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永豐和林生祥，是二十餘年來臺灣客家民謠最頂尖的一對拍檔。他們都來自臺灣高雄的美濃，這個南臺灣最重要的客家文化區，自1999年起見證了兩人先後合作的九張專輯，從農作、教育、生態、社會運動等方方面面，書寫著鄉土的文化自覺與更新。
近年來，由於擔任《大佛普拉斯》《陽光普照》的電影配樂工作，林生祥在華人聽眾中的知名度進一步提升。作詞人鍾永豐則是華人世界結合音樂創作與社會運動的典範，探索出一條方言入詩、入歌的獨特門徑。他的客語歌詞工整凝練，敘事感強，深受客家歌謠和樂府詩傳統的薰陶，並注重直白地與當代社會對話。
詩人胡續東曾評價，鍾永豐可能是臺灣當代最厲害的詩人，他比任何一位文學史、詩歌史獲知的臺灣詩人都懂得如何「用最切身的方式更新詩歌的語言質地」，用方言中的語詞特色激發出具有社會影響力的新民謠，這與大陸日益故步自封的當代詩歌截然不同。
不同於一般唱片工業的生產模式，在林生祥與鍾永豐的合作中，皆由鍾永豐先出想法和歌詞，再由林生祥譜曲。相比信守「安靜才是力量」的林生祥，鍾永豐是一名「天生做運動的好手」。
鍾永豐是社會學碩士出身，編纂過地方志，探索指向社會實踐的歌詞創作，曾獲金曲獎最佳作詞人、專輯製作人獎，也是臺灣廣播人、作家馬世芳心中「當代中文世界作詞的第一把好手，沒有之一」。與此同時，鍾永豐也是政壇中人，曾先後擔任高雄縣水利局局長、臺北市客家事務委員會主任委員、臺北市文化局局長等職，串聯大小社會組織，深諳地方的「江湖之道」。「認識永豐之前，我無法想像一個政務官，寫起文章竟可以兼有記者的鷹眼、革命家的熱血和詩人的心腸。他寫土地、詩歌與搖滾，寫政治參與、社會實踐，都是多年熬煉的心法。」馬世芳這樣寫道。
2018年，林生祥收到了鍾永豐傳來的十幾首歌詞，都與食物有關。村落與食物的關聯，是鍾永豐近十年一直醞釀的創作主題。鍾永豐告訴《燕京書評》，無論是2001年的《菊花夜行軍》，還是2013年的《我莊》或2016年的《圍莊》，都著重表現村莊面臨的各種外部衝擊。但早在《我莊》創作前，他就開始試圖用食物書寫展現農村的「本我」狀態，記錄工業化、現代化來臨前，村落在漫長的農業過程中形成的食物文化。
為此，鍾永豐花了十年時間閱讀不同類型的食物與植物寫作，了解各地的食物保存工作與原住民植物文化。近二十年來，臺灣的食農教育、食物書寫和新植物志蔚為風潮，鄉土食物的特性及其在社會經濟過程中的意義得到日益廣闊的書寫。在鍾永豐看來，食物串聯了人的感官體驗、想像和反思，食物也牽連著他一直關心的社會議題，諸如「我莊」的環境變遷、人的流動與全球化資本的影響。
今年11月，林生祥與鍾永豐所在的生祥樂隊發行了新專輯《野蓮出莊》，11首歌以米食、野果、野菜及蔬食為概念和線索，寫出11種不同的食物過程，勾勒了一幅農村日常的食物（植物）民族志。
專輯名中的「野蓮」，原本是美濃特有的一種水生野菜，客家人常食用其根莖。在菸酒市場國際化的衝擊下，美濃當地原本的支柱產業——菸草經濟快速衰落，農民苦於尋找新的替代作物。野蓮這種本地野生植物最終脫穎而出，成為美濃的新生主力經濟作物。鍾永豐覺得，這是本土植物的一次「史詩般的奮鬥過程」。
以食物入歌，為音樂服務，始終是鍾永豐的思考落點。他提到了以《詩經》為代表的以動植物起興的寫作手法，不太能夠滿足自己對食物個性與生態特點的要求。在《野蓮出莊》中，他嘗試在食物的通感與場景部署中，發掘食物及村落的主體內涵。這些在既往的民謠中鮮有嘗試。
2020年12月，《燕京書評》專訪《野蓮出莊》詞作者鍾永豐，聊聊他對食物書寫和民謠歌詞創作的心得。以下是訪談節錄。
燕京書評：你想書寫食物與鄉土關聯的構思始於十年前，到2018年確定新專輯概念。這中間經歷了怎樣的醞釀過程？
鍾永豐：最早我想寫村落裡農民會用的植物，這種構想類似《本草綱目》。但後來我細讀《本草綱目》，發現它對植物的描寫基本還是唯利用論的角度，不大能夠讀到植物本身的個性和它在生態中的位置，於是放棄了這種切入方式。
後來，我花了比較多的心思去閱讀當代的植物學研究，以及探究植物和人類整體關係的人類學作品。最後，《野蓮出莊》呈現出來的寫法，多一些植物學及人類學意義。我想用植物來說明一個村落裡更接近本我的狀態，因為不管是寫農業還是工業，它對農村的影響都是外加的，而且大家都已經講得差不多了。如果把一個村落的歷史延展到至少百年以上，它總有一些能夠彰顯出某種本我狀態的事物。這就是我的角度。
燕京書評：《野蓮出莊》裡有溫馨的鄉村食物和植物景觀，但你的每首詞作都藏入了更深的社會命題。你對專輯概念的構思裡，有什麼需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鍾永豐：錄音的時候，我一直跟樂手溝通，這張專輯不是懷舊，不是悲憐，不是要宣傳或歌頌某一種食物的美味，也不是要振興農村。我們寫的都是生活中的食物，它們的過程一直在進行中。
比如裡面嗩吶的使用，為了避免懷舊和哀傷的氣息，這次不參考臺灣的北管、客家八音或大陸風格。我建議嗩吶手黃博裕聽印尼峇里島的竹笛和泰國的嗩吶，它們的旋律線比較短，音色也比較日常、愉悅。當然，我只是向嗩吶手清楚地說明整體概念，他根據我建議的材料去學習，最後怎麼呈現，他決定。
筆錄心驚愁，大人聽我講從頭
引水莖抽長，浸身拔洗皮骨傷
好在南洋新嫁娘，爺娘探親助援多
久做成一家，他們講什麼全球在地化
越南爸爸，越南媽媽
沒把你們保護好
（《野蓮出莊》）
燕京書評：你曾在不同場合提到，新專輯裡描寫採摘艱辛的《對面烏》是最難理解、最難寫的一首，描寫賣豆腐場景的《豆腐牯》和野蓮全球化歷程的《野蓮出莊》都是「最想寫的一首」。這三首歌寫了三種食物，《野蓮出莊》應該是最具批判色彩的一首。能不能再談談這幾首詞作的創作歷程？
鍾永豐：《對面烏》和《豆腐牯》，我一開始最不知如何下手。過去我們看到的描寫食物的民謠，包括我自己以前的作品裡，食物基本只是背景，或者場景裡的某個道具性元素。如果要更以食物本身為主體，又希望能夠寫出食物的個性，老實講我不知道如何下手。
後來我想，既然要寫，就從最難寫的兩首歌開始。《對面烏》包含了我食物書寫的幾個面向，首先是植物和民謠的關係，這是從《詩經》以來不絕如縷的線索；其次是食物和生態的關係，它也涉及人和食物的關係。另外，還有食物的製作過程，食物與時間、空間的關係，食物與性別的關係。這些在《對面烏》裡都有所體現。當這首歌完成，生祥的音樂也寫得不錯，我才對整張專輯寫作有信心。
至於《豆腐牯》，我一開始想集中寫出豆腐的生產過程和對村落的意義。可是，這很容易變成一個論說文。後來，工藝策展人左靖邀請我去安徽黟縣，參訪他的「碧山計劃」。我發現那裡還有人用扁擔挑豆腐在村子裡賣，這讓我想起童年的豆腐場景。《豆腐牯》就從村落中挑豆腐的聲音和叫賣聲切入。
同樣，我一開始也不知道如何寫野蓮。這種植物沒什麼味道，小時候和我們家也沒什麼關係。甚至在美濃的大部分地方，你都找不到它。直到2016年，發生了「移民署」到種植野蓮的野蓮塘抓捕非法外籍勞工的事件，我才找到了寫作線索，也就是全球化背景下，本地尋找一種替代性經濟作物的辛酸過程，表現地方農民和外籍勞工的關係，把這些整合進歌詞。
燕京書評：你剛剛提到野蓮沒有什麼味道。所以其實對它沒有特殊的個人感情？但《野蓮出莊》這首同名歌似乎最能夠涵蓋主題。
鍾永豐：要說個人感情，對野蓮是最少的。我離開美濃後，反而在外地餐廳才比較容易吃到野蓮，一般的美濃農家都不會買野蓮來吃。我也不試圖用《野蓮出莊》這首歌來涵蓋專輯主題，它只是代表了食物移動過程中的一個面向。這張專輯的每一首詞，都帶出這一種食物的整體面向，所以野蓮並不能涵蓋全篇。
燕京書評：《野蓮出莊》得益於臺灣近二十年來食農教育、食物研究和書寫的風潮。你應該不僅僅是受這股風潮影響，還是置身其中的推動者。一般對你創作的評論，總會強調和社會行動的緊密結合，你的食物書寫是否也是如此？
鍾永豐：這二十年來，我當然參與了一些食物教育和食物研究。因為早年從事所謂的臺灣社區營造，不可能不碰到食物。特別是在參與地方行政事務時，不太可能不去面對農村裡的生態破壞問題。但實際上，地方工作需要面對廣泛得多的問題。這和我動念寫食物和村落沒有直接的關係。
倒不是說我當時沒有食物寫作的想法，但至少就我的能力而言，食物是最難寫的。寫食物，很容易變成宣傳地方產品。食物書寫，當然有可能產生後續的社會效應，但那不是我創作之初的動力來源和思考重點。我還是得從文學、音樂的角度出發，以及在個人的創作歷程中找到定位。當然，創作意圖會讓我重新反芻、檢驗實際工作中接觸食物的意義。
燕京書評：譜曲前，詞作和專輯策劃都要由你來確定。你平常很少待在美濃，寫美濃食物會不會遇到具體經驗不夠用的情況？我知道你其實會採用很多社會學、人類學的方法，獲知一些具體的經驗場景。
鍾永豐：個人經驗永遠不夠用，即便有很豐富的個人經驗，也必須要有足夠多的寫作手法和思考面向。怎樣用不同的思考面向去理解既有的經驗，這是創作者很重要的功課。《野蓮出莊》這張專輯寫了很多美濃的食物，但它們不都是美濃的視角。你要看到不同地方工作者對於食物的主張和實踐，才會重新思考那些美濃的食物從前現代到現代、當代的不同意義。
參與其他地方的工作和回美濃，對我同等重要。如果沒有參與其他地方的食物書寫、保種工作，我就不太知道美濃經驗的意義在哪裡，有哪些值得重新呼喚。有這些實際的工作經驗，我才有可能去寫美濃以外的人不知道的食物，卻能和他們對話。
燕京書評：有什麼對你影響特別大的食物書寫？
鍾永豐：我在臺北紀州庵文學森林的演講裡提到過好幾本（《詩經》、方梓《野有蔓草》、淦克萍《醃漬》、郭華仁《藏種於民》等）。當然，還有一些學術性質的植物學研究和人類學作品。並沒有哪一部文學作品能夠對應到哪首詞的寫作，閱讀這些作品倒不會對我寫詞有什麼直接的幫助，只是在一開始幫助我把視角拉開，開啟對原住民植物文化的理解，看到當代的植物認知和食物慣性，看到食物書寫背後的政治經濟過程，以及在地性的食物運動。
《野有蔓草：野菜書寫》，方梓著
二魚文化2013年11月版
燕京書評：你看了前些年大陸拍攝的《舌尖上的中國》嗎？你怎麼評價這種食物書寫？
鍾永豐：那個很厲害，拍得驚心動魄，像好萊塢一樣的場景調度。我們的食物書寫達不到那種效果。
我覺得，食物書寫和食物生態一樣，其實都很豐富；各式各樣的食物書寫都重要，而且在不同的社會發展階段和文化品位階段，會產生不一樣的食物書寫。我認為，《舌尖上的中國》代表了大陸在某個社會經濟的發展階段，對於食物的重新提問方式；而我是把食物書寫放在村落書寫的脈絡來看待。
燕京書評：所以你的食物書寫還是回歸長期從事的民間書寫方式。
鍾永豐：我試圖讓自己做幾樣功課，比如食物和女性、食物和生態、食物和時間、食物和距離、食物和生產生活的關係。但最重要的是，這些命題能否讓音樂工作者進入？很多做食物書寫的人沒有辦法像我一樣，可以跟這些厲害的音樂人工作。這是我的優勢，也是因為我只會這個。《舌尖上的中國》，我也無法完成，它需要大量的爬梳工作，還需要更大群體的分工協作。
燕京書評：有樂評人認為，《野蓮出莊》的作詞比前幾張專輯更為口語化，不需要對照歌詞頁也能聽懂不少詞句。
鍾永豐：都是平易近人的食物，歌詞不可能太複雜；它們的味道和製作過程，不可能用大家不理解的語言。重點是如何在場景部署中，能點出一些食物的性格，以及它們與人的生活關係。在這些方面，我花了不少心思。
比如專輯裡的《斛菜冇筒梗》，是很簡短的一首詞。它先寫三月裡野菜長得最茂盛；而後，媽媽每年都會摘下它去煮食；最後，吃久了「野澀變家香」。
這首詞作，不僅包含鏡頭的調度，還涉及味道的轉換，這是食物書寫對我來講比較難的地方。「野澀變家香」，不是食物的採集製作，而是味覺的轉換。它的難度還在於，植物或食物的書寫，比較出色的基本都是論文形式。歌謠裡的植物或食物，大多是一種隱喻。你看《詩經》裡的「風」，植物出現是作為一種場景布置。如果要以植物為主體寫作，民謠裡的資源沒那麼多。
燕京書評：你經常提及《詩經》《杜工部詩》以及客家童謠的影響。對自己詞作的期許和標準有哪些？
鍾永豐：隨著創作的累積，心裡會有一些必須要過的門檻，但具體很難細說。當這些詞丟出去，我就知道自己的評判標準，早年覺得可以的，現在可能過不去了。
關鍵是，你其實不會給自己定下一個固定的期許或標準。我會大致選擇一個方向，這個方向裡我已經有一些工作方式，同時我也知道跟我合作的音樂人有一些新的想法，我會面對很多創作的對話。至於標準，都是非常後設的，不會在一開始限制我的創作。
種分離鄉介人 (種給離鄉的人)
種分忒闊介路面 (種給太寬的路面)
種分歸毋得介心情 (種給歸不得的心情)
種分留鄉介人 (種給留鄉的人)
種分落難介童年 (種給落難的童年)
種分出毋去介心情 (種給出不去的心情)
（《種樹》）
燕京書評：你喜歡在客家話裡找到很有生命力、代表族群特質的詞彙，比如客家農村供養的疾患人群「仙人」。你早年其實也有國語創作，用客家話更多是出於作品質量的考慮還是地方性的考慮？
鍾永豐：現在不會考慮那麼多。首先，我寫的是歌詞，歌詞要為聽覺服務，所以我要考慮做音樂的林生祥會怎麼考慮這個問題。從聽覺出發，就會考慮到字詞與設定的聆聽者之間的關係。當然可以用國語來寫，但國語對農村經驗的描述是不精確的。對聲音表現而言，它是非常貧乏的，會限制你對鄉村場景的想像。
燕京書評：你是考慮到聽眾不一定是客家人，如果換成國語可能沒有辦法更準確地聯想場景？
鍾永豐：倒也不全是這種異鄉情調的視角。比如我們之前的一張專輯名叫「臨暗」，它是傍晚、黃昏的意思。只要你有一點文學認知，你都不會放棄「臨暗」這個詞，它有顏色，有時間，還有漸變。我還沒有看到華語世界有哪個形容下午五點到七點的詞彙，比臨暗還要厲害。這麼厲害的字詞，我們當然要把它拱成國歌一般的地位，這是作為方言使用者的基本自覺。倒不是說客家語彙就最好，但你總要有一些分辨能力。我覺得，閩南語和粵語裡有些字詞的使用也非常厲害啊。
再以《野蓮出莊》裡提到的幾樣食物為例，對面烏、打烏子，我小時候就被它們的名字吸引。怎麼會有那麼有趣的名字？形象非常鮮活，而且讓你捉摸不定。這種語言的潛力，還會引出音樂和視覺上的潛力。野蓮也是如此，這個詞有內在的衝突。傳統對蓮的想像比較優美，「野蓮」這個詞本身對我就很有吸引力。
燕京書評：大陸樂隊五條人以前用方言創作，後來更多地改用國語，有人批評丟掉了獨特的語言特質，你怎麼看？
鍾永豐：我不會對五條人用國語那麼苛刻。因為我記得他們生活在城鄉結合部，用混雜的語言創作反而更好。如果他們已經不在海豐方言的環境裡，純粹用海豐話唱歌反而不一定好。使用語言，首先要自然和誠實。
燕京書評：林生祥這次似乎加入了更多美國鄉村音樂的元素。你為這張專輯作詞時，設想的音樂方向是這類嗎？專輯的製作方向是怎麼確定的？
鍾永豐：其實生祥這一次沒有用那麼多美國鄉村音樂。專輯裡是一些非常雜交的東西，既有來自日本的元素，也有臺灣的電視布袋戲。很多現代流行音樂進入農村，會被模仿得亂七八糟，我們稱作戲仿——戲謔的模仿。這次我們使用的元素，我會說是以戲仿的早年流行音樂為主。
音樂是由生祥決定。我的任務就是把詞寫出來之後，形成自己的音樂概念，可能也會提供很多參考的音樂。生祥自己去閱讀和理解，做決定，只要不違背詞的意思就可以。這個前提是我們都很認真，而且大家都比較熟悉，不會像早年需要在幾個相反的方向裡拉扯。
燕京書評：早年交工樂隊時期的作品，緊張感會更強一些，令人難忘。
鍾永豐：已經20年了，如果還要這樣拉扯，說明我們的合作方式可能有問題。反過來看，假設我們現在寫出來的東西還像早年交工時期那樣激烈，你大概也沒有興趣再訪問我了。
交過細妹一隻過一隻 (女孩交過一個又一個)
通概冇半隻兜搭 (一概都難以成雙)
經濟起泡捱人生變泡 (經濟起泡我人生幻滅)
離農離土真登波 (離農離土真波折)
毋當來歸！毋當來歸！(不如歸鄉不如歸鄉)
（《風神125》）
燕京書評：你需要給出整套專輯的文字概念，一般是怎麼開始一輪寫作的？
鍾永豐：肯定先有一個想法的雛形，並且需要很多閱讀、聆聽、訪談和思辨，以及和其他創作者的對話。這個過程快的話兩年，慢的話三四年，而且中間不知道會發生什麼變化。重要的是，不能只是醞釀，還是要去交流、去嘗試，還有很多過程要進入。
燕京書評：我覺得，你是把一個個論文式的題目轉化成文學寫作，其實很不容易。你曾提及受多物種民族志影響，包括怎樣把專輯想像成一個主體，比如寫《我莊》時，用很多地表景觀想像一個「我莊」。你是怎麼實現轉化，以食物為主體來寫歌詞？
鍾永豐：好問題。其實也沒那麼複雜，就像電影導演要把劇本變成影像，也要做很多轉化。轉化，就是我創作的核心，怎樣做不同材質的轉化，就是創作者技巧和能力的挑戰。
有時候，一個哲學命題要轉成社會學；有時候，一個社會學命題要轉成戲劇，一個戲劇要轉成一個平常的對話。一個平常對話，你還想有場景感，要讓它有哲學意義，產生文學張力，還要能夠有音樂的可能性。這種轉化就是創作者的基本工作。簡單說，就是要多閱讀先聖先賢的作品，然後適當分析。
燕京書評：剛剛提到的轉換視角很不容易，很多人都不是思辨型的詞作者。
鍾永豐：我做不到「我手寫我口」，我說服不了自己，必須不斷地思考不同的寫作方式。我不敢和杜甫相比，但有些問題和杜甫是一樣的。這種寫作永遠都是在為難自己。老實講，就我這種工作方式來說，很多搖滾的概念專輯其實不太能算是形成了「概念」。
轉化，考驗你對相異性質的聯想能力：時間可以想像成空間，液體可以想像成固體，氣味可以轉化成空間。比如打烏子，我以前在美濃見過它，20年後我又在100多公裡外的嘉義看到，兩個地方的食用方式不太一樣：在美濃主要吃果實，在嘉義主要吃葉子。
奇怪的是，我一看到這種作物，就覺得它是一個流浪漢，而且是一個社交能力很強的流浪漢。他到每個地方都很快地有專屬於他的名字，而且會發展出那個地方的吃法。我就覺得，這個傢伙真是一個社交能力很厲害的流浪漢哪！這就是形象化。明明一個植物而已，但在你的詞裡面，既有流浪漢，又有社交能力。
燕京書評：這是為了文學性考慮，還是為了聽眾能夠有更豐富的知覺？
鍾永豐：你說的可能都是後面的效果了。這就是我當時腦海裡跳出來的想像。我的任務是，還要用其他視角來分辨聯想的價值，繼續形成另外的判斷——這種轉化到底有沒有意思？在哪個層面有意思？把打烏子想像成流浪漢，真的好嗎？它不僅是說你可以用什麼邏輯去推論，還涉及你能擁有多少轉化的可能性。有時候聯想一秒就出來了，是不是靈感我不敢說，它就是會出來，可能是老天爺賞筷子吧？哈哈，我也不知道。
《我等就來唱山歌》，鍾永豐 著
上海文藝出版社2015年11月版
燕京書評：你曾說，民謠裡有偉大心靈，要立體化地看待民謠。你也經常會引用一些原生態的民謠。平時是怎樣做這方面的整理工作？
鍾永豐：我們搞民謠音樂工作的，看到各種音樂，都會去想它裡面有趣的地方或者意義所在，以及是否有特別的編曲方式、錄音方式或者演唱方式。這就是我們的生活方式。
前面說過《野蓮出莊》裡的嗩吶使用。這需要創作者聽得夠廣，同時多去思考音樂性質的差異，以及它所表現出來的地方性、民族性、社會性和變化的方向。簡單地說，你還得是一個書呆子，要去看很多資料，然後串聯起來。
我這種創作方式對生活的要求得比較整體化，不能只是待在書房裡，還得進入變化的場景，不管是參加社會運動還是文化運動。這樣才可以做比較有廣度且深刻的轉換，提出不同的視角。
燕京書評：你對方言的音韻和語言結構有很多研究，這是一種解放寫作的辦法嗎？
鍾永豐：你說的是之後的附帶產品。一開始，我只是在面對一個民謠傳統，最重要的是了解民謠怎麼流動到這個地方，怎麼和當地人的屬性對話。而這種對話能否啟發更好的書寫主題？但賣弄思辨能力很危險，反而讓你遠離你想尊敬、貼近的傳統。如果我們帶著後設的目的去研究方言民謠，就好比一個礦物學家，卻用珠寶商的眼光去山裡尋寶，找到的只是寶石，不是礦脈。千萬不要用珠寶商的角度看這些東西。
在音樂的傳播過程中，每一道可能都經過一些轉化，有時候是出於尊敬的模仿，有時候是出於戲謔的模仿。但落地之後，就會形成那個地方的某種音樂文化。所以，我不會用「原生態民謠」或者「純民謠」這種詞來看待各種地方的音樂。就像我這張專輯裡面所寫的食物，沒有哪樣東西是我們美濃的原生態植物，我也不試圖跟大家說，你一定要來美濃才能吃到這種東西。
「原生態」這個詞，我覺得不重要。食物怎麼和人生活，表現出人的生活狀態比較重要。這種食物生活裡可能有當地人的某些特色的主張，就好比原本用電吉他的，就是要用黑管來表演，這就是他們的主張。你不能說主張不好。我覺得還是要看這種音樂或者這種食物，到了一個地方是怎麼和人生活，體現出什麼樣的個性，回應了什麼需求。
燕京書評：《野蓮出莊》延續了你長期對鄉土經驗的思考。你曾說，《菊花夜行軍》是對都市的批判和生命的追尋。而回到農村後，還得面對生計問題，面對自我認同和他人認同，從《臨暗》到《野生》《種樹》主要圍繞這一方面。《野蓮出莊》是第三個層面，得面對農村的傳統知識和遺產，如何通過食物文化、植物知識重新理解鄉村生活。能不能講講第三個層面？
鍾永豐：這是回鄉的三個階段，而我覺得，第三個階段現在更重要。年輕的回鄉工作者，如何面對農村各式各樣的遺產（legacy），包括農業、工藝、宗教等；如何有效地對接傳統，同時運用在都市裡習得的專業知識，和對文化的期待？這個過程，我覺得或許可以稱為「再鄉土化」。從這個角度來說，《野蓮出莊》或許可以視為某種再鄉土化過程中的文化產出。
日本可能從1970年代就開始這項工作。為什麼那麼多人會去日本旅遊？因為你看到一個有生命力的、不斷更新的傳統。即便是他們號稱復原舉辦的500年前的古禮，它裡面還是有很細密的當代性。比如500年前的衣服，不可能用500年前的方式去織，肯定要用新的方法。這種當代技術跟觀念、傳統的對接，其實臺灣和大陸都有人在做這些工作。所以這樣來看，這張《野蓮出莊》只是一個小小的產出而已。
題圖：《野蓮出莊》MV
總統、記者與貧民窟：美國記者如何推動社會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