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的革命戰爭，實質上是共產黨領導的農民戰爭。農民佔中國人口的絕大多數，農民的向背關係著革命的成敗。毛澤東同志是最早關心農民問題，最早提出農民問題重要性的黨的領導人之一。他出生在農村，對農民的疾苦有切身的體驗和深刻的了解。他在廣州和武漢親自主持了農民運動講習所，培養了大批的農民運動幹部。他首先提出，中國無產階級的最廣大和最忠實的長期的直接同盟軍是農民。這樣，就解決了中國革命中的最主要的同盟軍問題。
大革命失敗後，毛澤東同志領導了湘贛邊界以農民為主體的秋收起義，並把起義部隊帶上井岡山，在農村中站住了腳跟。此時，他便把全部精力集中到建立工農武裝割據的農村革命郭據地上來。
中國的農民，深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重重壓迫，生活非常困苦。據毛澤東同志1927年在湖南的調查，鄉村人口中，貧農佔百分之七十，中農佔百分之二十，地主和富農佔百分之十。這百分之十的地主、富農卻佔有大部分的土地。在井岡山區，地主豪紳階級只佔人口的百分之五，卻佔有土地總面積的百分之六十以上。永新縣百分之七十的土地被地主階級所佔有。這種極端不平等的土地佔有制度，是廣大農民生活貧困的經濟根源。剷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關係和建立在這種關係基礎上的剝削制度，解決農民的土地要求，是中國民主革命的主要內容。我黨我軍要在農村建立革命根據地，也必須通過解決土地問題把廣大農民動員和組織起來，用武裝鬥爭保障土地革命和根據地建設，又以土地革命和根據地建設支持武裝鬥爭，這三者的緊密結合，就是工農武裝割據。
毛澤東同志率領部隊到達井岡山後，就開展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鬥爭。紅軍的策略是：「分兵以發動群眾，集中以應付敵人」，利用戰鬥的間隙，迅速開展土地鬥爭，使根據地波浪式地向前推進。1928年6月，紅軍粉碎了湘贛兩敵的第一次「會剿」，第三次佔領永新縣城。毛澤東同志在永新禾川中學(現永新中學)召開了紅軍連以上幹部大會，決定分兵前往邊界各地發動群眾分配土地。二十八團往安福邊境，二十九團往蓮花，三十一團一部往吉安邊界，毛澤東同志親率三十一團一營往永新西鄉一帶。茶陵縣遊擊大隊也參加了寧岡古城地區插牌分田。
由於處在戰爭環境，所以要爭取時間，突擊分田。分配土地，一般要做好三件事：一是寫標語，宣講革命道理，發動群眾。二是做社會調查，深入各階層摸底了解，掌握當地的土地、人口、地主剝削程度、工商業等各種情況；同時，也因勢利導地進一步向群眾進行土地革命的宣傳。這樣做，情況就有底了，群眾也提高了覺悟。三是分田地。通過調查摸清情況後，即組織群眾打土豪鬥劣紳，分田分糧分財物。在分配給農民的田地上插上牌子，寫著畝數和該戶的名字。牌子一插，農民心裡就踏實了。地主手中的剝削憑據――田契、債單統統燒掉。廣大農民揚眉吐氣，拍手稱快。當時土地分配的辦法，是沒收一切土地歸蘇維埃政府所有，打亂平分給農民耕種，一般是以鄉或區為單位，按人口不分男女老幼平均分田地，也有不按人口，而是以勞動力為標準，能勞動的比不能勞動的多分一倍。田地分配後，禁止買賣。土改過程中，毛澤東同志還召集我們各縣委書記開會，檢查工作，交流情況，總結經驗。
1928年12月，毛澤東同志總結了井岡山土地鬥爭經驗，主持制定了《井岡山土地法》，內容基本上如同上述。後來，毛澤東同志講：「這個土地法有幾個錯誤：(一)沒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沒收地主土地；(二)土地所有權屬政府而不是屬農民，農民只有使用權；(三)禁止土地買賣」。在當時進行土地分配，沒有任何經驗，有這樣那樣的缺點是難免的。而最主要的是，這個土地法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用法律形式規定了農民「耕者有其田」的神聖權利，有力地推動了土地革命的深入開展，對於根據地的鞏固和發展起了重要作用。
1929年1月，紅四軍下井岡山時《紅軍第四軍司令部布告》和4月毛澤東同志主持制定的《興國土地法》，根據黨的「六大」精神和井岡山分田的經驗教訓，對土地政策作了重要的調整，把「沒收一切土地」改為「沒收公共土地和地主階級土地」。到1930 年、1931年，毛澤東同志又進一步完善和發展了土地政策，土地歸農民私有；分得的田地允許買賣；分配的辦法以原耕為基礎，抽多補少，抽肥補瘦；對工商業也強調保護政策，地主兼營工商業的，只沒收其田地封建剝削部分，對其工商業部分予以保護。這些政策雖然在一段時期內受到了「左」傾錯誤領導人的指責和批判，但實踐最終證明，它是正確的，符合中國國情的。我們在解放戰爭時期和建國初期，全國範圍內開展大規模的土地改革，其基本的政策依據，即源於此。
新中國成立以後，毛澤東同志一直在探索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道路。同民主革命時期一樣，他始終關注著佔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把農村、農民、農業這三農問題提高到十分重要的戰略地位。我們可以說，農民問題是貫穿於毛澤東思想中的一條紅線。
全國土地改革完成以後，農業個體經濟落後的生產方式越來越不能適應國家工業化的需要，農村中開始出現兩極分化的現象。任憑這種現象發展，不僅會在農村產生新的剝削，而且會削弱以至瓦解在革命戰爭中形成的工農聯盟，危及整個政權的基礎。毛澤東同志代表了廣大翻身農民的要求和願望，在老解放區變工互助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出了「組織起來」的號召，引導農民走互助合作的社會主義道路。三十多年來農村經濟發展的實踐證明，把農民組織起來，走社會主義道路，這一歷史性的選擇，是完全正確的。
毛澤東同志提出了「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的經濟建設方針，主張按農輕重的次序安排國民經濟計劃。他親自主持制定了農業發展綱要，提出以糧食生產為中心全面發展農村經濟；並且在政治、文化等方面，規劃了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發展前景。這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農業憲法」。他號召農民科學種田，大規模地興修水利，為今天農業的發展打下了牢固的基礎。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一直在浙江省工作，毛澤東同志多次到浙江農村視察，還派身邊工作人員下基層搞調查研究。那時，我每年用三分之一的時間下農村。他指示，地方工業要為農業服務。浙江辦的半山鋼鐵廠、紹興鋼鐵廠，當時就是為了解決農機具而興辦的。浙江缺乏化肥，在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同志的直接關懷下，由陳雲同志親自抓，建立了衢州化工廠。在建廠過程中，有一次我陪毛澤東同志路過衢州，他要去看看工廠，由於各方麵條件都不方便，經我們勸阻，他才沒去。50年代、60年代建立的這些工廠，至今仍然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發揮著重大的作用。
黨的十三屆八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加強農業和農村工作的決定》。這個決定繼承和發展了毛澤東同志關於農村、農民、農業問題的理論。《決定》指出：「農業是經濟發展、社會安定、國家自立的基礎，農民和農村問題始終是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根本問題。沒有農村的穩定和全面進步，就不可能有整個社會的穩定和全面進步；沒有農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國人民的小康；沒有農業的現代化，就不可能有整個國民經濟的現代化。」我堅信，只要我們認真地貫徹《決定》的精神，全黨重視農業，真正把農業基礎擺在經濟建設的首位，我國的農業就一定能夠獲得持續、穩定的發展，農業現代化的目標就一定能夠實現。
摘自：《緬懷毛澤東》
（責任編輯：張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