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紅中社，是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根據地創建的最早通過無線電臺對外播發新聞的通訊社。它的誕生與紅軍無線電事業的最初發展是密不可分的。毛澤東作為當時紅一方面軍的最高領導人，對紅軍無線電事業的創立給予了很大的支持和關注。在他的領導、幫助和關懷下，紅中社才得以創建與發展。
關鍵詞：毛澤東；紅中社；根據地
毛澤東曾被譽為新華社的「首席記者」，他一生為新華社撰寫、修改了大量的評論和消息，在駁斥敵人陰謀、剖析國內外時局發展趨勢、指揮作戰等方面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體現了高超的宣傳藝術和策略。他對新華社事業的關心和支持，最早可追溯至其前身紅色中華通訊社（簡稱紅中社）時期。
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中央革命根據地的中心——江西瑞金舉行，選舉產生了同國民黨政權性質根本不同的工農民主專政的新型政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11月7日，在大會開幕的當天，一個呼號為CSR的通訊社，開始通過無線電臺，向全世界播發來自蘇維埃中國紅色政權的新聞。這個通訊社，就是人們常說的紅中社，1937年初在延安更名為新華社。CSR，是中華蘇維埃無線電臺的英文縮寫，這個呼號一直被新華社沿用20多年，直到1956年改用漢字模寫廣播為止。紅中社與之後不久創刊的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機關報《紅色中華》是一個組織機構，同時承擔播發新聞和編輯出版報紙、參考刊物等職責。
紅中社是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根據地創建的最早通過無線電臺對外播發新聞的通訊社。它的誕生與紅軍無線電事業的最初發展是密不可分的。毛澤東作為紅一方面軍的最高領導人，對紅軍無線電事業的創立給予了很大的支持和關注。
1930年12月30日，紅軍在第一次反「圍剿」鬥爭的龍崗戰役中殲滅了國民黨張輝瓚部。幾天後，剛剛從國民黨部隊加入紅軍的原電臺人員王諍、劉寅等，受到了毛澤東、朱德等紅軍領導人的親切接見。劉寅後來在一篇文章中回憶了這次見面的情景：「1931年1月3日下午，我們在一個祠堂裡見到了毛總政委和朱總司令。這是一個普通老百姓的家祠，除了門衛之外，一點也看不出這就是紅軍的總司令部。我們進到祠堂裡面時，毛總政委、朱總司令、朱雲卿參謀長和其他同志正在一張擺著地圖的方桌周圍談問題。他們看過介紹信之後，都含笑向我們表示歡迎。毛澤東同志和藹而熱情地說：『好，歡迎你們，歡迎你們當紅軍。』在簡單地詢問了一下我們的經歷後，又接著說，『無線電還是個新技術，你們學了這一門很有用，也很難得。現在你們參加了紅軍，就要把你們這些技術用來為工人、農民服務。希望你們好好地為紅軍建立無線電通信努力工作。』」
毛澤東、朱德當時如此重視這批無線電技術人員，正是考慮到在紅軍部隊中創建無線電通信事業的迫切性和重要性。也是在此次龍崗戰役中，紅軍繳獲了第一部無線電臺，但由於紅軍戰士不懂它的用途，而把這部電臺的發報機部分砸壞了，只剩下收報機部分還可以用，從一部電臺變成了「半部」電臺。這件事情反映到毛澤東那裡，他覺得非常可惜，當即指示：各部隊打掃戰場時必須十分重視裝備和器材，對於不懂的東西不得自行拆毀，必須妥送總部。
不久，在追殲國民黨譚道源部的戰鬥中，紅軍又繳獲了一部15瓦的電臺和部分無線電器材。通過這兩次繳獲所得和技術人員的努力，紅軍有了「一部半電臺」的器材裝備，即一部發報機、兩部收訊機和兩套電源。雖然還不能建立起無線電通信，但可以抄收電訊供紅軍領導同志參考。毛澤東曾高興地對王諍說：「你們送來的材料太好了，讓我們開了眼界，這是沒有報紙的報紙啊！」
1931年5月，紅軍在第二次反「圍剿」戰鬥中繳獲了國民黨軍第二十八師師長公秉藩的指揮電臺，功率為100瓦。通過這部電臺，中央蘇區與上海黨中央建立了無線電聯繫。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期間，紅中社成立並開始對外播發新聞，當時使用的也正是這部電臺。
毛澤東在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後，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紅色中華社首任主筆由中央執行委員會內務人民委員周以慄兼任。他與毛澤東相識很早，曾協助毛澤東創辦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紅中社初創時期負責日常編輯工作的王觀瀾曾回憶：「毛澤東同志從開始就很關心紅色中華社的工作，他很信任周以慄同志，通過周以慄來領導報社工作。」當時紅軍電臺抄收到的中外通訊社新聞電訊每天一大卷都送到紅中社來，編印成「參考消息」供有關部門和領導參閱。毛澤東十分關心國內外時局發展情況，他常到紅中社查看新收到的無線電電訊稿，並指導工作。曾任紅中社編輯的李伯釗回憶，毛澤東對紅中社工作常親自過問，他每天都到編輯部來看消息，對工作要求很嚴格。「一天清晨，我打掃完《紅色中華》編輯室，毛主席身著灰布棉軍大衣，滿面笑容地走了進來，向我要國民黨統治區的明碼電報看。」
作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機關報，《紅色中華》多次刊登以毛澤東等名義發表的聲明、宣言、通電等。由毛澤東起草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對日作戰宣言》，刊於1932年4月21日出版的《紅色中華》報，發表後引起了強烈的社會反響。《紅色中華》報也曾刊載過毛澤東撰寫的一些署名文章，如1933年7月29日刊登的《新的形勢與新的任務》等。此外，《紅色中華》還曾先後於1934年4月28日、1934年8月1日和1935年11月25日刊載過毛澤東就關乎時局發展的重要事件對紅中社記者發表的談話。這是毛澤東利用黨報和通訊社發表談話的較早史料，對於進一步研究毛澤東新聞思想和實踐具有相當珍貴的價值。
1934年4月17日，日本外務省情報部部長天羽英二在記者招待會上發表談話，拒絕國際社會對日本製造「九一八」事變的譴責，公開宣布中國為日本的勢力範圍，反對各國對中國的援助。這一聲明發表後，立即在國際社會引起強烈反應。4月28日，《紅色中華》以約半個版的篇幅刊登了紅色中華社記者採訪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就此事發表的談話，標題為《毛澤東同志論日本帝國主義的陰謀》。毛澤東在這篇談話中分別剖析了日本發表聲明書的企圖和用心，揭露了國際帝國主義列強、國民黨發言人對日本聲明書的回應及其本質，並清楚表明了蘇維埃中央政府對於此事件的態度，指出「蘇維埃中央政府代表全國人民與工農紅軍，堅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獨佔中國的企圖。」毛澤東的這篇談話還曾經通過無線電臺對外播發，並在海外刊載。據查，1935年蘇聯外國工人出版社出版的《蘇維埃中國》第二集上，曾以《毛澤東同志關於日本聲明書的談話》為題刊載了此稿，其中有一處缺少兩句，編者在括號中插注說：「此地缺少兩句，因無線電播音不清。」文末註明來源為「紅中社」。
1934年7月，蘇維埃中央政府與革命軍事委員會派遣了一支抗日先遣隊，準備經東部各省北上抗日。8月1日，《紅色中華》以大半個版的篇幅刊登了題為《毛澤東同志談目前時局與紅軍抗日先遣隊》的文章。這是毛澤東7月31日接受紅色中華社記者訪問時發表的談話。這篇談話揭露了國民黨不顧民族危亡和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大舉進攻蘇區，阻撓紅軍北上抗日的事實，表達了紅軍將士徹底粉碎國民黨「圍剿」和抗擊日本侵略者的信心。
1935年11月25日，紅中社在陝北瓦窯堡恢復因長徵而中斷的新聞文字廣播，《紅色中華》亦於同日復刊。在《紅色中華》復刊號第二版上用整整一個版的篇幅刊登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對紅中社記者發表的談話，題為《毛澤東同志斥蔣介石荒唐無恥的賣國辯》。毛澤東的這篇談話主要內容，是駁斥蔣介石在1935年11月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發表的關於對外方針的演說，分別從「蔣介石全力為日本帝國主義辯護」「蔣介石以為亡國滅種是中國人民自己不好」「蔣介石要全中國人民做日本帝國主義的恭順奴隸」與「蔣介石要賣國到底」4個方面揭露蔣介石是在為日本帝國主義的侵華政策做辯護。
《紅色中華》上刊載的這3篇毛澤東對紅中社記者的談話，主要是以抗日反蔣為主題的，體現了毛澤東這一時期的基本戰略思想。這3篇文章已先後被選入《毛澤東軍事文集》和《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等書。
據目前掌握的史料，毛澤東對紅中社記者發表的關於時局的談話還不僅止於以上講到的3篇。1936年1月29日在法國巴黎出版的中文報紙《救國時報》上，曾刊登《中國蘇維埃政府主席毛澤東和人民外交委員會委員長王稼穡最近談話》，編者按語中指明是經由廣播無線電發表的與紅色中華社記者談話。另據《毛澤東年譜》記載，1936年6月8日，毛澤東對紅中社記者發表了關於西南「兩廣」事變的談話。但後面這兩篇談話都未見刊於《紅色中華》。
毛澤東對紅中社工作的關心還體現在其他一些具體的方面。據史料記載，1936年底至1937年1月中旬，《紅色中華》報曾經使用毛澤東題寫的報頭。另據廖承志、向仲華等同志的回憶，紅中社在陝北和改名新華社後的一段時間，毛澤東經常在夜裡過來查看新收到的國內外消息。
(作者系新華社新聞研究所新聞理論與新聞史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