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聖陶在《兩法師》一文中，把淨土宗的印光法師比作山樣的渾樸、凝重，律宗的弘一法師比作水樣的秀美、飄逸。
佛門宗派，律宗自唐朝終南山高僧道宣開創以來，到了近代，漸有衰頹之勢。後來虧得弘一法師出家弘道，復又重整旗鼓，可謂功德無量。
佛門持戒茹素，生活清苦，一般輿論，都認為一個人何苦放下好端端的生活不過，偏要去那廟裡青燈黃卷，作此修持苦行？可弘一法師卻不管這些，我行我素，自有主張。
後來，夏丐尊寫下了這樣一段文字：「自他出家以後，我已不敢再毀謗佛法，可是對於佛法見聞不多。對於他的出家，最初總由俗人的見地，感到一種責任。
以為如果我不苦留他在杭州，如果我不提出斷食的話頭，也許不會有虎跑寺馬先生彭先生等因緣，他不會出家。如果最後我不因惜別而發狂言，他即使要出家，也許不會那麼快速。
我一向為這責任之感所苦，尤其在見到他作苦修行或聽到他有疾病的時候。近幾年以來，我因他的督勵，也常親近佛典，略識姻緣之不可思議，知道像他那樣的人，是於過去無量數劫種了善根的。
他的出家，他的弘法度生，都是夙願使然，而且都是稀有的福德。正應代他歡喜，代眾生歡喜。覺得以前的對他不安，對他負責任，不但是自尋煩惱，而且是種僭妄了。」弘一法師畢竟非同小可。結果，夏丐尊終於理解了他，他的許多其他朋友也理解了他。
話說回來，即使人家不理解他，為他惋惜，為他感嘆，甚至對他發種種猜測的議論，我想，他還是他，還是弘一法師，絕不因為別人的輿論而自尋煩惱，另闢徑路。
一個人活在社會上，要經受得住輿論的壓力，實在也不是件容易的事。當年還未走紅，正處於「天津橋頭無人識」的齊白石，由於在繪畫上力主創新，大膽突破前人陳規，所以一時處境孤立，圍攻他的人很多，有人甚至把他的畫說得一錢不值，百般詆毀。
可齊白石卻並沒為此而感到懊喪，感到煩惱，依然獨立大隊，我還是我。因為他深深懂得，如果藝術沒有創新，就會失去生命。
畢竟，知音還是有的。20世紀20年代末，年僅三十多歲，風度翩翩的徐悲鴻從南京來到北京，擔任北平大學藝術學院院長。當他發現此時已年近70的齊白石大膽師法造化，不落前人窠臼的畫風時，不禁大為讚嘆。
結果，徐悲鴻一反眾口，把個木匠出身，沒有文憑的齊白石聘為北平藝術學院教授。
不久，齊白石在一張送給悲鴻先生的山水畫上感慨萬分地題詩一首：少年為寫山水照，自娛豈欲世人誇。我法何辭萬口罵，江南傾膽獨徐君。謂我心手出怪異，鬼神使之非人能。最憐一口反萬眾，使我衰顏汗滿淋。
終於，齊白石的「我法」,在悲鴻先生「一口反萬眾」的支持賞識下，衝破萬口痛罵局面而發揚光大了。
然而，也不是人人都經得住輿論壓力，乃至誹謗的。20世紀20年代到30年代，以拍《掛名夫妻》、《故都春夢》、《閒花野草》等影片而走紅影壇的阮玲玉，就在「人言可畏」的強大壓力下，走上了不該走的自盡之路。
1934年，阮玲玉在影片《新女性》中擔任主角女教師。由於影片在1935年春節上映後，社會上黃色報刊為了討好當局，譁眾取寵，一時競相造謠，無中生有，添油加醋地對影片編導和主要演員，進行了無恥的人身攻擊。
報上利用阮玲玉的婚姻問題大做文章，興風作浪，一時間緊鑼密鼓，鬧得風風雨雨。就這樣，這年3月8日早上，年僅25歲的阮玲玉，終於因為頂不住社會上加給她的種種侮辱和污衊不實之詞，服藥含冤，過早地結束了她的寶貴生命。
阮玲玉的死，固然和舊社會的黑暗密不可分。她的死，是對舊社會最強烈的無聲抗議。可是，如果當時她能夠在社會輿論的壓力下力排煩惱，跳出「人言可畏」緊箍咒的威逼，難道就絕對沒有其他的路可走？
畢竟，阮玲玉太年輕了，缺少世故錘鍊所換來的堅韌；加之，一個弱女子要在當時的社會上自主浮沉，又談何容易？
不過無論如何，佛是不主張被周圍輿論左右而墜人煩惱深淵的，更不要說是自尋短見了。當你一旦陷人困境而不能自拔時，你不妨試著居高臨下，站在局外人的立場冷觀局內。
如果一旦這樣了，說明你已啟動自身潛藏著的冷靜的理性智慧，你將變得逐步清醒起來，逐步成熟起來。生命是自己的，處處為別人說好說歹而活得惴惴不安，不是太累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