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森堡夫婦:蘇聯竊取美國原子彈情報的功臣,愛因斯坦也為之叫屈

1945年8月6日，美國人把「小男孩」投向了日本廣島，讓世人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原子彈超強的殺傷力。從此，核力量成為衡量一個國家國際地位的標準，各個軍事強國競相擁有。而蘇聯，更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尚未結束時就打起了原子彈的主意。

原子彈爆炸景象

1945年9月5日，貪圖西方物質文明的蘇聯情報人員伊戈爾·古曾科，目光黯然、步履沉重地離開了位於渥太華的蘇聯駐加拿大大使館，走進了加拿大司法部。蘇聯在西半球鋪設的巨大的間諜網絡，由此被層層剝開。

兩年前的夏天，古曾科奉命來到渥太華，擔任蘇聯駐加拿大武官尼古拉·扎博京的譯電員。他主要負責扎博京與莫斯科之間的密碼通訊工作，一直受到上司的器重。但1945年9月初扎博京卻告知他莫斯科方面下達了召回他的命令，這讓古曾科感到十分不解。

來到渥太華後，古曾科和他的妻子安娜已經習慣了加拿大豐裕的物質生活，他們的孩子安德烈剛剛降生，一家人不久前剛搬進薩默塞特大街511號的舒適公寓裡。安娜對莫斯科的安排同樣很不解，夫妻倆商量後決定留在加拿大。

可是，正所謂「無功不受祿」，古曾科夫婦明白，只有提供一些情報作為交換條件，加拿大才有可能接納他們。所幸古曾科早就留了一手，當時大使館裡銷毀秘密文件的工作就是由他負責的，他一直有意識地將這些秘密文件保留下來，這時便派上用場了。

這天一早，古曾科夫婦拿著文件來到加拿大司法部。為了引起注意，安娜衝動地告訴接待人員說，「這些都是關於原子彈的秘密情報！」這時，廣島餘波尚未退卻，原子彈仍是敏感話題，果然，安娜成功引起了加拿大人的注意。於是，情報逐級上達，加拿大總理麥肯齊·金很快就知道了這件事。

加拿大第十任聯邦總理威廉·萊昂·麥肯齊

麥肯齊·金一方面把情況通報給了美國和英國，另一方面開始秘密清查隱藏在本國內的蘇聯間諜。古曾科提交的文件中，有一份提到：「亞歷克將要在斯特蘭德的金絲大學工作。碰頭時間和地點是：10月7日、17日、27日的晚上11點，在不列顛博物館前面的大街上。」加拿大皇家騎警隊按圖索驥，很快便找出了這個代號「亞歷克」的蘇聯間諜，他是英國的原子核物理學家納恩·梅博士。

正是通過納恩·梅的幫助，蘇聯人知道了「小男孩」是用鈾-235做成的。

調查進展至此，反間諜工作顯然已經不只是加拿大皇家騎警隊的事了，因為幫助蘇聯人從美國竊取原子彈情報的間諜來自整個西方陣營內部。而隨著美、英兩國情報機構的介入，調查工作取得重大突破，在美國本土同樣有人在獲取研製原子彈的資料。

克勞斯·富克斯，1911年出生於德國萊茵河畔，青年時期接受了左翼政治思想，加入德國共產黨，因為領導工人、學生運動，曾遭當局流放。1933年，他作為難民進入英國，並在這裡開始了學術生涯，於1937年加入了英國設在伯明罕的原子彈研究工作小組。

納恩·梅並不直接參與原子彈的生產，而是從事原子能方面的基礎研究，因此，他雖然也知道一些原子彈的情況，卻不了解其中的秘密。但富克斯不同，他對原子彈的生產過程可謂了如指掌。

1943年12月初，為攻克最後的技術難關，富克斯隨研究小組抵達紐約。他們先到華盛頓，與美國政府籤署了一份例行的安全保證書，然後轉赴位於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的加州大學原子能研究中心開展工作，這裡也就是著名的「曼哈頓計劃」工程所在地。

當時，由於英國當局認為富克斯是可信賴的小組成員，因此美國方面也沒有對他做更進一步的忠誠審查。就這樣，富克斯進入了西方研發原子彈的核心團隊。

克勞斯·富克斯

事實上，富克斯的間諜身份暴露，與古曾科提交的文件並無直接關係。1949年上半年，美國的FBI特工蘭菲爾破譯了一份蘇聯領事館發出的關於氣體擴散理論論文的電報，它的機密級別和「曼哈頓計劃」相當。經查，這篇論文的作者正是富克斯。當時，調查人員不清楚富克斯的動機為何，而且富克斯人已回到英國，FBI只好聯繫英國軍情五處，希望他們能先穩住富克斯。

幾個月後，隨著蘇聯試爆原子彈成功，美國人再也坐不住了。12月21日，軍情五處派出老牌特工威廉·斯卡登約見了富克斯。剛開始，富克斯還很平靜；後來逼供之下，他逐漸崩潰了。

富克斯的供述讓英國方面震驚：富克斯的間諜活動竟已持續了七年之久，更糟糕的是，如何製造出原子彈的絕密資料，正是他洩露給蘇聯人的。而這整個過程，居然是在他沒有和蘇聯任何諜報人員接觸過的情況下完成的。

調查發現，在與富克斯頻繁接觸的一批高級知識分子中，有一個叫哈裡·戈爾德的化學家很可疑。於是，抓捕行動開始了。當時擔任FBI局長的胡佛還以為這個線索已是該間諜案的盡頭，故將緝拿戈爾德的行動命名為「未被制服者」。可事實卻證明，「大魚」還在後頭。

1950年5月22日，FBI根據情報找到戈爾德的藏身之處，並搜出了他從事間諜工作的證據。不久，戈爾德在「鐵證」面前供認不諱。根據他的供述和指認，FBI又鎖定了一名嫌疑人。此人叫戴維·格林格拉斯，他和他的姐夫朱利葉斯·羅森堡一起，在布魯克林工程公司工作。

朱利葉斯1918年5月12日出生於紐約，21歲電力工程專業畢業，成為美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領導之一。1936年，他結識了比他大三歲的埃塞爾·格林格拉斯，兩人於1939年結婚。埃塞爾原是輪船公司的秘書，後來因為勞工糾紛也加入了共青團。這種政治傾向讓夫婦倆很同情蘇聯，尤其在蘇聯通過二戰樹立了極大威望後，他們開始為蘇聯承擔情報轉運工作。

首先被逮捕的是戴維·格林格拉斯，他很快供出了姐夫朱利葉斯，但沒有牽連到姐姐埃塞爾。不過由於他的妻子露了口風，埃塞爾也成了懷疑目標。當天，朱利葉斯也被傳訊到場。

朱利葉斯·羅森堡被捕

朱利葉斯矢口否認參與過任何間諜活動，聲稱「原子彈投到日本之前，我一點都不知道它的情況」。掌握了確鑿證據的FBI自然不相信他的辯解，7月17日，他們正式逮捕了朱利葉斯，8月11日，他們又正式逮捕了埃塞爾。至此，整個原子彈間諜案的嫌疑人已全部歸案。

1951年3月6日，紐約聯邦法院開庭審理羅森堡夫婦間諜案。他們被指控共謀從事違反1917年間諜法案的間諜活動，對這種罪名的最高刑罰是死刑或30年以上有期徒刑。對此，檢察官陳述如下：

羅森堡夫婦在戰爭期間，在我們歷史的緊要關頭，參與反對我國的密謀活動。他們從事的間諜活動格外嚴重。我們將證明羅森堡夫婦在蘇聯國民和在本國的蘇聯特務的幫助下，煞費苦心地制定並付諸實施了一個周密的計劃，使他們能夠通過格林格拉斯竊取關係到我們國家的生存和世界和平的武器——原子彈。

在冷戰的大背景下，美蘇雙方劍拔弩張，美國內部的政治氛圍也十分的緊張。在杜魯門政府對政府僱員進行忠誠調查的過程中，後來臭名昭著的約瑟夫·麥卡錫開始了政治迫害，這使得審判從最初就籠罩著濃重的意識形態色彩。

審訊羅森堡夫婦期間，戴維·格林格拉斯轉為證人出庭作證。根據戴維的證詞，他在1944年被派到洛斯阿拉莫斯工作，作為機械師的他起初並不了解原子彈工程的性質，直到1945年1月在紐約度假朱利葉斯有意無意地向他透露和了解後，他才知道原子彈工程的性質。當時，朱利葉斯還給他看了一份高能爆炸內引爆裝置模型的草圖。

羅森堡夫婦間諜案庭審現場

隨即，物理化學家沃爾特·科斯基作為專家證人出庭作證，他就在洛斯阿拉莫斯研究內引爆裝置。他看了公訴人出示的三件物證後確認，這些草圖就是按照1945年1月和6月他分別轉交給羅森堡和戈爾德的藍圖原樣畫出來的。他還作證，這些草圖畫得「相當精確，足以表明原子彈內引爆裝置的主要原理」。

正是這些人證和物證，將羅森堡夫婦推上了斷頭臺。同年4月9日，聯邦法官歐文·考夫曼當庭宣布判處羅森堡夫婦死刑。法官結論如下：

我認為你們的罪行比謀殺還要嚴重。在殺人案中，一個犯人殺掉的只是手下的受害者。你們的行為使俄國人比我們最優秀的科學家的預言提前好幾年製成了原子彈。按照我的觀點，共產黨因此才侵略朝鮮，造成了五萬多人的傷亡。由於你們的背叛，歷史的進程轉向了不利於我國的方向。每天在我們周圍都有你們的叛國活動帶來的影響——因為全國的老百姓都在忙於為防止原子彈襲擊做準備。

儘管羅森堡夫婦始終在法庭上否認一切的指控，但由於他們沒有請任何專家證人為自己證明那幾張草圖並未涉及原子彈設計的核心機密，加上美國人嚴重的意識形態作祟，這樁案子沒有經過充分的審訊，就這樣匆匆結案了。

宣判之後，羅森堡夫婦都被帶到法院的單人牢房。代理執行官告訴朱利葉斯，當天深夜他們就會被轉送到新監獄的死囚牢房去。朱利葉斯認為這只不過是摧垮他們精神的手段，於是隔著欄杆對妻子喊道：「埃塞爾！如果有人告訴你我們今晚會被帶到死囚牢房去，你不要害怕。一切都會好的！」

朱利葉斯安慰埃塞爾

此後，羅森堡夫婦開始了漫長而絕望的等待之旅。在這期間，夫妻倆交換了大量的信件，以相互鼓勵。這些信件也是他們獲得同情的主要源泉，它們哀婉動人，打動了千千萬萬的普通美國民眾。

不久，一家左傾的雜誌《國民前衛》發表了記者威廉·魯本寫的調查報告。在該報告連載七周後，美國輿論發生了明顯的轉變，部分人認為羅森堡夫婦是無罪的，從而對他們給予了支持，要求重審羅森堡一案的呼聲也越來越高。緊接著，在魯本的串連下，「確保公正審理羅森堡案件全國委員會」成立，由魯本擔任代理主席。

但遺憾的是，1952年2月25日，紐約美國巡迴上訴法院駁回了羅森堡案件的上訴請求，羅森堡夫婦深摯的情感和這些美國民眾的情願並沒有打動美國的行政和司法當局。

與此同時，卻不斷有知名人物加入重審羅森堡案的請願行列，其中就包括了兩位諾貝爾獎獲得者，一位是「曼哈頓計劃」原負責人哈羅德·尤裡博士，另一位就是大名鼎鼎的阿爾伯特·愛因斯坦。歐洲媒體也開始關注此案，尤其是義大利的左翼刊物，甚至為此指責教皇庇護十二世沒有作為。

請願書最後來到了新任總統艾森豪的辦公桌上，不過依舊遭到駁回。

1952年6月19日，朱利葉斯·羅森堡被執行電刑死亡，幾分鐘後埃塞爾·羅森堡也在同一張電椅上被處死。據說，埃塞爾在行刑前始終淡定自若，在坐上電椅前還微笑著親吻了監獄的女看守。《紐約時報》對此也進行了正面報導：羅森堡夫婦「鎮定自若地死去了，目擊者無不驚訝」。

在羅森堡夫婦死後許多年裡，他們這樁案件成為了媒體報導的主題，不少權威人士發表文章，公開指責FBI和法官考夫曼沒有進行充分的調查和審訊就草草結案。雖然，根據已知事實推斷，羅森堡夫婦是蘇聯間諜的可能性極高，但是調查和審訊過程程序正義的缺失卻讓很多美國人對自己國家的司法大失所望。

時間來到20世紀90年代，冷戰結束，蘇聯解體，俄羅斯公開了原子彈間諜案全部檔案：朱利葉斯·羅森堡確實是蘇聯間諜，但他的妻子埃塞爾·羅森堡對此事卻一無所知。我個人認為，這很可能是俄羅斯故意噁心美國製造的檔案：看吧，你們引以為傲的司法判錯了，一條無辜生命葬送在你們的屠刀之下。不過，哪怕只是萬分之一的可能，如果埃塞爾真的不是間諜呢？

羅森堡夫婦的愛情哀婉動人

那麼，羅森堡夫婦究竟是蘇聯的功臣還是美國的罪人？也許，在他們看來，他們並不是在出賣國家機密，而是基於社會主義式的道義在幫助需要幫助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