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苗千
「房間裡真的很冷,有沒有(我還沒發現的隱藏)空調,或是電暖氣?」我問酒店前臺。
「都沒有。」前臺回答。
「可是房間裡真的很冷啊。」我看著他說。
「那就請把被子裹嚴實一點吧。」前臺說著,給了我一個非常職業的笑容。
秋天的斯德哥爾摩 | 苗千 攝
這家酒店是我在網上預定的,不算便宜,一晚的住宿費折合人民幣要900多元。在物價昂貴的瑞典,這個價格只能住得相對簡陋。幾天以後,我如意料之中的感冒了。
回想起來,這段對話已經是發生在五年前,那是我第一次前往瑞典,在首都斯德哥爾摩現場報導諾貝爾獎的宣布,並對諾貝爾委員會的成員進行現場採訪。之後的幾年裡,每到十月初,我總會飛到斯德哥爾摩報導諾貝爾獎。以《改變世界的人》為題,專門用一期雜誌來介紹當年諾貝爾獎得主的科學成就和個人事跡,已經成為了三聯的一個傳統。
《三聯生活周刊》諾貝爾獎系列報導:【改變世界的人】
原定中的國際飛行因為新冠疫情被打斷了。瑞典在抗擊新冠疫情方面堪稱「佛系」,並未完全關閉邊境。我以為尚有可能入境瑞典報導這次特殊的諾貝爾獎,但隨後我就收到了來自瑞典皇家科學院的通知:因為疫情關係,這一次諾貝爾獎的新聞發布會不接待來自瑞典國外的媒體。國際媒體的採訪只能通過郵件和電話進行。
好吧。在諾貝爾獎宣布的日子裡,我會和其他很多科學家一樣,緊張地守在電話旁,等一通來自瑞典皇家科學院的電話。
經過前幾年的報導,我知道所謂的諾貝爾獎體系,實際上是由幾個各自獨立的單位構成,彼此之間的聯繫又極為鬆散。這次不能親赴瑞典,就只能與不同的單位分別進行聯繫。我致信管理諾貝爾遺產的諾貝爾基金會,希望對他們進行郵件採訪,了解這一年來基金會如何運用其掌握的資產和全球性的影響力來幫助人類社會抗擊疫情;又分別聯繫了頒發生理學或醫學獎的卡洛琳斯卡醫學院;頒發物理學,化學,和經濟學獎的瑞典皇家科學院;以及頒發諾貝爾文學獎的瑞典學院。
只有瑞典皇家科學院熱情回復我,答應我在發布會後與科學院的專家進行電話採訪——只是這個過程將非常複雜。出於保密考慮,在發布會後將接受採訪的專家名字也是秘密(以防記者提前查詢到專家的研究領域,由此提前猜出本年度的諾獎得主)。我只能在發布會前兩小時左右等到一通來自瑞典的電話,與我提前確認和溝通,在發布會剛剛結束後再收到一條簡訊,告知我即將與我聯繫的專家的名字,隨後會再接到一條簡訊,告知我可以進行正式採訪了——過程繁複有如特工接頭。
阿爾弗萊德 · 諾貝爾的半身銅像 | 苗千 攝
物理學獎的發布會前,我坐在書桌前,打開電腦盯著瑞典皇家科學院會場的直播,電腦旁還放著兩部手機,等待著對方的信息。發布會又一次推遲了大概15分鐘——之所以說又一次,是因為以我這幾年來的經驗來看,物理學獎的發布會最容易被推遲,而推遲的原因基本上都是因為之前聯繫不到獲獎者。是電話那頭的科學家因為時差關係正在睡覺,還是有其他原因?
推遲了大約15分鐘之後,諾貝爾委員會的幾位成員入場。幾乎沒有寒暄,委員會秘書長戈蘭·漢森(Göran K. Hansson)宣布今年獲獎的三位物理學家為英國理論物理學家羅傑·彭羅斯(Roger Penrose),德國天體物理學家賴因哈德·根策爾(Reinhard Genzel)與美國天體物理學家安德烈婭·吉茲(Andrea Ghez)。
如果要給今年的物理學獎尋找一個主題,那麼只有兩個字——黑洞。
2019年4月10日,「事件視界望遠鏡」(EHT)項目發布人類史上首張黑洞照片,由歐洲南方天文臺提供。
可以說,這一屆物理學獎有合理之處,又有些出人意料。說到合理之處,隨著人類在2015年首次探測到了宇宙中兩個黑洞合併產生的引力波信號,黑洞從一個純粹由廣義相對論推導出的,僅僅在理論上存在的神奇假設,成為了宇宙中實實在在天體。近幾年來,隨著LIGO和VIRGO引力波探測器的不斷改進,人類已經探測到了數十次黑洞合併事件,而且這個數字還在不斷增加中。這樣一個巨大的科學進展,必然會對物理學產生深遠影響,因此有關黑洞研究的主題獲得諾貝爾獎有其合理性(當然根策爾和吉茲所研究的是銀河系內部的超大型黑洞,與引力波探測並無直接關聯)。
Reinhard Genzel
另一個可喜之處在於,又有一位女性科學家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即使算上今年剛剛獲獎的吉茲,在諾貝爾獎一百多年的歷史中,也只有區區4位女性科學家獲得過物理學獎——在吉茲之前,是2018年獲獎的加拿大物理學家唐娜·斯特裡克蘭(Donna Strickland)。一方面,在歷史上女性並沒有和男性同樣接受教育和進行科研的機會,另一方面,也曾經有多位女性科學家的成果被忽視。希望在未來能夠有越來越多的女性科學家獲得諾貝爾獎。
Andrea Ghez.
說到意料之外,這一次的諾貝爾物理學獎與去年的評獎主題略微有些相似之處。去年有一位宇宙學家和兩位行星科學家獲獎,今年則又是與天文學研究有關。不過仔細想來,這兩屆諾獎雖然都是關於天文學,探究人類在宇宙中的位置,但是研究尺度有所不同,研究領域也有差別。對於黑洞的理論研究,是廣義相對論的又一次偉大勝利,而對於位於銀河系中心的超巨型黑洞的探測和研究,則是人類進行宇宙觀測的重大進展。今年的諾獎,所慶祝的是物理學理論與實踐的結合。
在發布會後,我如期等到了簡訊,告知將要接受我電話採訪的科學家是諾貝爾委員會成員,斯德哥爾摩大學的理論物理學教授託爾斯·漢斯·漢森(Thors Hans Hansson)——對我來說,漢森教授也是一位老熟人了,在最近幾次諾貝爾獎發布會上,他都曾用簡單的方式向眾人解釋獲獎者的科學成就。
短短十幾分鐘的電話採訪,我和漢森教授談到了這三位獲獎者的科學成就,對於物理學研究的影響,以及宇宙學研究的未來。在採訪最後,我問漢森教授,這一次在疫情中進行的諾貝爾獎評選與往年有什麼不同?他告訴我,起初的提名階段與往年並沒有太大不同,諾貝爾委員會都是通過電子郵件方式與世界各地的專家聯繫,收集提名名單。但是到後來的討論階段,出於安全考慮,委員會開會更多是通過網絡進行。總體來說疫情對於評獎工作的影響並不算太大。但是可以想像,假如這次疫情發生在20年前,網絡技術還沒有如此發達,情況就會截然不同了。
電話採訪過後,還沒來得及整理記錄,我不禁陷入了沉思。廣義相對論誕生一百多年來,對人類社會已經產生了太深遠的影響。從這樣一個純粹由數學公式建立的理論,人類逐漸認識了宇宙,也逐漸認識了自身在宇宙中的位置。但科學和理性的進步又談何容易,就連愛因斯坦本人在一開始也不相信黑洞和引力波的存在。羅傑·彭羅斯通過廣義相對論,通過數學手段,在理論上證明了黑洞是宇宙中一種不可避免、必定存在的天體,而根策爾和吉茲兩位天文學家,則是通過觀測銀河系中心一個名為「Sagittarius A* 」的區域,觀察恆星的移動軌跡,終於推斷出在銀河系的中心存在著一個超巨型黑洞。
彭羅斯爵士今年已經89歲。因為年事已高,他早已不再接受記者的採訪。幾年前我曾經試圖聯繫採訪彭羅斯爵士,沒有成功,只能買了一本他撰寫的科普書《通往實在之路:宇宙法則的完全指南》(The Road to Reality: A Complete Guide to the Laws of the Universe)。這本科普書讓我瞠目結舌,長達1000多頁,其中超過一半的內容是數學公式。讀到大約300頁處,我忍痛放棄。
Roger Penrose
我又想到了已經在兩年前去世的,彭羅斯爵士的好朋友史蒂芬·霍金。霍金以研究黑洞聞名,如果他能夠活到今天,是否有可能獲得諾獎?霍金對於黑洞的理論研究成果名為「霍金蒸發」,描述這種宏觀天體存在的一種微觀量子效應,問題在於人類不大可能可以直接探測到霍金蒸發效應。所以就算霍金教授能夠活到今天,也未必能夠獲得諾獎吧。
羅傑·彭羅斯(Roger Penrose)照片,右一為彭羅斯,左一為霍金。
人類對於宇宙的探索,將會延續到無盡的未來。
更多詳情,請關注下周《三聯生活周刊》關於諾貝爾獎的封面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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