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澎湃新聞
原標題：美國的十字路口|英國財經作家：美國的不平等為何高於歐洲
澎湃新聞記者 蔣夢瑩
2020年初，百年一遇的新冠疫情把全球經濟推入危機之中。為應對疫情衝擊，美聯儲採取了激進的「零利率+無限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美國國會通過總額超過3萬億美元的財政紓困政策，極力避免經濟與金融市場陷入無序與混亂之中。大規模刺激為市場注入了大量流動性，美國股市、債市、樓市均創下歷史新高。
但同時，美聯儲9月發布的數據顯示，受股市上漲等因素推動，今年第二季度美國家庭財富淨值環比增長近7%，達119萬億美元，這些收益主要流向最富裕家庭，而另外還有許多民眾則收入縮水甚至失業。截至3月底，最富有的10%美國人擁有該國三分之二以上的財富，前1%的富人擁有全美國31%的財富。
民粹主義、種族主義、貿易保護主義在美國的呼聲持續高漲。喬治·弗洛伊德之死引發了大規模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M）抗議活動和種族衝突，一度蔓延至50州的200餘座城市，社會的撕裂和對立到了危險的邊緣，致使當選總統拜登將推動美國種族平等列入核心經濟議題，以彌補不同種族之間的財富差距。
2020年，新冠疫情不僅加劇了美國不同階層的財富不平等，「弗洛伊德事件」還暴露出美國社會中深層次的種族不平等。GDP總量位列全球首位，美國的一舉一動都牽動著全世界的神經。美國再次來到一個十字路口。
英國財經作家阿德裡安伍爾德裡奇（Adrian Wooldridge） 資料圖
不平等狀況加劇成為一個全球現象，美國究竟有何不同？答案或在於美國社會中的一股隱秘卻中堅的力量——保守主義。
英國財經作家阿德裡安伍爾德裡奇（Adrian Wooldridge）近日在接受澎湃新聞書面專訪時肯定地表示，美國的不平等狀況顯著高於受過民主社會主義衝擊的歐洲和英國。
伍爾德裡奇為《經濟學人》雜誌「熊彼特」專欄作家，曾任該雜誌駐華盛頓站主任。他曾與《經濟學人》雜誌總編約翰米克爾思韋特合著《右派國家》一書。他們在書中指出，美國在短短一代人的時間裡急劇右轉，與歐洲相比——甚至與尼克森治下的美國相比——在許多重要方面都明顯更保守了：福利不復存在，死刑的傳統根深蒂固，反墮胎呼聲依然強烈，監管力度降到了極低的水平；保守主義的勢力獲得極大的拓展。
伍爾德裡奇向澎湃新聞作比較時稱，美國有以下兩個方面區別於歐洲從而導致當前不平等狀況的差距：第一，對社會團結與個人成功的優先排序不同，美國人相信成功的人理應站在社會頂端，歐洲人更篤信共同體的團結。第二，對通過國家轉移支付來解決不平等的認知程度不同，歐洲人將之視為首要的途徑，美國僅視之為一種補充策略。
澎湃新聞：自2004年《右派國家》面世以來，美國政治已經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共和黨雖然在俄亥俄州贏回優勢，但拜登在與川普的角逐中獲勝，你認為這是為什麼？拜登又能做出什麼改變？
阿德裡安·伍爾德裡奇：
共和黨自2004年以來發生了根本的變化。2004年共和黨將自己建立在三把交椅上：社區經濟（更低的稅率，更少的監管與自由貿易）；福音派基督徒的支持（想要更好地維護基督教的價值觀，對抗世俗文化）；在外交政策上更為鷹派。川普的政策就是「美國優先」。這意味著他需要與全世界——尤其是全球化問題上——重新商議。這也意味著與過往完全不同的外交政策。「美國優先」的優勢在於能夠得到藍領工人的選票。
拜登會贏得2020年大選僅出於一個簡單的原因：新冠病毒疫情。川普政府對疫情的應對很糟糕，不僅影響川普作為一個強力的領導人的聲望，也導致中間派選民轉投民主黨。疫情還導致經濟增長放緩，在此之前美國經濟增長狀況還是不錯的。
拜登的口號是「重建得更好」（build back better）。他將致力於重建美國的共識。在外交政策上，他將與世界重新協商和談判；在國內政策上，他要贏回那些藍領工人的選票。
澎湃新聞：拜登提名的團隊成員多為女性和少數族裔，帶有較強的身份政治色彩。這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美國的分裂狀況？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阿德裡安·伍爾德裡奇：
民主黨又分為受過教育的選民（特別是年輕的有學士學位的選民）和藍領工人選民。前者非常推崇身份政治，後者卻對身份政治很鄙夷。拜登來自後面那個群體，他出身於德拉瓦州的藍領家庭。但他承諾要回應那些「覺醒選民」（Woke voters，）持續上漲的呼聲，於是在他的班底中很重要的位置上都任用了代表這部分群體的人選。不過也需要注意到，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如財政部長（耶倫）和國務卿（布林肯）都是傳統的民主黨人。
編者註：《牛津英文詞典》2017年對「woke」詞義進行了擴展：除了是「wake」（醒來）的動詞過去式，woke還可以作為形容詞，表示「對社會不公、尤其種族歧視的警覺」
身份政治盛行於美國的大學校園，進而滲透至企業，特別是媒體和出版公司。身份政治雖然關注的是對種族和性別等個體差異的身份認同，還有其好鬥和狹隘的一面——不接受質疑。
民主黨內部最大的問題就是力量的嚴重分裂。身份政治導致白人工薪階層轉投共和黨或是成為搖擺選民，繼續這樣發展下去中產階級選民也有可能流失。民主黨如果完全支持「覺醒選民」的綱領，他們不會贏得大選；但若是在黨內置之不顧，就有孕育又一場內戰的風險。這是拜登面臨的最大難題之一。
澎湃新聞：拜登將不平等列入核心經濟議題，誓言從根本上解決美國結構性的不平等。你認為他能做到嗎？
阿德裡安·伍爾德裡奇：
拜登減少美國結構性不平等的努力只會取得非常有限的成果。一方面，一部分原因在於其支持者——拜登得到的來自資本主義主力軍（華爾街、矽谷和好萊塢）的支持遠多於川普。如果拜登想要對經濟進行重大的結構性改革，如取消 「附帶收益」享受的稅收優待，那些資助者將停止資助或是轉投向共和黨；另一部分原因則在於平等政策在美國長期以來都不太見效。另一方面，美國的窮人愈發貧窮是因為社會的動蕩與崩潰（大量非婚生育與高離婚率），而這幾乎是無法修正的。（編者註：Carried Interest，「附帶收益」是基金利潤中支付給私募基金經理、風投或對衝基金經理的那一部分收益，這部分收益適用於資本利得稅較低的稅率安排，而不是高得多的所得稅稅率。）
澎湃新聞：作為一個保守主義佔上風的國家，與歐洲和英國相比，美國的不平等狀況有何不同？
阿德裡安·伍爾德裡奇：
美國的不平等狀況顯著高於歐洲有兩個原因：第一，美國人認為不平等是一個健康社會的標誌，成功的企業家理應在金字塔頂尖；歐洲人則視不平等為系統失靈的標誌，他們認為共同體的團結高於個人成功。第二，美國人認為解決不平等的最佳途徑是通過私人慈善，國家的政策只是一種補充；歐洲人則認為首先應該由國家通過稅收系統將富人的錢轉移支付給窮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