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典文化在東亞各國廣泛而持久的傳播，形成了以中國古典文化為內核輻射其他東亞各地的「東亞文化圈」或「漢字文化圈」，亦稱「儒家文化圈」。中國古典文化以漢字為語言工具、以漢文學為主要感性形式、以儒學為主要價值內核傳入古代東亞，在東亞社會產生了廣泛而持久的影響，並逐漸積澱為古代東亞社會的一種集體無意識原型，進而促成東亞文化體系的構建。時至今日，中國古典文化在東亞的傳播依舊在文學、史學、哲學和藝術領域有著可觀的影響力。
漢字對中國古典文化在東亞的傳播居功至偉
漢字作為自源文字是世界所有現存語言中唯一的表意文字，是中國文化最顯著與最獨特的標識，亦是中國文化得以延續至今的重要因素。同時，它也是承載與傳播中國文化的主要媒介。在一定程度上，中國傳統的物質文化、精神文化與制度文化正是藉助漢字獨一無二的傳播功能，才得以在東亞範圍內廣為流播且綿延不絕。費正清曾言：「倘若沒有漢字的影響，東亞必然不會成為世界文明中如此獨特的一個整體。」 據史料記載，漢字與中國文化一道很早就傳入了東亞各地。
朝鮮半島於公元前2世紀開始大範圍接受漢字，並逐漸將漢字作為規範的官方文字，雖在4世紀創造出「鄉札」「吏讀」的書寫形式，但仍是以漢字轉寫的方式來記錄朝鮮語。15世紀，朝鮮雖創造出本民族文字——諺文,但是直到19世紀末，漢字一直作為官方文字被使用。在古代朝鮮半島，無論是其國號及官爵稱謂，還是其基本制度，乃至其文學創作，主要都是以漢字記錄下來的。這說明漢字在朝鮮半島的傳播與使用已達到極高的程度。
日本對漢字的接受雖晚於朝鮮半島，但在日本出土的東漢時期的「漢委奴國王」金印及新莽時期的貨幣，可以證明兩漢時期漢字就已傳入日本。日本奈良時代的《萬葉集》完全以漢字為媒介記錄而成。同時，日語借用漢字「音讀」與「訓讀」發音，並仿效漢字構造創造「片假名」與「平假名」以形成日本文字，體現了漢字在日本的傳播與普遍使用。
越南對漢字的接受與使用更甚於朝鮮半島與日本。在越南文字產生前，漢字一直作為其唯一的官方文字被使用，越南古代的歷史文獻都是由漢字記錄流傳的。直到11世紀，越南才在借鑑漢字結構的基礎上創造出其民族文字——喃字。古代越南的國策、律法、歷史典籍、文學創作，甚至是家譜等，都用漢字書寫，足見漢字在越南流播及使用的盛況。
陳寅恪曾言：「依照今日訓詁學之標準，凡解釋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 漢字在東亞的傳播與使用，使其成為連接中國與東亞之不可替代的文化符號，漢字對中國古典文化在東亞的傳播居功至偉。
儒學是中國古典文化流播之驅動力
如果說漢字是中國古典文化在東亞傳播的感性形式，那麼，儒學無疑是中國古典文化在東亞廣泛流播之最主要的驅動力。中國古典文化是一個開放的集合體，其中較為核心的儒道釋之價值理念在東亞各國都有一定程度的傳播與影響，但其中最為顯著的無疑是儒學思想及其價值體系。儒學的倫理本位、禮樂教化、家國同構等價值觀以及仁義禮智信、忠孝、恕己恕人、德政、秩序、中庸、和諧等個人層面與家國層面的價值訴求，對古代朝鮮半島、日本及越南的精神文化與制度文明都有明顯的構築功用。
在朝鮮半島，自公元1世紀初期，人們就開始接受《論語》等儒學經典。公元4世紀，百濟設立儒家的五經博士教育制度。公元6世紀，儒學在新羅興起，新羅統一後在中央設立國學傳授儒學經典。高麗時期，在中央設立國子監，在地方設立鄉校，廣推儒學教育。958年，高麗實行科舉制度，將儒學經典列為科考內容，進而迅速推動儒學在朝鮮半島的流播。朝鮮朝時期，更為重視儒學教育，尤其推崇程朱理學，設立了官學與私學兩種方式，普及儒學思想，對維護與鞏固其統治地位有一定的積極作用。
接受並認同「他者」文化的目的是為了建設與完善「自我」的文化。儒家的生活哲學與倫理價值對古代朝鮮半島影響深遠，甚至已積澱為一種集體無意識滲透於古代朝鮮的社會文化心理之中，成為其歷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潛在地影響著朝鮮半島社會的物質文化、精神文化與制度建設的方方面面。即便當下，這種影響仍未消失，如韓國學者李瑞行所言：「韓民族從上古時代的很早時候起就與儒教建立了聯繫，這對國家的發展方向和民族文化的性質的調整及確立起到了很大作用。」
在日本，3世紀末，《論語》等儒學經典由百濟傳入日本。6世紀，百濟派遣五經博士定期到日本傳授儒學思想，儒學在日本迅速傳播。7世紀初，聖德太子按照儒家倫理制定「冠位十二階」進行政體改革，並借鑑儒家倫理秩序原則頒布《憲法十七條》，其條文用語多取自儒學典籍。8世紀初，大化改新頒布《大寶律令》特設「學令」專章，規定在大學或國學推行以《論語》《孝經》等為必修課的儒學教育。江戶幕府時期，朱子學成為日本的官學，在各藩的各級學校均以儒學經典為教科書。17世紀以後，陽明學在日本成為主流意識，陽明學所主張的心理合一、致良知與知行合一等理念，為日本社會推進明治維新、發展資本主義具有積極意義。
在文化傳播的過程中，接受者的接受活動絕非簡單的機械複製，往往會有意無意地將「他者」文化轉化為「自我」文化的新質。江戶時代的林羅山主張將朱子學與日本神道相融，以達到神儒合一的境地。石田梅巖提倡神儒佛三教合一，甚至通過社會教化運動，使儒家思想逐漸滲入日本社會的各個層面，成為日本社會文化心理的主要構築力量。所以，以儒學為主幹的中國古典文化傳入日本後，對日本的歷史文化發展及其社會進步都有著顯著的影響與作用。近代日本學者內藤湖南認為：「要想知道日本文化的根源，就必須先了解中國文化。」
秦統一後，儒學思想就已經在今越南一帶傳播。三國時，大批中原儒士到古越南傳經弘道，大興儒學教育。隋唐時，古越南與中原的文化交流日盛，極大地推動了儒學在古越南的傳播與發展。968年，越南統一，建國初期雖推行「崇佛抑儒」政策，但儒學的傳播與踐行並未中斷。11—14世紀的李朝與陳朝雖奉行「儒釋道並尊」的政策，但仍將儒學視為治國安邦的思想基礎。1400年，胡朝推行「限佛尊儒」政策。1428年，黎朝實行「儒教獨尊」政策。1778年，西山阮朝仍然推崇儒學。1802年，阮福映阮朝作為越南歷史上最後的封建王朝，繼續奉行「獨尊儒教」的國策。
對「他者」文化的審視、吸收、借鑑，本質上是為了更好地打造「自我」文化。相較於古代朝鮮半島與日本，儒學在越南的傳播與影響都更廣泛更深遠。經過千百年的傳播與浸染，儒學已深入到越南社會的集體無意識深層，潛在地影響著越南民眾的思維方式、行為模式、認知心理與風俗習慣等方方面面。同時，儒學思想在越南文化中具有某種「原型」的意味，成為其近現代社會發展的思想來源。越南河內國家大學阮金山教授認為：越南儒學「是儒學在越南傳播發展的成果，也是儒學在越南本地化的結果」，越南儒學「豐富了儒學的面貌，是東亞儒學及全球儒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漢文學是中國古典文化傳播的重要角色
漢字與以儒學為主幹的中國古典文化在東亞的最初傳播僅限於各地的精英階層，還屬於小範圍內的存在。漢字與儒學在東亞的廣泛傳播，即由上層社會向普羅大眾的衍展，必須藉助有力的敘述方式才可能成為現實。東亞漢文學是這種敘述方式的最佳承載者，對漢字與中國古典文化在東亞的傳播有著無可替代的作用與價值。與儒學的理性存在方式不同，漢文學則藉助漢字媒介以感性的方式，在整個古代東亞歷史進程中扮演著傳播中國古典文化的重要角色，進而為東亞古代社會文化的構建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東亞漢文學是指東亞歷史上以漢字為媒介呈現出來的所有文學現象及其所引發的一切文學問題。簡言之，即歷史上東亞文化圈所涵蓋與輻射地區的漢文學。除中國外，其地理範圍主要是古代朝鮮、日本、越南等。其發展歷程大致有以下幾個階段：
7—9世紀，是東亞漢文學的發生時期。這一時期的漢文學創作以學習中國文化、接受和效仿晉唐代文學為特徵。新羅詩人崔致遠的漢詩、日本漢詩集《懷風藻》等都深受《詩經》與唐詩風格影響。
10—14世紀，是東亞漢文學的發展時期。這一時期的東亞漢文學創作文人輩出、文集大備、文體多樣。在創作原則上，以學習唐宋為主，漢文學批評體系初步形成。其總體的創作價值取向以儒家的詩教理念為主。
15—17世紀，是東亞漢文學的成熟期。東亞漢文學之抒情文學與敘事文學的創作都達到了一定的高度。記錄東亞各國之間人文交流的《燕行錄》《朝天錄》及文人筆談等漢文散文創作盛行。
18—19世紀前期，是東亞漢文學的鼎盛時期。鼎盛的表現是各國作家群體壯大、流派眾多，作品豐富、形式多樣、批評繁榮。此時期東亞各國漢文學的繁盛與各國間的政治、科舉制度、文化交流等密切相關。從整體上看，這一時期漢文學創作的理想追求仍是以儒學為主導的價值世界。
19世紀後半期到20世紀初，是東亞漢文學的蛻變時期。其後，東亞漢文學也逐漸被新文學所取代。東亞漢文學雖然從形式上已走向衰落，但其所蘊含的歷史文化傳統，卻得以延續下來，並為東亞現代文學的發展，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礎。
東亞漢文學對漢字與漢語，尤其是對中國古典文化在東亞古代社會的廣泛傳播，其作用與價值不可限量。阮金山認為：儒家的文學類文獻「能夠集中反映出儒學思想對於越南儒學及越南人民思維方式及審美觀念的深刻影響」。不止越南漢文學如此，它也是整個東亞漢文學的共性所在。
中國古典文化助力東亞文明邁向更好未來
中國古典文化本質上是儒釋道「三教合一」的文化，三者路徑不同但殊途同歸，其終極理想皆追求個體生命價值的完滿實現。所以，可以說中國古典文化藉助漢字、儒學及漢文學等主要元素在東亞歷史上廣泛而持久的傳播，進而在古代東亞社會逐漸構築起以儒家道德修養、禮儀秩序、忠孝倫理及修齊治平等理想為內核的東亞文化價值體系。
東亞之所以能夠在以儒學為主導的中國古典文化的持續影響下，逐漸構築起相對穩定的東亞文化體系，是由於中國古典文化作為一種「召喚結構」滿足了古代東亞社會文化的「期待視野」，通過「主體間性」式的體驗與解讀，最終進入「共享世界」的必然結果。東亞文化中「以人為本」的道德趨向、注重國家與集體的價值取向、「天人合一」的哲學精神等為東亞文化體系的構建凝聚了深厚的文化底蘊。
東亞文化體系的構建呈示為一個漫長的歷史進程，一般認為它孕育於公元4—5世紀，形成於8世紀，19世紀後期開始走向衰落。作為一種文化體系，其終極價值取向概而言之即「和諧」，進而言之即「和諧共存」或「和合共生」。在這一價值理想主導下，東亞文化體系包括家國同構的倫理原則與等級秩序、「三教合一」的價值觀、陰陽五行的認識論、以「華夏」為中心的華夷觀以及「中庸」的處事態度等內容與特點。關於如何對待東亞文化的問題，我們或許可以從日本漢學家岡村繁那裡獲得一些啟示。岡村繁在談論日本文化與中國文化的關係時指出：「日本文化是在中國文化的基礎上形成的，中國文化已經融入到日本人的血液之中，是不能也無法被拋棄和割捨的。」只有「繼續學習和傳承中國古典文化與思想，日本才能保持住自己獨特的文化，而不至於被全盤西化和美國化」。對於東亞文化，我們亦應作如是觀。
更為重要的是，東亞文化是東亞文明不斷走向未來的歷史基石，東亞文明則是東亞文化革新的動力源泉。因為東亞文化往往意味著對歷史傳統的恪守，對東亞文化特殊性的尊重；而東亞文明則常常指向未來，意味著對人類共同價值的認同與踐行。從東亞文化對東亞文明的影響來看，牢記東亞文化傳統是東亞文明的根基所在；積極接納他者文化的進步性是東亞文明認識與強化自我的動力所在；將他者文化的優秀成分轉化為自我文化的新質是東亞文明長久生命力的必由之路；將傳播東亞精神文明與促進東亞物質文明的交流及發展結合起來是東亞文明繁榮的必要條件；堅持異質文化和平共處的原則是東亞文明走向世界的不二法門。在某種程度上，這些理念也與中國倡導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相契合，是新時代實現人類共同發展的精神財富。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中國詩學在古代朝鮮半島的流播之文獻整理與研究」（18ww004）階段性成果）
（作者系湖南師範大學東北亞研究中心主任、「瀟湘學者」特聘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蔡美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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