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自：文昭欄目 「談古論今」
朋友們大家好，今天我從另一個角度來延續之前提到的一個話題，就是在歷史中，勝利者如何被自己的勝利所重新塑造，走上了一條完全不同的道路。我們之前用三集節目的篇幅，以漢匈戰爭為例，談這場戰爭漢朝的勝利如何完全扭轉了中國的歷史道路。
今天我們從西方歷史的視角再來審視這個話題，就是薩拉米斯海灣的勝利如何重塑了雅典，讓雅典走上了一條不歸道路。
薩拉米斯海灣之戰發生在公元前480, 雅典城邦作為希臘聯軍的海軍主力，在這場戰役中居功至偉，這一戰保全了希臘文明，同時在戰後雅典也成為愛琴海西側當仁不讓的盟主。在第二次希臘-波斯戰爭的後期，為了抵禦波斯未來的入侵，希臘150-170個城邦團結在一起成立了「提洛同盟」，雅典通過操控這個同盟，其勢力一度從愛琴海延伸到小亞細亞，成為「雅典帝國」。這也激起了雅典和另一個希臘強大城邦——斯巴達之間的尖銳矛盾，終於引發了兩國長達20多年的戰爭，史稱「伯羅奔尼撒戰爭」（因為斯巴達和它的盟邦主要地處希臘半島西南側的伯羅奔尼撒半島上）。
「伯羅奔尼撒戰爭」可以說是一場微縮版的「世界大戰」，也是西方文明世界的第一場全面戰爭，整個希臘文明圈都被捲入了，戰火向西波及到了亞得裡亞海的西西里島、向東延燒到小亞細亞。儘管戰爭中，命運之神多次眷顧雅典，讓它取得多次重要的勝利，但在公元前404年雅典最終失敗、向對手斯巴達投降，雅典城邦從此一蹶不振。那麼雅典是如何由盛轉衰的呢？就要從薩拉米斯海灣的大勝說起。這場勝利改變了雅典國內的政治基本盤，使得國家道路也發生了轉變。
簡單介紹一下薩拉米斯海灣之戰，在英國人富勒所著的《西洋世界軍事史》裡，把這場戰役列為影響人類歷史進程的第一戰。在這場戰役之前，波斯王薛西斯的大軍已經佔領了雅典城，如果海戰再失敗，希臘將成為波斯帝國的西部邊陲行省，獨立的城邦將不復存在，西方文明將被扼殺在搖籃裡，人類的歷史就將被全部改寫，連寫《西洋世界軍事史》的富勒本人也不會存在了。
然而畢竟歷史沒有成為這個樣子，希臘聯軍正確的選擇了戰場，薩拉米斯海灣就在科林斯地狹東部的薩拉米斯島和希臘本土的阿提卡之間的一條很狹窄的海峽，雅典將軍地米斯託克林成功地誘騙波斯艦隊進入這條狹窄的海峽，波斯人地形不熟，大艦隊擁入狹窄的水道後立即陷入擁擠和混亂，希臘聯軍趁機發動攻擊，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說決定性是因為波斯龐大的陸軍，主要依靠它沿著海岸線行駛的艦隊補給，希臘土地貧瘠，波斯數十萬大軍無法就地取食，所以波斯戰略的核心就在於陸軍和海軍的協調，一旦艦隊被摧毀，它在陸地上的大軍也就沒辦法供養，只能撤出希臘。因此薩拉米斯戰後，制海權易手，從戰略上摧毀了波斯入侵希臘的可能性。
柏拉圖有一個觀點，他認為馬拉松戰役是希臘人一系列勝利的開始，而薩拉米斯海灣則是終結。薩拉米斯使得「希臘作為一個民族變壞了」，是希臘民主制度墮落的開始。馬拉松平原的勝利是雅典重裝步兵的勝利；而薩拉米斯海灣的勝利則是水手和槳手的勝利。怎麼重裝步兵的勝利帶來的是榮耀，而水手們勝利帶來的就是墮落呢？柏拉圖老爺子的心是不是也長得太偏了？要按現代人的眼光看，明顯就是職業歧視，相當的政治不正確啊！
柏拉圖、還有他的學生亞里斯多德之所以有這樣的感慨，是因這場戰役的勝利帶來了城邦公民權的變化。在馬拉松平原作戰的重裝甲步兵們是自耕農和小地主，他們在財產上屬於有產者階級，在國家需要時作為公民士兵執幹戈以衛社稷，走上戰場。而槳手和水手們，他們在和平時期是在商船上充當僱傭勞工，屬於無產者階級，在薩拉米斯大捷之前，他們中的大部分人是不擁有公民權的，而戰後為了表彰他們作出的巨大貢獻，被授予了公民權。相當於城邦的選民基本盤發生了重大改變，在雅典的民主制度下，當然以後的投票結果也會發生方向上的重大轉變，選舉出的政府性質、政府功能也隨之會發生變化。
在第二次希波戰爭之前，希臘城邦居民裡，有公民權的人數佔總人口數不超過1/3, 不僅居住在本地的外邦人和婦女沒有投票權，成年男子要成為公民通常也有財產的門檻，通常是擁有土地和公民權互為條件。
這個條件在整個希臘文明時期都存在，但在薩拉米斯海灣之戰後門檻被不斷的降低，在公元前五世紀前期，一個公民大約需要擁有10英畝的土地、或者與之等值的財產。等到了伯羅奔尼撒戰爭結束的時候，雅典有投票權的公民是1.4萬-1.6萬人，無地人口有至少5千人，佔公民總數的1/3還強。到公元前322年雅典重新劃定6 英畝土地（2000德拉克瑪）是公民權的入門標準的時候，一次就有1萬2千人被剝奪公民權。可見當時雅典公民裡有大批的無地人口、或者擁有財產數量很少的貧窮階級
在薩拉米斯大捷之前，公民主要由提供重甲步兵的自耕農組成。自耕農的特點是萬事自給自足，對公共服務的要求僅限於道路、溝渠等少數公共設施的建設和維護，連打仗的裝備都是自行籌辦，這樣的選民在政治性格上必然是保守的，他們傾向於小政府、把公共開支壓縮到最小。他們既不需要福利，也反對興辦福利，因為公共福利的開銷只能從他們的財產中抽稅來獲得。
然而薩拉米斯大捷之後，為了獎勵海軍水手們的英勇奮戰，他們被授予了公民權，無產者貧窮者獲得公民權之後，也就產生了為他們利益代言的政治家，他們又會運用獲得的政治權力、以各種理由授予更多的無產者和貧窮者公民權。雅典是城邦民主，很多事情就是在公民大會上由公民直接投票來決定，那麼公共決策的性質就開始發生變化，照顧貧窮階層的福利政策越來越受到歡迎；激進冒險風氣也越來越濃厚，因為軍事冒險能帶來意外的財富、提高城邦的福利水平，那種自耕農量入為出的保守性格從而被拋棄，這就是雅典在薩拉米斯大捷之後一個世紀裡所發生的事。那麼它是如何影響到伯羅奔尼撒戰爭的進程的呢？
在戰爭的第一階段，雅典執政官伯裡克利採取的是防守戰略，讓雅典人躲在堅固的城牆之後，避免與擁有步兵優勢的斯巴達進行陸地上的決戰。以當時的攻城技術，斯巴達無法突破雅典的城牆，所以這個戰略在軍事上是有效的，但有兩個沒有料到的後果，一是公共衛生惡化，大量人口擠在狹小的城市，當時沒有下水道、沒有傳染病學知識，很快就造成疫病流行，雅典大約有四分之一的人口死亡，伯裡克利本人也死於瘟疫。二是貧窮階層影響表決的後果明確地顯現。因為大批人口擁擠於城牆之內，生活資源緊張就成為必然後果，而大批貧窮人口又擁有了公民權，於是他們就要求城邦增加對貧窮者生活的補貼，相當於對社會福利的要求提升了，而以克勒昂為代表的政客，非常擅於利用公民大會的情緒，為自己贏得民望，所以極端民主派就成為此後雅典政治的主流力量，增加社會福利帶來的財政壓力成為雅典在整個戰爭期間沉重的負擔，為了獲取財富滿足公民們對福利的需要，直接助長了軍事冒險主義。
這就是伯羅奔尼撒戰爭的轉折點——雅典遠徵西西里的一個重要由來。在雅典和斯巴達的休戰期間，雅典政治家阿爾西比亞德斯（又被譯作「亞西比德」）提出了遠徵西西里島的方案。起因是西西里島上雅典的盟邦塞格斯塔，和本地另一個斯巴達的盟邦發生糾紛，請求盟主雅典的援助。雅典公民大會決定先派一個使臣去考察一下，結果使者回來的時候帶來了60塔蘭特的白銀，並向公民大會吹噓西西里島如何富庶。（有一種說法是這60塔蘭特白銀壓根就是阿爾西比亞德斯做的局，是為了誘使利慾薰心的公民大會支持他出兵西西里的提議）果然，鑽到了錢眼裡的雅典人一看見白花花的銀子就心花怒放，立刻同意了遠徵的提案。儘管另一位老成持重的政治家尼西阿斯堅決反對這種瘋狂冒險，但雅典人都被阿爾西比亞德斯煽動的忘乎所以，都覺得這是一筆唾手可得的橫財，都想著發了財好回來給大家漲福利，雅典廣場上聚在一起的公民們已經在拿著西西里地圖比比畫畫，商量著徵服了之後怎麼分配土地了，哪聽得進尼西阿斯的逆耳忠言。最後公民大會決定由尼西阿斯、阿爾西比亞德斯、和拉馬卡斯三個人為遠徵軍統帥，希望把尼西阿斯的慎重和阿爾西比亞德斯的冒險精神結合在一起。
老實說阿爾西比亞德斯這個人雖然品德敗壞，但還是有軍事才能的，可偏偏在出徵前有人把赫爾墨斯神像的臉部給搗毀了，這是一起嚴重的瀆神案件。阿爾西比亞德斯出徵以後，他的政敵趁機黑他，說他平時就吊爾郎當，這事他嫌疑最大，而且上綱上線，說他這是要推翻民主、建立寡頭的節奏。於是雅典公民大會下令召阿爾西比亞德斯回國受審，阿爾西比亞德斯感到國內的風向對自己不利，那時候雅典公民大會判案，也不講證據，也沒有程序性對被告的保護，公民陪審團由幾百人組成，有群眾的廣場效應，誰的演說能力強能感染公民陪審團，結果就有利於誰。所以阿以西比亞德斯一看，已經有幾個人因為這個指控掉了腦袋，回去形勢肯定對自己不利，就逃到了斯巴達。主帥變節出逃，這是對遠徵活動的沉重打擊。
遠徵西西里的過程不詳細講了，結果是雅典慘敗，失去了它大部分艦隊，和最優秀的陸軍。這場冒險的失敗讓雅典元氣大傷。
在那之後雅典發生過一次政變，目的是建立一個精英的寡頭政府來應付危機，寡頭派在公元前411年成功剝奪了公民大會的權力，建立了一個400人議會（400人也很多，但比起好幾千人組成的公民大會來講，還是小多了）。寡頭政府的重要措施就是砍福利，取消給窮人的贍養費，雅典人民群眾可不幹了。民主派仍然依靠艦隊裡的槳手、水手們的隊伍，發動反攻倒算，僅幾個月之後就取消了400人議會，恢復了公民大會，福利也重新恢復了。
經過了這一系列內憂外患的折騰，幸運女神也沒有完全拋棄雅典。公元前407年在阿吉紐西群島，雅典艦隊還取得了一次對斯巴達海軍的重大勝利，但是因為戰鬥中有一些落水的雅典水手沒有被救起。而在雅典的公民大會裡，出身水手、槳手的公民已經有很大的影響力，公民大會決定哪怕打了勝仗，也不寬恕帶兵的將軍們。公民大會開庭審判了指揮這場戰鬥的八名雅典將軍，兩名將軍逃走，剩下的六人被判處死刑。這種極度愚蠢的自毀長城，讓雅典消滅了它自己最有經驗的軍事家。完全是No zuo no die(不作死就不會死)，幸運女神再眷顧你，也架不住你自己作死的節奏。公元前405年雅典遭受了決定性的軍事失敗，一年以後雅典開城投降。
小結一下，回顧雅典在薩拉米斯大捷之後大半個世紀的歷程，我們能夠理解為什麼柏林拉圖把薩拉米斯的榮耀稱之為雅典墮落的開端。在那之後雅典公民權的擴大，和雅典公共決策質量的下降相同步。贍養費（公共福利）帶來的財政壓力直接助長了遠徵西西里的軍事冒險，當被貪婪蒙蔽雙眼的群眾又被別有用心的政客煽動起來之後，雅典的民主成了害死它自己的毒藥。令人驚奇的是，2000多年後的希臘債務危機，核心問題仍然是公共福利，幾乎就是當年雅典覆滅的劇情換了一個場景重演，不同的是這次沒有薩拉米斯大捷作為問題的開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