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樸素的實證主義學術思想，心手之論的觀點相對的減少
在晚明書學思想的影響下，清初傳統帖學理論中的技法之論，同樣強調「心手之論」，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這其中，以倪後瞻、宋曹等人最具代表。 倪後瞻（1608—1665 後）在《倪氏雜著筆法》中有如下記述：董（其昌）先生每云：「吾書無他奇，但姿法高秀，為古今獨步耳。心忘手，手忘筆，筆忘法，純是天真瀟灑。」 書家以脫化為貴，然非極熟之後，安能得此？蓋極熟則諸法可忘，神行其中矣。 落筆有疏宕縱逸之趣（一作氣），凡作字時便作此想，不可忽略。然必在熟極之後，筆忘手，手忘法，方能臻此。
其中「書必先生而後熟，既熟而後生」一條，與晚明人湯臨初《書指》卷下所云「書必先生而後熟，亦必先熟而後生。始之生者，學力未到，心手相違也。熟而生者，不落蹊徑，不隨世俗，新意時出，筆底具化工也」正相一致，也與董其昌「字須熟後生」理論相沿襲，而後來又為康熙年間的王澍所移錄，即此可見清初人對晚明書論的繼承之處。
即使激進如傅山者，也認為：「吾極知書法佳境，第始欲如此，而不得如此者，心手紙筆，主客互有乖左之故也」；「鍾、王之不可測出，全得自阿堵，老夫實實看破，地工夫不能純至耳，故不能得心應手」；「每逼面書，以為的真，其實對人作者，無一可觀。且先有憤懣之中，大違心手造適之妙，真正外人那得知也」。
隨著清初樸學的興起，特別是到了清中期乾嘉學派如日中天之時，樸素的實證主義學術思想與研究方法佔據時代的主流，有關心手之論的觀點在技法理論中相對減少，比如在馮班、姜宸英、陳奕禧、楊賓、王澍等人的書學論著中，再也找不到像倪後瞻、宋曹二人那樣的頻頻發論。 但是，任何一種傳統理論都會有它自身頑強生存的土壤，心手之論也是如此。倪、宋之後，清代書論中也並非無跡可尋。茲主要以清代前中期書論為例，如：姜宸英《臨樂毅論題後》云：「近始悟運筆之妙全在心，空學中鋒三十年，都無一筆是處……東晉諸賢書法，超絕古今者，皆由其神明獨妙。」
王宗炎《論書法》云：「作書之道：『規矩在心，變化在手。體欲方，而用欲圓；指欲實，而腕欲虛；神欲行，而官欲止。』審量於此，方可學古人法帖。」周星蓮《臨池管見》云：「廢紙敗筆，隨意揮灑，往往得心應手。一遇精紙佳筆，整襟危坐，公然作書，反不免思遏手蒙……欲除此弊，固在平時用功多寫，或於臨時酬應，多盡數紙，則腕愈熟，神諭閒，心空筆脫，指與物化矣。」「是臂也，腕也，掌也，指也，筆也，皆運用在一心……至於熟極巧生，直變化去，並執筆運筆之法亦皆忘之，所謂心忘手，手忘筆也。」很明顯，道光年間的周星蓮儘管承襲了前人之論，但是在相關技法的闡述上更見落實與具體。當然應該認識到，這其中，包裹了「心」、「手」概念從兩漢到清中期所發生的內涵變化，不能僅僅從字面上作統一的強解。
綜觀古代書論，心手之論作為技法理論的核心範疇之一，雖然在託名王羲之所作的《筆勢論十二章·啟心章第二》中就有「意在筆前，然後作字」的論述，但真正對此展開論述的卻是精研技法的唐人孫過庭，他在《書譜（序）》中提出的「心手雙暢，翰不虛動」與「心不厭精，手不忘熟」的著名言論，明確了書法的最高境界——心手相忘的自由王國，得到了尚意主將宋人蘇軾、黃庭堅等人的呼應。再經過元明兩代的承繼，在晚明心學的影響下，特別是在董其昌禪意美學藝術思想的影響下，心手之論在明末清初達到鼎盛。而清人強調心手關係，或許主要出於三方面的因素：一是技法理論「實用」傾向的概括與梳理；二是傳達一種個體化的數學經驗；三是重視技法傳授中的教育功能。
一個時代的學術風尚，必以時代特徵明顯的學術思潮和理論流派為表徵。清代學術思潮最本質的內容是以「復古」旗幟實現對於前代文化的全面總結以及對宋明理學的全面反思。梁啓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指出：清代思潮「簡單言之，則對於宋明理學之一大反動，而以『復古』為其職志者也。其動機及其內容，皆與歐洲之『文藝復興』絕相類」；「綜觀二百餘年之學史，其影響及於全思想界者，一言蔽之，曰『以復古為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