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3日至15日，來自全國各地的知青代表將雲集海南博鰲，參加「中國知青文化博鰲高峰論壇」。論壇圍繞知青和知青文化，將一個特定年代的特殊事件重新梳理和解讀。1700多萬人的龐大知青群體，到海南插隊的就有30萬人之多。知青群體在那個時代的作用和他們各自的命運，一直以來都是一個豐富的話題。
海南日報記者在論壇召開前夕專訪知青作家郭小東，作為一名曾經在海南插隊6年多的知青，勞作、政治運動、讀書，海南的知青經歷足以影響他的一生，這也是他的創作起點和背景。
這一次來海南，郭小東帶來了一篇發言短文《最後的史詩》，他在文中說，知識青年在那個年代的自娛自樂、自我表彰、自我記憶，最終都同革命思想、革命時代一樣不會再來，知青已是革命年代的句號，曾經的生活中有過不真實，它沒有錯；可有一個結果卻是真實而不能改變的，那就是我們已老去、不再年輕……
傷感、懺悔
「知青」是一種集體的受難
郭小東青春歲月是在海南度過的。1951年出生的他，1966年上山下鄉來到海南瓊中黎母山林場插隊。
「文革」時期在全國範圍內掀起的這場知青上山下鄉運動，各個地區的狀況是不太相同的。在郭小東看來，到海南來的知青算是比較幸運的。「知青所到之地，如果和自己所在的原生地的地理、氣候環境有很大的差異，可能會有心理的不安，比如上海知青到雲南、新疆、或北大荒，環境的失衡會帶來極大的心理落差，如果在地理環境相對接近的地方，這種離鄉背景不安不會太激烈。」
郭小東從潮汕平原來到海南島，從亞熱帶到熱帶，氣候變化不是太大。郭小東說，因此，廣東知青到海南插隊，感覺上沒有像上海到黑龍江和新疆那樣有一種「心靈撕裂」，但是一個15歲的孩子，來到荒涼的邊疆，心理的波動依然是嚴峻的。
割脈、臥軌、自殺……在紀實作品中曾出現的諸多不可思議的字眼，在雲南都是真實存在過的。這在郭小東的早期知青作品《1979：知青大逃亡》中都有過相應的、適度的表達。而這一切在海南島的知青生活中表現得不是特別的極端。「生活條件惡劣，伐木隊十幾個人，常年在森林裡伐木，住的是窩棚，二三個月換一片森林，開始有少量的青菜，後來就只能靠野菜充飢，勞作並沒有換來條件的改善，剛來時的革命理想也漸漸消磨，憂鬱卻沒有辦法改變，精神上的苦悶無處發洩……」這就是知青生活的某種真相。海南島的生存環境雖然嚴酷，但是風土人情淳厚，這也是海南知青在那個年代，稍感幸運之處。
郭小東把知青上山下鄉運動比作為「集體的受難」，今天，如果用兩個詞來形容，就是傷感和懺悔。「對每一個知青和他的家庭而言，這種感傷是一種生命之淚。對於國家民族而言，這是一種無法推卸的社會傷感。一代青年的知青經歷佐證了這個社會大傷感，這個涉及到億萬家庭的人口大遷徙，在中國和世界歷史上是史無前例的，它耽擱的不僅是人的青春歲月，更改變了社會文明的方向。」
時代沒有為所有知青準備相同的道路
常年在森林裡伐木，日子寂寞。郭小東回憶那段日子，「夥伴們各有各消遣孤獨的方法，打撲克、下棋，到山裡尋找各種各樣的野果子。我性格內斂，消遣的方式就只能是在漫漫長夜裡點著馬燈讀一些從家裡帶來的書，那時候被抄家了，帶過來的大多是毛澤東選集，列寧的一些書籍，各大綱領等等。這些書在當時作為紅色經典，紅色的政治理論來發布的。我只能從極為稀少的一些文字中，找到作者從這本書裡所滲透的理想，對大同社會的憧憬。當然，讀書，也為後來創作做了積累。」
大山裡的知青生活並不平靜，依然被政治運動所裹挾。山高路遠、交通不便，怎麼開展運動？郭小東回憶，那時知青們隨便抓來下放幹部進行批判，因為「階級鬥爭無處不在」，可鬥來鬥去，也在嘻嘻哈哈中就算批判完了，這種批判更像一場鬧劇，尤為滑稽，因為所批判的「敵人」，根本就沒有「敵人」的感覺。
令郭小東和知青們感到心靈滴血的，是同齡人的集體死亡。
「晨星農場的知青墓，埋葬了22名知青，其中有20名女知青。」1970年她們在大洪水中，為搶救國家財產，集體犧牲了。
年輕生命的隕落帶來的震蕩，郭小東在長篇小說《青年流放者》的扉頁裡列出了這22位知青烈士的名單，他寫到，「這是一份震撼人心的名單，不需要知道他們的事跡，僅從他們的年齡就足以令人心痛，讓人感到鮮血淋漓。我們沒有理由讓歷史銘滅於泥沙之中……」
在海南當了6年半知青後，1973年，郭小東被推薦返城讀書，畢業後分配到廣東民族學院中文系任教。3年工農兵學員的時間，他從伐木工到大學教師，變化太巨大，沒有一點喘息的機會。那些年，郭小東每天用大量的時間，閱讀文化大革命前17年大量的文學作品、理論文章，惡補缺失的知識。這樣的生活姿態，堅持了幾十年。
時代沒有為所有的知青都準備了相同的道路。知青生活已經過去了，大量返城知青的生活是迷茫無措的。「人群出現了分化，有的讀了大學，當了幹部，但這些僅是『千裡挑一』、『鳳毛麟角』的，大多數回城知青被剝奪讀書的權利之後，很艱難地尋找自己的社會位置，又面臨著下崗、待業，缺少再生能力，很難走出陰影。」郭小東說。
知青文學的演變
1979年前後，中國社會出現了一大批知青作家，這樣大面積作家作品的湧發，讓郭小東感到，知青生活是當下中國不可迴避的文學題材，它有廣袤的文學前景。
郭小東不是第一個進行知青文學創作，但他率先提出了「知青文學」體系。在他的理論框架下，他曾經在《中國敘事》中，把中國的知青運動及其文學表現，歸結為如下的表述：可以把1942年以後，1968年以前，稱為前知青時期；把1968年至1979年這一階段稱為知青運動時期，1979年後稱作知青後時期。在《中國知青文學史稿》中，郭小東又對知青後時期作進一步的細分：知青記憶時期（即80年代）、知青後時期（90年代）、後知青時期（21世紀以降）。這種分期其實是強調知青文學與知青運動的同步性、共謀性及乃至超越性、其間的情況自然豐富複雜充滿弔詭的。
「知青運動和知青經歷是兩碼事。未來，知青運動將永遠活在資料裡、活在文學作品中。」今天，郭小東的感受是，依靠知青「倖存者」內心的誠實來表述那段歷史，已經越來越微弱了，對回憶也開始變得模糊起來，不再是嚴厲的反思，有時甚至可能變為一場「廣場式狂歡」。
越來越頻密的知青論壇及群體活動，一方面促成加劇了這種群體性狂歡的廣場效應，自娛自樂的落日輝煌；另一方面，使這一群體的思想與形象，更孤絕於日常生活的正常軌跡，而成為一道絕世的風景。
而那段並不遙遠的特殊年代，能夠給今天的年輕人帶來什麼？郭小東說，「或許對物慾橫流的消費社會狀態會有某種程度的抗拒和牴觸，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