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量子波動速讀」再掀教育培訓騙局內幕
「1-5分鐘看完一本十萬字的書籍並且可以完整複述內容」，「閉著眼睛就和書本發生感應」。近日，一段「量子波動速讀」視頻在網絡上流傳開來，迅速吸引了大眾的眼球。視頻中，孩子們飛快地翻著書本的畫面讓人不禁思考，為何這類騙局總是層出不窮，家長又為何總會相信這些毫無根據的「科學道理」，一次又一次地交上智商稅呢。
對於「量子波動速讀」的宣傳，媒體和廣大的網友紛紛表示「毫無科學依據」「交智商稅」「教育欲速則不達」。「這不是一目十行，是一目十本了」，「翻頁這麼快像扇風一樣」，「遇事不決，量子力學」，諸如此類的調侃遍布全網。更有網友稱諾貝爾物理學獎頒早了，真是「玻爾看了會沉默，愛因斯坦看了會流淚」。
光評論調侃還不夠，有認真的網友抱著刨根問底的心態直接付諸行動，「深入敵營「體驗這個忽悠了廣大家長的騙局。微博網友@畢導THU加入了一個「量子波動速讀」班開始自學。上完九節所謂的培訓課後，該網友覺得毫無作用：「對方先用一些沒毛病的測試讓你相信，再用你不懂的問題唬你。於是你心裡就種下了焦慮的種子：哎呀這個我（的孩子）不會，怎麼辦呢？」他表示，這類培訓的思路其實並不複雜，「類似的騙局我能馬上開發好幾個，比如電子躍遷心算法：讓孩子邊跳躍邊口算，感受跳躍過程中能量躍遷的變化，領悟數學運算的本質等等」。
據多家媒體記者調查發現，杭州、成都、深圳等多個城市均開設有類似的培訓班，收費在6000元半年到26萬元的「終身制」不等。家長對孩子的教育越來越重視，在越來越激烈的教育軍備競賽面前，動輒上萬元的培訓費用家長們都交得心甘情願，這也讓各類違法培訓有了可乘之機。
近些年，以高深科學理念為噱頭的類似營銷在市場上可謂屢見不鮮。「打開松果體」，「全腦開發」，「覺醒大學」，一個個說得神乎奇神。對此，早有專業人士作出解釋，「科學上並不存在任何專門開發孩子腦潛力的技術」，延安大學神經學外科教授周志武一語道破玄機。然而，當無良商家們不斷變著法子地推陳出新，從「蒙眼辨色」、「七天成詩人」、「過目不忘」到「自動翻譯外語」，這些看似無稽之談，不難看穿的假把戲，卻依舊有不少家長趨之若鶩，奉為神話。
對於此類騙局為何能屢屢得逞，央廣網的評論一針見血：「培訓機構看透了當下眾多家長揮之不去的教育焦慮，利用他們的攀比爭勝心理，再輔以有鼻子有眼的『科學』包裝，不怕家長不出現『寧可信其有』或『寧濫勿缺』的心理撫慰。」有這種心理在作祟，難怪有碩士學歷的家長也會被「蒙眼識字」蒙蔽了雙眼。
看似五花八門的教育培訓騙局，其實都是換湯不換藥的相同手法。「拋出一個唬人噱頭，掛靠一個科學理論，強行嫁接兩者關係，推出一套高價產品。」《北京日報》評論指出，家長應正視客觀規律，不要抱著試一試的僥倖心理，盲目追求玄乎的培訓方法。「對於大眾而言，辨別偽話術有一定難度。但面對蹊蹺之事，還是應該多長點心、多一些思考，至少應對『目不閱字卻能讀書』等營銷保持一分理性。」
「不要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這是很多中國家長共同的想法。然而正是這種思想加劇了家長們對孩子教育的焦慮心理。部分家長千方百計地想尋找所謂的捷徑，讓孩子能夠比別人更勝一籌。「只要神童情結在，這種騙局，就算被揭露100次，也會在第101次換上新的名頭捲土重來。而渴望子女與眾不同的家長，就算被忽悠100次，也會在第101次垂直入坑。」《科技日報》的評論更加引人深思：「真正好的教育，是對人的培養。人不是磁帶。不是灌入A，然後輸出A，就叫成功。讀書不是背書。就算真的記下了10萬字的內容，這種訓練的意義又在哪裡呢?量子波動速讀，交的不是智商稅，是焦慮稅。」
面對諸多毫無下限的騙術，監管部門當然也不能坐視不管。江蘇鹽城大豐區的市場監管部門到相關培訓機構現場拆除了不當宣傳內容，並勒令其整改。
教育學者熊丙奇表示，讓孩子接受偽科學培訓，會對孩子身心、人格成長產生很大的負面影響。相關部門必須加強對培訓機構的監管，不能讓違反科學常識和教育常識的培訓大行其道。要杜絕此類教育騙局，除了家長和學生們要提高辨識能力之外，相關部門也應加大對違法培訓機構的打擊力度，加強對市場培訓機構的監管，從源頭上杜絕騙局的發生。
【國際】技術革命與全球貧困的加劇
英國《衛報》在上周發布了一組文章，集中討論了當下的技術革新，包括人工智慧和算法等技術手段在社會福利領域的應用，以及這種帶有「自動化」特徵的福利體系如何一步步地讓窮苦的底層民眾進一步遭受剝削。在《衛報》官網的「貧困自動化」主題（Automating poverty）下，如今一共有10餘篇文章，既包括《衛報》長達三個月的調查報導，也有對各地數字福利體系案例的介紹，同時還有來自聯合國方面以及技術提供方的不同觀點。這組調查報告用真實的案例闡釋了數字反烏託邦如何「懲罰」貧困人口；在他們看來，一個處於21世紀的狄更斯式的反烏託邦正在飛速成型。該報記者在英國、美國、澳大利亞以及印度調查了各國和各地方政府如何將先進的技術應用到社會福利體系之中，儘管這些政府都在承諾技術革新和包括人工智慧在內的技術應用將有助於改善社會福利體系，例如減少浪費、精準幫扶以及提高整個系統運作的透明度等等，但事實上在該報記者看來不夠人性的算法，卻又通過單純的風險評估為每一個人的命運定下基調，不同膚色、不同收入、不同教育背景會導致冷冰冰的算法所得出的，對不同人群的區別化和標籤化對待，從而加劇社會不平等，與之相伴的還有不知道何時會降臨、又會引發多嚴重後果的系統運行故障。
在針對英國就業與養老金部（DWP）調查中，該部門投入巨資引進的數位化管理系統，在記者和受訪對象看來，無異於一個社會福利的「黑洞」。DWP花錢引進並推廣應用的計算機系統Universal Credit Computer如今似乎接管了該部門與許多尋求協助的保障金受益者的溝通工作。在DWP的前一份年度報告中，這套系統據信「改善了用戶的使用體驗」，但現實卻是，不止一位受訪者表示，自己因為對於系統的不熟悉、或者操作上的失誤，不單單損失了金錢，就連日常生活也陷入了難以想像的困頓。一位在倫敦南部工作的已婚男士，因為系統誤報了他之前的收入數據，而被剝奪了本應享有的福利金；和妻子育有一對雙胞胎的他儘管向DWP展示了正確的工資收入清單，但政府工作人員卻表示對此無能為力。其他受訪者還包括老人、閱讀障礙者、有學習障礙的殘障人士等等，他們也在這頭數字巨獸面前無能為力。而更嚴重的是，大規模數位化的社保福利體系讓詐騙犯也有機可乘，許多騙子通過簡單的個人信息搜索結果就可以直接威脅某個英國公民，並以他的名義向DWP申請預付款，使得受害者在系統裡的信用評分被算法自動下調。
DWP還在持續投入，並且與包括IBM在內的諸多技術巨頭合作。而在地方上，英國的布里斯托已經著手利用IBM的算法技術，對該市將近四分之一人口進行「風險評估」，調查內容涵蓋酗酒、吸毒、精神健康問題、反社會行為、缺勤、未成年性行為和家庭虐待等。根據報導，這套系統可以在短短幾秒鐘內，就一個居民的「危險指數」繪製出一張風險測評圖表。這一系統也引發了後續的爭議，一旦負責監控數據的部門意識到了相關「風險」的存在，是否意味著他們有義務幹預風險的出現？而他們的幹預程度、幹預手段都會成為難以避開的爭議話題。儘管布里斯托地方當局的相關人士預感輿論會對此有所異議，但一個事實是英國有三分之一的地方議會正在利用算法就福利政策進行決策。不過這也並不意味著這套數位化、自動化的評估和篩選機制會在短時間內成為主流，因為不止一個組織已經出面發聲，質疑資料庫的安全問題，以及類似評估機制可能帶來的種種風險。
而在大洋彼岸美國的伊利諾州，「殭屍債務」（Zombie debts）正在讓美國底層民眾莫名其妙地面對寄自幾十年前的債務帳單，同時讓他們在數位化的社會福利系統中被政府的帳單追捕。一旦政府的數字系統在統計上出現偏差，一些領取福利金的底層民眾就會收到他們欠公共服務部門一筆資助款項的通知，並且告知他們，一旦未能如期償還這筆債務，那麼他們的福利就會被剋扣；另一種情況是，一些勞工，例如賴比瑞亞移民Andrew Dorliae在被僱主解僱之後申請失業救濟金，但僱主向發放福利的政府部門提請事實核查，一旦經過核查後勞工被認定不具有領取福利的資格，那麼他們不僅會被停掉救濟金，還反過來會欠政府一筆債。與之相對的是，許多人福利救濟的申請正積壓在政府的系統裡。Dorliae最終贏得了與政府和他們仰仗的數位化系統的官司，但這期間他的經歷和創傷，卻絕非是勝訴判決可以撫平的。
在澳大利亞，無家可歸的流浪人士、單親父母或者精神狀況不佳的居民，會時不時被暫停發放政府救濟金。這個國家的政客對於推廣數位化的社會福利體系感到十分樂觀，但這套數位化、自動化的運轉機制卻在近來12個月內先後暫停支付福利金多達100萬次。當領取福利的居民沒能及時登進系統登記自己參加相應諮詢服務時，他們就有極大的可能被停發保障金。對於靠著這點施捨果腹的人們來說，哪怕停發一周他們都有可能直接陷入破產，或者是讓孩子跟著自己餓肚子。而發達國家如此，作為發展中國家的印度則普及了一套名為Aadhaar的系統，它根據生物統計數據，為每個印度人提供了一個12位數字的號碼，有需要的人士需要提供這一串數字來為自己領取政府救濟，只有對應的指紋掃描識別成功，政府才會為他們提供救濟的糧食等物資。印度當局的初衷是藉此緩解乃至杜絕領取救濟時常出現的欺詐現象，但糟糕的基礎設施建設、腐敗以及相應的人工服務不到位，讓這套體系變成了許多需要靠救濟過活的印度人的噩夢：一個例子是，一名65歲的村民在餓死兩天之後，他的救濟糧才運抵他所在的村莊。儘管這套系統的負責人表示系統的運作行之有效，但是指紋識別故障以及支付障礙等技術問題一直存在，而一旦系統出現小差錯，可能就會讓數量龐大的貧民陷入更大的困境之中。
Philip Alston是一位來自紐約的律師，同時也是聯合國極端貧困問題調查專員，上周他在聯合國所作的報告就針對了多國採取的社會福利保障體系數位化舉措發出警告。他的調查報告表明，很多類似的數位化作業系統在社會福利保障方面的應用，往往是各國政府未經嚴肅、廣泛討論就推行的，但其實施和推廣的結果卻讓人震驚，因為政府的點頭正讓科技巨頭們不斷優化對底層民眾的監控；一些政府聲稱採用數位化技術手段能讓社會福利制度運作起來更加透明，但實際上卻是各國公民對於大規模應用數字管理手段的政府以及科技公司來說更加「透明」，反之卻不亦然。為此Philip Alston也敦促科技公司需要承擔起責任，加強人工的、專業化的監管，不讓技術淪為作惡的手段。《衛報》編輯部也在這組報導發表之後撰寫了一篇社論。文章提到了這一系列數位化操作體系，不應該是被「默許」的，數位化、自動化對於貧困人口的傷害及後果已經開始顯現，各國需要檢討和承擔的都超出各自的預期，與之相對的，公眾就這一系列數位化體系的應用也理應享有更多的知情權。
DWP的技術部門負責人Simon McKinnon也在這組報導發表之後發表了自己的觀點。在他看來，一味否定數位化帶來的進步顯然是不合理的，DWP所要做的是不斷改善民眾的體驗，並且旨在建立一套面向未來的福利保障制度，他否認了DWP被數位化、自動化平臺操縱的觀點，並且表示數位化平臺的引入正在讓DWP的工作人員有功夫從反覆繁瑣的工作中抽身，以更好地當面服務有需要的民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