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2014年理論學術研究觀點要覽
據「漢語盤點2014」，「法」與「反腐」分別成為年度國內字、國內詞第一熱。
反腐漫畫
李二寶
黨史學篇
重要黨史人物仍是研究富礦
2013年12月是毛澤東誕辰120周年，由此引發的毛澤東研究的一個新高潮一直延續到2014年。有學者以朱毛紅軍與古田會議研究的一些論著為例，對毛澤東研究中的隨意性問題闡述了自己的立場和觀點，指出只有佔有可信的資料，論斷有據，全面、準確運用、解讀史料，才能避免主觀隨意性，才能寫出信史。2014年是「三線」建設戰略決策作出50周年。有學者考察了以毛澤東為核心中央領導集體作出三線建設戰略決策來龍去脈，認為這個戰略決策基本正確，很有戰略眼光，其歷史和現實意義已為實踐所證明，失誤也必須引以為鑑。
2014年是鄧小平誕辰110周年，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出版的《鄧小平文集》（1949-1974）、《鄧小平傳》（1904-1974）等著作，披露了一些新史料，對推動深化鄧小平研究意義重大。有學者對鄧小平晚年的思想進行了研究，指出鄧小平強調要理直氣壯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政治體制改革必須堅持社會主義方向；指出貧富懸殊、兩極分化可能導致的嚴重後果等，對現實具有重大指導意義。2014年也是任弼時誕辰110周年。有學者考察了解放戰爭時期任弼時在中共中央決策層的工作和貢獻，指出任弼時以敏銳的洞察力、堅定的原則精神、細緻周密的觀察和思考，在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對於王明的研究，有新的重要進展。郭德宏編的《王明年譜》，充分吸收了20多年來國內外出版、發表的有關論著的成果，披露了大量一手材料，對許多問題提供了新看法，如：關於顧順章叛變的問題，關於向忠發被捕的細節問題，關於王明到莫斯科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的問題，關於王明兩次中毒的問題等。《王明年譜》在充分呈現王明「錯誤一生」的同時，並沒有因此而忽略王明的一些正確立場、觀點和行為。
黨與傳統文化的關係受到關注
有學者從傳統學術流變的角度，來分析五四新文化運動中中國人為什麼接受了社會主義學說。五四新文化運動諸多健將藉助西學的闡釋，通過尊墨抑儒、以墨攻儒，墨學壓倒儒學，成為當時的時代潮流。由於墨學反映廣大勞動人民特別是農民階級的利益，主張人人平等，勇於使用暴力反抗壓迫，成為中國傳統文化中能夠與西方社會主義學說對接的傳統學術流派，尊墨抑儒這種傳統學術上的巨變為中國人接受社會主義學說提供了適宜的文化土壤，使得社會主義學說在中國的立足與發展具備了文化上的可行性。有學者通過梳理認為，黨對待傳統文化，從革命思維和行為下的激烈否定、基本否定，到執政思維和行為下的理性看待，再到新世紀的高度評價，既反映了時代主題的變換，也反映了黨思想認識的與時俱進。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起點有了新結論
有學者指出，學界對「中國化」起點之所以產生分歧，主要原因在於對「中國化」標準缺乏共識。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必須具備四項條件：理論傳播、中共創立、實踐活動和具有中國特色的理論形態。中共二大具備了這四項條件，成為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起點。有學者也指出，中共二大是黨關於群眾問題認識的第一次飛躍。中共二大建設「群眾黨」的探索，不僅實現了中共的生存和壯大，更實現了對於社會底層的多數人的發動和解放，對群眾路線的形成和發展具有奠基性意義。
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創建有新解讀
1925年秋創辦的莫斯科中山大學，曾經為中共和國民黨培養了一大批重要的政治幹部和軍事人才，在中蘇兩國關係史、共產國際與中共關係史、國共兩黨關係史以及中國革命史上佔有比較重要的地位。然而，有關這所學校創建主體的問題一直存在著似是而非，甚至彼此對立的解讀。有學者指出，在蘇聯經濟狀況比較困難，人民生活比較困苦的情況下，俄共（布）和蘇聯政府仍然提供了巨額資金和大量人力、物力創建莫斯科中山大學，反映了其國際主義精神。
革命時期的學生運動有新見解
有學者考察了「五四」到「五卅」期間的學生運動，認為學生運動高漲本身就是國家權威缺失的一種表現，同時社會各界對學生運動亦經歷了一個由同情、支持到反對、利用、支持等多重態度兼而有之的發展過程。有學者認為，一二九運動既是一場政治性質的運動，也具有思想運動的特質。從思想史的角度看，民族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是一二九運動內在的思想動力，但佔主導地位的還是馬克思主義。學生對中國共產黨建立聯合戰線主張的理解與運用以及學生自我身份認同的調整是影響一二九運動內容與走向的重要思想因素。
紅軍長徵的原因有了新說法
有學者指出，紅軍長徵的原因，是黨這一時期革命模式選擇的必然結果，即革命動員與土地革命模式的選擇，產生了「打土豪」經濟，最後出現了過度動員與蘇區經濟危機問題，決定了在1934-1935年之際的失敗。有學者指出，蘇區內部大規模肅反是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內部因素之一，國民黨圍剿方法的調整則是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外部原因之一。有學者對紅軍長徵的進程做了研究，指出中央紅軍在貴州的四個多月特別重要。在當時極端複雜而險惡的環境中，中央紅軍面對眾多不確定因素之所以能突破國民黨軍重圍，從被動轉入主動，有兩個重要原因：一是堅持從實際出發，果斷靈活調整行進方向；二是強大的精神力量。
關於黨的兩個歷史決議的研究更加深入
有學者對1945年和1981年黨的兩個歷史決議與中共黨史研究的關係作了探討，指出兩個歷史決議及其形成過程，完善了中共黨史研究的思想原則，規範了黨史研究的學術準則，提供了科學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兩個歷史決議都來之不易，都是付出沉重代價之後，集中全黨智慧制定出來的，必須加倍珍惜。有學者對起草黨的第二個歷史決議的思想史料進行了整理和研究，為廓清起草歷史決議的思想發展史的脈絡，還歷史本源作了較全面的梳理。
以社會史為基礎深化中共黨史研究成學術生長點
對於如何深化中共黨史研究，2014年黨史學者作了諸多嘗試和探索。有學者提議用「新革命史」範式提升黨史研究，有學者認為有必要探究中共黨史研究新視覺和表述體系，有學者支持黨史專家張靜如提出的以社會史為基礎深化中共黨史研究的思想，這方面取得的成果最多、成就最大。學者們尤以新中國成立初期（1949-1956）這一社會轉型時期為研究的著力點，圍繞舊城改造、城市民主改革運動、私立學校的接管改造、政治語言的傳播與習得、統購統銷等出現了一批研究新成果。 比如，北京輔仁大學是新中國成立後政府正式接辦的第一所教會大學。針對輔仁大學事件是新中國「轟轟烈烈的收回接受外國津貼學校運動」的起點的說法，有學者指出，事實並非如此，輔仁大學事件不是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共對教會大學的政策出現變化的結果，而是教會撤資後政府不得已而為之的舉措。北平解放後，輔仁大學的天主教辦學精神逐漸褪去。為維繫輔仁的天主教辦學精神，教會方面選擇以停止提供辦學經費向學校和政府施壓，最終釀成事端。
（作者分別為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教授李慶剛、碩士研究生李攀）
法學篇
什麼樣的中國是「法治中國」
「法治中國」是2014年的熱詞。為了深化對於法治中國的認知，今年《人民論壇》、《江西社會科學》等刊物都組織了關於法治中國的專題研討，多名學者參與其中。有學者認為，法治中國的基本要求和標誌可以概括為8個要點：（1）人大民主科學立法，（2）執政黨依法依憲執政，（3）政府依法行政，（4）社會依法治理，（5）法院依法獨立公正司法，（6）法律監督體系完善，（7）法律服務機制健全，（8）法治文化繁榮昌盛。這8個要點涉及到法治中國的各個方面。有學者提出，法治中國是一個整體性的戰略構想，既包括將中國建設成為一個現代法治國家的價值追求，也包括不同層次的法治建設實踐；既包括良善法治制度的歷時性積累，也包括全面建設法治目標的戰略構想。法治中國建設是價值目標、制度結構和基本進路在實踐中有機統一的整體安排。
法治積極回應國家治理現代化
國家治理體系與國家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是最近一兩年的政治主題。2014年，法學界對這個主題進行了全面的回應。有學者認為，法治對於當代中國的國家治理，既可以提供正當性的支撐，也可以滿足國家治理對於有效性的需要。有學者研究了司法在國家治理中的功能，認為司法是國家治理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司法作為微觀社會矛盾糾紛的靈敏顯示器和社會治理狀態的預警機，為法治的發展提供了反思機制，可以發揮制度變革的「微調器」功能。有學者從行政法的角度對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進行回應，認為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要求發揮政府管理、市場機制和社會自治各自的作用，行政法的任務應從控制政府權力轉向限制政府權力。還有學者認為，應當從善治的角度研究國家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努力打造一個民主的、法治的、公正的、廉潔的、高效的國家治理體系。
應當強調法治之下的改革
對於法治與改革的關係，有學者側重於研究改革之變，認為改革涉及社會公眾，是頂層設計，是目標；法治指向法律的實施，是底線。有學者強調法治之基，認為改革中的法治是動態的、變遷的法治。深化改革，意味著改變規則和治理方式，而整個政治共同體要負擔由此產生的法治成本。讓法治為改革的有序展開及合法性提供基礎，讓法治鞏固改革的成果；同時，也讓改革促進法律的完善。還有學者認為，「法治改革」的說法是不正確的，用「法制改革」或「法律改革」更為妥當。另有學者強調法治包括了不能改變的若干特徵：首先，法治意味著規則之治，與人治和自由裁量相對應；其次，法治意味著良法之治，良法的判斷只能適用價值評價標準，因此要承認和尊重不同的法治模式；最後，法治要求法律的平等實施，即尊重主體平等、空間平等和時間平等。
「法治體系」建設成為一個新的目標
在以前的權威文件與法學理論中，一般強調法律體系。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總目標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法治體系建設成為一個新的目標。法治體系主要包括法律規範體系、法治實施體系、法治監督體系、法治保障體系等內容。針對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有學者通過闡述「治理」一詞，描繪出國家治理體系的應有之義，進而得出國家治理體系的基礎與保障系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這一結論，並在此基礎上，提出法治體系的基本框架，這個框架包括：（1）依法執政是法治體系的核心與靈魂，（2）法律體系是法治體系的前提和基礎，（3）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是法治體系運行的途徑與機制，（4）司法制度是法治體系的重要載體和保障。有學者在法治體系的框架下，專門論述了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的基本理論，闡述了法治國家、法治政府與法治社會之間的相互關係。
憲法實施還需要政治力學
2014年是我國「五四憲法」頒布60周年的紀念年，關於「五四憲法」的回顧與反思引起了法學界的重視。與十八屆四中全會強調憲法實施、憲法監督同步出現的，是法學界對於憲法實施的高度關注。有學者從憲法和一般法律的差異著眼，探討了憲法實施的特殊性，認為，一般法律是約束個體的，雖然法律最終還是為了保障每個人都有合適的安全和自由，但是，絕大多數一般法律都是以公民義務的形式體現出來，公民一旦違反了法律義務，法律是要追究的。相比之下，憲法的目的和形式都是保障人民權利。
正是由於憲法的目的是為了保障人民權利，所以要把實施憲法的一部分職能交給人民。有學者認為，在我國的憲法文本中，有32個條款還需要進一步實施，還需要加強實施。對於這種觀點，另有學者認為，各個憲法條款的實施狀況如何，應當有更具體的判斷標準，應當進一步探索憲法實施的政治力學。
司法改革問題上出現了若干新觀點
2014年的法學研究中，在司法改革的問題上出現了若干新的觀點。有學者質疑法官績效考核制度，認為該制度背後的「規訓邏輯」與司法規律形成了尖銳的衝突，對法官的實質理性構成了嚴重的傷害。因而，現有的法官績效考核制度並不成功。如果要有效地解決司法腐敗和司法不公的問題，必須另闢蹊徑，尋找法官管理的新形式，應該建立一種以程序約束為中心的法官管理和培養模式。還有學者對司法獨立提出了新的觀點，認為不能把「人民法院獨立審判」當作一個孤立的事物，不能只看到「人民法院」及其「獨立審判」，相反，要看到人民法院永遠都是政權體系中的一個組成部分。人民法院的獨立審判，就相當於一個零部件在一個機械系統中按照自己的軌道、頻率、方向獨立地運轉。
（作者為首都經濟貿易大學法學院院長喻中）
文化學篇
好的文藝作品應該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
今年，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引起了巨大的反響。習近平強調，一部好的作品，應該是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同時也應該是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相統一的作品。有學者指出，有一段時間我們很重視文藝作品的市場化，過於急功近利導致出現一些偏差，目前文藝工作發展需要把文藝自身的追求和市場結合更好。文藝創作者是文化的推動者、傳播者，在創作之前，不能就從媚俗和迎合市場的角度考慮，而應考慮創作市場化運作之後帶來的社會影響，文藝作品涉及到對未來一代人和大眾的精神影響，要有一種價值觀的自我認識。
學者認為，文藝的貢獻主要有兩個功能，一個是提升人民的精神需求，二是滿足人們的精神需求。其中，精英文化偏向提升需求，大眾文化偏向滿足需求。文藝創作不是孤芳自賞，要面向社會，面向讀者，提升受眾的精神層次，滿足受眾的精神需求。從市場的角度看，市場很容易偏向滿足當下的感官需求，這種需求的娛樂性比較強，購買衝動更強，卻往往把握不住分寸。目前市場上缺乏有追求、雅俗共賞的作品。
網際網路文化產業的發展速度超出了想像
2014年研究顯示，中國文化產業正在發生巨大的變化，整體看，整個中國的產業都發生著巨大變化。有學者指出，從數位電視到視頻、體育、娛樂寶，預計在明年上半年，中國移動網際網路將會取代PC網，成為主要的收入來源。在這個背景下，傳統文化產業正在搬到網際網路上。根據測算，到2015年底，網際網路文化產業的市場價值將佔到文化產業的70%左右。體驗類的文化產品，包括電影演出等，大概佔10%，並且還有成長空間。傳統文化產業，傳統媒體和工藝美術等等，預計佔20%。這是按照目前對網際網路企業市場價值的評估得出的判斷。
文化產業跨界融合成未來發展的核心方向
今年，政府對文化傳媒產業政策的一個重要方向，是促進文化產業和其他行業的融合發展，也就是跨界融合或跨行業的融合。具體來講，跨界融合指在服務業各個領域裡儘可能促進融合，然後再用創業設計提升和改造傳統製造產品，也就是加強服務業生產線，這是中國文化產業未來發展的一個核心方向。
為什麼說跨界融合是未來發展的一個核心方向？學者指出，凡是高端的產業，都包含很多創意設計。中國產業要提升，一方面要加強服務業，服務業中文化產業市場空間會大一些；另一方面，所有產業都要有創意，從餐飲一直到各種包裝、消費品、日常用品等，都是可以通過與文化創意設計的融合來得到提升。學者認為，現在文化傳媒產業跨界融合一般需要產業發展到很高的水平才可能實現，目前中國也在走跨界融合的路子，但速度依然較慢。
設立智慧財產權法院具有標誌性意義
今年下半年，北京等地設立智慧財產權法院，這具有標誌性意義。智慧財產權法院是法院的一種，其裁判的案件都是智慧財產權案件，包括專利、商標、版權、域名，以及不能歸到其他類別的反壟斷案件。學者指出，建立智慧財產權法院的重要意義，有三個方面。其一就是確保智慧財產權裁判的一致性，只有法律裁判的一致性，才能確保程序正義和保護著作權人的利益。其二是明確了智慧財產權的重要性，有利於提升人們智慧財產權保護的意識。其三是提供了專業化的智慧財產權案件處理的法律機構，逐漸提高智慧財產權領域的專業司法水平。十八屆四中全會在依法治國方面的指導思想逐漸落實到文化領域，會對保護智慧財產權具有重要推動作用。 （作者為北京大學文化產業研究院副院長陳少峰）
新聞與傳播學篇
新媒體以其強烈的替代性依存理念影響著當下社會
以網際網路為代表的網絡新生力量急速發展的同時正改變著當下中國社會格局，亦不同程度地影響著現實社會的媒介文化。學者認為，網絡時代傳播方式已然發生了重大的改變，從人際傳播、大眾傳播、分眾傳播、交互傳播、沉浸傳播的發展過程推動了傳播學理論的思考與創新。不僅如此，網際網路等新技術變革支撐的傳播實踐，正在改變當前人類社會的基本邏輯，各種領域的社會關係進入一個持續的重塑過程。科技的發展使民眾不只是信息的消費者，相反，在一些突發性事件中普通民眾可以把自己的所見、所想以最簡短、快捷的方式傳遞給他人，網絡民意由此走進現實，呈現出對現實的幹預能力。學者認為，在此背景下，完全依附於傳統媒體報導的時代已然褪色，新媒體以其強烈的替代性依存理念影響著當下社會。當下的網絡化社會，是一個嶄新的社會形態，而不是以往媒介功能的擴大。
報網互動、媒體融合指向的都是新工具
媒體融合與報網互動成為業界討論的熱點。學者認為，媒體的核心任務是提供信息，無論是報紙、廣播、電視，還是網站、APP、微博、微信、戶外LED屏，都只是工具。其實，報網互動也好，媒體融合也好，指向的都是新工具。學者認為，當前，除了資本運營外，媒體融合的主要工具就是建設和運營網站、APP、微博、微信。有的傳統媒體在這方面表現不凡，粉絲眾多，影響力甚至超越了紙媒本身。然而，這樣的轉型是不是一條成功的路子？未來的媒體形態是否就是如此？目前下結論為時尚早。市場瞬息萬變，工具更迭的速度也令人眼花繚亂，如果跟風走、片面追求工具，很容易耽擱了作為媒體本質的內容信息。在人人都是媒體、每個媒體都需要內容的現實之下，傳統媒體應該有理由、有信心輸出升級版內容——當然，不是通常意義的一篇新聞報導，而是業內人士所說的「內容產品化，產品服務化」。
網絡規範和治理機制亟須跟進
網絡的低門檻、低成本以及相對自由等特徵賦予了每一位公民傳播的權利。然而，新媒體的傳播內容不僅給公眾塑造了一個新的公共意識空間，更是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甚至改變著公眾的認知。因此，網絡規範和治理機制也要跟上。學者指出，面對信息源不確定、社會性媒介自內容失衡、內容產權置空、內容價值鏈斷裂以及內容轉移風險等隱患，都需要建構新媒體內容治理機制等相關應對措施。
有學者認為，正確對待新聞源主體對新聞事業的發展極其重要，即在積極汲取活躍的新聞源主體傳播資源的同時，亦需要正確定位活躍的新聞源主體的社會角色。事實上，活躍的新聞源主體更類似於當下的網絡輿論領袖，他們掌握了一定的話語權，他們既是普通民眾的「發聲人」，更是民眾意向的「引導人」，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可能扮演著網絡事件的「挑釁者」，而這恰恰需要網絡制度或規則及時出臺予以約束。 （作者為江西師範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李春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