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更好地重整被分解、分割的城市空間，解決空間私有化、碎片化的封閉社區帶來的空間負面效應，需要我們結合當下城市空間發展背景，思考空間轉型路徑。
隨著城市化的不斷推進和住房市場化改革的日益深化，封閉社區成為我國城市現有的主要居住模式。作為社會基層治理單元以及空間重構的重要載體，封閉社區有效減少了政府對城市公共管理的成本。但是，城市封閉社區在促使城市結構加速變遷的同時也在撕裂著城市空間，將城市空間切割為顯著的公共空間和私人空間，並在不斷推進的城市基層社區建設中不斷異化，即在物質空間、精神空間、社會空間層面生產出以「碎片化」「私有化」「隔離化」為表徵的空間。本文以列斐伏爾空間理論為出發點，探討在全球化、城市化、住房私有化等背景下，城市封閉社區是如何對城市空間進行轉型和重構並實現其空間生產性的，藉以分析封閉社區的空間生成機制及內在邏輯。
封閉社區：社會分異的消極空間
封閉社區源於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美國，是先進資本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結合產生的空間產物。由於移民和種族歧視而使當時美國城市在多元繁榮的幻象下充斥的排斥、衝突與隔離，城市富人階層為了共同的利益和安全的需求，開始謀劃社會—空間策略，建造大量的「私有烏託邦」，嚴禁外人進入私有空間領域，使空間屬性呈現「地域性」特徵並將其分為「名望型」（Prestige）、「生活方式型」（Lifestyle）和「安全地帶型」（Security Zone）三種形式。經由全球化，封閉社區成為許多國家和地區（包括我國）的重要居住形態。
列斐伏爾指出：空間具有「空間性」和「生產性」，表現為一種連續性的模式。他採用三元辯證法，將空間按照屬性分為「物質空間」「精神空間」和「社會空間」。單位制的解體、住房私有化的改革，使城市空間被分割成碎片，同時以碎片的形式被買賣。可以說封閉社區在促進市場轉型、職業結構多元化的基礎上，極大地提高了我國城市空間的分異度，並在城鄉空間流動性開放的推動下，加劇了城市空間分層格局，導致空間異化，物質空間、精神空間和社會空間出現前所未有的波動，城市空間出現功能性失調，封閉社區正以其獨特的手段和方式加劇社會空間的分異。
公共空間遭受擠壓與割裂
物質空間就是我們能感到的實體空間，是空間最直接的表現。隨著單位制的解體、城市化的不斷推進，大量農村移民集聚到城市空間中，加劇了城市公共物品供給的緊張，並催生居民對公共安全的需求。在此情況下，配備圍牆、安保、門禁等新型空間壓制手段的封閉社區應運而生。可以說，封閉社區以空間隔離的方式為生活在其場域的個體保障了隱私和財產安全，賦予居民或特定階層以「安全感」，即通過封閉式的「可防衛」空間來遠離日趨嚴重的「城市病」。同時，政府將基層管理權下放到社區，有效緩解了地方政府維護穩定的成本支出，封閉社區成為維護城市安全和諧的有效載體。但是，在市場趨利行為的推動下，封閉社區作為「防衛空間」的實體外顯特徵，房地產開發商更是在城市空間中獲得對社會生活越來越多的控制權。由此，在對物質空間的規劃設計以及城市「圈地運動」中，城市空間出現了嚴重的「碎片化」和「隔離化」傾向，大量封閉社區把城市空間切割得支離破碎，公共使用的道路內部化，嚴重破壞城市空間交通系統，加劇了私人利益排擠城市公共空間的現象。在現代城市中，存在著一種名副其實的空間的生產性消費，對交通工具、建築、道路和公路的消費，導致封閉社區生產了「隔離」「破碎」以及「私有化」的城市物質空間格局，打破了傳統城市物質空間的均質性、統一性和連續性。
精神空間在列斐伏爾看來是能夠被感知的、想像的被表現的空間，是被社會關係客觀化的空間。消費社會的今天，空間儼然已變成一種高級商品、高級財產被人們買賣著，並引發了一場越來越高級的可視化的符號表現。城市封閉社區形成之初主要是為了個人隱私和財產保護，躲避由工業化、城市化帶來的「城市病」以及政府公共服務供給的短缺等問題，但隨著城市空間職業不斷分化，炫耀性消費價值觀念迅速嵌入到城市空間場域之中，對於封閉社區空間的消費已變成「遊戲」和對流動性、活動性的一場符號性謀殺。特定群體通過對封閉社區空間的消費來彰顯身份和地位，將空間由商品性過渡到符號性，並打造成具有話語權的社會文本。這些都無形刺激了封閉社區的精神空間生產，使封閉社區擺脫原有的內在生產邏輯和生成機制，自身開始分化和異化。按照空間內生活基礎設施配備以及對城市公共空間及空間資源的侵蝕性，建設不同等級但空間內部都具有高度同質性，以及居住群體由於身份、職業、收入等形成很強身份認同感的各類型封閉社區。可以說現代封閉社區對精神空間進行重構與生產，這無形中也加劇了封閉社區空間內部群體對空間外的群體的排斥，造成不同群體間的衝突、空間資源競爭以及嚴重的社會空間分隔等一系列社會負面效應。
如果說精神空間能夠被感知、被想像，是表現的空間，那麼社會空間則是被建構、被規劃，是空間的表現，尤其以都市空間為範本。列斐伏爾指出，空間的生產，在今天，力圖統治社會實踐，卻沒有成功，而生產關係被放到了其中，社會空間因社會各要素的排序而物化，成為了空間表現的載體。城市封閉社區在割裂傳統城市的統一性空間格局的同時，以獨特的物質空間存在形態（居住模式）重構了社會空間。在封閉社區的社會空間場域內，個體的社會交往和認同、結構和行動呈現高度的同質性，深刻影響了城市社會關係，更是在職業空間與生活空間步入永久性的社會結構分離場景之下，將社會關係以及流動其中的社會資本固定其中。這種具有空間純化的社區導致了居住空間的階層化區隔，阻礙階層的社會性流動以及原住民和新移民的社會融合進程，削弱新市民社會資本的可獲得性，製造新的邊緣化群體。而社會融合本質上就是一種相互同化、相互認同的過程，社會資本則是嵌入於社會網絡中的資源，因此社會資本的積累和轉化有助於新市民更快地適應環境，加快社會融合進程。可以說，封閉社區在滿足人們對空間私人化和社會空間界限的追求下，形塑了一種新的、近端的、毗鄰的秩序空間，加深了社會分異。
如何超越形式的共同體
封閉社區忽視城市整體空間結構和社會交往要求，造成鄰裡關係交往、公民意識和社會責任的觀念淡化，加劇了城市社會分化，製造不同群體的對立情緒，物化社會關係，使社會不公平的問題不斷凸顯，產生嚴重的社會極化和空間資源分配不公，形成「異託邦」困境。因此，封閉社區只不過是形式上的共同體。簡·雅各布斯認為：多樣性是城市本性，也是城市發展的動力源。而封閉社區作為防衛、身份認同以及社會區隔的存在，造成城市公共空間私有化、社區場域高度同質，這些都違背城市發展的最初要義，影響到空間發揮工具性和正功能性，因而引發了一系列空間問題，也引起學術界對列斐伏爾空間理論的重新思考與闡釋。
封閉社區空間並非是透明的、清晰的、純粹的形式，傳達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準則和價值觀， 遵循著拜物教準則，被某些標準所控制和決定，而人們則在被物化的精神空間和社會空間中致力於創造各種各樣的話語、闡釋、意識形態和「文化」價值，使其從屬於不同的利益群體，將封閉空間變成生產關係再生產的場所，標示著實踐的範圍。因此，如何更好地重整被分解、分割的城市空間，解決空間私有化、碎片化的封閉社區帶來的空間負面效應，需要我們結合當下城市空間發展背景，思考空間轉型路徑。做到科學合理的空間規劃，解決空間矛盾，最大可能發揮土地的多樣性功能；提倡開放型的街區制社區，為不同群體、不同階層間創造出共生的「混合居住制」的生活空間，賦予多元主體進入都市的權利，實現公共空間資源的共享，修復碎片化、隔離化的城市空間，減少城市發展過程中的成本，進而實現近端秩序與遠端秩序的連續。
（本文系海南省高等學校科學研究項目「海南省少數民族聚居社區空間組織與治理研究」（Hnky2020-50）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三亞學院法學與社會發展學院）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高彬 高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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