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目前我們處在經濟危機時期，已經是一個悲劇。但是，如果我們不深入了解造成目前像瘟疫一樣影響著我們的危機原因，尤其是如果我們困惑於專家、分析家以及大多數經濟理論家的意見，那麼，這一悲劇則會更嚴重
如果我們對目前的經濟與金融事件進行最精確的分析，並且進行最冷靜和穩定的解釋，我們就會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央銀行，即真正的中央金融計劃機構，不可能隨時都能成功找到一項最有利的貨幣政策。這正好清楚地說明了為什麼前蘇聯不能對其經濟提供周全的計劃。換言之，正如奧地利經濟學家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和哈耶克（Friedrich A. Hayek）所發現的那樣，總體上講，社會主義的經濟法則一般不可能完全應用於中央銀行，具體來說，不可能適用於美聯儲，過去不利於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當前也不可能利於伯南克（Ben Bernanke）。按照這一法則， 就不可能在計劃機構強制行政命令的基礎上，利用經濟手段調控整個社會。這是因為這一機構從來不會獲取所需信息，以使其行政命令更具協調性質。的確，沒有什麼比「致命的自負」（哈耶克的話）更危險，自負的人認為自己無所不知，無所不曉，或是以為自己至少很聰明，有足夠的力量，在任何時候都能對最適當的貨幣政策進行調控。因此，美聯儲，以及歐洲央行不是去減緩經濟周期中的劇烈震蕩，而是增加這種動蕩，並使其惡化。這樣， 伯南克及其美聯儲董事會和其他央行（以歐洲央行為首）所面臨的困惑總是讓人不舒服。多年來他們對於貨幣的責任一直在縮小，現在他們已經走進死胡同。他們要麼任由經濟衰退進程事發和進行健康且痛苦的調整，要麼採用「以毒攻毒」（hair of the dog）的方法，逃離這次災難。如果採用後一種方法，那麼在不遠的將來，更為嚴重的經濟停滯與通貨膨脹可能會愈演愈烈（這一現象恰似1987年股市崩盤後的情形，這一失誤導致20世紀80年代末的通貨膨脹，這一事件直到1990—1992年期間出現嚴重的經濟衰退才結束）。而且，此時，重新執行廉價信貸政策只能阻礙必要的無盈利投資的變現和使公司無法恢復原狀，其結果甚至必定會延長衰退周期。這種現象近年來已在日本出現，儘管日本嘗試了各種幹預政策，但其經濟仍然無法對任何激勵措施產生響應，如信貸擴張和凱恩斯方法。正是在這種「金融精神分裂」（financial schizophrenia ）環境下，我們才必須對最近由貨幣權威機構（the monetary authorities） 發起的「黑暗中摸索」（shots in the dark）進行解釋（這些貨幣權威們的職責相互矛盾：既要控制通貨膨脹，又要向金融系統注入必要的流動資金以防其倒閉）。因此，當美聯儲在某日拯救了貝爾斯登公司（Bear Stearns）、 美國國際集團（AIG）、 房利美(Fannie Mae)、房地美(Freddie Mac) 或花旗銀行（Citigroup）後, 就只好讓雷曼兄弟公司（Lehman Brothers ）倒閉, 其堂而皇之的託詞是為了「教訓一下」（teaching a lesson） ，不願增加道德風險等。緊接著，隨著局勢的展開，又通過了一項用7000億美金從銀行系統購買所謂「毒性」（toxic）或「無流動性資金」（illiquid），即毫無價值的資產的計劃。 如果該項計劃是通過稅收（不是更多的通貨膨脹）完成，那麼，這就意味著要加重各家各戶的稅收負擔，而此時，人們恰恰無力承擔重稅。最終，由於懷疑此項計劃是否有效，才決定把公共貨幣直接注入銀行，以「確保」銀行總存款量不變。
相比之下，歐盟的經濟狀況要稍微好些（如果我們不考慮為刻意使美元貶值政策所產生的擴張效應，以及相當嚴重的歐洲僵化性，尤其在勞力市場上的僵化性，這些都會使得歐洲的經濟衰退時間更長，更令人痛苦）。歐洲央行推行的擴張政策，儘管存在嚴重漏洞，仍然比美聯儲的政策略勝一籌。再者，歐洲主要經濟體在康復時期完成了趨同標準。歐盟的一些邊緣國家，像愛爾蘭，特別是西班牙，他們在加入歐盟的過程一開始就陷入了較大的信貸擴張。西班牙的例子可以說明這種狀況。西班牙經濟曾經經歷過興盛時期，其真正原因部分是由於1996年以前首相何塞瑪麗亞阿斯納爾 (Jose Maria Aznar) 為首的西班牙政府對結構改革放寬了限制，而其主要原因則是人為貨幣信貸擴張，其擴張速度幾乎是法國和德國的三倍。 西班牙經濟智能體對在進行共同體趨同過程中，傳統的低息貸款利率下降原因的解釋是： 低息貸款（easy-money）極易獲得，民眾從西班牙銀行獲取貸款需求量大（主要是為房地產籌措資金），而這些銀行都是通過無中生有創造貨幣來貸款，歐洲央行的銀行家們對這一現象竟然熟視無睹。然而，一旦面臨價格上漲時，歐洲央行就開始忠於職守，發布命令，不管貨幣聯盟的成員國有多麼困難，也要求他們儘可能地長期保持利率不變。這些成員國，如西班牙，現在已經發現他們在房地產方面的多數投資都是錯誤的，並且正在對現實經濟進行長期且痛苦的重新調整。
在這種情況下，最恰當的政策莫過於對各經濟層次（特別是勞動力市場）放寬限制，使得各生產要素（尤其是勞動力）快速重新分配至盈利企業部門。同時，必須降低公共開支和稅收，增加負債纍纍並要儘快還貸的經濟行為人的有效收入。 普通經濟行為人和一些企業只有通過減少成本（特別是勞力成本）和還清貸款， 才能恢復其財政狀況。要實現這一目的，必要條件就是：非常有彈性的勞動力市場和更為緊縮的公共部門。 如果市場要儘快揭示錯誤生產的投資商品的實際價值，這些因素都是基本要求，因而，也能為將來健康持續的經濟復甦打下堅實基礎。為了大家的利益，我希望這種復甦會很快到來。
我們不要忘記近期人為擴張的核心特點：不論是在美國還是在歐洲，數世紀來全球通用的傳統的會計原則逐步惡化。具體來說，接受國際會計標準(IAS)，並將此標準編入各國法律（在西班牙是編入總會計計劃書，並於2008年元月1日生效），那就意味著放棄傳統的審慎理財原則及其替代原則，即在資產負債表資產價值特別是金融資產價值評估中採用的公允價值原則（the principle of fair value）。 在摒棄傳統奉行的審慎理財原則的過程中，經紀業和投資銀行（幸運的是它們正在逐步消亡）的作用影響很大。一般來說，所有各方都樂於使帳面價值「膨脹」，使其更接近於假設的更為「客觀的」股票市場價值，而這種股市價值在過去的經濟發展的金融狂熱潮中不斷攀升。事實上，在多年的「投機泡沫」（speculative bubble）期間，這種狂熱過程具有以下反饋環（feedback loop）特徵：上升的股市價值會立即記入帳目中，然後，這些帳目又為進一步人為提高股票市場上的金融資產的價格提供正當依據。
在爭相放棄傳統會計原則，並用其他原則取而代之，以求「與時俱進」的競爭中，人們通常根據異端假設（unorthodox suppositions）和完全主觀標準來對各公司進行評估，而這些主觀標準在新的標準中完全取代了僅存的客觀標準（這些客觀標準是通過歷史代價而獲得）。目前金融市場的崩潰，經濟行為人對銀行普遍失去信任以及銀行的會計實務運作，都表明在放棄傳統的審慎理財原則而接受國際會計標準(IAS) 的過程中出現嚴重的錯誤，錯誤地沉迷於創造性公允價值會計（creative, fair-value accounting）。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才必須審視最近美國和歐盟為「弱化」（soften ），也就是說部分逆轉，公允價值會計對金融機構的影響而採取的措施。這種做法方向正確，但力度不夠，而且是為了錯誤的理由。的確，那些金融機構的負責人們想「亡羊補牢」，他們之所以採取這些補救措施，是因為「毒性」或「無流動性資金」的價值的急劇下降危及這些機構的償付能力。然而，前些年「非理性繁榮」（irrational exuberance）期間，這些人對新的國際會計標準津津樂道，在這種繁榮下，股市和金融市場的不斷上升和過度價值使得他們的資產負債表由於與其利潤和淨值相應的驚人數字而顯得異常漂亮，而這些數字反過來又促使他們不顧危險地去冒險。因而，我們看到，國際會計標準以有利於循環方式作用，加劇了波動和偏執性的企業管理：在繁榮時期，他們就創造虛假「財富效應」，刺激人們進行不合理的風險投資；一旦錯誤敗露，資產價值的損失立即使公司資本消失（decapitalizes companies），這時，公司必須出售一些資產，以便在困難時期改變或調整其資本結構（這個時期資產值最低而金融市場乾枯）。顯然，事實證明像國際會計標準(IAS)這樣的會計準則具有擾亂性，應該立即廢除，而所有近期進行的會計改革，特別是西班牙的會計改革（2008年元月1日生效），應該取消。這並不是因為這些改革在金融危機和衰退時期進入終結期，而是因為特別是在繁榮時期，我們在評估中必須堅持審慎理財原則，這一原則由盧卡帕喬利(Luca Pacioli)於15世紀初創建, 但反倒是作為虛假標準偶像的國際會計標準在一直改變著所有的會計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