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題目太大，這裡談不了。如果讀者萬一有興趣的話，煩勞參見我在疫情暴發初期寫的文章《病毒時刻：無處倖免和苦難之間》。我關於疫情的政治或經濟後果的看法沒有大的變化。簡單地說，以「幸福」為基本追求的現代思想很有局限性，甚至是脆弱的。我相信，以「苦難」為基本問題的思想更有縱深空間，能夠解釋更多可能發生的事情，尤其是具有不確定性的事情。借用《權力的遊戲》裡的一句話：The night is dark, full of terrors.（長夜難明，處處險惡。——編者譯）
沈語冰（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我在想，那些有關後人類或人類世的哲學論述是否太樂觀了？人類與病毒的鬥爭伴隨著人類歷史，未來恐怕仍然如此。雖然科技日益發達（例如，可以對有病變可能的基因進行幹預從而預防疾病發生），但是病毒不只存在於人體內部，它無處不在。而且，與人類緩慢的進化不同，病毒進化得比人類還快。另外，關於全球化和後民族國家的哲學敘事似乎也過於樂觀。疫情一來，人們才發現最根本的地緣政治主體仍然是主權國家及其象徵，比如海關。
張 曦（廈門大學人文學院）世界面臨不確定性的挑戰，不是疫情/後疫情時代才有的問題。自「9·11」事件以後，不確定性就一直是飄浮在21世紀人類頭頂上的一朵烏雲。區別只在於，這場疫情帶來的「不確定性」的廣度是「9·11」以來歷次「黑天鵝」事件都未達到的，是「全球尺度」的。病毒經由空氣和接觸傳播，傳播媒介無處不在，在這個意義上，所有人都「無可逃脫」。這是此次疫情不同於境內恐怖主義襲擊、金融海嘯或選舉政治右翼化之處——這些歸根到底還是「地區性」的「不確定性」。
那麼，像這樣全球尺度的不確定性，會對人類產生怎樣的影響？回顧世界史，會找到不同的答案。但比起歷史回顧，更重要的是認識到歷史不會簡單重演，即將到來的未來歸根到底仍把握在現代人的手中。因此，相比「疫情如何影響十年後的世界」，我們或許需要換一個方式提問：「你希望十年後的世界是什麼樣的？」如果我們認為，疫情確實揭示了這樣一些道理，比如「人類必須改變對待自然的方式」「人類必須團結起來應對全球尺度的災害」「個體應當從自我蜷縮的心靈龜殼中走出來，用犧牲和愛對待他人與世界」等，並且可以由此出發，去以實際行動來推動一個更加進步的世界到來，那麼十年後的世界當然就會是一個更好的世界。這是一個理想主義的回答，但其中的道理是普遍適用的：就當下而言，無數個可能世界擺在我們面前，真正重要的是我們期待一個怎樣的可能世界，以及願意為此付出多少努力。但願這場「疫情」同時也是一個啟示，使我們學到的比失去的多。
陳勝前（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考古文博系）我並不是很在意這種不確定性。對於從事舊石器時代考古研究的我來說，從長時段來看，人類從來就生活在一個不確定的世界中。在舊石器時代，人類就不斷發展「預備性技術」（curated technologies），或是預置原料，或是預製工具，或是循環使用工具，如此等等都是為了應對突如其來的事件。農業起源更是為了應對年份與季節性的不確定性。工商業時代則通過市場交換與工業化生產來解決這個問題。中國人好積蓄，這是應對不確定性的優秀品質。跟許多人的看法不同，我認為疫情後全球市場會更發達，而不是收縮。
有關疫情對未來十年的影響，我個人認為，疫情對人類基本的適應策略的影響並不大，其主要影響應該反映在政治層面上——不同國家在處理疫情上的措施與效率不同，必將影響人們對於不同社會狀況的評估。
柯遵科（中國科學院大學人文學院歷史學系）我覺得這種不確定性主要來自缺少對話和交流，難以相互理解，不能建立信任。人們很容易被某些僵化的立場甚至意識形態俘獲，世界有可能變得更加割裂，不同的地方以各自的方式趨於保守。為了某種或心理上的或真實的安全，人們會被動或主動地降低自由度，製造他者並銷蝕自我。科學史研究表明，科學技術的發展並不必然帶來社會的世俗化。同樣，科技的發展也不一定會促進人類的溝通。所以，很難說人工智慧、大數據等科技在未來十年會加劇還是減弱這種不確定性。
徐 冰（藝術家）疫情讓我反省我過去做的藝術是什麼。我發現，我追求的藝術多多少少有和新冠病毒相似的地方。藝術有各種類型，有的能推進思想，有的能產生新知識，有的為大眾服務……我覺得都好。但我所追求的，是我的藝術可以改變人的思維，或者說給過去已經形成的文化序列投入一種新的東西，就像一種新的病毒——來路不明，而且是在過去的生態中沒有的東西。因此，它能把過去人類認知的文化序列打亂，就像新冠病毒把過去的病毒序列給打亂了，人類一下就慌了，不知道該怎麼辦。當代藝術就有這個作用。通過理論家、批評家，重新分析和尋找陌生的、有價值的成分，就能從中整理出新的文化概念。這時，當代藝術就開始發生作用了，就有可能在舊的文化序列中注入新的東西。當然，這些新的東西也具有像病毒那樣的退化與變異性，在新的生態環境中為了生存也在適應，最後退化為一種慣常病毒（如感冒病毒），每年來一次，讓人類機體（在當代藝術的語境下，即指文化生態）更健康地生長。
蔡藝璇（設計師，策展人）疫情凸顯了很多問題。其中，第一個必然是生態問題，即非人類環境與人類之間的關係。第二個問題就是國家之間不斷高築的地緣政治邊界。我今年的研究項目恰好是建立在這兩個問題上的。病毒和風雲、水流一樣，都是難以被資本主義市場控制和馴服的媒介。它們可以積聚在建築縫隙和材料中，也可以突破疆域，形成跨區域的影響，這使治理和控制成了一個全球化的議題。而被新自由主義經濟打開的國境線和被消除的區域間壁壘，如今似乎變成了讓病毒流通的平坦大道。各國憂心忡忡地加強邊境管控和保護主義政策，但似乎這樣的保護策略並未有卓越的功效。縱使網際網路聯接打通了很多空間渠道，但是主權之間的鬥爭也滲透在軟體的區域使用權之中。
由此可見，即使技術在不斷發展，人類在面臨疾病時的恐慌，甚至迷信的心理建設還是非常原始的。
喻 豐（武漢大學哲學學院心理學系）社會心理學界從未像今年這般關心過現實社會。疫情暴發讓並不為人熟知的行為免疫系統理論煥發光彩。面對病毒，我們早已進化出厭惡的情感機制，並從行為上提高了警惕（排斥異類、疏遠外群體）。現實也幾近相同，美國街頭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與左右互斥、社交網絡上的輿論撕裂與道德義憤，使外群體貶損與內群體偏好這類古老話題似乎在今年找到了最好的落腳點。
今年發生之種種讓社會心理學家開始把目光投向實驗室外的現實社會——一個極化的世界：群體關係極化、政治運動極化、個人態度極化。全球化時代似乎消弭了群體之間的界限，群體心理學也因此暗淡。
李鈞鵬（華中師範大學社會學院）人文社科領域的研究者往往會高估疫情的影響，但不確定性確實是疫情給人類社會帶來的一大影響，特別是這代人缺乏同等規模、同類性質事件的記憶。無論是SARS、車諾比核事故，還是廣島原子彈爆炸、「9·11」事件，在影響的全球性和複雜性方面均不能和新冠肺炎疫情相比。無論是國家領導人還是商界領袖，在未來決策中都會將不確定性作為關鍵考量。社會學家齊格蒙特·鮑曼將人類這種對不期而至、一無所知的危險的擔憂稱為「流動的恐懼」。在這種「流動的恐懼」蔓延全球的同時，人們的國家意識不會減弱，只會加深，這是社會學家需要認真思考的。
張文義（中山大學人類學系）人類學既不輕視確定性也不偏愛不確定性，二者都是生活世界的真實構成部分。疫情讓確定的事情更確定，如各國的民族主義、大國角逐、虛擬和現實世界的連接等；也衍生了一些不確定性，並敦促我們去面對，如變幻的工作和市場以及疫情中起伏波動的網絡暴力等。未來如何被疫情影響，取決於我們如何走向未來。人類學家採取「星球立場」——人類和其他物種及整個生態環境一體；一體內部矛盾多元、彼此衝突又相互中和。這一立場要求我們與矛盾共處，這包括人和其他物種間的利益矛盾及多種民族主義間的爭鬥等。而且，任何一種化解矛盾的方式都必然引發新的矛盾。
王洪喆（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疫情生產了新的歷史感。上半年大家都在網上授課時，我的一位教科幻文學相關課程的朋友在社交媒體群裡感嘆：現在是「在一個科幻小說裡的年份（2020年），通過科幻小說裡描述的技術（在線教學），教授一門關於科幻的課程」。疫情帶來了一種非常荒誕的魔幻現實感，它提示了所謂「房間裡的大象」的存在，即數位技術的全面應用所標定的20世紀與21世紀之間的界限。可以說「事件」及其綿延，重新構造了我們的歷史認知。學術界有關於「長20世紀」和「短20世紀」的討論，若干年後再回首，新的歷史學家也許會認為，21世紀並不開始於2000年，而是開啟於新冠紀元。
不僅是數字（幽靈）技術，在未來十年或更短的時間內，相比過去二十年，疫情帶來的結構性政治經濟變化，會給許多技術應用的資本投入帶來明顯的加速——在載人航天、無人駕駛、腦機接口、基因工程、新能源等領域，加速趨勢已經顯現出來。基於資本對技術投入的加速，新的生產力和技術階層的崛起，同時可能伴隨著新的社會分化、排斥和監控的加劇，也必然會伴隨著新文化的生成。在人類歷史上，瘟疫可能導向「漫長中世紀」的蟄伏，也可能通往舊帝國的瓦解、革命和新秩序的誕生。
不確定性會使舊有的格局鬆動，它召喚著行動者對於「時勢」的把握，召喚著「新人」和創造性的勞動。
趙益民（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其實在疫情之前，不確定性就已經是我們這個時代面臨的一個主要議題了，英國脫歐和美國所謂Trumpism（川普主義）的崛起都是很好的不確定性的例子。疫情只不過讓它變得更加突出，讓我們在風險社會裡無可逃遁。隨著疫情的蔓延和持續，原先還尚能維持的跨邊界流動突然變成了可疑的目標（新的不確定性），相關的管控手段不斷升級，甚至使很多「例外狀態」逐漸常態化。這樣的治理模式在各個尺度中都可以觀察得到。這會如何影響未來十年的世界與生活？我想還是要區分近期和遠期。在疫情得到控制之前，這樣的嚴格管控恐怕很難有所放鬆；但是生活於其間的經歷也許會讓人們慢慢意識到它的不足，並開始思考可能的改進路徑。
黃華青（南京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疫情將21世紀湧現的「後全球」（postglobal）話語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現代性、全球化等議題不再不經質疑地被全球社會廣泛接受，單邊主義、霸權文化、宗教激進主義重新抬頭，割裂、衝突和再平衡成為未來數十年的全球基調——這便是這個時代不確定性的根源。
封鎖和割裂之勢借著疫情愈演愈烈：除了個人行動受限外，我們還看到西方對中國的技術封鎖、美國社會的內部割裂、地中海難民的求生無路……正如美國學者阿爾薩耶德（Nezar AlSayyad）所言：「全球自由主義那令人歡欣鼓舞的想像已退出舞臺，取而代之的是全球範圍內無處不在、無法限制的『他者』帶來的切身威脅。」
未來十年，此般「後全球」圖景將聚焦於城市——尤其是聚集了更多人口的「全球城市」（global city）。城市愈發成為不同種族、文化、宗教及其價值觀衝突和調解的場域，成為封鎖與流動共生糾纏的場域，我們也不得不在這一動態過程中重新安置自我。如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系教授薩森（Saskia Sassen）所言，城市將是人類最後的避難所。不確定的城市，將同時成為絕望和希望的來源。
（選自《信睿周報》第4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