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7年底45公裡上海黃浦江濱江空間貫通以來，時間已過去一年。2018年相繼公布的《上海市城市總體規劃（2017-2035）》《黃浦江、蘇州河沿岸地區建設規劃》《黃浦江兩岸地區公共空間建設三年行動計劃（2018年-2020年）》等規劃文件，層層深入、具體細化，描繪了功能複合、協調發展的藍圖，開啟了濱江空間「後貫通」發展的新契機。
以此上溯到2002年，黃浦江兩岸綜合開發啟動以來，以往集中於黃浦江兩岸的重工業、高能耗等工廠企業相繼關閉或撤離，推動了全市產業升級和城市轉型。過去以交通運輸、倉儲碼頭、工廠企業為主的格局，開始逐步朝著以金融貿易、文化旅遊、生態居住為主的方向轉變，逐步由生產型向綜合服務型的功能轉換與定位升級。
自此，黃浦江作為上海通往「現代性」的門戶作用逐漸消失，濱江空間進入了一種「後現代」的格局：事實上，如果我們把各種隔斷視為空間結構化的方式，那麼「貫通」實際上就是一場去結構化的「解構」行為。通過對空間要素的重新組織，解除其中出於生產的要求而建立起的種種屏障；在此意涵下，濱江作為「公共空間」的區域定位亦是水到渠成。
從空間的社會性到社會的空間性
包亞明曾在《現代性與都市文化理論》一書中認為，城市中的公共空間要滿足兩個條件，一是對市民開放；二是要有公共活動，無論其參與者範圍的大小。這二者不僅對公共空間而言是必要的，而且共同構成了公共空間的充分條件，並因此構成公共空間的一個定義。
從慣常的「空間本位」角度出發，將這一定義應用於黃浦江濱水空間的討論，不難得出類似這樣的結論：濱江空間的貫通標誌著第一個條件的達成，因而當前所需要的是利用好空間，為之賦予合適的活動內容。
但與此同時，這一定義還只是描述性的和形式的。從文學文本到世界經驗，向我們呈現的往往不是某種預先給定的空間，通過向市民的開放和容納公共活動的發生而獲得了某種作為偶然性的「公共空間」身份；毋寧說，在過往城市公共空間的建構中，總是那些首先作為活動地點的場所隨著活動的日常開展而建構。
秦淮河的歷史屬性不是通過某種外顯的文本介紹進入到人們的思緒之中，湘西的水與吊腳也並不誕生於景觀的組織。槳聲燈影、搖櫓唱歌的日常使之具有了煙火的氣息。但如果說它們只是某種前現代或「現代化」過程中特定族群通過他們的視角所看到的社會景觀，那麼像是2000年開始，以阿姆斯特丹、柏林為代表的一些城市鼓勵民間手工業者和藝術家進入毗鄰河岸的空地，則借公共藝術活動的活力帶動公共空間的生成。
阿姆斯特丹
「請注意！」公共藝術活動地圖 來源：https://publicart.amsterdam/en/pay-attention-please-2/
例如阿姆斯特丹，其主要濱江片段位於艾河（Ij River），靠近目前的市中心，公共資源集中。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隨著港口的西遷，此片中心濱江帶逐漸被佔屋者及藝術家佔領。此後，各種公共藝術在濱水區域遍地開花，使阿姆斯特丹的城市與藝術融合方面創立了一項傳統。
值得注意的是，同今天遍地開花的「文創園區」和藝術「工場」主打各類「高大上」的設計理念和文化品牌不同，藝術家聚居區在其草創階段往往同時也是「髒亂差」的代名詞；由於當地政府和公眾所給予的寬容，這些藝術家聚集區才得以通過一種表面的混亂塑造出鮮活的新秩序，從而帶動了所在的濱水空間的更新。
誠然，人群的活動也可在規劃的範疇之中，然而，正如教堂廟宇是出於宗教的目的建設，卻也同時成為集會乃至交易的場所，並從而要求和帶來專門的政治中心和交易市場；自上而下的規劃與自下而上的聚集是公共空間的兩種相互關聯的生產方式，並不能以一者來取代另一者。
在描述的視角下，它們所帶來的結果都可以滿足上述的條件，但從空間中隱含的歷史過程來看，往往是公開的活動生產出臨時性的公共空間，而固定場所的建構與其說是公共空間生產過程本身，不如說公共空間再生產的條件的生產。
從列斐伏爾的觀點中可以導出，對人來說有意義的空間，都同時是三重意義的複合：它既是物理的，也是精神的（即被感知和認識的），同時還是社會的。通過人在空間中的物質生產活動，物理空間得到了更新、維護，精神空間與之調適，而社會關係以此產生和維繫。
通過將空間作為「社會關係存在模式」的基質（underpinning），未嘗不可說列斐伏爾是將「空間的社會性」倒轉為「社會的空間性」，明確了社會關係與社會存在所具有的空間性質。而「生產中的社會關係之所保有社會存在，以其保有空間性的存在為尺度；社會關係將自身投射到空間中，在其中得到銘寫（inscribe），在此過程中產生出空間本身」，社會的空間依託和嵌合於物理空間之中，同精神的空間一樣是對物理空間的邏輯和觀念建構。
楊浦濱江 狄霞晨 圖
這樣，包括濱水空間在內的城市空間，就不僅僅是一種通過組織社會活動來填充其內容的「空」容器，而本身應是一種積極構建的產物，也是對城市居民社會性存在的刻畫。區域外的力量對濱水空間施加的規劃與建造，其實質是對沿江一帶展開的各種社會關係的重構，尤其是對沿江及周邊市民生活狀態的再組織。
「活的景觀」及其三個尺度
已有的關於浦江兩岸濱水空間的研究，主要關注三類景觀：自然景觀、歷史景觀和藝術景觀。顯然，這三種景觀都是處在空間中、並以此標識特定區段的物。但從上述的理論視野出發，可以看到空間不僅是物的聚集（ensemble of things）。Potteiger等人注意到，調動激發在地人群的參與，才有可能建設起為民所用、為民所樂、為民所愛的濱水空間。他們將這種以人和活動（事件）發生為基本條件的空間設計組織形式總結為「景觀敘事」，用以包含一系列積極尋求促進、激發各類活動和事件在公共區域的發生。
景觀敘事將空間嵌入到人們的生活經驗和地方記憶中，提升市民的獲得感和遊客的滿意度。在實踐上，它關注活動和事件發生的可能性，為其創造條件。但事實上，在所謂「活動」和「事件」的底層，還有一個行動的層面。這些行動之於空間就如同物質之於空間一樣，是景觀的構成部分。
仿照「活的空間」這一提法，我們應當說還存在一種建立在市民生活經驗之上的「活的景觀」（lived spectacular）。不同於主觀的生活經驗本身，它作為景觀，處於他者凝視的目光之中；而它是「活的」，或更確切地說是生活方式的一個部分，在於成為這種景觀同時也是一種有意的選擇。
首先，「活的景觀」體現在觀景、跑步、玩耍等具體的行動上，而這些行動同時也是個體行為和集體活動的基質。而藉助這一向「行動」的還原，我們也得以重新定位濱江公共空間的不足之處。
騎行與跑步道分離無法取得預期效果 狄霞晨 圖
例如，從以往的「活動」視角看待濱江空間，就會詬病於目前濱江主要用作通道而服務於所謂「線性的活動」這一現實。但是合理安排的慢交通系統應當能夠為自行車和行人創設和諧共行的條件，不同速度的運動，同靜止閒坐的人一道構成活的景觀，賦予原本勻質的空間以多重的節奏感。
公共空間用作通道未必不可，真正的問題在於，目前濱江空間設計中強調的「三道貫通」聚焦於基礎設施之有無， 「散步道」「跑步道」「騎行道」的引導標誌雖然隨處可見，三者間的相互關係卻是模糊而混雜的，由而並不能有效地組織其好不同行進速度的人群，使之按設計者預想的情形構成節律。「活」態的要素得到真正的重視，恐怕還需假以時日。
而在此基礎上，「活的景觀」還意味著一種互為景觀的狀態。每個身在其中的人，既是這一景觀的構成者，也受益或受限於這一景觀。曾幾何時，外灘有一道著名的「情人牆」。當時就有人將它看作是上海的一道「景觀」，從而才為之命名；而還原到這一情境之中，每個人也自知是這一「景觀」的一個部分，在一方面受限於旁人，在另一方面也得益於身處其中而獲得的一定程度的匿名性，從中取得公眾意見的允許。這種群體情境下個人行為的遵從與相合，正是前述自下而上的公共空間建構中秩序性的來源。
要讓這種「活的景觀」獲得存在的可能從而真正帶動黃浦江濱水公共空間的生成與活化，我們可以從如下三個不同的層面加以思考。
濱江步道與居民區間距示意圖。紅色的是濱江步道、黃色的線標示居民區界限，圖中亦可見附近商場。朱恬驊 圖
第一個也是最為直觀的層面，也就是人身處濱水空間之中的層面。要使之成為可能，一方面它強調的是可達性，另一方面則是它的包容性。前者已通過公共運輸與導向標誌的逐漸完備而得到改善，而後者指的是讓各年齡層次的市民遊客和殘障人士都可方便地享用這一濱水空間。但在根本上，其核心仍在於資源的開發和利用；空間在此展現出它的資源意義。
但隨著空間物質設施的建成，並形成所謂的「存量空間」，目前我們所迎來的是第二個層面，也就是區域性的。它藉助濱水空間的改造之機，改善市民生活環境，帶動生活品質提升，促進城市產業結構調整，從而帶動局部的城市更新。
新建成的濱江驛站 狄霞晨 圖
在這一尺度下，濱江空間目前實質上的「通道」功能和它的「公共空間」願景也不構成衝突，相反，正為願景的實現提供了有利條件。「上海2035」提出，要「強化公共空間的貫通性，以慢行道、濱水空間、街巷與公共通道等為主，聯繫公共設施與文化遺產，構建公共空間網絡」。
而2018年以來相繼發布的兩項規劃也都提出黃浦江將更具引領性的複合功能，將濱江空間的縱深融合發展推上前臺。以此觀之，讓公共空間向「阡陌縱橫」中延伸，是符合現階段實際情況，發展濱江空間乃至城市公共空間的有效途徑，也是化解當前濱江空間較不充分的景觀性，和功能性之間矛盾的可行方式。
最後，第三種層面是廣域的，讓濱水空間的景觀成為城市的一個窗口，此時的景觀已成為整個城市的象徵。
人們或許會說，幾乎自開埠之時起，浦江兩岸就以當時極其有限的濱水空間而起到了城市名片的作用。但此時，外部的人們湧向城市時，所看到的「城市名片」還只是一種城市自身物質存在的標誌物。要讓逶迤流淌的黃浦江在整體上經由濱水空間的打造而成為一張名片，則意味著從「理想的城市」轉向「理想的城市生活」。這就要求在黃浦江濱水空間在成為便捷可達的共享之地並區域性地產生影響的同時，還能夠對整個城市的生活方式升級轉型起到推動的作用，帶出一種城市生活的典範形式。惟其如此，才可以稱得上真正是「世界級」的濱水空間。
「活的景觀」的實踐塑造
濱江空間所取得的成就離不開對「景觀」的高度重視，而其中目前暴露出的一些問題，也和對「景觀」等同於「物的景觀」這一片面理解分不開。從目前的情況來看，濱江空間的主要「症狀」在於活力不足。2018年在徐匯濱江召開的人工智慧大會，還有像上海馬拉松賽這樣大型的年度性活動，在一定程度上讓人們發現濱江空間的潛能。然而僅僅依靠這些低頻事件，對拉動長達45公裡的濱江岸線空間的活躍程度而言是遠遠不夠的。
這裡的變化可以歸結為「認識濱江」到「濱江與我有關」。這裡的「我」既可以是「享受」公共空間的市民遊客，也包括生活和工作在它周邊的社群、機構僱員，乃至涉及到在整個城市中生活、暫留的人們。濱江空間應當邀請人們進入濱水空間、與濱水空間互動，並通過互為景觀的狀態參與到濱江公共空間的建構。
多種多樣的禁令標誌。圖片來源：《城市中國》雜誌公眾號，丁馨怡、宋敖、佟鑫、王卉、張煒等攝
從媒體報導中可以看到，目前濱江空間中存在著許多負面的限制。《城市中國》曾在其公眾號上刊發一則
報導
，匯集了濱江公共空間中的各種禁令標誌。這樣的禁令難免影響了市民遊客利用濱江空間的興致，也使市民難以自發地在此聚集和活動，削弱了長時間停留的可能性。
這裡固然需要城市管理者發動智慧，實現從「堵」到「疏」在操作層面上的轉變；但從原因上來說，造成這一局面的，短期來看是制止某些遊人的不文明行為，而從長遠來看，它體現的是公共活動設施的缺乏、休憩空間的供給不足，加上商業配套設施的不便利。這些負面因素在各種程度上削弱了濱江空間的吸引力，反過來又催生了一些不文明現象，或是產生出新的安全隱患。
濱江步道周邊
商業設施
分類情況 朱恬驊 圖
因此，目前濱江空間所暴露出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有效的公共空間供給不足，而市民遊客對此的需求強烈。在單純的空間建設之外，濱江空間還要產生出適合於它的「公共性」來。
考慮到目前濱江空間熱點集中、冷熱差異較大，距居民區仍有一定路程，而又不可能無限制擴張的現狀，通過向既有的商業設施等延伸濱江的概念，提升空間的利用效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縮減和黃浦江的認知距離。例如，一些商業、辦公建築的底層可否開放通道作用？當消費性場所用高度換取濱江的感受，非消費性的公共場所是否也可以向縱深發展，運用好既有建築的各類空間資源？
濱江步道與鄰近地鐵站直線距離分布 朱恬驊 圖
此外，增加公共空間供給不等於簡單增加面積，讓濱江空間成為某種新的「廣場」。設計者在積極引入西方經驗營造公共空間時，也應當對中國歷史中的空間傳統投以必要的重視，並使之現代化。
在中國古代，寬闊的空間場域大都作為皇權乃至自然神權的標誌，是統治階層進行祭祀、政治集會、閱兵的地點。《考工記》載：「匠人營國，方九裡，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塗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這樣的格局中，城市市民公共活動的中心和政治中心分離，其擁擠繁忙也和政治中心擁有的寬闊空間形成對比。
可以說，正是那種適宜於行人、適宜於停留的空間布局塑造了它的繁華，讓它留得住「人間煙火」。相反，廣場以其富於外來文化色彩的「紀念碑性」，對日常性產生了極大的壓制，阻止了微觀的日常生活。
現代意義上的「公共性」，在中國古典城市構造中發生的主要場域，存在於街道、集市，存在於「阡陌縱橫」之中。因而中國人對公共空間的理解，與「廣場」還是有所差異的。畢竟，只有當人們能夠從濱水空間自如、自在地進入到城市的日常生活，真正共同享有了城市公共空間構築的成果，和在此之上城市生活的經驗，一種新型濱水公共空間的格局、一種城市中的生活方式才有可能得以完成。
參考文獻
[1]包亞明：《現代性與都市文化理論》，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8。
[2]王卓爾：《回到浦江——對濱江慢行系統及開放性的思考》，時代建築，2017（4），第36–43頁。
[3]Lefebvre H.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Donald Nicholson-Smith. Malden, Mass.: Wiley-Blackwell,1992.
[4]Potteiger M., Purinton J.: Landscape narratives: Design practices for telling stories. John Wiley & Sons, 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