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19世紀末，法裔英國人拉克伯裡自稱運用「語言科學」和「歷史科學」的方法發現了中國上古史的秘密：黃帝裔出巴比倫，漢人的祖先是巴比倫人。拉克伯裡的「西來說」不為歐洲主流漢學界所接受，但當其被介紹到日本後，備受學界矚目，出現了以桑原騭藏和三宅米吉、白鳥庫吉為代表的反對派和支持派。1900年，白河次郎和國府種德將「西來說」寫入面向大眾的《支那文明史》中，此書出版後引起在東京和上海的排滿知識人的積極反應，《支那文明史》轉述的「西來說」被譯介為若干中文文本。不過，當意識到「西來說」表徵著漢人的外來性而不合排滿革命政治目標時，先前的支持者便紛紛轉而反對。通過分析拉克伯裡「西來說」的各個中文文本可知，清末經由日本傳入之「西來說」乃是一種具有政治色彩的知識。
一、楔子
1894年，法裔英國人拉克伯裡（Terrien de Lacouperie）在其題為《中國上古文明的西方起源》的著作中，撰述了一個關於中國文明起源的故事：
公元前2282年，兩河流域的國王Nakhunte率領巴克族（Bak tribes）從迦勒底亞出發，翻越崑崙山，歷經艱險，來到了中國西北部的黃河上遊。此後，巴克族四處徵伐，傳播文明，最終奠定了中國歷史的基礎。Nakhunte又作NaiHwangti，即黃帝之謂，巴克族為「百姓」（Bak Sing）轉音。被中國史書奉為文明始祖和帝王譜系之源的黃帝原來裔出巴比倫，中國人（漢人）的祖先原來是巴比倫人。這就是所謂中國文明源於巴比倫的「西來說」。
在歐洲漢學歷史上，雖然有關中國文明「西來」的議論始終不絕其聲，但拉克伯裡的觀點並未為主流漢學所首肯。意味深長的是，當拉克伯裡的「西來說」東傳至亞洲後，在日本和中國卻獲得了不少知己。1900年，兩位日本業餘歷史學者白河次郎和國府種德將拉克伯裡的「西來說」寫入面向一般大眾的《支那文明史》一書中。這本普及讀物是日本明治時期眾多關於中國歷史的著述中的一本，不能代表學界主流的看法。然而當1903年其轉述的「西來說」被介紹到中文世界後，在東京和上海的中國知識界掀起了巨大波瀾，一時附和者眾，「西來說」甚而還進入了傳播公共知識的中國歷史教科書之中。
1920年代隨著仰韶文化遺址的挖掘和相關研究的開展，「西來說」在考古學界重新成為一個話題，拉克伯裡的「西來說」亦不時為人提起。此說一經流傳開來，便儼然成為討論中國古史時無法迴避的話題。對於這段公案，繆鳳林曾痛加批判， 以「疑古」著名的學者顧頡剛也頗表懷疑。 伴隨著中國近代民族—國家建設的展開，1929年，何炳松、 金兆梓 等學人又競相對其加以批駁。絕大多數中國學者不但直指拉克伯裡「西來說」之荒誕，還異口同聲地討伐清末轉述「西來說」的蔣智由等人，大概在1930年代中葉，「西來說」便從中國歷史敘述中銷聲匿跡了。
時隔一個甲子，在關於中國近代民族主義起源的討論中，黃帝重新成為學人們熱議的話題。 討論的一個焦點是清末知識人何以要藉助「西來說」來營建以黃帝為中心的民族主義。孫隆基認為，清末民族主義的象徵符號「黃帝」和「支那」分別來自日本。 石川禎浩具體考察了日本資源——黃帝的出身和肖像來源——在黃帝民族主義建構中的作用。 楊思信和李帆介紹了拉克伯裡「西來說」在清末傳播的概況。(11) 吉開將人把漢族「西來說」與苗族「先住說」結合起來討論多民族史觀在中國之形成問題。(12)
在筆者看來，圍繞「西來說」需要深入探討的問題還很多：拉克伯裡的中國文明「西來說」是如何建構起來的？在「西來說」傳入中國的過程中，日本起到了怎樣的中介作用？清末民初知識人何以關心「西來說」？或曰在不同的文本中「西來說」被賦予了怎樣的內容？在方法論上，以往幾乎所有研究在指出近代民族主義建構性的同時，均以本質主義的方法將「西來說」納入中國近代民族主義的直線時間序列中，從而低估了不同文本之間的差異，簡化了民族主義作為歷史概念的生產和再生產的過程。比如，1992年出版的馮客的《近代中國的種族話語》一書在學界產生廣泛影響。(13) 關於拉克伯裡「西來說」傳入漢語世界的過程，幾乎所有後繼著作都沿用了該書的敘述，即從拉克伯裡的《中國上古文明的西方起源》到白河和國府的《支那文明史》（馮客譯為History of Chinese Culture），再從《支那文明史》到《新民叢報》連載的蔣智由的《中國人種考》。(14) 然而，實際情況並非如此簡單。
基於上述理由，本文將在筆者有關「西來說」研究的基礎上，(15) 首先概述拉克伯裡「西來說」的主要內容，繼而重點探討明治末期／清末「西來說」在東亞——從日本到中國——的流傳過程及其在不同文本中的呈現和意義。
二、從「語言科學』』到「歷史科學"：拉克伯裡的「中國文明西來說」
與拉克伯裡的「西來說」相比，人們對於拉克伯裡的生平所知無多。1894年6月拉克伯裡去世後不久，他生前任主編的《巴比倫與東方記錄》（The Babylonian and Oriental Record）上刊載了其同仁、助理編輯H. M. Mackenzie撰寫的一篇悼文，回顧了拉克伯裡的生平，(16) 這是筆者所知最權威的記述。根據這篇悼文，可知拉克伯裡的如下生平。
1844年，(17) 拉克伯裡出生於法國西北部諾曼第地區的哈佛爾（Havre），但是，他卻常說其祖先原為英國人，17世紀從英國西南部的Cornwall移居到哈佛爾。他的名字聽上去帶有那個地方的印記。拉克伯裡幼年隨當工廠主的父親移居香港，在香港學得一口堪與母語法語相媲美的漢語，也掌握了英語，習得了英國人的生活方式。拉克伯裡返回法國後，由於不適應法蘭西共和國的政治氛圍而移居英國，並加入英國國籍。大約在1874年前後，拉克伯裡被引介給大英博物館的S. Birch博士。在大英博物館，拉克伯裡與R. S. Poole和R. K. Douglas建立了深厚的友誼。稍後他獲得了印度局（India Office）的Henry Yule的資助。Yule是當時英國漢學研究中的重量級人物。另一個曾幫助過拉克伯裡的是在英國駐中國領事館工作的E. Colborn Baker，他的過早去世使拉克伯裡悲傷不已。拉克伯裡曾經在倫敦的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擔任印度支那語教授，這是一個沒有薪俸的職務。生活上並不富足的拉克伯裡把有限的資金投入《巴比倫與東方記錄》的編輯出版之中。令拉克伯裡生前引以為榮的是，他除獲得過一兩個外國大學的名譽學位和一份碑銘學術獎以外，大概就是數十部關於「西來說」的著作。(18)
廣為人知的拉克伯裡的「西來說」來自1894年出版的《中國上古文明的西方起源》一書。在該書導論中，拉克伯裡稱：「歷史科學」（science of history）的發展已經顯示，所有已知的事例都表明文明的中心發生在埃及和兩河流域，是種族之間的衝突、貿易導致了文明的擴散。他在吸收了歐洲剛剛興起的亞述學（Assyriology）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提出了公元前23世紀巴比倫文明傳入中國的假說。
《中國上古文明的西方起源》共418頁，除導論和附錄外，共有12章。前5章僅27頁，是本書的提要。從後文可知，早在1879—1880年間，拉克伯裡就已提出中國文明來自兩河流域的埃拉姆（Elam）和迦勒底亞（Chaldea）的假說，此後，他又分別從「科學和藝術」（Sciences and Arts）、「書寫和文學」（Writing and Literature）、「制度和宗教」（Institutions and Religions）、「歷史傳統和傳說」（Historical Traditions and Legends）等多方面對此反覆加以論證。他自稱，「尋找中國問題的解決是一項充滿愛和責任的工作，需要付出經年累月的勞動」。
第6章（第29—84頁）和第7章（第85—263頁）是本書的核心。拉克伯裡把中國歷史分為六個時期，考察了由西亞遷徙而來的巴克族至東漢、三國時代末期所受到的來自亞述—巴比倫、埃及和印度的影響。拉克伯裡從語言、習俗、文物等角度為其「西來說」尋找根據。他指出，《周易》裡可以見到Aryan語的詞彙，中國的佔星術和迦勒底亞的佔星術、妖術相仿，在中國可以找到波斯、埃及、印度和巴比倫的神話痕跡，而巴克族建立西北移居地後發行的硬幣——金銀銅幣上的圖案，則來自西亞關於母親的描述。他認為，所有這些之所以相互發生關聯，是因為古代即有三條交通貿易線路：西方（經新疆）、西南（經雲南、四川）和東海（經山東）。西方的文物、習俗是通過這些交易線路傳來的。巴克族由陸路徵伐而來，「印度洋的海上貿易者則在山東沿海建立了自己的移居地」。(19) 外來的影響在漫長的歷史中被人們淡忘了，於是，「中國人中的中國人」——孔子要尋回古代傳統，《老子》、《列子》、《莊子》等著作中都保留了尋找古代傳統的痕跡。
第8章（第264—290頁）以後的章節實際上是此前內容的重複或補充說明，主要涉及的是西王母和公元前986年穆天子西徵。拉克伯裡認為，西王母一般被描述為女性，但沒有任何古代文獻記載西王母是女性，實際上，西王母就是黃帝率巴克族經土耳其斯坦所到之花國（Flowery Land）。《穆天子傳》記錄的是穆王長途跋涉訪問西王母及其統治者的故事。第9章（第291—315頁）從語言和交通的角度進一步論證了「西來說」。「百姓」不是百家之姓，是由「Bak Sing」而來，迦勒底亞語是王、財富等意思。第10章（第316—337頁）檢討的是有關巴克族從西亞遷徙到中國的傳說和傳統的史地學的關係問題。第11章（第338—372頁）對前述若干章（3、4、7、8、9章）做了進一步的補充和校訂。第12章（第373—397頁）則勾勒了一個從公元前2282年黃帝率領巴克族來到中國至公元220年之間土著中國人和外來文明關係的年表。
以上是拉克伯裡「西來說」概要。該書主要內容取自拉克伯裡1889—1894年間發表在《巴比倫與東方記錄》上的文章，不似研究論著，更像讀書札記，網羅和舉證了大量文獻。包括此書在內，拉克伯裡關於「西來說」的研究著作，無論是在其生前，還是在其死後，在歐洲漢學界的反應都不甚佳。Mackenzie在悼文中稱拉克伯裡的畢生學術活動表達了對當代漢學界的「沉默的抗議」（silent protest）。(20) 要抗議誰呢？1888年6月，拉克伯裡西來說的支持者、亞述學學者Archibald Sayce（1845—1933）在《自然》雜誌（Nature）撰文，鄭重推薦拉克伯裡在《皇家亞洲學會雜誌》（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上發表的探討《易經》和漢字出現以前中國文字之關係的論文，推崇拉克伯裡的「西來說」，最後不無挑釁地聲稱：「拉克伯裡的結論在中國方面是否站得住腳，應該讓漢學家來決定；而在巴比倫方面，拉克伯裡無需擔心遭到亞述學學者的懷疑。」(21) 但是，Sayce的文章不但沒有引起漢學界的響應，反而招來質疑。如，翻譯過中國「五經」的牛津大學教授理雅格（James Legge）對拉克伯裡中國文明起源於巴比倫說不屑一顧，譏諷拉克伯裡的比較語言方法竟然把早出的中國文字說成受晚出文字之影響。(22) 1890年3月，理雅格在提交給維多利亞研究所（Victoria Institute）的一篇文章中對拉克伯裡的Nakhunte即黃帝一說頗表微詞，(23) 對此，拉克伯裡批評理雅格是在用「非科學的語言」撰寫通俗文章。(24) 此外，拉克伯裡還有一個重要的批評者萊頓大學教授施列格（Gustave Schlegel）。1891年，拉克伯裡在《巴比倫與東方記錄》上發表論文批評施列格有關中國佔星術和曆法的研究。施列格根據中國曆法推算，發現早在一萬四千多年前中國就有了天文記述，這和歐洲人已知的兩千七百年之間有近一萬兩千年的差距。如果這個看法成立的話，那麼中國文明的產生應該遠遠早於埃拉姆的巴比倫文明。(25) 對於拉克伯裡的批評，施列格在和高第（Henri Cordier）合編的《通報》（T'oung Pao）上進行了反擊，強調不應該將中國文明視為起源於迦勒底亞，因為現下還沒有辦法證實兩個文明到底哪個更為久遠。(26) 理雅格和施列格是當時歐洲最權威的漢學家，拉克伯裡遭到這兩人的批評，可見其「西來說」所受到的冷落。
「西來說」是真是偽，不是本文的關注所在。本文所關心的是拉克伯裡「西來說」的內容是什麼？依託於怎樣的學術語境？
拉克伯裡在任職大英博物館和兼職大學學院期間撰寫了大量關於「西來說」的著述，內容重複而駁雜，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是以著作形式出版的，代表作有《中國文明的早期歷史》（Early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ivilisation）、《中國人到來以前的中國語言》（The Languages of China Before the Chinese）、《中國最古的書——〈易經〉及其作者》（The Oldest Book of the Chinese, The Yh-King and Its Authors）、《中國貨幣便覽》（Catalogue of Chinese Coins）、《中亞和東亞書寫的起源》（Beginnings of Writing in Central and Eastern Asia）等；另一類主要刊載於他主編的《巴比倫與東方記錄》，其中重要的文章多以小冊子形式出版。此外，拉克伯裡用法文撰寫的論著偶爾也涉及「西來說」，但並非專論。
在《中國文明的早期歷史》（1880）一書裡，他首先介紹了中國語言和書寫的特徵，接著宣稱自己多年來運用「近代語言科學」的方法，發現了從未被人探討的領域：古代漢字和Akkadian語、Susian語的聯繫。在舉證了中國文化和迦勒底亞文化之間的承繼關係後，拉克伯裡討論了黃帝的身份問題。他指出，在漢語裡，Hoang－ti最早讀音為Kon-ti，根據中國的歷史傳說，黃帝家族姓Nai（原本為Nan或Nak），進一步檢索中國古代文獻可知，它還來源於Nakkon-ti，黃帝的名字與Susian文本中作為諸神之首的Nakhunta或Nakhunte之間存在著驚人的一致性。原為Susa王的Kudur Nakhunta來到幼發拉底河，在大約公元前2285年建立了國家。按照這種比附手法，倉頡、炎帝以及中國上古的政治制度、風俗習慣都可以在巴比倫文明中找到相關痕跡。最後，拉克伯裡呼籲英國政府加強對東方語言研究的資助，「在所有東方國家中，保持對中國及其未來的關注，將給英國帶來莫大的利益」。(27) 這本書勾勒出了拉克伯裡「西來說」的輪廓。
《中國人到來以前的中國語言》（1887）是拉克伯裡撰寫的一本論述漢人以前中國土著民族語言的著作，(28) 在這本書中他採用「語言科學」的方法——分類和語音比較，分別考察了早期漢人或入侵之巴克族所使用的語言中的土著語言成分、中國原住民（西南民族，特別是苗族）語言以及印度支那（Indo-China）民族（如緬甸Karengs）語言之間的內在聯繫。在拉克伯裡看來，印度支那絕大多數人都有中國原住民的因素（ethnical elements）。(29)
《中國最古的書——〈易經〉及其作者》（1892）是拉克伯裡的另一本重要著作，其主要內容早在1882年1月就在The Athenaeum上發表過。作者一反歐洲漢學界關於《易經》乃是「預言」書的看法，宣稱《易經》是「一部迦勒底亞的書，一部巴比倫的書，或者是一部外語字典」。他首先介紹了《易經》的內容和歐洲對該書的翻譯、解釋情況，然後指出《易經》之所以記錄了西方語言，乃是因為「公元前2282年黃帝率巴克族來到陝西若河（loh）河畔時，其語言與Elam-Babylonia的Akkado-Sumerians存在很深的聯繫」。(30)
《中國貨幣便覽》不同於拉克伯裡此前從語言和文獻上論證「西來說」的著作，它匯集了大英博物館所收藏的古錢幣。通過對古錢幣的研究，拉克伯裡排列出上古中國歷史紀年。他寫道：公元前2282年，黃帝在即位第十五年，作為十六個巴克族部落的頭領率部到達陝西若河河畔。巴克族熟悉書寫，製作金、白金或銀、銅和錫等，用之進行交易。(31)
《中亞和東亞書寫的起源》和《中國上古文明的西方起源》為拉克伯裡生前編撰的最後著作，序言均落款1894年6月。《中亞和東亞書寫的起源》是他以往撰寫的論文之彙編，其中前67頁曾刊載於《皇家亞洲學會雜誌》。書中探討了亞洲文字的歷史起源，在重複其巴克族由西遷徙至中國的故事後，指出中國文物和傳說與印度和印度支那半島之間存在聯繫。(32)
從以上可知，拉克伯裡是從語言、文獻和文物三個角度來論證「西來說」的。在論著中，他不無自信地表示自己使用的是「語言科學」和「歷史科學」的研究方法。這是當時英國學界盛行一時的經驗主義研究方法，促使這種方法流行的契機是有關巴比倫的研究——亞述學。在論證「西來說」時，拉克伯裡大量引用亞述學的最新研究成果，包括他的支持者Sayce的成果。翻閱《巴比倫與東方記錄》可知，這份雜誌周圍聚集了一批研究巴比倫、中國和印度等地文明起源的學者，中國文明「西來說」在這些人中是一種共有的知識。拉克伯裡正是通過這份頗具個人色彩的雜誌推動了有關中國文明西來的研究工作。
如果將「西來說」僅僅看成是拉克伯裡的中國古代史研究與亞述學對話的產物，那有可能忽視歐洲漢學（Sinology）對拉克伯裡的啟示作用。其實，拉克伯裡「西來說」最重要的學術源頭是歐洲的漢學，也即後來日本學者所說的「東洋學」。
一般認為，歐洲關於中國文明的「西來說」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來華的耶穌會士。耶穌會士通過將《聖經》的記述與中國歷史相附會，為天主教在中國的傳播找到合法依據。法國傳教士白晉（Joarchim Bouvet，1656-1730）稱《易經》是上帝的數學符號。(33) 18世紀的法國曾流行過中國文明源自埃及的「西來說」，(34) 拉克伯裡的論證方法很像其代表人物Joseph de Guignes。但是，閱讀拉克伯裡的著作不難發現，早在19世紀40—60年代，法國漢學界就已經在討論漢字起源問題了：Dr. J. Oppert探討了巴比倫文字與漢字之間的關係，Francois Lenormant探討了漢字與埃及文字之間的關係，G. Pauthier等人則關注漢字與埃及、巴比倫文字之間的關係。拉克伯裡直接從這些研究中得到了啟發。(35)
此外，不能忘記的是傳教士艾約瑟（Joseph Edkins，1823-1905）。艾約瑟不但早在1871年就出版了專著，從語言上討論中國語言與西亞語言的關係，他明確稱，大約在公元前三千年前中國人從Mohammedan Tartary移居到甘肅和陝西，在黃河西部建立了移居地。(36) 其後，他又在《教務雜誌》（The Chinese Recorder）上發表連載文章，論證漢語和希伯來語之間的關係，(37) 還在《中國評論》（The China Review）上刊文討論巴比倫文字與漢字的關係。(38) 不過，艾約瑟與拉克伯裡不同，他強調人類東西方語言之間的共同性，而不是彼此之間的傳承關係。(39) 對於黃帝的身份，拉克伯裡將中國文獻的記載當成歷史事實，並與巴比倫的出土資料相比附，建構了黃帝率領巴克族從巴比倫來到中國的故事；艾約瑟則以「初不載於書詩（《尚書》和《詩經》——引者注）」而質疑黃帝的真實性。(40)
在上述背景下出現的拉克伯裡的「西來說」，雖然受到理雅格和施列格等人的批評，而不為主流漢學界所接受，但是，拉克伯裡也得到了一些研究者的支持，這些人同時又是拉克伯裡「西來說」的宣傳者。如，拉克伯裡在書中對Douglas表達過謝意，後者在其錯誤百出的漢語手冊《華語鑑》的導言中聲稱，中國人在大約公元前2300年前後帶著巴比倫文化知識從西南亞移居到中國，這種看法「現在已經得到普遍認可」。(41) 高第在拉克伯裡生前即將其「西來說」作為一家之言加以介紹，(42) 拉克伯裡死後，當「西來說」幾乎再也無人問津時，高第在回顧先前研究時仍不忘提及拉克伯裡的「西來說」。(43) 此外，高第在修訂曾經支持並且幫助過拉克伯裡的Yule的名著中添加了有關「西來說」的內容。(44)
1894年拉克伯裡去世後，他主編的《巴比倫與東方記錄》仿佛立刻失去了凝聚力，在勉強支撐了數年後，也在1900年停刊了。這似乎象徵著，拉克伯裡生前孜孜不倦提倡的中國文明「西來說」在歐洲已經被埋入故紙堆裡了。
三、在「orientalism」與「東洋學"之間：「中國文明西來說」在明治日本
1894年2月23日，德富蘇峰主持的《國民之友》雜誌「海外思潮」欄刊載了一則《支那人乃巴比倫人也》的短訊，文中介紹了一篇題為《有關支那人種之新智識》的文章。(45) 短訊的作者不僅贊同中國人種起源於巴比倫這一觀點，還強調有關中國的既往知識之可信性需要重新加以審視。有意思的是，如果閱讀短訊提到的《有關支那人種之新智識》的英文原本便不難發現，原來這竟是一篇張冠李戴的報導。
《有關支那人種之新智識》英文題為「A New Light on the Chinese」，發表於1892年12月的Harper's New Monthly Magazine，作者是一位名叫Mcdowell的記者。(46) 該文旨在介紹舊金山華人的生活習俗，而非談論中國人種起源之新發現，其中僅有一處提到「中國的門神（gods of the door）亦見於巴比倫曆法上的雙子座」。這段文字的注釋提到了拉克伯裡及其「西來說」。日文短訊的作者或者沒有看懂，或者根本就沒有閱讀過英文原文，只是望「標題」而生義地將「西來說」加在了不相干的Mcdowell的文章上。從這個插曲中，我們至少知道，日本早在19世紀90年代初就已經有人關注「西來說」了。
拉克伯裡的著作出版一年後，年僅27歲的中國史學者桑原騭藏（1870—1931）對此提出了不同意見。1896年3月14日和21日，桑原在《國民之友》雜誌上發表了論文《論東洋學者關於支那太古的觀點》。一如該文題目所示，作為日後日本東洋史研究領軍人物之一的桑原，與同時代其他日本人一樣，其心目中的「東洋學者」指的是歐洲人。那麼，他怎樣看待歐洲學者的「西來說」呢？
桑原在論文的開頭稱：「時間和方位乃是歷史學之兩大經緯。」以往東洋學者的研究成果存在如下傾向：一方面將埃及、巴比倫的歷史起源不斷上溯，另一方面則將中國歷史儘量下移，目的是把中國文明說成是從地中海傳來的文明。對此，桑原提出如下疑問：難道中國的歷史不能追溯到四千年以前嗎？難道堯舜以前的事跡都不是「歷史性的事實」嗎？他的回答是否定的。因為從後世的有關歷史記載中可以發現「意外的光輝」。他根據《竹書紀年》推斷出黃帝即位之年為公元前2417年。他指出，中國的歷史紀年雖然充滿曖昧模糊和互相矛盾之處，但相比於關於埃及的歷史敘述依靠古碑殘片卻要可信得多。其次，在空間上，桑原承認中國上古文明受到來自西方的影響，但強調這並不能證明中國文明來源於埃及或迦勒底亞。「然單以交通或類似之事跡，概而曰支那文化非為所固有，則可曰失之輕率也。即就類似之點言，亦非彼等所喋喋不休之至大者也，蓋於宗教、思想乃至文物典章，無可逾越之根本差異歷歷可見也」。最後，桑原表示贊成德國著名地理學家Richthofen所提出的中國文明起源的觀點。Richthofen認為，中國文化大抵由其本土發生，其起源地在塔裡木河，即今日之和闐附近，其後中國人種一部分到了波斯、迦勒底亞乃至歐洲，一部分到了印度，傳播文化，與當地人種共享文明之曙光。Richthofen的理由是，僅從文化上立論稱西方或南方文化傳入中國，或曰由中國傳入該二地，乃為臆測。相反，如果認為中國人曾經住在塔裡木河，而與雅利安人和斯基泰人（Skythai）比鄰的話，就比較容易解釋何以中西文明之間有諸多相似點。桑原最後稱：「雖有二、三點吾人難以苟同，然大體贊同氏之說。」(47) 可見，桑原批判中國文明起源於西亞的「西來說」，而主張中國文明起源於中亞。(48)
桑原的論文發表後不久，仿佛要與其對「西來說」的批判唱反調，長期關注拉克伯裡學說的三宅米吉（1860—1929）同年8月在《史學雜誌》上發表了《拉克伯裡關於支那古代開化起源之學說》一文。三宅曾於1886年赴英國留學，到英國不久即接觸到拉克伯裡的雜誌，他說，拉克伯裡在1887年創辦了The Babylonian & Oriental Record雜誌，至1894年共刊行84冊。「自初得雜誌，即常購讀之，關注氏之研究進展，前年（1894年——引者注）氏不幸辭世，其研究止於半途，誠可惜也」。他說，拉克伯裡在去世之前將該雜誌刊載的文章結集，復加以數章，編為Western Origin of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sation一書刊行，「欲知氏學說之大意，閱此書可也」。
三宅在文章中說，拉克伯裡認為中國文化在四千年前突然開花結果，這說明中國文化「非所謂聖人之發明，必由他國輸入而來」。接著，三宅從學術、文字、制度和宗教、史傳等方面介紹了該書關於中國文化「西來說」的要點。他在文章的最後寫道：「大體言之，雖有不足為信者，然於學術、制度等，彼此間同一之點甚多」，「彼此間於太古即已發生關係之確證，誠可注意也。」(49) 三宅雖然感到拉克伯裡「西來說」不乏可疑之處，但他對該假說還是持贊成態度的。他的學生白鳥庫吉評論此文說，該文是三宅關於西域研究的「副產品」。(50)
在日本的東洋史研究歷史上，白鳥庫吉（1865—1942）與內藤湖南齊名。與內藤相比，白鳥現在很少為中國學者言及。然就其中國研究而言，白鳥對中國研究的影響並不亞於內藤，民國初年的「疑古派」史學有揮之不去的白鳥的影子。而要追溯白鳥批判的中國史研究的緣起，筆者以為，其直接來源應是歐洲的「東洋學」，其中「西來說」的意義尤其不可忽視。
十卷本的《白鳥庫吉著作集》收錄了白鳥一生的主要著述。從明治三十年（1897）開始，白鳥的著述中就頻頻出現拉克伯裡的名字，白鳥不但和桑原、三宅一樣，都關心拉克伯裡的「西來說」，而且仔細閱讀過拉克伯裡的許多著作。(51) 他批判拉克伯裡關於匈奴是政治集團而非民族集團等看法，但最後還是接受了拉克伯裡的觀點。(52)
1909年8月，白鳥在《東洋時報》發表題為《支那古傳說之研究》一文，提出堯、舜、禹乃是「傳說」，各司「天」、「地」、「人」，來源於「三才」思想。(53) 白鳥此說遭到林泰輔的批判，被斥為「堯舜禹抹殺論」。(54) 由此引發出二人之間的一場筆戰。關於這段公案，一般將其置於「疑古」語境來探討，其實這場爭論背後還有「西來說」的影子。在該文發表前的1908年，白鳥在日本史學會的一次演講中闡述了自己對「西來說」的看法。他首先從漢文文獻中追索西王母敘事的痕跡，認為西王母乃是中國人不斷創造出來的，「支那人之西域知識愈多，則隨之西王母位置愈往西移」。(55) 這看似中國本位的歷史敘述，實則恰恰是在「西來說」的脈絡中探討西王母如何被創造之問題。1912年2月，白鳥在東洋協會發表題為「《尚書》的高等批評」的演講，作為對林泰輔詰難的回應，他透露了堯舜禹源於三才思想這一觀點的依據，聲稱天地人三才、陰陽、二十八宿、五星、五行等皆出於西亞之迦勒底亞和伊朗及南亞之印度。(56) 如此一來，三千年前的中國歷史皆不可徵考，三千年後的歷史是西來和本土混合之產物，恰如日本神話歷史乃是由中國轉傳之陰陽思想與日本本土資源建構而成那樣。
在文明化的時間等級秩序中，白鳥和拉克伯裡同樣把中國上古歷史列於美索不達米亞文明之後。(57) 但是，拉克伯裡承認中國上古存在「歷史」，試圖將「西來說」置於中國上古歷史語境中加以附會，相反，白鳥則根本否定了上古中國歷史的真實性，並且把中國歷史置於「西來說」語境中加以敷衍。於是，拉克伯裡從中西文明的類似點出發構建了一個生動的充滿戲劇性的黃帝來自巴比倫的故事，而白鳥的中國文明「西來說」卻抽去了黃帝——中國人種西來的根本內容，這與前述艾約瑟對黃帝的質疑頗為相似。
從桑原到三宅和白鳥，日本學界對「西來說」出現了反對和贊成的意見，這反映了19、20世紀之交正在形成的日本中國歷史敘述——「支那史」／「東洋史」中存在的歧義。在方法論上，桑原等人傾向於基於中國文本和語境的歷史敘述，而白鳥等人則不僅質疑中國文本的可靠性，還導入了「西來說」的因素。這在白鳥和林泰輔的論戰中得到了更明顯的體現。
雖然，「西來說」作為一種西來的新知識引起了日本學界的關注，但在傳播公共知識的「支那史」和「東洋史」歷史教科書中，這種知識還沒有成為「常識」，1888年出版的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和1898年出版的桑原的《中等東洋史》都沒有提及「西來說」。(58) 但是，知識的傳播並不完全由知識界的主流所左右，當圍繞「西來說」真偽的意見分歧尚未解決之時，「西來說」已悄然進入大眾媒體。1900年6月，白河次郎和國府種德合著的《支那文明史》一書，即採用了「西來說」。此書是博文館出版的「帝國百科全書」之一種，正是這本通俗讀物觸發了清末知識界對「西來說」的關注。
《支那文明史》共11章。作者在「序言」中聲稱：「文明史」涉及人類學、社會學、古生物學等諸學科，以及政治史、哲學史、宗教史、文學史等內容，對此既需要進行廣泛的調查，也需要精細的鑽研。該書在研究方法上強調，在解釋文明發展規律時，以往有的研究偏向於「評論」，有的研究側重於「文物」，而該書屬於後者。此外，該書還以驗之「支那人之書史」和稽之「泰西人之研究」的比較方法來敘述歷史。此書第1章首先敘述了人類文明起源問題。作者將世界五大文明中心劃分為中國黃河—揚子江文明、印度恆河文明、埃及尼羅河文明、美索不達米亞兩河文明和美洲（亞米利亞）密西西比河文明，認為「中國文明史與美索不達米亞文明相結合構成了太古之東洋史，進而與印度文明相結合開啟了中古之東洋史」。在中國，最古老的民族有苗族、漢族、通古斯族、土耳其族、蒙古族、藏族和韓族，漢族系從迦勒底亞而來，黃帝率領該族經帕米爾高原，橫斷新疆大地，來到黃河流域，自稱「百姓」、「巴克」、「夏」。在此之前，伏羲、神農等先於黃帝來到黃河沿岸，播下了「文明的核子」。黃帝繼而散播文明，渡過黃河，將最原始的民族苗族驅趕出中國本土。(59)
該書第2章介紹中國古代神話。作者認為神話的歷史就是國民的思想史，盤古（Pwanku）由混沌而生，歷經三皇而終結於伏羲的神話歷史就是中國的歷史。他將伏羲即位年代推定為公元前2852年，把伏羲以降的歷史置於西洋古史——《舊約》紀年中來比附。伏羲是從大洪水中逃生的諾亞（Noah）長子瑟姆（Sem）的子孫，來到中國河南開封府，開始了「移民」和「教化」的歷史，歷經神農、黃帝及其後繼者，直到禹開啟了第一個王朝。在本章，作者指出中國和迦勒底亞之間在文化上具有相似性。
第3章是對拉克伯裡《中國上古文明的西方起源》一書的介紹。作者認為雖然尚難斷定中國文明與西亞諸民族之間的關係，但是拉克伯裡的新研究值得介紹。在時間序列上，東半球先後出現了四個古文明。首先是埃及（公元前5500年前）和迦勒底亞文明（公元前4500年前），這兩個文明要麼是單獨發生的，要麼是後者受前者影響。第三是Hitties文明，雖不能斷定它與前兩個文明是否有承繼關係，但肯定受到了前兩者影響。第四個文明為中國文明，它突然出現在亞洲西北部，一定受到了此前諸文明之影響，因為中國民族的古代遺物和傳說都證明了這一點。接著，《支那文明史》建構了一個黃帝西來的故事。
首先，黃帝的由來。Nakhunte即近世之黃帝。黃帝率領民人到達中亞後，沿著塔裡木河（Tarym）抵達崑崙（Kuenln），崑崙在「花國」（Flowery Land）的東方。「花國」因為豐饒，後世以「華」來命名邦土。黃帝移居中國後，成為巴克（Bak）族第一位酋長。此外，巴克族雖處於一位酋長統治之下，但也有一部分人沒有到達中國本土，他們各自擁戴酋長，與青藏北部民族結合成一個部族，是為後世之藏人。
其次，關於文字的由來。中國文字來自楔形文字。神農即Sargon，在其民族還沒有文字時，是他發明火焰形符號以記事。而Dunkit則是近世所謂的Tsanghieh，即倉頡，這個名字在迦勒底亞語中的發音為Dungi。倉頡教人民書寫的文字，就是西亞的楔形文字。
再次，關於年代計算。根據皇甫謐的計算，黃帝年代在公元前2332年，這和Elamite歷史記載的Kudur Nakhunte年代相同，其他sargon和神農的年代在楔形文字的碑文中也是相同的，因此，巴克族從埃拉姆和巴比倫移居而來的時間應該在公元前23世紀。巴克族帶來了迦勒底亞文明的遺物，這表現在五個方面：（一）學術及技術。古代中國民族從埃拉姆即Susiana輸入了迦勒底亞的學術和技術——天文曆法和取火、戰車技術等；（二）文字和文學。被中國人奉為至聖經典的《易經》其實是字書，其語彙來自迦勒底亞語言，八卦模仿了楔形文字；（三）制度及信仰。帝王獨裁政制、四海、四嶽（四座山的酋長）、十二牧、對外稱中國（Middle Kingdom）、民人稱黔首、統治者的名字前加神聖的符號、置天文司、座位先尊右後尚左，等等，至於信仰，則有天、上帝、六宗（Tsung）等；（四）歷史上的傳說和傳奇。Bak族被翻譯為「百姓」，「百」即Bak之音譯，「姓」為族之意，神農是為了紀念Sargon，倉頡旨在紀念Tsanghieh，黃帝則為紀念Nakhunte在公元前2283年徵服巴比倫；（五）來源於Elamite的稱呼，這部分列舉出的九點依據同上述內容重迭。
比較上述第2章和第3章的內容可知，在「西來說」問題上，《支那文明史》的敘述明顯存在矛盾，即它講述了兩個不同的「西來說」。第2章說的是《舊約》的歷史與中國人的來源，稱伏羲是諾亞長子瑟姆的後代，因為逃避洪水而來到中國；(60) 第3章講的是中國人由巴比倫遷徙而來的故事，是根據拉克伯裡《中國上古文明的西方起源》前5章（僅27頁）內容撰寫而成的。那麼，第2章的內容來自何處呢？1865年，理雅格在王韜的幫助下翻譯出版了《尚書》，該書稱漢族是諾亞的子孫，由西方遷徙到黃河上遊。(61) 《支那文明史》的第2章，大概出自於這類基督教傳教士的敘述。《支那文明史》出版三年後，該書被翻譯介紹到中國。中國人接受的是第3章裡的「西來說」。
四、本真性與外來性：「中國文明西來說」在清末中國
19世紀後半葉歐洲人所談論的中國文明起源於巴比倫之問題，也許當時就已為與歐洲人接觸的清末知識人所知，但是，清末知識人公開談論此問題，則在受到日本出版的書籍影響之後。《萬國史記》是岡本監輔用漢文撰寫的世界史著作，1879年出版後不久即傳入中國，被不斷翻刻印行。(62) 該書在談到人類起源時說：亞洲為人類初生之地，他洲人民皆自此轉徙。這裡的亞洲指巴比倫一帶，意在附會基督教的人類起源之說，與拉克伯裡的中國人種、文明「西來說」不是一回事。對於《萬國史記》「西人言巴比倫為人類肇生之地」，19世紀末的唐才常認為，「此指亞細亞洲言，非西人所說巴比倫、猶太之亞細亞。蓋人類之生，中國最早，他國皆由中國轉徙，毫無可疑。若西人謂挪亞之子閃居亞細亞大洲，特自誇其種類之繁衍耳」。(63) 唐才常拒絕接受中國人種、文明「西來說」。「西來說」進入清末知識人的話語世界並產生一定影響是在20世紀初，其源頭便是上文所說的白河次郎和國府種德的《支那文明史》。
據筆者所見，經由日本傳來的關於中國文明起源的言論有三種。第一，前述那珂、桑原等所撰述的教科書裡的「西北起源說」，這是在日本東洋史教科書和清末歷史教科書中常可見到的說法。(64) 第二，「帕米爾起源說」，如林楷青譯《人種志》（鳥居龍藏編）稱：「其人民之元始祖，五千年以前由帕米爾高原之東、崑崙山附近各處，傳於黃河、揚子江，漸移及支那之西北」。(65) 第三，拉克伯裡的「巴比倫起源說」。在這三種說法中，「西北起源說」和「帕米爾起源說」可以驗之於中國文獻，因此，對清末知識人來說屬於已知範圍的知識，不難接受。而對於第三種說法，正如唐才常的反應所顯示的，對一些人來說難以接受。那麼，拉克伯裡的「西來說」是怎樣流入清末中國的呢？當時的知識人是如何看待「西來說」的呢？下文以清末對中國文明起源於巴比倫之「西來說」的接受、改寫為切入點，對這些問題作一考察。
（一）翻譯與介紹
1900年，《支那文明史》在日本出版後不久，即引起了東京和上海的中國知識人的關注。(66) 1903年（光緒二十九年正月十五日）東京發行的《遊學譯編》廣告聲明，《支那文明史》一書已經翻譯過半，希望其他人不要重複翻譯。(67) 但是，就在此前三周，上海會文學社已宣告《支那文明史》的漢譯即將以《帝國文明史》為題出版。《帝國文明史》系日文《支那文明史》最早的中文簡譯本，其中有關拉克伯裡「西來說」的部分（第3章）僅3頁。(68) 從該書第3章末尾處「續出」字樣看，《帝國文明史》可能是基於儘快出版的壓力而在翻譯未完之際即匆匆刊行的。而且，就內容而言，《帝國文明史》與其說是翻譯，不如說是對原著第3章內容的簡譯，同時還加入了譯者的意見，屬於當時常見的「編譯」著作。
《帝國文明史》出版不久，東新譯社和上海競化書局先後翻譯出版了《中國文明發達史》與《支那文明史》。東新譯社是以湖南留日學生為核心的出版機構，其翻譯出版的《中國文明發達史》譯文多為直譯，涉及「西來說」的第3章有30頁（第4—33頁）。(69) 當時，東新譯社的書籍大多通過上海《蘇報》在中國內地銷售，因此，該書雖在日本出版，出版後不久當在上海等城市流通。日文《支那文明史》的另一個譯本是上海競化書局版《支那文明史》，出版時間標註為「光緒二十九年五月初六日」。與當時的一般譯書一樣，這裡使用的是清光緒年號，出版時間比《中國文明發達史》晚十餘天。該譯本正文247頁，其中涉及西來說的第3章有32頁（第20—52頁）。(70) 和《中國文明發達史》一樣，該書譯文佶屈聱牙，但卻堪稱最忠實於原著的全譯本。
意味深長的是，無論在當時還是在後來，為人們所記住和談論的既不是東新譯社譯本，也不是上海競化書局譯本，而是日文本《支那文明史》的轉述——蔣智由的《中國人種考》。繆鳳林在《中國民族西來辨》一文中寫道：
蔣智由氏（觀雲）著《中國人種考》，主旨在即證明拉克伯裡之說，顧以證據不充，猶懸而未斷。至劉師培著《思祖國篇》、《華夏篇》、《國土原始論》、《歷史教科書》等，丁謙著《中國人種從來考》、《穆天子傳地理考證》等，矜其淹博，東牽西扯，曲說朋附，於是一般講述歷史、編纂地理者，大率奉為圭臬，間有一二持反對論調者，亦未能動人觀聽。蓋西來說之成定論也久已。(71)在這裡，從蔣智由到劉師培，再到丁謙，繆鳳林列舉劉師培和丁謙為清末和民初兩個時代「西來說」的代表，而蔣智由成為首倡「西來說」者。
蔣智由（1865—1929），字觀雲，浙江諸暨人。1902年冬至日本前，在上海編輯《選報》，該報曾轉載過梁啓超的《新史學》。(72) 到日本後，他先後參與《新民叢報》和《浙江潮》的編輯，著有《海上觀雲集初編》（光緒二十八年）、《居東集》（宣統二年）等，其著述中影響最大的是1903—1904年連載於《新民叢報》的《中國人種考》，這篇連載文章1906年又以同名結集出版。(73) 而今天頻頻為論者言及的1929年版《中國人種考》，其實並非蔣智由一人所著，還收錄了其他不同意見的文章。(74)
1903年9月《新民叢報》刊載的《中國人種考》第二部分涉及拉克伯裡的「西來說」，這比東新譯社和上海競化書局譯本晚出四個多月。蔣文主要有以下三個要點：(75) 第一，漢族遷徙問題。「奈亨臺（Nakhunte）者，即近世Nai Hwang ti與愛雷米特（Elamite），歷史所稱之Kudur Nakhunte相同，於底格裡士河邊有戰功。當紀元前二千二百八十二年（或謂當紀元前二十七世紀至前二十四世紀），率巴克（Bak）民族東徙，從土耳其斯坦，經喀什噶爾（Kashgar，即疏勒），沿塔裡木河（Tarym），達於崑崙山脈之東方」。第二，中國名稱的來歷。「崑崙（Kuenln）者，即花國（Flowery Land），以其地之豐饒，示後世子孫之永不能忘，既至東方，以此自名其國，是即中國」。第三，臚列巴比倫與中國上古文明之間的相似之處。雖然蔣氏隻字未提白河和國府的日文著作《支那文明史》，更沒有提到該書的兩個中文譯本，但從內容上看，《中國人種考》無疑是日文本的譯介，而蔣在譯介過程中顯然參考了《中國文明發達史》的中文譯文。(76)
有意思的是，雖然蔣被說成「西來說」的首倡者，但是，蔣本人對於自己所介紹的內容並非盡信不疑。(77) 他在介紹拉克伯裡「西來說」後表示：「以上所引，其是否，未敢論定（所引只舉其略，尚有各條及其論議均未及詳）。以今日者人類學日益昌明，人情於其祖先之所由來，決不肯安於茫昧（如日本人考其人種所自來之書甚多）。今我人種西來之說，已為世界之所認，然則我國人有起而考其事者，必先探檢巴比倫（Babylonia）、迦勒底（Chaldaea）、藹南（Elam，即穌西安那Susiana）及幼發拉底、底格裡士兩河間美索不達尼亞之平原，與夫中亞西亞各地，而研求其碑碣、器物、文字、語言及地層中之遺物，而後是非真偽可得有顯了之日，而不能不有待於中國文明學術進步後也（不解各學術者，不能考古，中國考古之事劣於西人，以無各學科為根柢故也」。(78) 次年（1904），蔣在為陶成章《中國民族權力消長史》撰寫的序言中說：「抑夫我種族之所始來，迄今尚未定論，餘嘗著《中國人種考》，網摭各說，然非能下確實之斷案也，惟必推本於黃帝」。(79) 但是，文本一旦經由媒體傳播後，便與原作者脫離了關係，此後，《中國人種考》產生了作者蔣智由始料未及的影響。
（二）詮釋與再詮釋
蔣智由的《中國人種考》（二）刊發後，產生了很大反響，以至此前出版的《中國文明發達史》和《支那文明史》反而難得為人提及。確實，以蔣文談論的人種主題和《新民叢報》的巨大影響，這一現象不難理解。更重要的是，蔣智由在譯介的同時，在文中加入《山海經》、《穆天子傳》等中文典籍裡的相關記述，以驗證拉克伯裡的「西來說」並非空穴來風。這無疑有助於閱讀者理解和接受「西來說」。但是，如果將「西來說」話語置於清末知識語境裡加以考察的話，即可知當時人的「西來說」知識來源並不僅限於蔣智由《中國人種考》。以下為便於比較，將筆者所知1903年的四個譯介本中的主要翻譯名詞列表如下。
對「西來說」作出熱烈響應的是《國粹學報》和光復會周圍的一些知識人。他們對「西來說」的關注，集中在對中國人種／文明「本真性」（authenticity）的追求上。
首先作出積極反應的是劉師培（1884—1919）。1903年，劉師培在開封參加會試失敗後，在返回家鄉揚州的途中經過上海，在上海結識了章炳麟等人，此後，劉轉而贊同排滿革命，加入了蔡元培、蔣智由等發起的中國教育會。同年7月，他在揚州撰寫了《黃帝紀年說》一文，署「黃帝降生四千六百一十四年閏五月十七日」，以「無畏」之筆名發表於《國民日日報》第一集和稍後刊行的《黃帝魂》上。(80) 11月，中國青年會出版了他撰寫的《中國民族志》。劉師培在《中國民族志》中引用桑原《東洋史要》關於亞洲和中國人種起源的敘述，稱：亞洲人分為西伯利亞人種和支那人種，而支那人種又分為漢族、西藏族和交趾支那族等。「此族在上古時，似自西方移居內地，棲息黃河沿岸，而次第蕃殖於四方」。接著他寫道（以下引文略去原文旁註小字）：「由桑原氏之說觀之，則漢族亦支那人種之一矣。吾因此而溯漢族所從來，則中土儒書鹹謂其始於盤古，而西書所記載復有巴枯民族之稱，巴枯，盤古一音轉耳。蓋世界人種之開化，皆始於帕米爾高原，故漢族初興，亦大抵由西方遷入。……又謂中土文明本於迦耳底亞，語雖荒渺，理適相符。」(81) 這段文字透露了兩個重要信息，即劉師培不但看過1899年東文學社出版的桑原《東洋史要》，從「巴枯」一詞推測，他可能還閱讀過競化書局出版的《支那文明史》，該書使用的是「巴古」一詞。劉師培不知道桑原是反對拉克伯裡「西來說」的，而將從這兩本書中獲知的不同的人種信息與中國古籍相附會，從而既說漢族起源於帕米爾高原，又將西亞的Bak／「巴枯」視為中國神話中開天闢地之「盤古」。稍後，劉師培又出版了《攘書》，出版時間是黃帝降生四千六百十四年十二月（1904年1月）。該書《華夏篇》中有道：「漢族初興，肇基西土。而崑崙峨峨，實為巴科民族所發跡。……漢土民人數典忘祖，制盤古創世之說，以溯漢族之起原。」(82) 這裡重複了《中國民族志》中的看法。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此處使用的不再是「巴枯」族，而是「巴科」族。這一變化似乎暗示劉師培閱讀過《帝國文明史》，但也不能排除「巴科」來自《中國文明發達史》或者《中國人種考》中的「巴克」。1904年7月，劉師培在《警鐘日報》上發表《思祖國篇》連載文章，認為崑崙以西的「加爾迭亞」即其在《華夏篇》中所說之祖國，他再次重申「巴枯」即「盤古」，然後斷言中國古代文獻中所記述的「西王母邦」即西人所說的「亞西利亞國」。(83) 次年，他在《國粹學報》第四期刊載的《古政原始論·國土原始論第一》（1905年5月）一文中聲稱：「神州民族，興於迦克底亞。《史記·封禪書》曰：『泰帝興，神鼎一』。《淮南子》曰：『泰古二皇，得道之柄』。泰帝、泰古者，即迦克底之轉音也。厥後逾越崑崙，經過大夏，自西徂東，以卜宅神州之沃壤，皙種人民稱為巴枯遜族。巴枯遜者，盤古之轉音，亦即百姓之轉音也。」(84) 這樣，Bak一詞又回到了最初使用的「巴枯」。但是，關於巴枯族的興起之地，他受蔣智由譯「迦勒底」（Chaldea）之影響，選用了「迦克底」一語，而不是其他兩個譯本中的「加爾齊亞」。蓋劉師培取迦克底（Chaldea），更容易和中國古籍中的「泰帝」、「泰古」相比附。這樣，劉師培完成了他關於「西來說」的中國詮釋。這一詮釋其後完整地體現在他編纂的《中國歷史教科書》（1905—1906年）中。(85) 他在該教科書第一課中「以卜居於中土」句下註明：「用日本白河氏支那文明論說。」這是劉師培第一次明確提到其「西來說」知識來自於《支那文明史》。此外，他在「此皆漢族初入中國之君也」句下註明：「據西人拉克伯裡所著《支那太古文明西元論》謂：巴克即百姓，黃帝即巴克民族之酋長，神農即巴庇倫之莎公，倉頡即但克。」拉克伯裡、巴克、莎公、但克以及《支那太古文明西元論》皆與蔣智由《中國人種考》同，劉著引自蔣文無疑。至此可以推斷：第一，劉師培的「西來說」知識先得之於競化書局版《支那文明史》，繼而在諸譯本中受蔣智由《中國人種考》影響最大；第二，與拉克伯裡的比較語言方法相似，劉師培通過音意比較，將巴比倫的Bak／巴枯附會為「盤古」，迦克底附會為「泰帝」、「泰古」。
與劉師培大體同一時期，(86) 章炳麟也在關注拉克伯裡的「西來說」，並將其心得寫入1904年修訂的《訄書》裡。在《序種姓》篇中，他這樣寫道：「方夏之族，自科派利考見石刻，訂其出於加爾特亞。東逾蔥嶺，與九黎、三苗戰，始自大皞（即伏羲——引者注），至禹然後得其志。徵之六藝、傳記，蓋近密合矣。」按，Lacouperie讀音可省去「La」，而只讀couperie，故東新譯社和競化書局本譯者分別將Lacouperie翻譯為「克比利」和「苦柏黎」。章炳麟選擇「科派利」顯然經過一番比較。加爾特亞一詞也是如此。章炳麟對「西來說」的接受和劉師培如出一轍，即都是以中文讀音來比附拉克伯裡之「西來說」的。如關於加爾特亞，他說：「宗國加爾特亞者，蓋古所謂葛天。」何以見之？「其實葛天為國名，歷代所公。加爾特亞者，爾、亞皆餘音，中國語簡去之，遂曰加特，亦曰葛天」。採用同樣的手法，他認為薩爾宮為神農，因為「古對音正合」。在神農時代前期，有「伏戲」（伏羲），後期有「尼科黃特」（黃帝）和教授文字的「蒼格」（倉頡）。其後，黃帝東徙到達崑崙，「崑崙者，譯言華（俗字花）土也，故建國曰華」，這就是中國古籍中所說的「天皇被跡於柱州之崑崙」。(87)
劉師培和章炳麟不約而同地調動其豐富的中國古代文獻知識，通過對不同語言的勘音釋義，積極呼應拉克伯裡的「西來說」。他們的論證手法和拉克伯裡提倡的「語言科學」——比較語言方法有異曲同工之妙，其結論自然也附和了拉克伯裡的「西來說」。(88) 但是，中國文獻最多只能證明中國人種來源於崑崙山，而崑崙山和巴比倫之間還存在著一個廣大的地理空間，中國人種來自崑崙和來自巴比倫並非一回事，這是「西來說」擁護者必須解決的難題。對於這一問題，蔣智由和章炳麟二人的浙江同鄉、光復會骨幹陶成章在其《中國民族權力消長史》中有所涉及。該書有兩節專門討論「西來說」。陶一方面認為「西來說」「未敢盡信」，另一方面又說「考核精詳，加以近世地質之發明，左證具在，吾又不能不信」。他沿襲蔣智由的論證方法，認為《山海經》、《穆天子傳》所載述的漢族「遷徙之陳跡」可以印證拉克伯裡的說法。「據拉克伯裡氏謂奈亨臺王率巴克民族東徙，從土耳其斯坦經喀什噶爾，沿塔裡木河，達於崑崙山脈之東方，而入宅於中原。其說之果是與否，雖不可得而知，以今考之，我族祖先既留陳跡於崑崙之間，則由中亞遷入東亞，固已確鑿不誤。由中亞遷入東亞，既已確鑿不誤，則其由西亞以達中亞，由中亞以達東亞者，亦可因是而類推矣」。(89) 這樣，陶成章實際上將「西來說」一分為二：由巴比倫到崑崙和由崑崙到中原。
1905年，《國粹學報》在上海問世。作為該刊的重要骨幹，黃節在《國粹學報敘》（1905）中頻頻使用「巴克族」一詞，表明他也很關心「西來說」。但是，在《黃史》一文中，他卻表達了不同的觀點。在具體討論「克比利」（拉克伯裡）——採用這一譯名說明他閱讀過東新譯社的譯本——的「西來說」時，他說道：「近時學者謂加爾特亞，蓋即古所謂葛」，「巴克者，盤古一音之轉，西方稱吾民族為巴克民族，即盤古民族。」關於加爾特亞即葛天，他註明是章炳麟的看法；巴克即盤古，由劉師培首倡。黃節接下來寫道：「夫地名、人名重譯不齊，審音比附，將毋可信。」如，裏海西南隅有叫巴克的地名，崑崙又叫巴爾布哈，音與巴克尤近，而帕米爾諸吐番稱其酋長曰伯克，這說明所謂巴克民族即崑崙民族。而且，唐代僧人法顯在西遊到此地時，發現當地人在服飾、飲食、風俗上與漢族相同，這說明漢族西來後，還保存著「祖國風尚」。最後，黃節雖然在結論處稱「信夫，吾民族來自西方，吾質諸古書尤信」。(90) 但是，他所說的「西方」在帕米爾高原的崑崙山，不在巴比倫。從清末知識人接受「西來說」的語境來看，黃節的觀點意義重大，因為他最早依據中國古代文獻對拉克伯裡「西來說」進行了改寫。
由上可見，從1903年到1905年間，清末知識人的「西來說」話語經歷了由直接附會「西來說」（劉、章）到區分兩個「西來說」（陶成章），以及篡改「西來說」（黃節）的變化。此後，質疑「西來說」的聲音越來越強。1905年2月，主張排滿革命、倡導黃帝紀年的宋教仁在《漢族侵略史·敘例》中稱：「太古之漢族，自西南亞細亞遷徙東來。」(91) 而一年後，宋在1906年12月29日的日記中寫道：「觀《中國人種考》，系諸暨蔣觀雲所作，搜羅眾說頗眾，但不免失之支蔓而已。至其主張漢族西來說中，黃帝系迦勒底帝廓特奈亨臺與否之問題，漢族系丟那尼安族與否之問題，神農系塞米底族之吾爾王朝之沙公與否之問題，則猶無確切之解釋也。」(92) 這裡所說的《中國人種考》即1906年新民社出版的單行本。僅僅一年，宋教仁即告別了「西來說」。大約同一時期，章炳麟也開始對「西來說」提出了質疑。1907年，章炳麟開始在《民報》發表文章正面批判「西來說」。他在《中華民國解》中稱：「世言崑崙為華國者，特以他事比擬得之。中國前皇曾都崑崙以否，於史無明徵，不足引以為質。」這不僅徹底否定了「西來說」，連「中亞起源說」也否定了。(93) 此後，在其他文章中，章也反覆重申了這一觀點。(94) 民國以後，章再次修訂《訄書》時，將贊成「西來說」的內容——「徵之六藝、傳記，蓋近密合矣」，改為「徵之六藝傳記，非也」。(95)
何以宋教仁、章炳麟等要放棄原有的主張，對「西來說」反戈一擊呢？從其話語轉變來看，以下兩點值得考慮。第一，漢族本真性和外來性之間的矛盾。所謂「本真性」是指跨越時間的中國人種和文化所具有的不變特質，它被認為出現在既往輝煌的文明史上，塵封於當今的濁世之中。(96) 而「外來性」則指起源於西亞的巴克族——漢族所具備的自我進化和與歐洲人一樣的徵服及同化能力。對章炳麟而言，在進化論語境中強調漢族的「外來性」，足以證明漢族在文明—野蠻序列中具有優勝劣汰的強勢。但是，如果這一前提成立，徵服的外來民族漢族就缺乏將同樣是外來民族的滿族從中原驅逐出去的正當性。他在《定復仇之是非》（1907）一文中說：「諸夏之族自帕米爾高原來，盜苗族所固有，而苗族曷嘗不思排之？漢人排滿為正義，彼苗人排漢者，亦獨非正義歟？」當覺察到漢族的本真性與外來性之矛盾後，章炳麟便毫不猶豫地放棄了曾為之激動的「西來說」。第二，學問與政治之關係。為了解決漢族本真性與外來性之間的矛盾，章炳麟寫道：「滿洲自寧古塔來，歷史之明文然也。漢族自帕米爾高原來，特以冢書神話之微文，展轉考索比度而得之，而歷史未嘗有其命據。」(97) 這段文字從學術上質疑了「西來說」，其背後暗含的政治意圖是非常明確的：滿族的外來性有史可證，漢族的外來性不過是牽強附會。和當年接受「西來說」一樣，政治傾向也反映在章炳麟的學術見解中。1910年5月，章炳麟在《教育今語雜誌》上撰文，強調中國的學問不應跟著他人走，而要在本國語境和自我本心中追求：「法國人有句話，說中國人種，原是從巴比倫來。又說中國地方，本來都是苗人，後來被漢人驅逐了。以前我也頗信這句話，近來細細考證，曉得實在不然。」(98)
當然，對於西來說，清末知識人的反應是十分複雜的。既有如宋教仁、章炳麟一樣從贊成轉向批判者，也有一開始即對「西來說」嗤之以鼻的，夏曾佑是後者之代表。夏曾佑於1904年出版的歷史教科書，曾經產生過巨大影響，他在書中明確寫道：「歐人云雲，亦以偏概全」，指出「近人言吾族從巴比倫遷來」，「最近西曆一千八百七十餘年後，法、德、美各國人，數次在巴比倫故墟掘地所發見之證據觀之，則古巴比倫人與歐洲人之文化相去近，而與吾族之文化相去遠，恐非同種也。」(99) 此外，也有堅持「西來說」而不放棄者。如，金為在翻譯桑原的著作時，在譯文中以註解的方式加進「西來說」內容，重複了蔣智由《中國人種考》的基本觀點。(100) 等等。不過，雖然拉克伯裡「西來說」的影響猶在，但其所構建的黃帝率巴克族不遠萬裡來到中國的故事卻已破綻昭然：何以黃帝會放棄安逸的帝王生活而不遠萬裡東遷呢？為了回答這個問題，「西來說」的擁護者丁謙在《穆天子傳地理考證》中將故事修改為巴比倫發生了叛亂，黃帝不得不率眾避禍來到中國：
按西人但知奈亨臺王，率其種人，遷入中國，而不知彼國之民，實自生叛亂，攻滅其君，乃歸附於中國。不然，奈亨臺王時代，國勢正強，何忽棄其安樂之故鄉，於萬餘裡外，別求棲息地耶？(101)
五、結語
本文對拉克伯裡的「中國文明西來說」話語及其在東亞（日本和中國）的傳播進行了粗淺的爬梳，限於主旨，關於民國以後圍繞「西來說」的爭論只能留待他文了。下面從近代知識的生產和流通角度對本文作一個小結。
「西來說」由來有自，從17世紀以來，歐洲漢學界一直存在關於中國文明來源於埃及、希伯來和巴比倫等各種說法，其中貫穿著一個認識圖式：將關於他者的知識碎片納入既有的認知框架裡進行想像和建構。這就是賽義德（Edward W. Said）所批判的「東方學」（Orientalism）。(102) 但是，如果僅僅停留在這一層面來理解拉克伯裡的「西來說」，則未免失之簡單。拉克伯裡對自己的研究方法非常自信，認為與當時歐洲著名的漢學家（理雅格、施列格等）關於中國的詮釋相比，自己這種漢語和迦勒底語的對比研究堪稱基於比較語言方法的「語言科學」，而從兩地文獻和文物的互相比較中找出同一性的方法則是「歷史科學」。這是拉克伯裡所處的維克多利亞時代的經驗主義學術思潮所致，拉克伯裡從這一思潮的寵兒「亞述學」中獲益甚多。但是，拉克伯裡對「西來說」的執著，使其研究顯得不像學術研究，更似小說家言。因此，儘管歐洲漢學界許多人在談論中國文明源於西方的話題，但拉克伯裡的中國文明「西來說」卻得不到主流學界的認可。
在歐洲漢學界，拉克伯裡的「西來說」僅僅是一個不起眼的插曲，從來就沒有引起什麼大的波瀾，但拉克伯裡的「西來說」被介紹到日本之後，在學界引起了異乎於歐洲漢學界的關注。桑原（歷史學）和三宅（考古學）分別反對和支持拉克伯裡的「西來說」，林泰輔和白鳥在中國古代歷史問題上形成了激烈的對立。這種分歧反映了正在興起的、作為現代學科的日本東洋學／支那學在面對歐洲漢學時所遭遇的問題：是奉歐洲漢學為圭臬呢？還是堅持將漢語文本置於其所產生的語境中來把握呢？桑原在批判「西來說」時提出了一個令人深省的問題，假如歷史敘述相對完整的漢籍值得懷疑，那麼巴比倫出土的殘垣斷碑又有幾分真實性可言呢？正如林泰輔在批判白鳥時指出的那樣：怎可按照預先設定的需要來取捨和解釋史料？需要強調的是，被後世評為「堅實的實證主義學者」的桑原對「西來說」也非一概否定，他雖然贊成中國文明起源於中亞的觀點，但並沒有將個人的觀點寫入《中等東洋史》一書中，而是曖昧地說漢族起源於「西北」。這本教科書被譯為中文後，成為許多教科書的樣本，桑原本人也成為清末知識人最熟悉的日本學者之一。
但是，在日本學界尚未成為定論的拉克伯裡的「西來說」，經由白河、國府撰寫的《支那文明史》進入清末知識人的視野。1903年，東京和上海分別出現了《支那文明史》的不同譯本和介紹，在其後的二三年裡，「西來說」成為部分排滿知識人的「公共知識」。劉師培、章炳麟、陶成章、黃節和宋教仁等人將「西來說」納入中國語境加以詮釋。如果對他們的話語進行細緻分析便可發現，他們之所以接受「西來說」，乃是基於一個共同的目的，即為排滿革命而追求漢族文化的本真性。在《支那文明史》的各種譯本中，影響最大的是《中國文明發達史》。關於該書的翻譯旨趣，譯者黑風氏的友人橫陽翼天氏（曾鯤化）在該書「敘論」中這樣寫道：
甲午之中國，被太平洋峽之颶風所簸動，降為第二等半開化國；庚子之中國，被環球五洋之黑潮暴雨所衝碎，降為第三等野蠻國。現今之中國，俄羅斯鯨吞滿洲，法蘭西蹂躪南粵，英、美、德、日眈眈思臠割沿河、沿江、沿海諸要塞，遂大降特降至不齒於國數之列，淪為下等動物界。
這段話表達了亡國亡種之危機感。儘管如此，橫陽翼天氏認為，即使中國「文明」不再，「蠻族」統治亦不可抹殺「我祖宗活潑自由國民運動之中國」。譯者黑風氏痛惜祖國立國之本被遺忘，看到「帝國百科全書」中所收入之《支那文明史》從社會學、人類學、文物學和政治學等角度敘述中國的文明史，「調查極閎博，鑽核極精緻」，遂欲借翻譯革除中國「專制政治」和「奴隸學術」兩大亡國罪源。橫陽翼天氏進而希望「我國愛國兒引申其意義，以破壞一切汙穢社會，改造完全優美之社會為己任」。(103) 橫陽翼天氏在同年三月出版的《中國歷史》中稱：「東西洋歷史家嘗曰，支那歷史者，漢人種之歷史也。蓋我國之所以有今日者，實漢種之所賜。其先自帕米耳高原，東行棲今西北地方，漸漸侵入江河中央要地。」(104) 這本以日文中國歷史教科書為底本編譯的教科書在中國人種起源問題上，一方面沿用了「西北說」，另一方面在《中國歷史出世辭》序中則說：「考古學家跡其遠祖，距今四千五百餘年，單身由西南亞細亞東徂，盤踞黃河南北，生殖力最盛，膨脹力最富，競爭力最雄，不數十年頃，一咆哮，而戰勝南方各獞、猺，移植其種族於神州大地」，(105) 又沿襲了中國人種／文明自巴比倫而來之說。
在追求排滿革命的政治目標之下，「西來說」的擁護者均在不同程度上參與了黃帝民族主義神話的創造。許之衡在《讀〈國粹學報〉感言》中評論道：「近日尊崇黃帝之聲達於極盛，以是為民族之初祖，揭民族主義而倡導之，以喚醒同胞之迷夢。」(106) 對於將民族主義上溯到黃帝的意義，陶成章在《中國民族權力消長》中討論「遷徙」問題時，寫下了如下一段文字：「蓋遷徙之說所以明祖也，明祖所以尊祖，尊祖則敬祖心生，敬祖心生則自愛心生，自愛心生則保守之性質日益固，而團結之力日益強，此近世民族主義、民族帝國主義所以彌沱滂渤而充塞於大地也。」（107）對於清末的排滿革命者來說，「黃帝自巴比倫來」的故事，不僅給漢族一個現代象徵，而且在直線的進化論歷史敘述中，由巴比倫而來的黃帝及其所率領的巴克族不但將滿漢區別開來，而且巴克族由西向東、由北向南的徵服者形象還帶有強力、進步等近代意義。拉克伯裡，還有《支那文明史》的作者，做夢也不會想到「西來說」居然給清末的排滿民族主義者提供了一個外來的符號——來自巴比倫的黃帝。
在建構黃帝民族主義的過程中，劉師培、章炳麟等依據傳統的「小學」(考證學)知識得出了和拉克伯裡的「語言科學」相同的結論。他們對來自巴比倫的黃帝之所以抱有親近感，還在於從自身固有的知識體系中能夠輕易找到文獻根據。對「西來說」的中國文本的比較分析顯示，清末知識人對「西來說」的理解分為四個階段：第一，劉師培(1903)和章炳麟(1904)半信半疑地接受了拉克伯裡的黃帝自巴比倫來的假說；第二，陶成章(1904)將黃帝率領巴克族遷徙的路線分為由巴比倫到中亞(崑崙山)和由中亞到中原這兩個階段；第三，黃節(1905)提出中國人自中亞遷徙到中原的觀點，如此一來，自崑崙率領巴克族而來的黃帝原來就是中國文本中的黃帝；第四，「西來說」的擁護者在將巴比倫來的黃帝置於漢民族主義的祭壇上之後，僅僅過了二三年，又將其從祭壇上撤了下來。
可見，清末經由日本傳入中國的拉克伯裡「西來說」，是一種帶有政治色彩的近代知識，接受者按照自身的主觀意圖對這種知識加以取捨和詮釋。出於排滿革命的需要，清末知識人試圖以「西來說」來確立漢族對自身歷史的認同，但當他們發現「西來說」表徵著漢族的外來性而不合排滿革命這一政治目標時，便毫不猶豫地告別了「西來說」。一個世紀後的今日，當我們討論中國近代民族主義的起源時，不但要與本質主義的論述訣別，還應警覺將民族主義納入直線歷史敘述之方法論所內含的政治因素。
注釋：
Terrien de Lacouperie, Western Origin of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sation from 2300 B. C. to 200 A. D.,London: Asher, 1894.
在中國文明起源問題上，筆者不贊成拉克伯裡的「西來說」。
繆鳳林：《中國民族西來辨》，《學衡》第37期（1925年1月）。
顧頡剛、王鍾麟編，胡適校：《現代初中教科書本國史》上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25年，第10—12頁。
何炳松：《中華民族起源之新神話》，《東方雜誌》第26卷第2號，1929年1月25日。
金兆梓：《中國人種及文化之由來》，《東方雜誌》第26卷第24號，1929年12月25日。
1930年以後，雖然堅持拉克伯裡「西來說」的論者不多，但是「西來說」的贊成者不乏其人。如歷史學者劉盼遂的《中華人種西來新證》一文（《劉盼遂文集》，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此外，還可參見新疆天山天池管理委員會編：《西王母文化研究集成》（論文卷）上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網羅民國時期各種討論的論文，可參見王仲孚：《「中國民族西來說」之形成與消寂的分析》，《中國歷史學會集刊》第8期（臺北），1976年5月。
這類研究甚多，可參見以下論文。沈松僑：《我以我血薦軒轅——黃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28期，1997年12月；羅志田：《包容儒學、諸子與黃帝的國學：清季士人尋求民族認同象徵的努力》，《臺大歷史學報》第29期，2002年6月；王明珂：《論攀附：近代炎黃子孫國族建構的古代基礎》，《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73本第3分，2002年9月；坂元ひろ子：《中國民族主羲の神話——進化論、人種観、博覽會事件》（《思想》第849號，1995年），後收入《中國民族主羲の神話》（東京：巖波書店，2004年）。
孫隆基：《清季民族主義與黃帝崇拜之發明》，《歷史研究》2000年第3期。
石川禎浩：《20世紀初頭中國における「黃帝」熱》，二十世紀研究編集委員會：《二十世紀研究》第3號，2002年12月。
(11) 楊思信：《拉克伯裡的「中國文化西來說」及其在近代中國的反響》，《中華文化論壇》2003年第2期。李帆對此問題發表了一系列論文，參見《民族主義與國際認同之間——以劉師培的中國人種、文明西來說為例》，《史學理論研究》2005年第4期；《關於拉克伯裡學說進入中國的若干問題》，《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08年第2期。
(12) 吉開人：《苗族吏の近代——漢族西來説と多民族史観》，《北海道大學文學研究科紀要》第124號，2008年2月。
(13) 筆者對此書的批評參見拙文：《膚色的等級——近代日中教科書裡的人種敘述》，《大東文化研究》（韓國）第65號，2009年3月。
(14) Frank Diktter, 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 London: Hurst & Company, 1992, p. 120.
(15) 拙文：《連續性與斷裂——清末民初歷史教科書裡的黃帝敘述》，王笛主編：《時間·空間·書寫》，《新社會史》第3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
(16) H. M. Mackenzie, 「Memorial Notice of Prof. Terrien de Lacouperie,」The Babylonian and Oriental Record, vol. 7, no. 11（July 1894）,pp.262-264.
(17) 關於拉克伯裡的生年一般均作1845年，本文以Mackenzie的悼文為準。
(18) H. M. Mackenzie, op. cit., pp.263-264.
(19) Terrien de Lacouperie, Western Origin of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sation from 2300 B. C. to 200 A. D.,p. 112.
(20) H. M. Mackenzie,op. cit.,p.263.
(21) The Babylonian and Oriental Record, vol. 2,no. 9(August 1888),PP.218-220.
(22) Terrien de Lacouperie, Western Origin of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sation from 2300 B. C. to 200 A. D.,P. 293.
(23) 理雅格認為中國人（Chinese tribe）是諾亞的子孫，由西方遷移到黃河上遊地域定居。(James Legge, The Chinese Classics, vol.Ⅲ, part 1, Hong Kong: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s Printing Office, 1865,PP.189-190)
(24) Terrien de Lacouperie,「The Onomastic Similarity of Nai Hwang-ti of China and Nakhunte of Susiana,」 The Babylonian and Oriental Record, vol. 4,no.11(October 1890)，p. 256.
(25) Terrien de Lacouperie,「From Ancient Chaldea and Elam to Early China: A Historical Loan of Culture,」The Babylonian and Oriental Record, vol. 5, no.4(April 1891),p.84.
(26) Gustave Schlegel,「China or Elam,」T'oung Pao, vo1. 11(1891)，pp. 244-246.
(27) Terrien de Lacouperie, Early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ivilisation, London,1880,pp.18,20-21,27,35.
(28) Terrien de Lacouperie, The Languages of China Before the Chinese, London,1887.拉克伯裡在多處提到該書獲得1889年碑銘學術獎（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Terrien de Lacouperie,Western Origin of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sation from 2300 B. C. to 200 A. D., p.291）。
(29) Terrien de Lacouperie, The Languages of China Before the Chinese, p.14.
(30) Terrien de Lacouperie, The Oldest Book of the Chinese, The Yh-King and Its Authors, vol. 1, History and Method, London, 1892, vi, p.106.
(31) Terrien de Lacouperie, Catalogue of Chinese Coins from the Ⅶth Cent. B. C. to A. D. 621, London and Paris, 1892, Introduction, Viii.
(32) Terrien de Lacouperie, Beginnings of Writing in Central and Eastern Asia, or Notes on 450 Embryo-Writings and Scripts, London,1894,pp.21-23.
(33) David E. Mungello, Curious Land: Jesuit Accommod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Sinology,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Verlag Wiesbaden Gmbh, 1985, pp.74-105.
(34) 後藤末雄著，矢沢利彥校訂：《中國思想のフランス西漸》第2冊，東京：平凡社，1969年，第262—286頁。
(35) Terrien de Lacouperie, 「The Old Babylonian Characters and Their Chinese Derivates,」The Babylonian and Oriental Record, vol. 2, no. 4(March 1888),p. 74.拉克伯裡在這篇論文中回顧先前的研究時，遺漏了最早提出中國文明來自巴比倫說的G. Pauthier的如下著作：Histozire des Rélations Politiques de la Chine, Paris: F. Didot, 1859, pp.6-7.
(36) Joseph Edkins, China's Place in Philology: An Attempt to Show that the Languages of Europe and Asia Have a Common Origin, London, 1871, p. 31.
(37) Joseph Edkins,「Connection of Chinese and Hebrew,」該文連載於The Chinese Recorder, 1871-1872.
(38) 拉克伯裡提到了艾約瑟在The China Review發表的若干文章。實際上，艾約瑟發表的關於「西來說」的文章遠不止於此，對此筆者將另文討論。
(39) 艾約瑟：《西學啟蒙十六種·西學略述》第2卷，上海：上海圖書集成印書局，1898年。
(40) 艾約瑟：《論黃帝》，《萬國公報》(19)，光緒十七年(1891)四月。
(41) Robert K. Douglas, A Chinese Manual, London: Sampson Low, Marston & Company, 1889; p. 13.
(42) Henri Cordier, 「Half A Decade of Chinese Studies(1886-1891),」T'oung Pao, vol. 3, 1892, pp. 548-549.
(43) Henri Cordier, 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Chine, Paris: Librairie Paul Geuthner, 1920, pp. 27-28.
(44) Henry Yule(new edition by Henri Cordier),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Being a Collection of Medieval Notices of China, vol. 1, London, 1915, p. 8.
(45) 《國民之友》第182號，明治二十六年二月二十三日，第38頁。
(46) Henry Burden Mcdowell, 「A New Light on the Chinese,」Harper's New Monthly Magazine, vol. LXXXVI, no. DXI(December 1892).
(47) 桑原騭蔵：《支那ノ太古ニ関ルス東洋學者ノ所說ニ就キ》，《國民之友》第287號，明治二十九年三月十四日，第617、121—136頁；第288號，明治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一日，第676、678—680頁。收入《桑原騭蕆全集》第1卷，東京：巖波書店，1968年。
(48) 桑原騭藏在《東洋史教授資料》中依然強調中國人種起源於中亞（《東洋史教授資料（增補）》，東京：東京開成館，1914年初版，1923年再版）。
(49) 三宅米吉：《ラクゥペリ氏が支那古代の開の起原に就ての説》，《史學雑誌》第7編第8號（明治二十九年八月十五日），第69—70、77頁。
(50) 白鳥庫吉：《文學博士三宅米吉君小伝》，《白鳥庫吉著作集》第10卷，東京：巖波書店，1971年，第193頁。
(51) 參見《白鳥庫吉著作集》第4卷和第6卷所收相關論文。
(52) 如以出汗血馬而著稱的大宛國，其都城貴山城究竟在何處呢？白鳥在明治三十三年的論文中批評拉克伯裡等把貴山城視為「Kāsān」。但是，到了大正五年（1916），他卻轉而贊成拉克伯裡等的觀點。參見白鳥庫吉：《孫に就ぃての考》，《史學雑誌》第11編第11號，明治三十三年十一月；第12編第1、2號，明治三十四年二月，《白鳥庫吉著作集》第6劵，第34—35頁。《大宛國考》，《東洋學報》第6劵第1號，大正五年二月，《白鳥庫吉著作集》第6劵，第229頁。
(53) 白鳥庫吉：《支那古傳説の研究》，《東洋時報》第131號，明治四十二年八月。收入《白鳥庫吉著作集》第8劵，第381—391頁。
(54) 林泰輔的批判文章收入氏著《支那上代之研究》（東京：進光社，1927年初版，1944年再版）。
(55) 白鳥庫吉《西王母に就ぃて》，《史學雑誌》第19編第3號，明治四十一年三月。收入《白鳥庫吉著作集》第9劵，第146一147頁。
(56) 白鳥庫吉：《〈尚耆〉の高等批評（特に尭舜禹に就ぃて）》，《東亞研究》第2劵第4號，明治四十五年四月。收入《白鳥庫吉著作集》第10劵，第393—398頁。
(57) Tanaka在其專著中，認為白鳥對拉克伯裡的「西來說」持批判態度（Stefan Tanaka, Japan's Orie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p. 90），實際上恰恰相反，白鳥是「西來說」的支持者。
(58) 那珂通世編：《支那通史》，東京：大日本図書株式會社，1888年9月初版，12月再版，第4頁。桑原騭蔵：《中等東洋史》（1898年），《桑原騭蔵全集》第4劵，東京：巖波書店，1968年，第27頁。
(59) 參見白河次郎、國府種德：《支那文明史》，東京：博文館，1900年，第2、4頁。
(60) 當時在日本還有其他關於人種來源的看法，如內村鑑三《興國史談》（《東京獨立雄志》1899年9月—1900年6月）認為瑟姆是雅利安人的祖先。內村鑑三的《興國史談》曾為丁謙在《中國人種從來考》（浙江圖書館編：《穆天子傳地理考證》附錄，杭州：浙江圖書館，1915年）中提及，但是，丁氏誤認為《興國史談》所談人種「西來說」乃拉克伯裡之「西來說」。此文丁謙曾以「益父」筆名投稿於《地學雜誌》，參見《論中國人種由來問題》，《地學雜誌》1915年第11號（總65號）。
(61) James Legge, The Chinese Classics, vol. III, part 1, pp.189-190.
(62) 參見狹間直樹：《初期アヅア主義についての史的考察（7）》第6章「善隣會について——岡本監輔のぼあい——」，《東亞》2002年2月號。
(63) 唐才常：《亞細亞種類考》（1897年9月），參見陳善偉：《唐才常年譜長編》上冊，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0年，第354頁。
(64) 參見市村瓚次郎：《支那史要》，陳毅譯，上海：廣智書局，光緒三十一年，第2頁。小川銀次郎：《東洋史要》，屠長春譯，上海：商務印書館，光緒二十八年三月，第2頁。
(65) 鳥居龍藏編：《人種志》，林楷青譯，東京：閩學會，光緒二十九年三月初版，光緒三十年十一月再版，第2頁。
(66) 李孝遷：《西方史學在中國的傳播》，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78頁。
(67) 《遊學譯編》第4冊（光緒二十九年正月十五日），東京：遊學譯編社，後6頁。
(68) 白河次郎、國府種德：《帝國文明史》，東華譯書社編譯，上海：上海會文學社，光緒二十九年。
(69) 白河次郎、國府種德：《中國文明發達史》，黑風氏譯，東京：東新譯社，紀元四千四百五十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70) 白河次郎、國府種德：《支那文明史》，上海競化書局編譯，光緒二十九年五月初六日。
(71) 繆鳳林：《中國民族西來辨》，《學衡》第37期（1925年1月），第3頁。
(72) 《選報》第12期（中歷壬寅三月初一日）。
(73) 蔣智由：《中國人種考》，橫濱：新民社，1906年。
(74) 如蔣智由著《中國人種考》（上海：華通書局，1929年）中收入之抱咫齋雜著《中國人種考原》，原單行本由「京師京華印書局」出版，該書出版時間不詳，但從「滿洲本族原出肅慎，乃黃帝孫少昊之子般所封國也」可知，系對抗革命派排滿主張而作。
(75) 觀云：《中國人種考》（二），《新民叢報》第37號（1903年9月5日），第9—19頁。
(76) 東新譯社本譯Bak有關詞為，巴克?{、巴克多納、巴克坦、巴克雅、巴克打、巴克斯坦（巴克之陸）、巴北（克）、米納吉（巴克之國）等，參見《中國文明發達史》，第32—33頁。競化書局本譯作巴古提、巴古拉、巴古頓、巴古得雅裡、巴科達鐸、巴基斯頓（巴古之陸）、巴古枚斯?挪克（巴古之國），參見《支那文明史》，第51頁。觀雲《中國人種考》譯為巴克稀、巴克脫雷、巴克坦、巴克雅、巴克大、巴克斯坦（巴克之陸）、巴克美乃齊（巴克之國），參見前揭《新民叢報》第37號（1903年9月5日），第10頁。
(77) 相比之下，梁啓超則傾向於贊成西來說。見中國之新民：《歷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1904年），《新民叢報》第3年第17號，第2頁。
(78) 觀云：《中國人種考》（二），《新民叢報》第3年第17號，第14—15頁。
(79) 蔣智由：《中國民族權力消長史·序》，湯志鈞主編：《陶成章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447頁。
(80) 無畏：《黃帝紀年說》（附大事表），《國民日日報彙編》，羅家倫主編：《中華民國史料叢編》第1集，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1968年，第9—13頁。黃帝子孫之多數人撰述：《黃帝紀年說》（附大事表），《黃帝魂》，羅家倫主編：《中華民國史料叢編》，第1—4頁。章士釗：《疏「黃帝魂」》，《辛亥革命回憶錄》（一），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第219頁，該文署「黃帝誕生四千六百一十四年閏五月十七日」。關於孔子紀年和黃帝紀年，參閱如下論文：村田雄二郎：《康有為與孔子紀年》，《學人》第二輯，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2年；島下美喜：《清未留日學生と「黃帝紀元」》，《千裡山文學論集》第60號，1998年9月；樽本照雄：《雑誌の黃帝紀年——舊暦新暦問題》，《清末小說から》第71號，2003年10月；沈松僑：《我以我血薦軒轅——黃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28期，1997年12月。
(81) 劉師培：《中國民族志》（1903年11月），《劉申叔遺書》，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602—603頁。
(82) 劉師培：《攘書·華夏篇》（1904年1月），《劉申叔遺書》，第631頁。
(83) 劉師培：《思祖國篇》，《警鐘日報》1904年7月15—20日。原文未署名。
(84) 劉光漢：《古政原始論·國土原始論第一》（1905年5月），《國粹學報》第2冊第4期（1905年），第1頁。
(85) 劉師培：《中國歷史教科書》，《劉申叔遺書》，第2178頁。
(86) 劉師培在《思祖國篇》中，談及章炳麟關於「西來說」之看法（《警鐘日報》1904年7月15日）。
(87) 章炳麟：《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70、173頁。
(88) 對於「小學」與「比較語言學」的異同，章炳麟曾經說：「這一種學問，中國稱為小學，與那歐洲比較語言的學，範圍不同，性質也有數分相近。」太炎：《演說錄》，《民報》第六號，1906年7月25日。
(89) 陶成章：《中國民族權力消長史》，湯志鈞主編：《陶成章集》，第231、258頁。
(90) 黃節：《黃史》卷1，《國粹學報》第3冊第1期（1905年），第5—6頁。
(91) 《二十世紀之支那》第1期，1905年6月，見陳旭麓主編：《宋教仁集》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3頁。
(92) 《宋教仁日記》，1906年12月29日，陳旭麓主編：《宋教仁集》下冊，第702頁。
(93) 儘管章炳麟接著又說「然神靈之胄，自西方來。」這裡的「西方」含義很曖昧。太炎：《中華民國解》，《民報》第15號（1907年7月5日）。
(94) 太炎：《排滿平議》，《民報》第21號（1908年6月10日）。小林武在其頗有創見的《章炳麟と明治思潮——もぅ一つの近代》（東京：研文出版，2006年）一書中，將原文「漢族自西方來非有歷史成證，徒以考索比擬而得之」理解為「漢族自巴比倫而來，雖不見於史書，然絕非無稽之談」（第69頁）。實際上，「徒以考索比擬而得之」應理解為對「西來說」之否定。
(95) 章炳麟：《章太炎全集》（三），第360頁。
(96) 關於本真性的闡釋，參見杜贊奇的著作。Prasenjit Duara, 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 Manchukuo and the East Asian Modern, State and Society in East Asia Series, Lanham: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3.
(97) 太炎：《定復仇之是非》，《民報》第16號（1907年9月25日）。
(98) 章炳麟：《論教育的根本要從自國自心發出來》（1910年），湯志鈞主編：《章太炎政論選集》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514頁。
(99) 夏曾佑：《最新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上海：商務印書館，1904年初版。引自夏曾佑：《中國古代史》，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0頁。
(100) 桑原騭藏：《東洋史要》，金為譯，上海：商務印書館，1908年，第14頁。
(101) 丁謙：《中國人種從來考》，浙江圖書館編：《穆天子傳地理考證》附錄。
(102) 參見愛德華·賽義德：《東方學》，王宇根譯，北京：三聯書店，1999年。
(103) 橫陽翼天氏：《中國文明發達史·敘論》，白河次郎、國府種德：《中國文明發達史》，第1—2頁。
(104) 橫陽翼天氏：《中國歷史》（普通學教科書）上卷，東京：東新譯社，紀元四千四百五十五年（1903）三月，第14頁。
(105) 橫陽翼天氏：《中國歷史出世辭》，橫陽翼天氏：《中國歷史》（普通學教科書）上卷，第1頁。
(106) 許之衡：《讀〈國粹學報〉感言》，《國粹學報》第1冊第6期（1905年），第3—4頁。
(107) 陶成章：《中國民族權力消長史》，湯志鈞主編：《陶成章集》，第228頁。
《歷史研究》(京)2010年1期第116～13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