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藥界發起行動，要求申請上市的新藥必須經過「實證」。與此形成對比的是，受過正規訓練的經濟學家們卻認為他們的學科已經達到了這個科學水準。畢竟，他們用數學數據闡述觀點，根據實驗數據對大量不明確關係做出估算。
但是經濟學家們在選擇理論範式時並沒有抱著實證主義的態度。經濟政策往往在應做的實驗性預試沒有完成時，就已經被制定好了。
一個有名的例子就是戰後激進的凱恩斯學派領導下的宏觀經濟政策。激進派依賴於凱恩斯未經測試的理論，即失業率取決於「有效需求」，而非「貨幣工資」，但是他們的政策忽略了工資這個部分，並期望把需求穩定地保持在一個較高水平上以保證「充分」就業。
塞希爾·皮古（Cecil Pigou）和弗蘭科·莫迪利安尼（Franco Modigliani）對此表示反對，如果能夠成功擴大需求，貨幣工資的水平將會隨之上升，直達需求水平，然後就會將就業率重新推回到原來水平。就業率無法通過擴大有效需求而維持在均衡路徑水平之上。
然而，激進派在那個被經濟學家哈利·約翰森（Harry Johnson）「蔑視與嘲笑」的年代卻盛極一時。在沒有任何數據證明貨幣工資不會帶來障礙的情況下，戰後的宏觀經濟政策全盤奉獻給了「充分」就業。
直到1950年後期，新凱恩斯學派才最終同意皮古和莫迪利安尼提出的觀點。威爾·菲利普斯（Will Phillips）對工資的研究著作讓他們無從選擇。但是他們仍然堅持，如果需求以一個足夠快的速度保持穩健的增長勢頭，那將使需求水平始終領先於貨幣工資水平，因此就業率就能如希望的那樣居高不下，儘管這得以持續的通貨膨脹為代價。
米爾頓·弗裡德曼（Milton Friedman）和我卻提出了不同的反對意見，認為實行這樣的政策必須得有一個持續上漲的通貨膨脹率。我認為，只有防止代表性公司不會因為誤認為其他公司的工資已經低於他們時提高工資，貨幣工資才會滯後於需求水平，但是這種不平衡維持不了太久。
新凱恩斯學派像激進派一樣並沒有將他們面臨的挑戰與實驗性測試聯繫起來。高需求水平帶來的效益與信心息息相關。然而1970年代發生的事件卻把這種信心帶入了一個嚴峻的考驗之中。當供給衝擊襲擊美國經濟時，新凱恩斯學派的反應是拉動更多的需求，他們相信這能恢復就業率。但是沒有出現任何復甦跡象——只是加速了通貨膨脹。
當前時期也頗為相似。儘管政策自從轉變後已經反映出供給方經濟和真正的經濟周期論，新統治模式的締造者和推動者卻也表現出對確認數據的憎惡，這是一個很嚴重的錯誤。
前車之鑑，後人之師：今年暫時低於正常的勞動力稅率，與明年將重回正常稅率的前景結合在一起，將促使許多家庭把更多的工作擠在今年，而在今後幾年減少工作量。這一觀點最近已得到來自冰島的數據的重新驗證。
但是供應學派卻又突然拋出了一個驚人的結論，持續降低勞動力稅率將會持久性增加工作崗位——還不會降低效率。拉裡·薩莫斯（Larry Summers）和我都對它的真實性表示懷疑。如果每次稅後工資率的上升都會增加現有勞動力數量，那麼我們推理可得，自十九世紀中期後，稅後工資率的急劇增長應該已使工作時間驚人延長，退休年齡大大推後。但是相反，工作時間卻減少了，退休年齡也被提前，歐洲大陸的失業率反而更高了。
在我看來，供應學派的中心觀點建立在一個單純的錯誤之上。決定可供勞動力數量的，是與收入財富相關的稅後工資率。當稅後工資率已經猛漲了一個多世紀，它所帶來的財富和收入也一起隨之迅速增長。
固然，若今年稅率持續下降的話，那麼一開始它將會對可供勞動力產生尤為積極的影響。但是那也會對儲蓄產生積極作用，到明年乃至今後，這種作用就會影響到財富積累。從長期來看，財富與稅後工資有以相同比例增長的趨勢，其對工作的影響將消失。
然而，我們必須步步為營。根據標準分析，減稅會使政府削減財務和勞務購買，比如國防開支。但是，減稅也會減少福利承諾——社會援助、社會保險，此兩者是社會財富的組成部分。從那個方面來說，減稅雖然逐漸增加了個人財富，卻會降低社會財富的數量。這是一個實驗性的問題。
十年前Gylfi Zoega與我一同做的調查，肯定了勞力稅的降低在短期內會促進就業。但是長期呢？稅率對就業的長期影響有何國際性差異嗎？
1998年我們為研究1990年代中期國家失業率和當今勞動力稅率之間的聯繫而檢查了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的數據，結果一無所獲。2004年，我們研究了勞動力參與率，並再一次關註失業率，仍然沒有發現什麼聯繫。失業率高的國家包括高稅收的德國、法國和義大利，但也包括低稅收的日本和西班牙。低失業率的國家包括低稅收的英國和美國，但是也有稅收很高的丹麥和瑞典。
當前，新自由主義學派告訴歐洲大陸，降低勞動稅能夠解決高失業率問題。但是這樣的降稅所帶來的效果，即使不是完全地，那也是在很大程度上轉瞬即逝的——尤其是當福利承諾被節省了的時候。不出二十年，高失業率將重新悄悄潛回歐洲大陸。由於降稅所引發的錯誤期待將使政策制定者把重心從基礎改革移開，而那些改革正是歐洲大陸要再創繁榮所必不可少的，因為高革新率、充分的就業崗位以及國際級生產力都要藉助於此項改革。
（作者系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資本主義與社會研究中心主任，其相關學說介紹見本期35版夏業良主持的《經濟學教室》 。版權所有：Project Syndicate，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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