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諾、海倫與一二九運動關係密切，中美學界對此已有不少研究。但是，目前研究對從斯諾、海倫一手檔案，尤其是從書信材料出發， 分析斯諾夫婦（海倫·福斯特·斯諾（Helen Foster Snow）是埃德加·斯諾（Edgar Parks Snow）第一任妻子，筆名Nym Wales，以下將二人簡稱為斯諾夫婦。）與一二九運動的關係的問題重視不夠。更重要的是，現有研究尚未深入討論以下問題：第一，斯諾夫婦支持、參與一二九運動的思想原因；第二，斯諾夫婦營造國際輿論以推動一二九運動的過程；第三，中共與斯諾夫婦在一二九運動前後的接觸與互動。
斯諾夫婦本文利用美國胡佛研究所尼姆·威爾斯檔案（Nym Wales Papers）、密蘇裡大學堪薩斯分校埃德加·斯諾檔案（Edgar Parks Snow Papers）與楊百翰大學海倫·斯諾檔案（Helen Foster Snow papers），重新梳理斯諾、海倫與一二九運動的關係，並對以上問題作出回答。
斯諾、海倫在華社會交往與思想轉變觀察斯諾夫婦在20世紀30年代在華活動可以發現，斯諾具有三層身份：記者、文學編輯與教師。1928年到1941年，斯諾曾擔任《密勒氏評論報》《星期六晚郵報》《紐約太陽報》《每日先驅報》等多家英美報紙的駐華記者。也正是這一時期的經歷，使斯諾在駐華英美記者人際關係網中表現活躍，結識了眾多駐華新聞人，如鮑威爾、威爾斯、賽珍珠、費舍爾等，為其日後的聯絡國際宣傳奠定基礎。
同時，斯諾夫婦定居上海後開始廣泛接觸左翼文學與藝術，這成為二人思想轉變的催化劑。1932年，斯諾開始編譯中國短篇小說選《活的中國》，收入魯迅、茅盾、巴金、郭沫若、柔石、孫席珍等作家小說，並與茅盾和孫席珍來往密切。1932年底，斯諾與魯迅多次會面。從來往書信可知，斯諾曾多次爭取在《亞細亞》雜誌發表介紹左翼文學藝術的文章。雖然主編威爾斯婉拒了斯諾翻譯魯迅的《阿Q正傳》《藥》等小說，但是接受並發表了斯諾的作品《魯迅——白話大師》，斯諾翻譯中共地下黨員孫席珍的小說《阿娥》，以及海倫與中共地下黨員胡蠻合作的《中國新藝術》。斯諾夫婦定居北平後，與北方左聯的楊剛、蕭乾相識，二人受斯諾邀請幫助編譯《活的中國》。
1934年，出身於密蘇裡大學新聞系的斯諾受聘於燕京大學新聞系。燕京大學作為中國最大的教會大學，其新聞系深受美國密蘇裡大學影響。斯諾在新聞系任教後，燕京大學的張兆麟、陳翰伯、黃華、龔普生、李敏，清華大學的姚依林、黃敬、陸璀與東北大學的宋黎等學生陸續聚集在斯諾家活動。同時，燕京大學新聞系的外籍學生貝特蘭（James Munro Bertram）也與斯諾在此時相識，日後他成為與中共密切聯繫的新聞人。值得注意的是，英美駐華記者因拜訪斯諾的緣故也結識了部分中國學生，例如鮑威爾就曾在斯諾家見過張兆麟。在運動發生前，駐華記者就對與斯諾往來密切的中國學生具有初步印象。
據海倫回憶，自1934年起他們對於法西斯主義即持懷疑批判態度。海倫與斯諾的反法西斯立場成為之後他們支持學生運動的動因。1934年12月斯諾在燕京大學發表題為《法西斯主義的內涵》的演講，該講稿發表在1935年1月9日的《北平紀事》上。在研究希特勒、墨索裡尼的演講、論著，並在閱讀歐美學者對法西斯主義的研究著作基礎上，斯諾對法西斯主義的定義、特徵以及法西斯主義如何在德、意取得政權三大問題進行剖析。
斯諾認為：極端軍國主義、帝國主義、種族文化優勢的神話、極端民族主義、獨裁體制、恢復垂死文化是法西斯主義的六大特徵。在分析法西斯主義中種族文化的神話時，斯諾特別提到，「這種神話來自於德國的北歐民族主義和義大利新古羅馬精神。在東方，我們對這種神話的熟悉來自某些日本人，他們認為自己是太陽女神的後裔， 因此註定要統治世界」。斯諾在演講中表達了反法西斯主義的立場，認為法西斯主義從一開始就沒有真正的經濟理論或科學的政治思想基礎，它是一個應對危機的「即興創作」，它會導致一國的經濟、政治、文化的後退，是「將時針倒轉」的「反革命」。
在北平期間，斯諾、海倫開始收集關於法西斯主義的材料。與斯諾相熟的學生頻繁與斯諾夫婦談論此類話題並借閱相關書籍。從黃華在一二九運動前夕發表的文章看，他很可能受到了斯諾的影響。在刊載於1935年第9期《燕大周刊》的《中國法西斯運動現狀》一文中，黃華談到：「法西斯到處都是文化反動的，逃向過去的。希特勒（即希特勒）復興了亞裡安民族優秀的謬論，墨索裡尼崇尚起古羅馬凱撒（即愷撒）的遺風。」其與斯諾形容法西斯的多個詞彙相近或相同。例如，黃華提到的「亞裡安民族優秀的謬論」很大可能翻譯自斯諾演講中的「北歐人種優越論」（Nordicism）。希特勒認為北歐人種是真正的雅利安人，優於其他歐洲民族。再有「古羅馬凱撒的遺風」翻譯自斯諾文本中的「義大利新古羅馬精神」（Italy’s new Romanism），「逃向過去」與「將時針倒轉」（It is a movement to put the clock back）意思相近，「文化反動」與「恢復垂死文化」（restore moribund culture）語意契合。
在一二九運動前夕，斯諾對日本侵略中國的野心愈發憂慮。早在1931年10月，斯諾即以《密勒氏評論報》的記者身份赴東北採訪九一八事變。1935年夏，斯諾再次赴東北和日本採訪兩個月。斯諾曾發表多篇對日評論文章，如《東北如何淪為日本殖民地》《日本正在輸出文化》《日本在紅色蒙古的門口》。1935年4月25日，斯諾在給友人的信中認為中國的未來命運正迅速地由日本掌控，「因此中國問題越來越成為日本的問題」。斯諾焦慮地指出：「日本控制了滿洲，這個集中了中國最具價值礦產資源的地方，這是對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致命打擊。日本決心讓中國逐漸成為它生產商品的原材料基地與銷售市場。」斯諾預感到：「我們不能再認為日本是一個島國， 而是一個在東亞最強大的大陸強國。」
與此同時，斯諾對於中國紅軍與共產主義理論日益感興趣。1935年10月5日，斯諾在寫給美國左翼作家託馬斯·畢生（Thomas Arthur Bisson）的信中說：「我懷著濃厚的興趣閱讀了你們關於當代中國政治和經濟的各種彙編， 並對你們關於中國共產主義的報告印象深刻， 這份報告的完成也許是截止到目前關於這一主題最傑出的英文版作品。」1935年8月25日、9月3日、9月6日、10月5日、10月17日，斯諾接連收到諾爾曼·韓威爾（Norman Hanwell）的信，信中韓威爾向斯諾描述了其在四川紅色根據地的經歷。11月8日，斯諾回信：「我讀了你的來信，非常感興趣並且羨慕。你的旅行經歷和我設想的旅行一樣， 但現在顯然我還不可能去。」可以看出，斯諾已對去中共根據地採訪躍躍欲試。
可以說，此時的斯諾仍只是一個對共產主義感興趣的觀察者，而海倫已表達出對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愛憎分明的態度。她更傾向於從實踐角度，尤其以發動學生運動的方式反對中國的法西斯主義。1935年10月，海倫向《亞細亞》雜誌投稿《中國青年再次被壓垮了嗎？》。該文稿雖未能發表，卻集中反映了海倫對當時中國社會與青年問題的觀點。海倫認為，中國青年應該繼續沿襲五四運動、五卅運動的精神。在解釋中國青年的左傾特點時，海倫指出：「為什麼中國青年並不希望從布爾什維克主義中被解救出來， 這對許多觀察家來說是個謎……一個重要的原因是， 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代表了真正的青年革命，這一革命的目標是爭取自由，但不是通過個人主義， 而是通過有組織的團體和群眾的力量。相當於歐洲幾個世紀的劇烈變化震蕩著中國新一代。」同時，海倫認為國民政府對青年運動的政策是法西斯主義的，扼殺了青年精神：「所有『危險思想』的源頭都被禁止了， 國民黨政府創辦新的報刊以提高右翼的威望並詆毀左翼， 而這些報刊的主要內容就是介紹歐洲法西斯主義著作， 並通過紅軍的恐怖或愛情故事造謠中共。」
海倫認為，國民政府的青年政策終將失敗：「當蔣介石開始他的法西斯獨裁運動時， 他試圖贏得一部分學生， 就像墨索裡尼和希特勒所做的那樣， 但由於種種原因， 除了黃埔系及空軍飛行隊等青年軍人外， 他無法贏取富有想像力的傑出青年……那些公開對法西斯民族主義運動感興趣的人也對藍衣社黑幫式的行動感到恐懼， 藍衣社只是唯利是圖的間諜， 是對他們在歐洲的原型的可憐模仿。」
斯諾、海倫與學生運動的醞釀依據海倫回憶材料《學生運動筆記》，目前已有學者提出海倫為一二九運動「提供了最初的思想火花」。從胡佛研究所收藏的1935年海倫致張兆麟的信中可以看出，海倫曾為學生運動的醞釀提出具體建議。例如，海倫提議張兆麟可以在燕京大學開會演講， 讓學生們向南京提出一份要求抗日的宣言。同時，海倫認為學生們應該宣布罷課幾天或組織為期一周的抗議。
值得注意的是，海倫在運動發生前已對如何營造國際輿論有了初步的設想：「你必須營造一些新聞， 這樣報紙才能刊登故事。你也應該設法讓每所學校在同一天罷課。研究五四運動， 它是如何在一天內自發地開始從北大傳遞到其他學校……我個人認為， 列印數以百計的傳單， 要求所有的北平學校在一定時間內罷課， 並儘可能秘密地分發給學校， 這將是一個好主意」，「我們將拍攝遊行的照片， 並將其發送到媒體， 它會引起相當大的轟動」。海倫認為運動的目標之一即通過學生被捕，擴大輿論影響：「如果行動失敗， 那就更好了。如果有人被逮捕， 這將是光榮的，而是南京政府的恥辱。」
這裡需要指出，雖然張兆麟、黃華等學生受到斯諾夫婦的鼓勵與影響，但是斯諾、海倫在一二九運動爆發前只與部分學生相識，他們對學運的了解也存在諸多盲點。陳翰伯曾指出斯諾夫婦未能認識學運全貌的原因：「斯諾是美國朋友。即使是幾個中國青年也不能從黨外了解黨內的活動，而黨內是看得見黨外的……即使入了黨，下級也不能完全了解上級的具體工作，而上級是了解下級的。」斯諾夫婦在運動爆發前後並不了解中共北平臨時工作委員會於1935年11月成立的情況，他們不在組織發起一二九運動的核心領導圈中。不過，斯諾夫婦在營造外部輿論環境，推動運動的醞釀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30年代，隨著上海、北平、天津等城市的發展以及外籍人口的增長，國際輿論傳播的空間市場進一步擴大。作為新聞人，斯諾夫婦深諳輿論與社會運動的互動關係。1935年11月1日，北平學聯起草《平津十校學生自治會為抗日救國爭自由宣言》，並交給斯諾夫婦譯為英文。從此時起，斯諾與海倫開始聯絡其熟悉的各大媒體，為學生運動造勢。斯諾夫婦首先將《宣言》發給路透社奧利弗（Frank Oliver），被拒絕發表後又聯繫了合眾社華北分社記者麥克拉肯·費舍爾（F.MacCracken Fisher）和合眾社、華北明星報記者厄爾·利夫（Earl Leaf）。費舍爾曾就讀燕京大學新聞系，與斯諾夫婦熟識。他和厄爾·利夫皆持同情學生的觀點。自此，合眾社及《天津明星報》追蹤報導了一二九運動在平津發展的整個過程。但是，斯諾夫婦意識到，還需尋找更具威望的駐華記者以牽動國際輿論關注北平學生。因此，海倫聯絡了與斯諾1928年相識的報人約翰·鮑威爾（John Benjamin Powell）。
約翰·鮑威爾鮑威爾在駐華英美記者中德高望重，他不僅是《密勒氏評論報》創始人、主編，還是《芝加哥每日論壇報》的駐華記者。但是，鮑威爾在一二九運動前一直持支持國民政府的立場，「沒有任何不利於南京的文章出現在他編輯的期刊裡」。斯諾本與鮑威爾私交甚好，卻因這種思想上的分歧而分道揚鑣。在1935年3月9日發表的《美國日益增長的反南京激進主義傾向》中，鮑威爾點名批評《民族》（Nation）、《新共和》（New Republic）、《基督教世紀》（Christian Century）、《新群眾》（New Masses）以及《今日中國》（China Today）等美國本土報刊中反南京政府而同情中國紅軍的傾向。其中，被鮑威爾批評的1935年2月22日出版於《今日中國》的文章，其作者正是以「Hansu Chan」為化名的美國共產黨中國局負責人冀朝鼎。然而，如同海倫形容的那樣，「學生運動又把鮑威爾帶回了『民主之潮』中」。從1935年11月7日海倫給鮑威爾的書信中，可以一探海倫引導鮑威爾支持學生運動的過程。
海倫首先在信中表達了學生對於鮑威爾的信任和肯定：「他們對你最近發表的社論非常感興趣， 這對他們很有吸引力。事實上， 我認為這篇評論可能給了他們很多道義上的支持。」海倫指出學生們發表抗日宣言的希望很單純：「如果他們可以在目前的華北危機中被聽到一點聲音，也勝過什麼都沒有。」接著，海倫告知鮑威爾，《大公報》以及《天津明星報》已經發表了《宣言》，打消鮑威爾關於政治風險的顧慮，「在 11月4日或5日《大公報》中， 這個故事和請願書都已全部出版， 並且在2號的《華北明星報》有頭版報導。我擔心在任何事情毫無進展之前， 學生運動將被粉碎」。
更重要的是，海倫強調學生運動雖然是左傾的，但也是自發的，學生們把整個左翼運動視為一場反封建主義的「青年革命」。她以鮑威爾認識的張兆麟舉例說：「這些人總是大喊以『共產黨』作為擺脫的藉口， 而他們完全知道這是一個謊言。組織這次運動的是你在我家遇到的那個男孩， 他曾經是燕京大學反日組織（現已解散）的負責人， 是學校裡最受歡迎的學生， 也是學生會的負責人……自然， 他是左傾的，所有學生現在都希望革命回到1926年的情形。」然後，海倫批評國民黨的法西斯主義政策壓制了中國青年運動的發展，認為「法西斯主義的壓力來自外部也來自中國的內部。」
從隨後鮑威爾的態度看，他逐漸被海倫說服，接收並發表了《宣言》以及海倫的報導《華北學生的復興》。1935年到1936年，斯諾夫婦發給鮑威爾的報導都未經過大幅度刪改就得以發表。海倫回憶指出：「鮑威爾對學生的同情是讓更多記者們支持我們的一個重要因素。」
一二九運動中的學生遊行隊伍運動的發展與營造國際輿論一二九運動爆發以後，斯諾與海倫多層次、多渠道地聯絡英美媒體，以引導國際輿論支持學生運動，推進運動持續發酵。斯諾本身就是紐約《太陽報》《每日先驅報》等媒體的駐華記者。同時斯諾夫婦不斷加強與《密勒氏評論報》《芝加哥每日論壇報》《亞細亞》雜誌、合眾社華北分社及北平路透社的聯絡。另一方面，李敏、黃華、黃敬、陸璀、張兆麟等學生為斯諾夫婦提供學運動態的第一手信息，這也使英美媒體更願意從斯諾夫婦處獲取有價值的新聞素材。
胡佛研究所收藏了斯諾、海倫與學生在一二九運動期間大量英文書信和報信字條，但部分紙條由於手寫字跡難以辨認，而且學生們英語掌握程度不一，並存在化名、代稱、縮寫的情況。例如海倫的主要報信人李敏又稱Matsuhara；黃敬的稱呼有Willy、David、Yu Chi-wei；黃華的稱呼有王汝梅、W；史沫特萊的代稱為Ariyoshi、AS或A；宋慶齡的代稱為Suzie；海倫和斯諾的代稱分別為Hirota與Doihara。為此，海倫曾寫下《學生運動筆記》《黃敬書信筆記》，對其書信進行了簡單介紹。同時，斯諾和海倫注意掌握國際輿論的變化。海倫收集了1935年到1936年大量英美媒體報導學生運動的剪報，僅路透社關於一二九運動的通訊就達上百份。
為了搶佔輿論制高點，12月9日當天，斯諾立即向外國媒體傳送報導。12月10日，《每日先驅報》發表《三千北京示威者力促反抗，城門關閉，「我們是日本殖民地嗎？」》。12月12日，在斯諾建議下，龔普生、龔澎等學生在燕京大學臨湖軒召開外國記者招待會，介紹學運情況。一二·一六遊行的第二天，斯諾也順利地在《每日先驅報》登載報導。
值得注意的是，一二九運動前後斯諾夫婦及其友人對於學生運動的報導具有一個共同特點，即否認學生運動與中共的關聯，強調學生運動的自發性。直到1936年7月，海倫在《亞細亞》雜誌發表的文章中仍強調學生與任何黨派沒有聯繫。這裡存在兩種可能。第一種可能性是雖然與斯諾夫婦接觸過的姚依林、黃敬皆為中共黨員，黃華與陸璀等學生也在1936年1月相繼入黨，但是他們都向斯諾夫婦隱瞞了政治身份，斯諾夫婦始終不知學生與中共的聯繫；第二種可能性是斯諾夫婦猜測或逐漸了解學生骨幹與中共的聯繫，但出於某些原因，在輿論上需要強調學生的自發性。從材料推斷，第二種可能性較大。1936年3月海倫在向胡蠻介紹學運近況時提到：「許多學生深入冀南農村，還有其他人加入紅軍——當然是秘密地。」可以探知，斯諾夫婦至少在1936年3月知道學生入黨的事實。而且處於新聞風暴口的斯諾夫婦對於中共與一二九運動的關聯沒有敏感度的可能性較小。他們對學生運動自發性的強調有出於與對手爭奪國際輿論話語權的考慮，並通過此方式保護學生。
學運爆發後，日本方面指責一二九運動的背後有政治勢力暗自推動，極力引導國際輿論懷疑學生運動目標的單純性，並給予國民政府壓力。12月10日，日本駐北平武官高橋坦接受國際媒體採訪。厄爾·利夫及斯諾分別在天津《華北明星報》以及紐約《太陽報》報導了高橋坦的採訪，並且陳述內容一致。高橋坦警告北平當局，學生遊行已違背了《何梅協定》。他認為領導學運的積極分子出自於有共產主義傾向的國民黨分子，因此把學生運動歸因於「壞」 國民黨的陰謀。而「壞」的國民黨與「好」國民黨的區別在於是否與共產黨合作。對此，斯諾特別在評論中聲明學生運動「幕後沒有操縱」。他說：「對學生領袖的訪談中沒有發現學生背後有任何權謀操縱的線索……記者通過與5到15人的學生鬆散小組以及與學生會負責人的聊天中獲知， 示威和目前的運動是學生自發的，出於愛國的動機，學生既不支持國民黨，也不支持共產黨人和日本人。」1935年12月13日，海倫在向《密勒氏評論報》發送新聞稿時，也向鮑威爾強調了學運的自發性：
請把照片還給我。我從學生那裡得到他們， 他們相當難找到。 這篇報導是通過目擊者進行完整闡釋的，我見證了一二九當天的全過程……我認為， 登載標語是分析這一運動的最好方法。這是一場自發的學生起義， 這場運動有左翼學生參加，但他們純粹是業餘的。學生運動還在不斷發酵， 我可以給你更多的細節……緊接著，1935年12月19日，鮑威爾在《芝加哥每日論壇報》發表文章分析冀察政權對學運的態度。鮑威爾批評「日本傀儡」宋哲元指控共產黨正在推動最近學生示威反對華北自治的運動。1936年1月21日，海倫再次向鮑威爾說明：「中日勾兌反對左翼反對派的行動將會開始……如果把學生作為中共黨員而關進監獄， 這將是相當可悲的， 因為他們已經刻意避免成為某具體派別的成員， 避免違法和被斬首， 並試圖保持獨立的法律鬥爭。」
1936年1月，北平學聯和天津學聯共同組織了「平津學生南下擴大宣傳團」，一二九運動由學生運動向民眾運動轉變。與斯諾、海倫熟悉的學生大多加入了南下宣傳團的第三團。該團由清華大學、燕京大學、輔仁大學、朝陽學院等校學生組織，領導者為黃華和清華大學蔣南翔。南下途中，黃華等學生在返校取錢時把消息傳遞給李敏，斯諾夫婦主要從留守學校的李敏處獲知宣傳團的消息。1936年1月11日李敏給斯諾夫婦的信中寫道：
我收到了村裡那些同學的來信 (黃華帶回了信)。他們告訴我， 他們對村民們的反應感到滿意， 一些村民聽到學生們說的話就哭了。學生們演的戲劇也收到良好效果。學生們唱了工人之歌等歌曲……這個團體的成員超過五百， 包括天津和北平的學生。他們現在正沿著保定鐵路行進。固安的城門被二十九軍關閉了。然而， 這讓他們有機會在鄉村集市上遇見更多村民。1月14日，第三團抵達高碑店後，被軍警圍困並強制返校。16日，第三團在燕京大學開會決定成立一個永久性的青年團體。18日，李敏對斯諾夫婦說：
第三團的學生已經成為一個永久的組織， 名為中國青年救亡先鋒團。在這個組織中， 他們計劃閱讀社會哲學和經濟學的書籍， 以增加他們對中國和世界形勢的了解。更成熟的成員將被選入其他一些組織（機密， 不要發布此消息）。這裡李敏提到的「其他一些組織」可能為共青團或者中共。同時，第一、二團在南下過程中也組成了抗日青年組織——「民族解放先鋒隊」。2月1日，中國青年救亡先鋒團與民族解放先鋒隊合併，成立「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海倫、厄爾、鮑威爾對南下宣傳團的活動作了連續報導。《華北明星報》分別於1936年1月1日、3日、4日、5日、6日、12日、13日、27日報導了南下宣傳團的活動進展。海倫於2月22日在《密勒氏評論報》發表《宣傳戰爭及以後》，報導了學生在南下宣傳時的困境，並在文中穿插了學生在農村活動的五張照片。鮑威爾在1月4日的《芝加哥每日論壇報》將平津南下宣傳團形容為「兒童十字軍運動」。他在題為《中國學生向日本發起討伐：數千人參與長途跋涉的大朝聖》一文中描述：「一支包括二百餘學生的朝聖先鋒隊， 今天離開北平徒步去中國首都南京， 抗議政府容忍日本滲透華北。明天早上還有四百人將會陸續跟進， 類似的規模將持續在每天早上增加， 直到幾千人行進在路上。北平學聯計劃派遣3.7萬名學生進行這次朝聖， 以避免亡國。就像著名的兒童十字軍運動一樣， 成千上萬的男孩和女孩， 充滿了深厚的激情、責任感和愛國心， 開始了類似的運動」。鮑威爾用「朝聖」「兒童十字軍運動」等西方讀者更易理解和想像的方式進行比喻，以擴大傳播和影響。
除了關注北平學生運動發展動態，斯諾、海倫也密切觀察天津、上海、廣州等全國其他城市學生救亡運動的情況。根據美國楊百翰大學收藏的書信檔案，斯諾、海倫在一二九運動爆發後與身居上海的史沫特萊保持著緊密聯絡，並向其傳遞北平學生運動的最新消息，史沫特萊也將上海的學運發展告知斯諾夫婦。如1935年12月18日，史沫特萊在致斯諾的信中，將北平學生一系列遊行活動比喻為「一個長距離的高爾夫大百發球桿（Big Bertha）」，形容北平學生運動引起上海學生及知識界的強烈反響。同時，史沫特萊是斯諾夫婦與宋慶齡在一二九運動期間的聯絡人，斯諾夫婦通過史沫特萊向宋慶齡轉遞書信，匯報一二九運動的最新發展情況。再者，史沫特萊把從斯諾夫婦或學生處獲取的信息發送給美國共產黨中國局領導下的中國人民之友社（American Friends of the Chinese People）。1936年1月至7月，中國人民之友社刊物《今日中國》連續刊載關於一二九運動的評論文章或新聞報導。
一二九運動期間，斯諾、海倫對國外新聞媒體的聯絡也並非是一帆風順。對比斯諾報送給《每日先驅報》的報導與實際刊出的新聞可以看出，斯諾關於一二九運動的大多數新聞未被刊登。即使刊登，其內容也被大量剪裁。學生南下宣傳後，海倫完成了一篇總結學運的評述，希望發表在具有影響力的《亞細亞》雜誌。1936年2月6日，海倫給《亞細亞》雜誌主編威爾斯寫信說道：「我希望所附的一二九運動的文章是可用的。你可以隨意編輯或裁剪它， 而不用諮詢我……第十七號圖片， 相當令人興奮。平津南下擴大團的學生們報告說，農民們正在被啟蒙， 學生們得到了農民驚人的回應。這在中國鄉村是一個非凡的場景。」1936年3月19日，海倫再次給威爾斯去信：「這個學生運動也許並不重要， 但實際上它是一個新革命時期開始的記錄。五四運動開始的中產階級革命， 現在已經完全結束了。現在很多人都在仔細研究這個運動的起源和政治基礎。比如公使館和中國專家。」
但是，縱然與斯諾、海倫相熟，1936年3月31日威爾斯還是以「大量報刊已經對此報導」為由婉拒了海倫的文章。他表示：「我們必須繼續努力觀察未來的發展趨勢或由此引發的更大的事件。」4月3日，威爾斯再次致歉海倫，表達他「仍然對學生運動的更深的影響和未來的可能性感興趣」，但是希望作品能夠順利轉投別處。目前沒有發現海倫對此的回應信件，不過在4月24日，威爾斯的態度又出現轉折，告知海倫「這篇文章的修改完全符合我的批評意見……我將儘快使用這篇文章」。威爾斯將海倫的原標題《中國的學生革命》改為《起義的學生》，排在1936年7月刊予以發表。
一二九運動是斯諾、海倫通過其人際關係影響中共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起點。1936年以後，正是以斯諾、海倫為代表的跨國記者、學者、技術人員、外交人員在中國與世界的頻繁流動，推動中共由點成線、由線成網地編織起了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人際網絡。同時，這一跨國群體活躍在太平洋國際學會、中國工合國際委員會、保衛中國同盟等跨國組織之中，為中共爭取國際輿論、國際援助支持，並深刻影響了英美政府對華政策。
（本文節選自《中共黨史研究》2018年第6期，原標題《再論斯諾、海倫與一二九運動之關係》，作者張牧云為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原文注釋從略，現標題為編者所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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