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幾代人有權繼承一個可持續發展的世界，但令人驚訝的是我們難以解釋為什麼。
我們生活在世界末日時代。
全球溫室氣體排放持續爬升，讓地球步入災難的軌道，3℃的高於工業化前的水平，如果人類的應對措施維持在目前的水平，同時，我們依舊砍伐，挖掘，鋪路，汙染我們所依賴的自然系統，那麼到本世紀末，物種滅絕率將躍升到數百萬年未見的水平，許多科學家得出結論認為，地球上第六次大規模滅絕現在正在進行中。
世界人口預期將在2050年增加到97億。
目前尚不清楚的是，一個3℃的升溫和物種損失不可逆的世界，是否可以支持這樣的數字。即使人類不是大規模滅絕的犧牲品，如果我們不在今後幾年內徹底改變方向，我們似乎肯定會面臨一段痛苦的緊縮時期。
在這些事實的激勵下，物種滅絕、叛亂、罷工、氣候變化、以及相關的環保運動也以超乎尋常的速度發展。環保組織的成員對於人類對世界的無所作為感到義憤填膺。我們很難解釋為什麼我們將要給子孫後代留下一個燃燒著的、資源貧乏的世界？
環境可以輕易否認你的存在
對於這個問題，其根源在30多年前就被英國哲學家德裡克·帕菲發現了。德裡克·帕菲在他的書裡指出的：身份是一件不穩定的事情。
你是一個特定的人，是一個特定的卵子和一個特定的精子相遇的結果。假設在很短的時間內受孕，那麼生命就會發生在不同的卵子和精子之間，而你就不會存在了。想像一下，在你受孕後，第二個卵子和精子配對，被植入一個人造子宮，在那裡生長成一個人，那個人不可能是你。
這意味著環境中的微小差異會對存在產生很大的影響。即使在你懷孕之前，父母的行為、生理或環境發生了微小的變化，也很可能會導致別人的出生，而不是你自己的出生，一個和其他數十億人在一起的人，現在再也不存在了。所以說，我們受環境影響是生命伊始就註定存在的。
我們是否可以避免災難性氣候變化。
避免災難性氣候變化將涉及大規模的社會和經濟轉型。這改變了大多數人所做的事情，他們住在哪裡，遇見了誰，和誰生了孩子，以及什麼時候。
如果我們不作出必要的調整，以避免災難性的氣候變化和不適宜居住的地球環境的產生，那麼，繼承地球的人就不會是已經存在的人。並且事實是，繼承這個星球的人將因我們的疏忽而有極大的可能付出他們的生命，如果我們有責任的話，如果我們更有遠見的話，他們永遠不會出生。
通常，反對燃燒化石燃料和破壞生態系統的一個常見論點是：它對後代造成損害。
說到傷害，我們就會想，如果我們不這樣做，這些人的生活將會有多美好。但是結果是很難言明的，如果我們不這樣做，他們的生活或許不會更好，我們做不出預測，得不到答案。
哲學家對此也十分關注
當代哲學對後世的思考也是對這類問題的回應。哲學家們自己接受了這樣一種暗示，即我們現在所做的事情不能傷害尚未存在的人，因為我們的行動將有助於創造不同的人，而不是那些本來會存在的人。
我們能否徵求未來人「我們是否有權利解決持續發展問題？」的答案可能事關未來人是否有權利出生。因此問題的最終答案就會變成：我們需要儘可能地給世界帶去美好，而不考慮世界上此時此刻存在誰。
不傷害未來人類的必要性並沒有迫使我們停止破壞環境，因此，我們發現自己面臨著一個兩難的境地。我們不能以後代的權利來反對傷害，來解釋為什麼我們現在必須改變方向。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責任。
美國哲學家塞繆爾·舍弗勒最近提出了一種新的解決方案。他認為，在遙遠的將來預防災難的一些最有力的理由可能是那些活著的人的利益和關注。根據舍夫勒的說法，我們已經深深地致力於後代的存在，作為人類世代進程的一部分，我們也將在其中佔據我們的位置。
如果人類面臨迫在眉睫的滅絕，大多數人真的不會感到絕望嗎？
但是，我們也可以通過許多有意義的努力來致力於人類的生存，這些努力的前提是子孫後代的存在。例如，旨在改善人類狀況的醫學研究人員和政治活動分子認識到，他們所努力實現的目標只有在他們自己走了之後才能實現。我們從事的活動的價值在於這些活動有助於將智慧、傳統或成就代代相傳，或使我們能夠以富有想像力的方式思考人類社會的各種可能性。例如哲學、文學、體育和宗教的實踐，從而賦予我們生命的意義。
所有這些努力的價值取決於這樣一種期望，即人類將在我們自己死後很久才能在有利於他們繁榮昌盛的條件下生存。這些項目和敘述延續了幾代人，由我們前輩的貢獻為我們所形成，並由我們——包括我們自己的貢獻——傳給後繼者。
我們希望我們的生活和我們周圍的人生活順利，這意味著我們希望我們的追求是有意義的，我們關心的事情能夠生存下去。
無論我們對子孫後代負有什麼責任，我們自己在他們的繁榮昌盛中都將有著巨大的利害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