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暉/文
「倒逼」式的歐洲一體化
2011年年末我曾給一家雜誌寫了年終專稿：《逆水行舟，不進則退》，講的就是當時炒得沸沸揚揚的「歐債危機」。那一年人們關注的危機中心是債臺高築的希臘。但是當時我就認為，無論歐洲一體化，還是全球化，都處在一個臨界點上。這兩個「化」從根本上講當然是好事，可是它也是個動態的過程，一旦啟動是沒法走走停停甚至頓足不前的，猶如舟行逆水，如果不能前進，倒退就很難免。
尤其是歐洲一體化與通常還處在貿易層次的全球化不同，它已經是一種雛形的「超國家」主權建構嘗試。它萌芽於1950年代的「歐洲煤鋼聯營」和1960年代的「歐洲共同體」，從一個特定經濟門類的跨國協定，到西歐市場經濟國家的無壁壘自由貿易區，再到經濟、政治等領域的全方位國家聯盟，走過了幾十年的進程。冷戰後，在歐洲諸國基本普及了憲政體制和人權保障，民主政治、市場經濟、司法獨立、新聞自由等基本價值和相應的制度安排也大體類同的條件下，羅馬帝國崩潰後1700年的傳統遺憾似乎有了彌補的希望，而近代康德等啟蒙先賢關於共同體歐洲和永久和平的理想更有了實踐的可能。
冷戰後初期，人們比較樂觀。關於統一貨幣歐元的設計和人員自由流動的申根模式等其實都有賴於當時並不具備、或者不完全具備的條件，設計者並非不知道這些。但是，當時他們相信這些做法會形成一種「倒逼」一體化改革的機制，使得後續的經濟、政治一體化進程能夠加快進行。例如馬斯垂克條約中規定的赤字「紅線」，就是為了防止類似希臘這樣吃歐洲大鍋飯之弊而設定的，這表明人們並非不知道有這種風險。而這一「紅線」要有實際的約束力，各國各自獨立且不受限制的「預算主權」和一國範圍內的「財政民主」就需要變革。但是當時的「歐洲設計師」們都認為隨著人們體會到一體化帶來的好處，大歐洲凝聚力的增加，這一切將會水到渠成，選民們對此也信多疑少。而上世紀九十年代，「圈外」各國，包括前東歐集團國家和土耳其這樣的穆斯林國家，都視歐盟為樂園，爭先恐後地以「入歐」為奮鬥目標；傳統的左右翼主流黨派也都在歐盟中寄託了自己的理想：左派嚮往歐盟的高福利，右派嚮往歐盟的高自由，前者的「英特耐雄納爾」和後者的普世價值似乎都在「大歐洲」裡看到了曙光。這一切也使「歐洲人」的樂觀情緒變得更加高漲，甚至有些浪漫和浮躁。
然而，後來事態的演變卻不如人意。一方面，「新歐洲」的轉型國家擺脫蘇聯控制後多留有「恐俄」後遺症，紛紛熱切要求加入歐盟和北約，使得歐盟的擴大成為一種「政治正確」，各成員國間的差異加大，而歐盟本身體制內相應的一體化推進卻非常緩慢。另一方面，冷戰後西方內部矛盾增加，在蘇聯極權主義這個共同敵人消失後，各國自利傾向增加，都想在「大歐洲」實現自己利益最大化卻不願付出什麼。而與此同時，「大歐洲」面臨的嚴峻挑戰卻接踵而來。
債務陷阱的由來
1990年代以來，歐洲面臨傳統經濟周期中的低谷、產業結構的調整和「新歐洲」國家社會經濟轉軌三重挑戰的疊加。傳統產業紛紛向「新興工業化地區」轉移，而新興產業又被在創新能力方面明顯具有優勢的美國佔了先機。「老歐洲」先進國家的競爭能力在減弱，而「新歐洲」國家在成功走出轉型危機、進入持續增長後，也缺乏明顯的產業方向。國際方面，在對美國、俄羅斯、伊斯蘭地區、國際恐怖主義威脅和移民潮挑戰等國際問題上難以達成共識，「各成員國協商一致同意」的原則越來越變成無止境的協商而難以一致，很難採取共同行動應付挑戰。
2008年以後，危機首先在經濟方面凸顯：由於「馬約紅線」缺乏約束力，「歐洲大鍋飯」的弊病越來越嚴重。本來民主國家選民就會有「騎馬之人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的潛在非理性，正如專制國家的統治者會有「騎人之馬狂吃山珍海味卻可以不跑」的潛在非理性一樣。這類非理性其實植根於人性的負面，並非只有像希臘這樣的所謂「歐豬國家」（葡萄牙、義大利、希臘、西班牙四國，國名首字母相連為PIGS，恰為英文「豬們」之意，故被戲稱歐豬國家）所獨具。但是原來後進的國家一旦進入「歐洲大鍋飯」體制，又不像波蘭等轉型民主國家那樣具有「以限制福利交換獲得自由」的條件，這種非理性確實容易變得更嚴重。
在入歐之前，希臘本來已經存在「低稅收高福利」的赤字問題，但那時此弊仍然是可控的。因為在財政-貨幣自成一體的國家範圍內，赤字高到一定程度國家就只能通過印鈔來彌補，歷史上希臘貨幣德拉克馬曾經多次出現通脹危機，民眾感知自己的鈔票變「毛」了，就會明白「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的追求行不通，而願意接受控制赤字 （加稅或減福利）的預算。但是，希臘通過「報假帳」隱瞞赤字入歐後就改用了歐元，自己不再印鈔，而通過歐盟的補貼和向歐盟成員優惠借債來掩蓋財政虧空，民眾失去高通脹的警示，不再接受控制赤字的預算，原來入歐前玩不久的遊戲，入歐後變得越玩越久，以致日久成習。到歐洲受不了這種無限透支、越來越大的虧空掩蓋不住而終於發生「債務塌陷」時，問題已經積重難返，非經歷大震蕩不可了。
所謂「歐豬國家」大都存在類似問題。這意味著統一的貨幣誠然是好事，但這需要以統一的財政為基礎，任一國家不能自行其是、以無限制赤字來透支歐洲。當歐元剛出臺時，靠德法等先進國家200年積累的老本，可以允許財政統一有一段時間的滯後，但無限滯後在邏輯上是不可能的。財政統一長期無進展，貨幣統一的成就就沒法維持，這就是「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的道理。希臘入歐避免了德拉克馬的高通脹風險，卻增加了歐元潛在不穩定的風險。希臘不改，「歐豬國家」就難免仿效，這就是所謂的羊群效應。這種效應不改變，歐元確實有逐漸走向崩潰的危險。
而這已經不是傳統上所謂左右之爭的問題。我們看到，希臘債務危機爆發後，歐盟，尤其是歐盟中的德國等主要債權國施加壓力，要求希臘緊縮財政，而這就意味著降低福利。這引起希臘民主制度下選民的強烈不滿，導致所謂激進左翼的齊普拉斯政府上臺。我們看到他上臺後倒是強烈反對緊縮，要求維持高福利。可是歐洲傳統左翼的訴求歷來是「高稅收高福利」，齊普拉斯搞了高稅收嗎？並沒有。不是他不想搞，而是民主制下的民眾不能接受提高稅收，正如他們很難接受降低福利一樣。所以齊普拉斯不像傳統左派，倒像是歐洲一體化背景下的一種「另類左派」，他強調的不是高稅收，而是「高賴帳」，試圖通過賴掉對歐盟國家的債務來維持福利水平。歐洲當然不能同意這種主張，結果他只得黯然下臺。但是接替他的會是傳統右派嗎？也不是。因為在財政赤字已達極限的條件下，民眾既不同意大幅減少福利，「右派」也就沒法提出傳統右派的減稅訴求，而仍然只能試圖通過儘可能賴帳來維持稅收水平。
其實，這也不是希臘獨有的現象。今天的歐洲，主張「高稅收高福利」的傳統左派與主張「低稅收低福利」的傳統右派都吃不開，左派只維護高福利卻迴避高稅收，右派只強調低稅收卻迴避減福利逐漸成為常態。而雙方實際上都把「低稅收高福利」的可能性寄托在讓自己的國家透支歐洲的基礎上，從而體現出十分另類的姿態——因為今天的「歐洲議會」雖然也有全歐性的左派 （社會民主黨）黨團、中派（自由民主黨）黨團與右派（人民黨或民族主義派）黨團，但在今天歐洲政治一體化的有限水平下，這個議會的「全歐立法權」必然十分有限，它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只是一個發布和辯論思想與政見的論壇，並不真正具備「歐洲合眾國國會」的全歐代議制立法機構的功能。
其議員也是各國自行選舉，依靠本國而不是全歐的選票，代表的仍是本國選民而不是「歐洲選民」，考慮問題也更多地從本國利益而非歐洲利益出發，這就難以負擔全歐層次上「三權分立」體制下的立法任務。作為雛形政府的「歐洲委員會」與雛形最高司法當局的「歐洲法院」也有類似的缺陷。如果說近年來各國內部都已出現傳統左派與傳統右派雙雙衰落的現象，那麼在「全歐議會民主」的層次上，這兩種傳統左右翼實際上尚未形成，更無法對各國的政治生態產生實質性影響。
例如，前些年匈牙利右翼政黨青民盟執政後，其右翼立場日益發展，出現極右化勢頭，甚至改國名去掉「共和」，修憲強調基督教權威，限制「反基督教」言論，被左派認為是「回歸專制」，在歐洲議會中不僅受到社會民主黨黨團和自由民主黨黨團的抨擊，就是右翼的人民黨黨團也對匈牙利的做法強烈不滿。但是匈牙利右翼仍然我行我素，歐洲議會人民黨黨團中的匈牙利議員也堅持「匈牙利右翼」立場，而拒絕傳統「歐洲右翼」的批評。像這樣的現象近年來屢見不鮮，反映了「歐洲政治」對各國政治的影響力還很有限。儘管民主體制下全國政治與地方政治不同步、尤其在聯邦體制下全國的反對黨可以在一些地方上勝選執政，這樣的例子並不稀奇，但是對於尚未形成主權實體的「大歐洲」而言，這種歐洲政治與各國政治的背道而馳如果經常發生，對「歐洲凝聚力」顯然是不小的損害。
「紅皇后效應」：歐盟擴展太快嗎？
與全歐的「三權分立」政治架構還只在雛形相比，歐洲央行由於負責發行歐元、制定貨幣政策，而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各國的金融管理機構，成為比較名符其實的全歐「金融當局」。但是這個金融當局既沒有主權信用的支持（而這是迄今為止所有成功貨幣的共同特徵），又沒有「歐洲財政當局」的配合，各國財政當局的配合則十分不可靠，因此它實際是相當脆弱的。
平心而論，在這種條件下，歐元區能成功運作至今，申根協定框架下的人員無邊界自由流動能夠實現，已經近乎奇蹟。這本是歐洲一體化強大動力的體現，也是當時人們對一體化持有樂觀預期的結果。實際上，歐元的信用除了德法等先進大國經濟實力的支持外，也體現了人們對雖然尚不存在、卻被預期將會存在的「歐洲合眾國」主權信用的認可。然而，這種認可其實是不穩定的。
對於近年來歐盟的困局，很多人埋怨歐盟擴展太快。其實，真正的問題不在於「太快」，而在於「短板」的改革沒有跟上。應該說，近十多年來歐盟新吸收的國家，即被稱為「新歐洲」的前東歐轉型國家，入歐後的表現總體來說是不錯的。多數這類國家入歐後經濟發展加速，基礎設施更是明顯改善，他們與「老歐洲」的差距在明顯縮小。這類國家中的大多數財政狀況也很健康，赤字率低於全歐平均水平。今天歐盟財政穩健、沒有突破「馬約紅線」標準的成員國是少數，而「新歐洲」國家中大多數都屬於這類成員。
顯然，除了個別國家如匈牙利表現欠佳外，絕大多數這些新成員並沒有成為歐盟的麻煩製造者。相反，由於以波蘭為代表的這類國家在入歐前成功地實現了民主轉型，新近獲得自由民主的人們相對更願意為此付出限制福利的代價，他們在入歐前都接受了程度不等的「休克療法」，比較成功地達成了財政緊縮的目標，入歐後的狀況要比「歐豬國家」強得多。而給歐洲帶來巨額債務困境的葡萄牙、義大利、希臘、西班牙四國卻全都是「老歐洲」國家，由於前述原因他們深陷債務危機，又因為歷史上他們早就已經是民主國家，現在國民降低福利後沒有好處可以交換，所以他們很難像1990年的波蘭人那樣接受緊縮的「陣痛」。
因此，至少到目前為止，埋怨歐盟擴展太快是沒有道理的。應該反省的倒是那些「老歐洲」國家，這些國家的表現猶如一些歐洲輿論所說的「紅皇后效應」（童話 《愛麗絲夢遊仙境》中紅皇后說：「你必須用力奔跑，才能使自己停留在原地。如果你要前進，那就要雙倍用力來跑。」），也就是我們所說的「逆水行舟不進則退」了。
移民問題的前世今生
今天「歐豬國家」的困境並沒有緩解，歐盟危機的焦點卻已經不再是他們——更為麻煩的移民問題導致歐洲措手不及，原來一直被認為穩健的英國，這個比「歐豬國家」更重要的歐洲老大哥，成了歐洲麻煩的新根源。「脫歐」的呼聲在英國早已有之，這個地理位置疏離於歐洲大陸的島國，儘管自維多利亞時代以來成為世界列強、殖民地遍及全球的「日不落帝國」，並順理成章地長期成為「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帶頭羊，但是在歐洲一體化進程中，它卻一直猶猶豫豫。在「煤鋼聯營」和「歐洲共同體」時代，它沒有行動，在加入歐盟後，作為既沒有加入歐元區，也沒有加入申根協定的最重要歐洲國家，它與「大歐洲」的聯繫也不算特別緊密。由於這種若即若離的狀態使其既能獲得歐洲統一大市場的利益，又能免掉「大歐洲」的太多束縛，所以「反歐」的聲音過去也不算強大。正因為這一點，堅決主張留在歐洲的卡梅倫首相才敢於推動「留歐公投」，他認為公投的結果會是維持現狀。為此他還頻繁地遊說德法等歐盟核心國家，為英國爭取更特殊的待遇，以便進一步多得好處、少付代價，使更多的英國人願意留歐。
但是他和許多人始料未及的是，與經濟方面的討價還價相比，近年來移民問題成了英國人反感歐盟的首要原因，尤其是中東與馬格里布地區的穆斯林移民成為問題的焦點。而這既有歷史的原因，更有近現代的一系列陰差陽錯的作用，這是不能僅僅以所謂的「文明衝突」來簡單解釋的。
歐洲地理上接近西亞北非的穆斯林世界，歷史上一直有基督徒與伊斯蘭教徒的衝突。在中世紀的很長時間裡，基督教地區與伊斯蘭教地區都盛行神權政治、政教合一、信仰強制、異端迫害、排斥異教徒乃至以宗教名義發動「聖戰」（基督教的十字軍與伊斯蘭教的吉哈德），雙方的對立十分嚴重。而在某些時期與某些地區，相比於當時處在上升期、更為自信也更為寬容的穆斯林而言，基督教的神權政治與排斥異教甚至更厲害——以至於希臘文化遺產可以經相當包容的穆斯林西班牙中轉傳入西歐，而對歐洲的文藝復興產生推動作用。
到了近代，情況有所變化，基督教在歐美等西方地區率先成功地完成了政教分離、信仰自由、宗教寬容、文化多元和政治世俗化等現代化的轉型過程，同時這一趨勢也影響了西方在伊斯蘭地區的殖民地和在西方影響下出現世俗化改革的奧斯曼帝國統治區。即便是最保守最少世俗化的原生態伊斯蘭地區，即阿拉伯遊牧世界，由於尚未形成民族國家，也沒有與西方發生明顯衝突，甚至阿拉伯的民族國家（典型的如沙烏地阿拉伯和伊拉克）還是在西方人（如著名的「阿拉伯的勞倫斯」）幫助下建立的——西方這樣做是為了對付奧斯曼土耳其。所以在這個時期，穆斯林居民與基督教居民的衝突比中世紀明顯弱化。
更嚴重的衝突是發生在基督教地區和伊斯蘭地區各自的內部。在歐洲，造成上千萬生命損失的兩次世界大戰和後來的冷戰都是在不同世俗權力之間發生的。而在鄰近的西亞北非地區，由於現代化程度較低，衝突主要發生在宗教保守勢力與世俗化勢力（土耳其的凱末爾主義、埃及的納賽爾主義等）之間，或者不同的伊斯蘭教派之間，而不同世俗勢力間的鬥爭不但烈度較低，而且基本上是外源性的（美蘇兩大勢力的代理人鬥爭等）。
冷戰以後情況又發生大變，一方面全歐洲的現代化與民主化基本完成，不同世俗權力之間鬥爭已經變成和平的議會鬥爭，而不同宗教乃至基督教不同教派之間也得以在信仰自由的體制下和平共處。這不但使歐洲一體化進程因此得以發生，也使歐洲對歐洲以外世界、包括伊斯蘭世界的開放程度提高。即便個別的流血衝突，歐洲也能以普世價值待之。例如在前南斯拉夫地區轉型失敗導致的民族衝突中，穆斯林波士尼亞人與科索沃阿爾巴尼亞族人的基本權利都得到了歐洲的維護。一向認同歐洲的土耳其世俗政權不但在一個重要的穆斯林國家站穩了腳跟、進行了成功的世俗化和現代化改革，而且在冷戰時就加入了北約，冷戰後又積極要求「入歐」。
在歐洲製造業繁榮而人口老齡化初現的年代，歐洲也大量接納了穆斯林移民進入勞務市場，尤其是世俗化比較成功、與德國又有較多歷史淵源的土耳其，其移民在德國等地的製造業勞動力中佔有相當比重。在高就業的年代，第一代移民離開貧窮且低人權的故土而被歐洲接納並且成功找到工作，他們的情緒是穩定的。同時，1970-90年代在歐洲高福利、低基尼係數和強勢工會的條件下，傳統左派對本國「資本主義」的批判已經很少指向社會經濟方面的不平等，這種批判主要轉向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間的「南北」不平等，以及本國內部「文化權力」和符號資源的不平等，抨擊「歐洲中心論」、呼籲文化多元化、反對文化、宗教、種族歧視成為「新左派」潮流。這一切都大大鼓勵了來自東、南方向的移民尤其是穆斯林移民潮。
但另一方面，隨著製造業轉移的加快、經濟趨於停滯、就業機會減少、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發展也導致福利國家政策的收縮，這一切對處於競爭力弱勢的移民形成了壓力。而這時第二代移民已經成長起來，他們不像父輩保留有故土貧困與低人權的記憶和來到歐洲後的幸運感。他們出生在發達國家，從小接受關於人權平等、文化平等之類的教育，認為自己與祖籍歐洲人在經濟上平起平坐、文化上特立獨行是理所當然的，因而對現實中的不平等特別敏感。在新的不利條件下，他們對社會的認同降低，反社會情緒上升。2005年發源於巴黎東北郊克利希蘇布瓦移民區的大規模騷亂，就是這些第二代移民的所為。這又反過來刺激了祖籍歐洲人的排外情緒。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