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捧白玫瑰的新娘，站在綁在自行車後座的小板凳上，「咯咯」地笑個不停，車把上懸掛著一對手捧帶有「Love」字樣紅心的小熊。新郎歡快地蹬著腳踏板，在30多位學弟學妹的陪伴下，一路歡聲笑語，騎向舉辦婚宴的酒店。
沒有鋪張的豪華花車隊，北京大學醫學部博士生江泱，用普通自行車，迎娶了自己的嫁娘範曉平。
「以自己喜歡的方式結婚，一輩子也不會覺得遺憾。」範曉平說。
江泱則表示，「這種婚禮方式很浪漫。」
這對新人的故事，今年春天，出現在北京大小媒體上。有關報導所蘊涵的寓意，遠遠超過了自行車上婚誓。它似乎意味著，人們開始反思瘋狂的汽車崇拜，回望漸漸遠去了的自行車王國的甜美景象。
青春在兩個輪子上飛轉
「如果說美國人是在汽車後座上長大的，那麼，我們這代中國人就是在自行車後座上長大的，一點兒也不誇張。」北京某影視公司會計師申重說。
緘默不語的自行車，見證了幾乎每個中國家庭的酸甜苦辣，每個人成長的憂愁和喜悅。與四個輪子的汽車比，兩個輪子的自行車曾是中國家庭不可缺少的成員。
1951年9月29日，一輛自行車從北京某產院接回了一個男嬰。父親推著自行車，後座上母親懷抱中的嬰兒被取名為王文瀾。長大後，他成為中國著名的攝影記者，用鏡頭記錄了30年間這個自行車王國的人文景象。
「聽我父親說，接我的那輛自行車是從典當鋪買來的外國貨。1961年，父親終於買了一輛國產加重28型的『鳳凰』自行車，可能考慮到4個孩子都是男孩，加重車抗磨。」王文瀾說。
這輛「鳳凰」沒有辜負王家的期望。「家裡誰有事誰用。買糧食用它，上學用它，接送幼兒園的弟弟用它，看病用它，當然，約會談戀愛也用它。直到1968年底，我們兄弟4個都長大了，自行車還好好的，就送給了河北老家的親戚，繼續發揮作用，成了他們的生產工具。勞苦功高啊！」這位《中國日報》的攝影記者，幾乎是滿懷深情地回憶著那輛「鳳凰」自行車。在感情上，自行車是他最親密的夥伴。這個夥伴曾和他「行影不離，跟相機一樣」。
那時，青春就是在兩個輪子上飛轉。王文瀾經常夥同院子裡的一群男女少年，騎著「鳳凰」，到長城或十三陵瘋玩。「騎車下坡時，那陣勢，活像今天的環法自行車賽。現在每次想起來，都還很興奮。」他笑著說。
後來，自行車又陪伴著王文瀾，在北京的各個胡同穿行。「它是胡同生活重要的組成細胞。磨刀、買豆腐的騎著自行車，談情說愛、走親訪友的也騎自行車。」這時的王文瀾，既是自行車文化的記錄者，又是參與者。
然而個人擁有一輛自行車並非易事，幾乎跟現在買房差不多。買房還可以貸款，買自行車卻只能靠省吃儉用。光有錢還不行，還必須有工業券、自行車票。申重回憶，上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初，「自行車票一般都是單位發的，100多個人才能分到一張，非常搶手。」
今年52歲的申重對自己當年買自行車的景象記憶猶新。「1973年我買了第一輛自行車。因為沒有自行車票，只好託關係，才買到一輛二手車，花了100多元錢。為這輛自行車，我攢了好幾個月。」要知道，上世紀70年代，中國人均月工資才30元。
為了讓這輛二手車安全、好使，申重的父親把工廠師傅請到家，給車閘點油，換零件。為此，「我爸還給人家做飯，還做了只有過年過節才捨得吃的豬肉。那天大家都特別高興。」提起已去世8年的父親當初為滿足自己對自行車的願望所做的一切，她臉上露出了感激而幸福的微笑。
「那時候的日子相當苦，幸福就顯得特別寶貴和甜蜜。不像現在，買輛汽車也不會有那種感覺了。」申重說。
自行車如此緊俏，也就理所當然地被視為社會地位的象徵。上世紀70年代，「三轉一響」——自行車、縫紉機、手錶以及收音機，是很多女子向男方提出的結婚條件，就像現在女方要求未來的夫婿要有車有房一樣。
由此，自行車承載過許多歡喜冤家的浪漫史。成都大學退休教師劉玉玲和她的丈夫，正是在自行車上完成了他們長達5年的漫長婚約。
「那時候，我們兩人的住處離得很遠，見面不容易。他有自行車，幾乎每天傍晚，都會從城東騎車到城西來找我。但他不進我家，而是在陽臺下，倚著自行車，用口琴吹蘇聯的情歌『春天裡的花園美麗』。這是我們的約會暗號。一聽到口琴聲，我就立刻衝出去，跳上他自行車後座，他就飛一般地騎到公園去。」59歲的劉玉玲回憶道。
後來，她的訂婚禮物是一輛紅色的女式自行車。
西方來的「洋馬」
王文瀾家的自行車從「洋貨」變成「國貨」，大約可算作自行車在中國歷史上的一個縮影。
「蹬踏而行，轉動如飛」的自行車，最早是作為西人進貢的禮物，在同治年間進入大清皇室，因而被國人呼為「洋馬」。據說，為迎接這匹歐洲來的「洋馬」，同治帝竟令人把紫禁城的門檻砍掉，以保證自己能一路蹬踏通暢。
在宮廷之外，權力者對自行車的極大興趣，就表現得更為張揚。有報導說，李鴻章訪問美國，在紐約街頭邂逅一位騎著高輪自行車的女子，甚感新奇，居然邀她到酒店暢談。
而在遠離帝都的廣袤鄉間民坊，「洋馬」的景象由那些外出經商的人們口頭傳誦著。販夫走卒、鄉姑村婦未見識自行車真面目時，就已開始憧憬「洋馬」預示著的美好生活。
此時的中國並未發展出自己的自行車製造業。城市街頭全是地道的「洋馬」——英國「三槍」、德國「藍牌」、法國變速賽車「飛燕」、日本「菊花」和「鐵錨」等。「洋馬」之風行，連李蓮英的一個所謂孫子都在北京城開了車行。由於他身材矮小，還從荷蘭進口了一批特製的「錘手」牌名車。
1930年前後，中國商人在日本技師幫助下，採用進口部件，「攢」出了兩款最早的國產自行車——「紅馬」和「白馬」。
國人蹬踏純粹國產的「飛鴿」、「永久」、「鳳凰」而行的宏大場面，要等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的上世紀50年代才開始出現。1950年7月5日，第一輛國產自行車「飛鴿」在天津「孵出」。緊接著，「永久」在上海誕生，「鳳凰」也從上海飛出。
由此開始，自行車作為新中國第一個普及型的工業品，深刻而久遠地影響了人們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
消失的「流動長城」
曾經，三種節奏和速度——行人、自行車、汽車——和諧共處，是當年中國各大城市的性格，優雅、溫和而安靜。
王文瀾注意到，「十字街頭，綠燈一亮，自行車大軍有秩序地湧動起來，看上去像流動的長城，氣勢浩大，卻很平和，暗合了那時中國人的精神狀態」。
有外國記者更是從靈活平靜的自行車洪流中，窺視出中國社會的道德秩序。西班牙《先鋒報》稱：中國真正的寶藏不是領先世界他國的外匯儲備，而是健康的道德秩序。
然而，秩序幾乎是在一夜之間被破壞了。破壞來得悄無聲息，沒有預兆。
「那推著自行車上班下班，約會、親熱、登記、吵架、打架、離異的流動長城，展現社會平等、人情世故的流動長城，忽然間就不知了去向。」王文瀾有些哀傷地說。
來自國家統計局的數字表明，2000年城鎮每百戶家庭平均擁有自行車162.7輛，到2005年，下滑至120輛。
「這是經濟發展決定的。在情感上，雖然我們不願意和自行車告別，但人們已經找到更好的代步工具。」中國自行車協會理事長王鳳和這樣說時，顯出一臉無奈。
北京市2004年公布的數字表明，北京私家車擁有量已接近130萬輛。按北京常住人口計算，每100人保有9輛私人汽車；按戶籍人口計算，則每100人保有11輛。
城市擴張使人們的活動半徑拉長，「城中工作城外歇」，成為不少都市人的生活方式。北京大學的學生小蔡一家，住京城西五環外，3年前買了一輛奧拓汽車。「車對我們來說就是代步工具。我和父母都有駕照，這樣汽車就被充分利用起來了。自從買了汽車，我們家沒人再騎自行車了。」
無庸諱言，四個輪子已取代兩個輪子，成為經濟實力的標誌。自行車的地位，隨之大逆轉。除了學生，騎車人似乎被烙上了「窮人」的印記。
然而，「騎自行車和經濟地位，不能掛鈎。」正如王鳳和所言。
對王文瀾來說，自行車更像是「一個失去的朋友，或親人。從前它是生活的依靠，現在是休閒的工具。流動長城的風景消失了，想起來令人眷念而心痛」。
「自行車王國」的新呼喚
對於建設部要求一些城市重新恢復過去幾年裡因給汽車讓道而廢除的自行車道，有外電評論稱，部長將不得不與那些市長們作一番鬥爭，因為在不斷擴大的城市中，轎車遠比自行車更能顯示出市長們的經濟成就和政治地位。
然而自行車不僅是中國社會現實的存在，也是一筆現實的財富。據中國自行車協會的統計，中國大陸目前約有5億輛自行車。該協會理事長王鳳和稱，應該對自行車進行再認識。
今年6月5日，北京市民自發舉行了「為首都多一天藍天，每月少開一天車」的活動。這天，20多萬北京車主承諾在當天不開車，利用公共運輸、騎自行車，或步行的方式出行。
曾在北京工作多年，現為深圳市知識產權局副局長的王巖認為，「儘管路上開車的人越來越多，但自行車在人們心中仍佔有特殊的地位。」他本人幾乎每天堅持騎自行車上下班，只有周末才會開車去郊區玩。
他堅信，總有一天，政府和市民，包括有車族，會重新發現自行車的好處。「事實上，」王巖說，「自行車具有很多汽車無法企及的優勢：益於健康、簡單易學、節省能源、經濟實惠、佔地面積小、絕對環保等等。」
社會學家李楯認為，作為交通工具，自行車的淡出並不意味著消亡。隨著公眾環保意識增強，一些人會重新選擇無空氣汙染、無噪音汙染的自行車。當然，自行車作為一項運動的獨特魅力，也會吸引更多的年輕人。
北京翠微大廈自行車銷售部銷售員楊山說，他平均每天能賣出10輛自行車，價格從200元到3000元不等。
楊山一邊忙著組裝新到貨的車一邊解釋道：「大部分人都買最便宜的，因為自行車總丟。便宜的車，丟了不會太心疼，再買新的。」
據他介紹，目前市面上的自行車，除了「永久」、「鳳凰」這些老牌子外，「捷安特」等新品牌以及摺疊車、電瓶車等，也備受青睞。
儘管中學生仍是主要消費群體，但值得注意的是，越來越多的開車人也開始購買自行車。王曉慧便是其中一位。她買了一輛電瓶車，專門接送孩子上下學。
她說：「以前都是開車接送，路上經常堵車，堵得人心煩。現在騎車比開車還要快。騎車10分鐘的路，如果遇上堵車，開車要開半小時。」
在楊山的櫃檯，還有一些汽車主人購買摺疊自行車，平時放在後備廂，一旦堵車又趕上有急事，就近找個停車場，停車，然後騎上車就走。
仍在堅持拍自行車風景的王文瀾，也在自家的越野車裡貯備了一輛摺疊自行車。「騎著自行車去拍照片，會更自由隨意，視野也會更寬闊，沒有遮攔。」他說。
在國外汽車大舉進入中國的今天，王文瀾把鏡頭對準了歐洲、美洲、大洋洲以及亞洲其他國家騎自行車的人。他感慨道：「儘管車的式樣不同，但自行車和人的關係卻基本一致，那就是，在一個家庭中，它是最被人隨心所欲支配的，同時也是最被人親近的。一個家庭無論有幾輛汽車，仍會保留自行車。在這一點上，自行車與人類相輔相成，不會消失。」
（作者系新華社中國特稿社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