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小夥因女友攜帶HIV，婚檢機構和疾控中心未告知他，他在感染後將當地疾控中心和婚檢機構告上法庭，引起了大家的關注。作為醫生，時刻都有機會與HIV攜帶者接觸。醫務人員比常人更加關注這個問題。在臨床實踐中，醫務人員到底該不該告訴患者的利益相關人，該如何告訴患者的利益相關人，是一個很值得探討的話題。當知情權與隱私權有衝突時，如何權衡？這裡請先分享我的幾例體會。
十多年前的一個冬天，有位助產士接產後，發現寶寶胃內有大量羊水，不時湧出來，就用吸管去吸。那時候的吸管是直的，結果有分泌物吸到了嘴裡。說實話，作為婦產科醫師，很少沒有人沒有吃過羊水的。但幾天後疾控中心的醫師來找這個患者和她丈夫調查HIV，大家才知道這個產婦是HIV攜帶者，而且她男人也是。夫妻倆都是吸毒人員，他們早就知道自己是HIV攜帶者，卻沒有向醫務人員透露自己的病情；檢驗科查處這個患者的血HIV呈陽性後，也沒有向婦產科醫生通報，只是按章向疾控中心進行了上報。那位助產士對這個患者和檢驗科的憤怒，是可以理解的。更可恨的是，這對夫婦在疾控中心人員調查後，以為是婦產科醫生透露的，還威脅當時的一位副主任，語言之陰險和惡毒，現在想起來還不寒而慄。
第二例是位新婚後不久的HIV攜帶者所在醫院，請我跟他們一起做臺手術。術前談話中，得知這個很漂亮的女孩真的很悲慘：大學期間談了個男友，但男友是個雙性戀，他們就分手了。她的這位前男友自己知道自己的HIV病情，但是有意對她進行了隱瞞，結果她也被感染了。更悲劇的是，她還把HIV無意中傳給現在的老公。好在她老公對此並不計較。術後我在向她老公介紹手術情況時，發現是位十分優秀、俊俏的男孩。
第三例是一位愛滋病患者患有宮頸癌，請我會診（科普：HIV攜帶者患宮頸癌是愛滋病的一種表現）。她已經看了好幾家醫院，作為她的醫生，我是第一個給她做體檢的人。宮頸癌的分期要通過體檢才確定，之前她走過的幾家醫院，沒有一個醫生給她做過體檢。她特別激動，特別感激，從包裡抽出100元現金，非要我收下不可。我沒有收受紅包的習慣，在推搡之中，她的手指把我的手給劃破了，搞得我惶恐不已，被列入到「職業接觸觀察者」當中。儘管諮詢了國內一流專家，說是沒有問題，但我還是到醫院做了兩次HIV抗體測定，好在沒有發現感染，否則就為HIV的流行病學做了貢獻。
第四例講起來，還真不是真正的HIV。有位讀者在私信中向我諮詢說，她在婚檢中發現HIV陽性，本來準備第二天領證的，結果黃了。她一夜都沒有睡，感覺天都塌下來了。仔細問她的病史，得知她從來沒有接觸過血液製品、僅有一位男友，且男友沒有HIV。估計她應該是檢測中的假陽性，就不斷地安慰她。謝天謝地，後來的確診試驗發現，的確是假陽性。她在收到我的私信後就很高興了，後來拿到正式的檢測報告，又專門發私信告訴我，估計高興得眼淚都要流出來了。
根據我國法律規定，患者的所有病情和個人信息，都屬於隱私，醫務人員沒有特殊情況，不得向他人透露。但是，現實生活中總有那麼一些人既不尊重法律，又不遵守道德規範的約束。像第一個例子中的這對夫婦，簡直是「間接故意」傳播HIV。明明知道HIV屬於難以治癒且威脅生命的疾病，卻要千萬百計地加以隱瞞。謝天謝地，我們那位助產士沒有患上HIV。
面對形形色色的患者親屬，如何向他們的近親透露他們的HIV實情？這是一個考驗人的智慧與道德勇氣的事情。像本文開頭的那位小夥，本文中的第一例中的那對夫婦、第二例中的那個前男友，理論上我國的法律都是有明確規定的，但在現實生活中，很少有人去追究這些人的法律責任，這些人事實上成為傳播HIV的源頭。到底該如何堵塞法律上的漏洞，讓無辜受害者少些少些再少些，讓利益相關人員（親屬、醫務人員和其他密切接觸者）少受到這類有意或無意的傷害，是法律工作者和公眾面臨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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