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我不記得，而是我忘不掉。——電影《唐山大地震》臺詞
1976年7月28日，毗鄰北京的河北省唐山市發生了一場裡氏7.8級的大地震。這場地震造成了24萬人死亡，16多萬人重傷，唐山市幾乎被夷為平地。但是,這場災難之後長達八年時間，中國社會對此保持了令人窒息的沉默。筆者查 閱震後1976後8年間唐山的報刊，幾乎沒有發現有關地震災害的報導和記錄，直到1984年，唐山市政府籌劃在市中心修建唐山抗震紀念碑和唐山抗震紀念館，有關這場災難的敘事才逐漸浮現。而近年，有關唐山地震的話題又成為熱點，2006年、2010年、2013年，三部同樣以《唐山大地震》為題目的影視作品問世，而且都取得了不錯的收視率。特別是2010年，著名電影導演馮小剛執導的《唐山大地震》，不但在國內票房不菲,而且被翻譯成為日語，成為少數能在日本主要院線上映的中國影片。這足以表明，唐山大地震的記憶依然在不斷被喚起和重構。
筆者從2003年到2012年之間，一直在調查有關唐山大地震的記憶問題。我曾經在《國家權力、喪葬習俗與公共記憶空間》一文中追溯了唐山大地震發生以後到2006年為止30周年裡，災害記憶的封存、喚起和重構的過程。在本文中，我希望能夠進一步考察之後的發展，以及結合中國歷史上的災害記錄，探討中國災害記憶的本質特徵和發展脈絡。
大衛·格羅斯按照歷史發展的進程，把記憶的社會圖式分為宗教圖式、政治圖式和大眾媒介圖式三種，他認為，在歐洲的中世紀，宗教圖式佔據主導地位，宗教圖式的目的是引導集體記憶轉向那些過去負載著信仰或者救贖的事件,因此選擇出來的事件都是基督生活中發生的重要事件，在基督教義上的重要事件以及具有宗教意義的世俗事件。而到了17世紀晚期和18世紀，政治圖式開始逐漸佔據主導地位。政治圖示的主要特點在於通過國家提倡的節日和紀念日來喚醒愛國心，建立博物館來界定民族偉大的意義等。而到了20世紀40年代以後，大眾傳媒圖式開始挑戰記憶的政治圖式。報刊電視、電影等反映市場利益，表達發展中的資本主義經濟,現代時期的平等主義精神等。在短時間內,大眾傳媒圖式就成為了我們思考過去的最具影響力的圖式框架。
使用這三個記憶圖式來考察當下的中國，不難看出，我們處在政治和大眾傳媒的雙重記憶圖式之下。而1976年前後的中國，並沒有真正意義的大眾傳媒，那時中國的公共記憶可以說完全是以政治話語為敘事方式的。
但是，如果我們僅僅使用這個政治圖式來概括當時的中國災害記憶的話，極有可能把當時的中國社會發生的一切都歸因於國家權力的作用，而使得問題平板化。事實上，國家權力固然會在記憶建構和呈現過程中起到主導作用，但是, 社會的不同階層的人群，依然有自身保持記憶的框架（frame) ，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lter）曾經使用歐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框架分析的概念來開展了「戰爭框架」的研究，他在《Frames of War: When Is Life Grievable?》一書中，把戰爭框架定義為「對戰爭進行認知、正當化、發動、體驗、記憶、解釋的一個認識框架結構」。
我們認為，和戰爭一樣，人類社會對災害同樣存在一個認知框架，這個框架決定了該人群對災難的認知、記憶和相關解釋。而這個框架通常通過對災難的記錄、儀式的舉行、記憶空間的建設來表現出來。
任何社會都存在一個能夠理解當下一切的框架結構（framework )，而這個框架則不是一成不變的，它會不斷地發生變調，甚至會創新。
唐山大地震的記憶框架
就在地震發生的第二天,《人民日報》發表的有關報導是:《災區人民在毛主 席革命路線指引下發揚人定勝天的革命精神抗震救災》，文章全然不提災民的狀況，而重點是國家領導層如何關心災區。史學家雷頤為我們梳理了唐山大地震前後中國的災害報導，表明這種災害的敘事模式是那個時代的特徵。他舉例說，「1970年1月5日，雲南通海發生7.8級大地震。1月9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新華社消息，標題為:《毛主席林副主席親切關懷受災人民，當地軍民信心百倍地進行抗災鬥爭》。這則消息只是籠統地說「我國雲南省昆明以南地區發生了一次七級地震」，沒有地震發生具體地點，對災情隻字不提。
雷頤還統計了唐山地震後報刊上發表的文章，簡要如下：
8月1日，《十二級颱風刮不倒，七級地震震不絝——小靳莊人民在抗災鬥爭中勝利前進!》
8月5日，《深入批鄧促生產支援災區多貢獻，河北、遼寧廣大幹部和群眾以實際行動支援唐山、豐南地區的抗震救災鬥爭》
8月12日，《抗震救災的現場也是批鄧的戰場：紅九連和唐山郊區人民一起以批鄧為動力做好抗震救災工作》；
8月15日，《同修正主義路線對著幹：解放軍某部『紅一連』和災區人民一起深入批鄧》
8月27日，《抗震救災現場的一次批鄧會》，提出「抗震救災任務重，工作多，還要不要堅持以階級鬥爭為綱？」
8月28日，《深入批鄧是戰勝震災的強大動力》
9月7日，《抓批鄧促生產》
從這些報導中，我們不難看出，權力鬥爭，如四人幫集團與鄧小平的對立 (「批鄧」）成為災害敘事的主要內容,而下面的報導生動反映出災民在領袖的關懷下作出的反應。
毛主席黨中央得知唐山地震的消息後非常關心，馬上給災區發了慰問電。中央慰問電，給了唐山人民極大的鼓舞，當人們接到尉問電的時候，人人奔走相告，傳送喜訊，人們雙手捧著慰間電激動得熱淚盈眶，念了一遍 又一遍，唐山人民懂得中央慰問電是黨中央毛主席的聲音，是災區人民抗震救災的思想武器，人們聚集在窩棚裡，圍繞在大樹旁一遍又一遍的學習，領受毛主席黨中央的關懷。通過學習慰問電，給唐山人民增強了力量，也給唐山人民奠定了戰天鬥地的信心，有毛主席黨中央的領導唐山人民能戰 勝一切天災，全國會來支援我們，解放軍會來支援我們。
顯然,在這裡，權力和對權力的反應始終是最重要的敘事內容，和王朝時代不同的是,信奉唯物主義、相信「人定勝天」的國家政權，已經不需要和「天」發生任何關涉，在這裡，「天」即無人格的自然，僅僅是需要戰勝的對象。而領袖給災民帶來的，正是戰勝自然的精神力量。這裡出現的新的天人對峙的構圖中，「人」也不是生物學意義上的人類，而是共產黨領導、社會主義制度下的「自主命運之人民」（唐山抗震紀念碑碑文用語）。
上述邏輯直接體現在表明災害記憶表象的紀念碑上,下面是唐山抗震紀念碑的碑文：
唐山抗震紀念碑碑文
唐山乃冀東一工業重鎮，不幸於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凌晨三時四十二分發生強烈地震。震中東經一百一十八度十一分，北緯三十九度三十八分,震級七點八級，震中烈度十一度，震源深十一公裡。是時，人正酣睡，萬籟倶寂。突然，地光閃射，地聲轟鳴，房倒屋塌，地裂山崩。數秒之內，百年城市建設夷為墟土,二十四萬城鄉居民歿於瓦礫，十六萬多人頓成傷殘，七千多家庭斷門絕煙。此使京津披創，全國震驚，蓋有史以來為害最烈者。
然唐山不失為華夏之靈土，民眾無愧於幽燕之英傑，雖遭滅頂之災，終未渝回天之志。主震方止，餘震頻仍，倖存者即奮掙扎之力，移傷殘之軀，匍匐互救，以沫相濡，譜成一章風雨同舟、生死與共、先人後已、公而忘私之共 產主義壯曲悲歌。
地震之後，黨中央、國務院急電全國火速救援。十餘萬解放軍星夜馳奔，首抵市區，捨生忘死，排險救人，清墟建房，功高蓋世。五萬名醫護人員及幹部民工運送物資，解民倒懸，救死扶傷，恩重如山。四面八方捐物贈款, 數十萬噸物資運達災區，唐山人民安然度過缺糧斷水之絕境。與此同時，中央慰問團親臨視察，省市黨政領導現場指揮，諸如外轉傷員、清屍防疫、通水 供電、發放救濟等迅即展開，步步奏捷。震後十天，鐵路通車，未及一月，學校相繼開學，工廠先後復產，商店次第開業；冬前，百餘萬間簡易住房起於廢墟，所有災民無一凍餒;災後，疾病減少，瘟疫未萌，堪稱救災史上之奇蹟。
自一九七九年，唐山重建全面展開。國家撥款五十多億元，集設計施工隊伍達十餘萬人，中央領導也多次親臨指導。經七年奮戰，市區建成一千二百萬平方米居民住宅，六百萬平方米廠房及公用設施。震後新城，高樓從立，通衢如織，翠蔭夾道，春光融融。廣大農村也瓦舍清新，五穀豐登，山海闢利，百業俱興。今日唐山，如劫後再生之鳳凰，奮翅於冀東之沃野。
撫今追昔，倏忽十年。此間一磚一石一草一木都宣示著如斯真理：中國共產黨英明偉大，社會主義制度無比優越，人民解放軍忠貞可靠，自主命運之人民不可折服。爰立此碑，以告慰震亡親人，旌表獻身英烈，鼓舞當代人民，教育後世子孫。特製此文，鐫以永志。
唐山市人民政府
一九八六年七月二十八日
中國的傳統文化中的災害記憶框架,決定了兩者的相似性。這種記憶框架也決定了1984年建立的紀念碑和紀念館也是以「抗震」為名，彰顯力量與偉大。而不是以「地震」為名，表達喪失與悲傷。
而以唐山抗震紀念碑為代表的災害敘事的文體，甚至發展到2008年的汶川地震時，還有新作。有位地方文聯的副主席,替地震的犧牲者創作了一首「感恩詩」：
江城子·廢墟下的自述
一位廢墟中的地震遇難者，冥冥之中感知了地震之後地面上發生的一切，遂發出如是感慨
天災難避死何訴，
主席喚，總理呼，
黨疼國愛，聲聲入廢墟。
十三億人共一哭，
縱做鬼，也幸福。
銀鷹戰車救雛犢，
左軍叔，右警姑，
民族大愛，親歷死也足。
只盼墳前有屏幕，
看奧運，同歡呼。
這首讓中國當代文人斯文掃地、啼笑皆非的感恩詩，並非僅僅是作者的獨出心裁之作，我們讀康熙年間的「皇恩浩蕩，如海如天」 「皇仁真浩蕩，發幣賑頹壞, 無主敕官瘞」，以及唐山地震時的那些「感恩體」體驗文章,不難找到他們之間的歷史連續性。
亡靈的爭奪戰
唐山大地震的話題，在1980年代後期開始逐漸發酵，開始成為攪動唐山社會的一把鈍刀。英國作家大仲馬曾說，「精神上的創傷有著這種特徵一它可以被掩蓋起來，但卻不會收口，它是永遠痛苦，永遠被觸及就會流血,永遠鮮血淋淋地留在心頭。」地震以後，雖然政府修建了抗震紀念碑、紀念館，也每逢五、十周年的時候舉行公祭或紀念儀式，但是，基於權力想像的記憶建構,很難真正滿足人性深處對生命個體尊重的心理需求,記者柴靜曾經訪談唐山市民，她問一位醫生，「每年的紀念碑前的活動你們去麼？這些倖存的人去不去?」「不去」，「為什麼?」，「上去說話的都是…當年趕到首都送信的人」。「幾乎所有的採訪對象都說，唐山真正的紀念,是每年7月28日，這個城市的各個角落，人們都會燒紙錢，滿城飛灰，悼念亡靈」。
收費的「哭牆」
2006年，唐山大地震30周年之際，唐山市南湖塌陷區豎立起了幾個巨牆。這就是後來引起唐山社會爭議的收費「哭牆」。
這個牆的建設者是一家民營企業，名為華盈實業集團有限公司。華盈集團和香港企業合資，開始以建造地震科技園為名,建設唐山地震紀念牆,2004年3月22日，香港《文匯報》刊出特刊，登載了一整版的《唐山打造地震科普紀念園》 的廣告。
首先，廣告用黑體字說明，在唐山市政府及各有關部門的大力支持下,河北華盈實業集團有限公司與外資方，於2001年5月18日在河北省第十屆經貿洽談會外資項目籤約儀式上簽約，合資在唐山修建唐山市[七二八]地震紀念園區。
在第一部分，廣告說明要利用南湖公園廢閒地，經過精心的策劃、綠化、美化，運用各種先進的科學技術、藝術方法，在為唐山人民建造裝飾出一個既能緬懷祭奠親人，又能進行遊覽休閒的公共場所的同時，打造規模大、科技含量高、世界一流的地震科普城，使之成為世界地震史料研究基地。
廣告特別說明，旅遊業是永久的朝陽產業，大地震給唐山留下了寶貴的資源，在地震觀光方面，唐山有「壟斷性」。
園區的計劃如下：
1.建設[唐山地震紀念牆]主牆280米長6米高牆上將鐫刻24萬震亡者姓名。
2.青銅祭鼎
3.候風地動儀
4.中國人民解放軍抗震英雄紀念碑
5.芳德碑（為感謝為建設園區的社會各界）
6.援建唐山的功德碑
7.藝術宮
8.國際地震博物館，地震成因科普館，地震動態模擬城等
9.建立種植，養殖基地
10.用85%的用地栽培花草，建設園林
僅從上面的計劃看起來,至少從1一6的計劃都屬於公益項目，但是，在最後，廣告介紹到，該項目的經濟評估結果表明，項目經濟效益較好，建設期和回收期短，內部效益較高，能給投資雙方帶來較滿意的回報。
不難看出，這家公司雖然小心翼翼地把盈利的目的混在公益事業之中，但是，因為是招商的廣告，還是不得不亮出底牌，告訴對方這個項目是有利可圖的。
2006年，一部分紀念牆和鐘鼎建成，人們才知道了這個地震科普園的盈利模式。公司建設的地震紀念牆，鐫刻死者名字並非免費，購買一個正面區劃需要支付1000元人民幣，背面800元，雖然規定全家震亡者，外地和人民解放軍的震亡者免費。但是，這座「千八百」的「哭牆」還是在唐山激起了巨大的爭論。一方面，有不少人接受條件，付錢將自己的親人的名字鐫刻了上去，這些人認為，和市中心的抗震紀念碑相比，這裡才是自己親人亡靈的所在，他們在這裡可以獻花, 撫摸親人的名字寄託哀思，代表性的意見是，和7月28日在街口燒紙相比，這裡 畢竟有個「固定的地方」。
交通公司的司機李潔對記者說，她們兄弟就為地震去世的母親刻了紀念板。「我覺得出錢沒什麼，我們能寄託一下哀思，不用到街口燒紙了。」
反對者則認為，這堵牆本來就不該收費，而且應該由政府建設。這種商業化 運作的方式是「發死人的財」。而且畢竟不是所有的人都有經濟能力支付這筆款項。因此,這座哭牆實際上撕裂了唐山遺族。
開灤集團的李玉林，當年飛車闖人中南海向黨中央報告災情的人，現在已經是72歲的老人。「像我這樣的工人唐山多了，會掏錢刻字去？我家地震死了14 口人呢！這件事不應當賺錢，應該是件公益的事。」
政府的態度非常微妙，在建設初期，政府的機關報曾經刊登報導，將紀念牆的建設評價為文明的祭祀活動，表明了支持的態度。但是，時隔不久，政府突然 宣布這個紀念牆屬於違章建築，要求予以拆除。
對政府態度的轉變，華盈公司先是採取抗爭的手段王立祥很自信，他不相信牆真的會被拆掉:「上面已經刻了不少地震死難者的名字，如果真拆除，得有多少個家庭阻止? 」
免費的「哭牆」
但是,政府的對策似乎完全出乎這家公司的之外,哭牆風波開始的第二年, 政府決定出資修建免費的哭牆。有關這個決策的過程的報導如下，
2007年的清明節，唐山市委書記趙勇下班騎車到街上轉悠時發現，唐山大大小小的十字路口上，濃煙四起，火光沖天，到處都是燒香燒紙錢跪拜親人的老百姓。「我當時看了很不舒服，一是覺得這種祭拜方式還是封建迷信，另一方面又很感動。當地的同志告訴我，老百姓也確實沒有一個像樣的地方祭拜地震中失去的親人，宣洩情感。」
第二天,趙勇找來了規劃局長，讓他找個地方建一個專門給老百姓祭拜親人的場所。後來，唐山市規劃局召開會議，決定在當年埋葬遇難者的南湖建立一個唐山地震遺址紀念公園。
從上述報導看來,市委書記趙勇的個人感受在這個決策中起到了主要的作用，其中甚至有些「偶然」的因素。但是，我們很難相信他和唐山規劃局對那個收費的「哭牆」毫不知情，而且，在他們的下決心修建政府「哭牆」的背後，那座民間「哭牆」沒有任何影響。
2009年，政府的紀念牆已經完工，對民間「哭牆」的死刑判決也下達了。唐山市政府以正在籌建中的唐山市南湖生態城管理委員會的名義發布公告，指出 這個民間「哭牆」屬於「非法」建設，而且「嚴重影響南湖公園的景觀形象」要將其拆除。
關於拆除原華盈公司在南湖公園內非法建設地震紀念牆的公告 根據2月3日市委、市政府召開的南湖生態城建設現場會議精神，南湖 生態城核心區內所有有礙觀瞻的建築都要拆除。其中原華盈公司非法在南 湖公園內建造的地震紀念牆嚴重影響了南湖公園的景觀形象，在這次拆遷的範圍內。（下略）
唐山市南湖生態城管理委員會（籌建）
二零零九年二月十四日
公開的拆除理由是影響景觀，但是，按照華盈實業公司方的說法，政治的原因更大，華盈董事長告訴記者說:「市規劃局的處罰決定是緣於市裡一些領導對該項目不太滿意。他們怕我們搞這個紀念牆鬧出事來。」 「去年7月28日，數萬名祭奠死難者的群眾，自發聚集在正在建設的紀念牆周圍。而在此前，他就收到了市裡的通知，希望把這裡的紀念活動的規模壓縮得小一些，不要把動靜搞得過大。」
要判斷政府決策的真正理由並不簡單,後任領導否決前任領導籤署的協議 或做出的決定，甚至修改已經確定的城市建設規劃，在那個時代，都是屢見不鮮的事。不過，我們僅僅就政府決修建免費「哭牆」的結果來判斷,便可以清楚地 知曉，政府已經開始逐步認識到權力記憶框架在處理公共死亡事件時的局限，並行動起來收復被商業資本侵蝕的公共價值的領地。
大眾傳媒圖示下的災害記憶
1990年代之後的中國社會，逐步開始進人大眾傳媒時代，大衛•格羅斯認為，媒體「不僅是當代觀念和價值的供應者，而且還是我們思考過去最具影響力的圖式框架，宗教圖式和政治圖式雖然並沒有消失,但其影響力顯然已經走向邊緣了，甚至被迫在媒介圖示下進行解釋」。特別是網際網路的快速普及，使得原本被塵封的災害記憶大量浮現出來，其中有兩種記憶框架的呈現，最值得我們矚目。
民間傳說記憶框架
這類記憶框架通常以靈異故事的形式出現，這些流傳在民間的敘事，其內容按照當下的主流文化來判斷，屬於「迷信」之屬。知識精英們當然不屑一顧，就算一般民眾，只要受過現代教育，真正相信的恐怕也寥寥無幾。但是，如果我們從災害記憶保持和傳承角度來看，其存在的意義並非不值得重視,因為和政治圖式下的感恩敘事相比，這類敘事通常更有生命力。而且民間敘事的特點之一是其不斷生成，因時間地點而變化。因此,例如陰兵借道的故事，便有故宮、汶川等多個版本。下面一例是流傳最廣的唐山地震時的陰兵借道的故事。
傳說：陰兵借道
我爸爸以前是個軍人，他所在的部隊在唐山大地震的時候是第一批參加救災的部隊，他們接到上級的命令後馬上動身，由軍裡派出汽車連進行機動行軍。在他們離唐山災區還有1個小時路程的時候他們全團的汽車全部拋錨在路邊，當時所有的人都很著急，因為所有的技術人員都找不到車到底出了什麼毛病。大約在晚上8點的時候,汽車的大燈忽然全都熄滅了，我爸爸忽然接到上面的命令要把汽車退到路的右邊,大約在8點15的時候上面又命令讓全體人員上車，無論看到什麼都不許說話和亂動，這樣他們就在車上一直坐著，一直到深夜。 在大家半睡半醒的時候被一陣馬蹄聲驚醒了，當時我爸爸就坐在駕駛 室裡，看見從他們的車旁略過一輛又一輛的馬車，這些馬車是從唐山災區的方向過來的。我爸爸的那時20歲左右，身體很好，視力絕對沒有問題，但是這個時候他只能看到一輛輛的馬車,就是看不到趕車的人，只是看見每輛車上的一盞清燈（發著淡綠的顏色），他確實是看清了車上拉的東西——那是人的頭，每輛車上都堆滿了人頭。那些馬車大約一共過了15分鐘大約100 輛。當所有的馬車過去後他們再次發動車子，一點即著，他們在又上路了以後，有人估計大約有10萬人在地震中死了，後來經驗證的確是10萬人。我爸爸退伍後與我的爺爺說起過這件事情。聽爺爺說這種事情叫陰兵借道。
這個故事的體驗者是軍人，而軍人是理性化程度最高的人群，因此，由他們出來講述，可信度和普通的農民或民間宗教的信徒的講述相比顯然會高很多，這個傳說被廣泛傳播以後，陰兵的人數從10萬人變成了唐山死亡總數24萬人。
陰兵故事，在中國的傳說中非常普遍，通常是發生過大戰，戰死者大量產生的地區,當地的住民往往會說，在颳風下雨的時候，能聽到刀槍劍戟和喊殺、嚎哭之聲。陰兵的存在，至少到清末,在中國民間有非常普遍的心理基礎，有研究表明，在宣統年間中國的人口普查時，發生了如下事件。
吳縣香山調查員到各戶調查時，詢問戶口、年齡等，鄉民在答覆時，連生日時辰一起告知。在調查工作將要結束時，謠言忽然在該地鄉民中散播。「謂調查各戶人口系因造鐵路需用數萬人八字壓人之故。迨後又有一女巫造言惑眾，雲某老爺上身告述某日有陰兵過境，是以本地調查各戶人名八字，將來人 冊各人均去當陰兵云云。」
鄉民聽後驚惶萬分，急欲將調查戶口底冊追回，於是4月9日聚集數百人到自治分所吵鬧，搗毀自治分所，並打毀培元家很多器具，之後四處逃散。
民間傳說實際上是一個記憶的生產裝置，它提供一個近似於模板的故事程式、人物，時間，空間可以因時因地而變，但是,故事的脈絡和主要情節大體相同。比如常見的因果報應故事、動物報恩故事，在唐山地震的傳說亦有翻版。
在政治圖式為主導的社會，以傳說故事甚至謠言的方式呈現出來的災害記憶，通常很難有機會進人正式的災害敘事體系，比如教科書，報刊雜誌，電視等, 他們僅僅依靠民間的口耳相傳，其流傳範圍有限，但是，網際網路使得這些故事能 夠很快為所有人共享，並且可以參與創造。在這些靈異故事的記憶框架中，災害本身往往只是故事發生的背景，而敘事邏輯則以原有的格式展開，其內容多和民間信仰相關,在民間具有穩定的心理基礎。在民間信仰逐漸復興的今天，這種民間傳說記憶框架的生命力或許將進一步增長。
人性敘事記憶框架
作為對權力記憶框架的反動，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後，媒體中出現了反映普通人性的災難敘事，2010年上映的電影《唐山大地震》就是其中之代表作。這個電影描寫1976年7月27日夜，唐山大地震發生後，面對即將坍塌的危樓，丈夫方大強和妻子李元妮都要去救被困的兒女方登、方達。危急時刻，方大強攔住了妻子自己衝了進去，此時餘震發生，大強再也沒有出來。李元妮發現,一雙兒女被困在一塊水泥板兩端，而只能救一個，她做出了艱難選擇——救弟弟。此事成為姐姐方登一生的隱痛。後來，她被軍人王德清夫婦收養。32年以後，方登回到原來的家，元妮對她說，西紅柿洗乾淨了，媽沒騙你。（地震前，李元妮向女兒承諾，第二天給她買西紅柿。32年之後重逢，元妮洗了一盆子的西紅柿，等著女兒）
電影以這個普通家庭在災害中的生死故事貫穿始終，催人淚下的臺詞表達的是夫妻、親子之愛。國家權力話語則最大限度地被簡約化處理了。
在網絡中，還出現了對災害中人性的醜惡之處的譴責和詛咒,這些負面的內容，通常很少在正式媒體報導，而過去出版的一些書籍雖然有所涉獵，但都粗略帶過，而下面的這段在網絡被廣泛轉載的文字，則呈現了災害面前人性的醜惡的一面。
轉眼間，哀號從各個地方傳了出來，廢墟上傳出了呼救聲和呻吟聲，看看我家裡人都沒有大礙，我父親趕緊去對面的地方救人。對面是一戶姓姚的，雖然跟我母親同姓但是平素齷齪，可是到了這個時候父親還是先去救人了。記得後來這戶人家並沒有感恩的表示，不過我想上帝會懲罰他們的，我一直偏執地相信其實唐山大地震是上帝對人類的懲罰，倒不是說我們這些倖存的人就是無罪，而是我深刻地了解到在這個工業城市裡生活的人們是多麼蒙昧，多麼愚蠢，多麼缺乏人性的光芒，很多人的生活無異於動物，尤其是在文革後期，人們之間充滿了猜疑和敵意，人性變得無比卑賤，上帝也無法忍受這些子民變得這般惡劣，震怒之下手只一揮……
接下來的幾天裡人們失去了理智，很多人恢復了獸性。所謂獸行其實有很多種，佔有的欲望就是一種。沒有了政府，短暫的管制真空使得人的欲望不斷膨脹，而他人的惡行也極大地提示了從眾犯罪的心理。幾乎每一家都去搶,去掠奪，只要是有男人的就憑藉著體力上的優勢去佔有，商店，百貨公司，工廠，銀行，都有人在窺覷著，很多人弄了無數的衣物裝在塑膠袋裡往家背，膽子大的就去搶錢。還好那時侯有基層民兵，時不時地街道上響起零 星的槍聲,那是懲戒嚴重搶劫行為的人或者直接開槍殺人的。我就親眼看 到一個30歲左右的男人被民兵用鋼絲穿過鎖骨，固定在復興路口的電線桿上，暴曬三天而死。可見民主與專制真的無法簡單判斷。後來情況在解放軍進駐之後得到了控制，當時政府職能恢復後，發布了告示，要求參與搶劫的人只要把搶的東西交回去就既往不咎，這個情況我看了很多記載都沒有記錄，可見人都是諱於言說不利與自己的東西,但是這些骯髒的記憶可以被抹去,卻不可以被忘記的。
人性敘事記憶框架下的災害記憶，呈現出人性的多樣性視角，特別是在生死 關頭的極端狀態下人的本性，逐漸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
結論
在文章開頭，我們使用大衛·格羅斯的記憶圖式概念，來分析了中國災害記憶的變遷。我們注意到，即使在政治圖式的時代，依然存在多種記憶的框架 (frame)。權力中心的記憶構架，自王朝時代起就成為中國災難敘事的中心。它的基本特徵是和災難的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相比，圍繞災害權力的態度和受災者的反應是敘事的重點。在王朝時代，皇帝、大臣以及帝國的行政系統的態度和措施，構成了災難敘事的主要篇章。而作為敘事的主要媒介之一「詩文」，逐漸形成了一個相對固定的文體，本文稱它為「感恩體」，這個文體在當代也有其存在的形態，以唐山抗震紀念碑碑文為代表的當代「感恩體」，在今天依然強大的生命力，筆者在汶川地震調查中看到的小學生的命題作文，雖然受難經歷各自不同，但是文體套路驚人的一致，都是「受災——獲救——感恩」。
圍繞唐山兩座「哭牆」的攻防，反映出當代中國圍繞亡靈的爭奪戰，近代民族國家通過喪-葬-祭過程的全面掌控，比如制定火葬、骨灰保存、追悼儀式等制度規範,實現了對死亡的行政化管理。另一方面，也允許民間保留了部分喪葬傳統如燒紙等。長期以來，這個官民互補的框架基本上滿足了雙方的需求。但是, 由於唐山大地震所造成的大規模死亡使得這個框架失效,屍體無法火葬而集中掩埋,個人的祭祀無處舉行。政府雖然通過建立公共紀念設施、舉行公共紀念儀式，部分消解了受災者的心理創傷，但是，其政治圖式下的記憶框架，無法包容或取代對生命的另一個本質的特徵——個體性的關照。無孔不人的商業資本在此 時介人，修建「千八百」的收費「哭牆」，希望通過市場的邏輯，滿足人們的這方面 的心理需求。但是，當收費「哭牆」和高聳入雲的「抗震紀念碑」形成對峙時，產 生了對權力記憶框架的挑戰。
面對商業資本的攻勢，權力一方的反擊無疑是有效而且是有力的。免費的「哭牆」毫不費力地取代了「千八百」哭牆的全部功能。政府還以行政管理的方式宣判了收費「哭牆」的死刑。由於缺少足夠的內證，我們無法判斷這場官民糾紛到底誰是誰非，但至少從民意而言，政府是得分的一方。而扮演了悲劇性角色的這家民營公司，則從一個反面的角度，印證了國家權力對死亡管理的逐漸「人性化」的進程。
大眾傳媒圖式逐漸成為社會記憶的主體模式，作為權力記憶框架的補充和反動，民間傳承框架和人性敘事記憶框架逐漸壯大，預示著災害記憶建構的多樣性、立體性格局逐漸形成。
來源：東方歷史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