬佩的文壇前輩詹森博士曾說，文學的意義在於幫助我們更好地享受生活，或者更好地忍耐生活。對於一代一代在婚戀問題上迷茫的女性讀者而言，應該說奧斯丁做到了這一點，不管是憑藉她的小說，還是她自己的人生。
（作者：蕭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