鬥轉星移，滄桑世變；百年河東， 百年河西。從上世紀末至今，強勁發展的經濟全球化、經濟金融化、金融全球化、金融數位化，已經深刻地改變了世界各國和全球經濟的運行方式、運行特徵，是自人類有史以來最為偉大而影響深遠的勢態發展。
金融大國的前提是經濟大國，經濟強國則必需金融強國戰略的支撐。當今中國以兩個百年既定戰略作為引領，在積極參與全球治理創新，推進「一帶一路」 建設，打造粵港澳大灣區（簡稱「大灣區」）進程中，從全球視野與戰略高度重新觀察、審視金融資源配置與高質量可持續發展，進一步提升大灣區的示範引領作用，對中國深入推進改革開放事業，積極穩健地參與和處理全球治理等一系列重大問題，具有巨大且深遠的現實意義。
全球化潮汐：
大時代與新格局
大海潮汐，隨日月衰。20世紀的經濟全球化，始於二戰以後的五六十年代。到了21世紀初，迅速發展的經濟全球化促使民族國家或各經濟體之間貿易量迅猛的幾十倍、上百倍的擴張。傳統經濟制度曾經設置在各國或各地區之間金融市場和金融服務的障礙不斷得以破除。與此同時， 在新5G網絡應用和深度AI的加持下，進一步加快了信息流、資金流、服務流在全球的流動。
唯一不變的是變化。全球資本流動出現從新興市場國家流向發達國家的拐點性變化，多國貨幣貶值、全球重啟負利率、新科技革命的增長效應一再延遲。英國脫歐、川普濫政、「數字冷戰」（A Digital Cold War）等映射出貿易保護主義、民粹主義抬頭，經濟問題被政治所綁架。疊加「COVID-19」全球大流行，世界經濟似乎朝著「城堡經濟」方向加速坍縮。
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本質是國際力量對比的變化。實際上是在一個歷史長周期裡，比拼誰的制度設計最適、最優；誰的開放步伐更大，開放程度更高；誰更能通過適應改革開放和經濟全球化大勢的設計和行動，更大程度地獲得未來發展的新空間。中國在深化改革、全面擴大經濟金融開放的基礎上，從國家級制度創新角度提出打造粵港澳大灣區，預示著實現對中國創新發展趨勢的引領，以及對全球社會經濟金融發展的影響與引領，凸顯了大時代、大視野、大變局、大戰略、大格局。
正如筆者曾在《百年金融的歷史性變遷》一文中指出，在真正意義上的全球性資本市場形成以後，使之在傳統上是由一國主權當局之一的中央銀行等核心金融資源配置主體的「壟斷權力」被弱化，進而形成全球性國際金融資源配置主體，掌握全球性國際金融資源開發配置主導權主控權的國家，就可以憑藉對金融資源的開發配置進而配置全球各國的其他資源。金融穩定與發展，金融風險與危機，危機的預警與解救，金融安全與主權，更應衝破傳統以國別為限的思維定式與政策局限，而應從更廣闊的全球範圍來考慮與解決。
經濟金融中心：
世界級灣區的百年變遷
粵港澳大灣區瀕臨大洋，面向全球；既風雲激蕩，又波瀾壯闊。灣區天然具有連通性和開放性，深刻影響著人類文明的進程和世界格局的變遷，成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極為重要的承載。世界公認的紐約、舊金山、東京三大灣區，不僅高度創新、財富集聚、人才雲集、包容開放、交通便捷、生活宜居，而且一定是世界級金融中心。原因在於，金融是一種社會資源，是寶貴的戰略資源；金融又是一種特殊資源，使其成為配置其他一切自然資源和社會資源的配置手段或方式，即通過金融資源的配置來配置其他一切資源。世界銀行的數據顯示，全球 60%的社會財富、75% 的大都市、70%的工業資本和人口都集中於入海口。銀行信貸、資本市場仍然是最為主要的、高效率的資本形成渠道。世界級灣區和腹地產業集群的發展為金融業的發展提供了土壤，發達的金融業反過來支撐著灣區和腹地產業集群的進一步發展。
從面積、人口、思維、經貿、財政、地理條件等來看，我國粵港澳大灣區十分具有成為世界級第四大灣區的後發優勢。從重要地可承載未來偉大抱負的人文精神層面看，大灣區既有自古以來中華文明開放包容的厚重底蘊，又飽有科學理性和民主法治等精神因素。區域範圍約5.6萬平方公裡，常住人口7116萬人，經濟總量佔全國GDP總額的12%以上，具有獨特的「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兩個特別行政區，三個關稅區、三種貨幣金融體制，四大核心城市的格局」的優勢，是我國開放程度最高、經濟活力最強的區域之一。粵港澳大灣區處於東八時區，理應成為更加具有可持續發展能力的世界級金融中心，並與憑藉英鎊崛起的倫敦金融中心、憑藉美元崛起的紐約金融中心，共同更好地連接起全球。
結合全球疫情態勢，我們也特別關注到：在實體經濟去中國化和去全球化的同時，貨幣金融領域似乎在展開一個相似的過程。此前，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揚教授撰文指出：將中國和人民幣排除在外的新的貨幣金融的一體化步伐似乎從未停止，甚至有加快之勢。一個將人民幣排除在外的新國際貨幣體系正在形成。我們須積極應對。
從全球經濟金融發展、發揮各國比較優勢的本質而言，可以說世界各國同乘一艘「地球號」大船，必須聯動、互動、協調與合作：（1）適當的時候，可以考慮在粵港澳大灣區，構建全球性總部級別的、以中國民營資本為主導的一兩家國際性的大型商業銀行。不僅展現中國魄力、中國力量、中國吸引力，提升國際金融話語權和影響力，而且更是一個可視化的人類金融命運共同體；（2）進一步創造支持條件，香港交易所得以著力實現「互聯互通」體系及其配套制度改革，由「滬港通」到「深港通」再到「債券通」連接中國與世界，加快人民幣的國際使用；（3）藉助特殊的歷史發展機遇，在大灣區進一步探索與深化中國政策性金融改革，並考慮籌建部分新興政策性金融機構，逐步建立「中小企業發展銀行」「中國住房抵押貸款銀行」「地方城鎮化基礎設施開發銀行」等機構。但必須新事新辦，不能再走老路，即先立法再建機構。不能再走過去先建機構，遲遲不立法，從而無法可依、自困自擾、自廢武功的老路。同時，粵港澳大灣區發展也面臨諸多挑戰：大灣區金融市場基礎設施在建設與監管方面都存在分割狀態，還需考慮金融監管和金融基礎設施的全球化問題。
簡而言之，粵港澳大灣區幅員廣大、體量巨大、實力雄厚，是前景廣闊、高度開放、多樣性優勢互補的，全面提升中國參與國際治理能力，引領中國面向全球的國際化經濟金融戰略發展新中心。
2020年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將安排審議《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決定(草案)》(下文簡稱《決定》)議案。我們期待：隨著中央推動港區國安法成功落地，將極大地優化香港特區的經濟金融社會生態環境，為真正實現「一國兩制」奠定更加堅實的基礎。不僅有利於香港地區，更有利於粵港澳大灣區，乃至整個國家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實施。
大國博弈中的利益
再平衡與民族復興
中國從「李約瑟之問」，到2019年站上人均GDP達到1萬美元的新臺階。這種成就的取得，可以說是在中華民族歷史長河中，極其短暫的四十多年改革與開放的結果，是中國參與全球化、融入全球經濟和金融奧林匹克大賽場，依靠全球華夏兒女持續拼搏奮鬥的結果。此次全球抗疫和中國對外人道援馳，此前中美兩國第一階段經貿協議的達成等，更加毋庸置疑地顯示了中國是國際秩序的遵守者、維護者、受益者和建設者。在可以預見的未來，大國之間博弈的再定位和利益再平衡，將在最終真正形成命運共同體的道路上獲得新的分寸。
在我國歷史上，康熙皇帝是偉大、開明、智慧的，但是他也只是欣賞、完善自身，其觀念並不是那些固有觀念的更新，更不是推動整個民族觀念意識的更新，自然也沒有參與當時已在西方興起的人類現代文明的進程。在這一點上，俄國的彼得大帝就比康熙高明和有遠見。中華民族也因而被拋在後來二、三百年的全球工業化發展的大潮以外。家邦之興不在於災難本身，而在個體與民族從中能夠真實地「吃一塹長一智」。懷著對自然、生命的敬畏，個人、國家和民族都不能「浪費」每一次危機。
如今步入21世紀已二十年，為實現民族偉大復興，構築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要向全球文明交流借鑑之處還很多。正面臨拐點的「COVID-19」，恰成為全球化中性的測試，「獨善其身」已無可能。只要疫情還在，便沒有哪一個國家先走出來。極而言之，「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救別人就是救自己。從根本上講，這就是我們為什麼要堅持改革開放的基本國策，為什麼要倡導世界各國要和平共處，要相互尊重、協調、合作和妥協的最深刻的根源。
作者白欽先系「中國金融學科終身成就獎」獲得者，
遼寧大學國際金融研究所所長；
作者陳陽系北京立言金融與發展研究院理事，
遠洋資本董事總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