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年太魔幻了，我本以為西方的制度只是單純的「爛」，卻沒想到會是「這麼爛」。
內容來源：本文由郎言志（liusilang520）原創，作者劉斯郎。
2020年馬上結束了，整個「先進的西方世界」不但沒有控制住疫情，反倒是在這一年即將結束的時候，給全世界送來了兩條「王炸」性的消息，也再次讓人對西方「先進的制度」刮目相看。
第一條「王炸」消息是美國送給世界的。在經歷了11月底感恩節的聚會、狂歡、全國人口大流通的作死表演之後，美國於聖誕節前夕交上了一份震驚世界的答卷：
11月18日，「超疾大國」美國再次刷新了單日新增新冠確診病例的世界紀錄，單日新增確診病例數超過了40萬例，進一步朝著徹底失控的方向邁進。而根據模型預測，到明年4月1日，美國的新冠死亡人數將超過56萬人。
▲根據美國《紐約時報》報導，加州洛杉磯縣每小時就有2人死於新冠肺炎，每80人中就有一人感染病毒。
另一條「王炸」消息是英國送給世界的。最早將「群體免疫」視為抗疫目標的英國，雖然後知後覺地開始進行封城等防疫操作，但其優秀的「民主反應速度」顯然跑不贏病毒：英國的病毒變異了，傳染性增強了70%，而且過去一周倫敦地區60%的新增病例系新變種病毒引起。
上一劫還沒過去，新的一劫就來了，一劫更比一劫強。
面對這一突發狀況，英國倫敦緊急封城，但英國政府顯然無法控制失控的局面。在堅持抗疫半年多後，在經驗豐富的情況下，依舊上演了數十萬人參與的瘋狂「逃亡」畫面。
▲12月19日，倫敦記者在倫敦封城前夕拍下「萬人逃亡」的景象。據悉，共有超30萬人在新一輪封鎖前逃離倫敦。
新型變種病毒是9月份出現的，英國政府對外承認事態嚴峻並採取對應措施是在12月，這顯然是失職與疏忽。而也正因為這樣的失職和疏忽，源於英國的這一變種病毒，也以無情的姿態，蔓延到了義大利、荷蘭、丹麥、澳大利亞等西方多國。
而為了避免再被新變種病毒重創，眾多西方國家也徹底放下了自由、民主的口號，轉而採取非常嚴苛的手段、對英國採取了戒嚴性的封鎖措施，歐洲的法國、義大利、奧地利、愛爾蘭、荷蘭、比利時、德國、丹麥等國相繼宣布禁止英國的航班入境，沙特、土耳其、加拿大等國也相繼加入「禁英隊伍」。
▲截止21日，「禁飛英國」的歐洲國家。
▲法國《費加羅報》報導，因為法國封鎖了英法邊境，大量往返兩國的貨櫃貨車滯留。
▲因為「封鎖英國」，滯留在機場裡的西方旅客。
「封鎖英國」，成為了這幾日全球最熱門的話題，一些西方媒體甚至開始將英國稱為「歐洲病夫」。
▲《每日鏡報》將英國稱為「歐洲病夫」。
除此之外，日前瑞典國王宣布抗疫失敗，義大利總理宣布進一步的舉國封鎖，德國總理默克爾含淚哀求民眾配合抗疫······
可以說，西方亂成了一團。可看各國政府的通告以及西方媒體的報導，西方各國政府明明已經後知後覺地採取了不同程度的防疫政策，許多甚至非常嚴苛，但為何就是少有成效，甚至是頻頻失敗呢？
我想，這和西方體制下的「政府引導力差」有著很大關係，正是因為政府的職責與能力缺失，才導致了各種防疫政策少有成效。
那麼問題來了：西方體制下的歐美政府，為何會出現引導力差的情況？下面，我們分別從四個方面解讀這一問題。
▲正在掩埋屍體的美國防疫人員。
1：西方政府的長期不作為，讓民眾失去了基本信任
任何制度下的政府，要想引導人民，前提必須是與民眾之間建立基本的信任體系，即讓民眾信任政府。要做到「讓民眾信任」，就必須做到誠心為民服務，而且不能失信於民，絕不能是簡單的口頭忽悠。
而在西方社會，資本主義制度下的輪值政府所缺的，恰恰是這種「為民服務」與「守信於民」的精神。
我們在前期的諸多文章中都曾強調過，西方的資本主義輪值政府，其性質不同於我們理解中的擔當型政府。西方的政府組織更偏向於我們理解的小區物業，做得好了繼續做，做不好了拍拍屁股換下一家。而且西方的「物業型政府」很多是光收錢不做事的，不少甚至是直接服務於資本財團的黑物業。
也因此，我們會看到絕大多數的歐美國家都實行著高稅收政策，民眾近半、甚至過半的收入都直接被政府收繳，而政府又長期以高福利建設、社會基礎建設的名義維持著「高稅收」模式。這一切都看似順理成章，但其「黑物業型政府」的本質，決定了它們長期處於一種「收錢不做事」的狀態，也就是我們說的「不作為」。
▲西方民眾抗議「物業型政府」的畫風，和國內居民抗議「黑物業」有著非常多的共通之處。
所以，我們會看到，西方「黑物業型政府」管理下的普通民眾，享受的是效率極低的、可能把病人拖死的公立醫療服務，受到的是可能連教師都找不齊的低端快樂教育，走出家門迎面而來的也極有可能是坑窪的城市道路、較差的公共網絡服務和破敗不堪的車站。
總結就是：忽悠民眾的時候說得很好聽，實際上是爛到底子裡了。
西方社會許多民眾的心裡其實也很清楚，自己不過是被不作為的政府一次次哄騙而已，因此在歐美會有很多群眾遊行示威，有的要求減稅，有的要求提高公共服務水平，有的要求把自己家門前爛了幾十年的路修一修。
在這種社會模式下，要想政府作為，民眾就得去「討」（例如大遊行），很多時候根本就「討不到」。這也就是為何，在這近幾十年來西方遊行示威的人很多，社會卻沒有大的發展變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此外，資本財團控制的「黑物業型政府」平時只管說，卻很少履行承諾的現象也屢見不鮮，例如美國歐巴馬政府早期所謂的「全民醫保」政策，美政府前期斥巨資宣傳的「西部高鐵」計劃，美國政府所謂的新探月計劃，歐洲一些國家領導人歷年來鄭重承諾的「降稅減稅」政策等，要麼中途腰斬，要麼還沒開始就畫上了句號，把群眾耍得團團轉。
在這樣的「黑物業型」的忽悠、哄騙之下，西方的底層群眾也逐漸散失了對政府的信賴，再加之西方傳統的文化思維中本就牴觸政府，甚至視政府為「黑惡勢力」，因此其民眾對政府的信任感偏低，甚至可以說是毫無信任可言。
哄騙、欺騙得多了，信任便沒有了。而在這種情況下，「塔西佗陷阱」便出現了：政府的話不再代表權威，總是被懷疑和猜忌。
而這，也就是為何，當新冠肺炎疫情出現後，儘管西方各國政府出臺了防疫政策，儘管西方政府相關部門在大力宣傳病毒的危害所在了，還是會有大批民眾反對說：這是假的，都是政府騙人的把戲，是故意為了剝削我們想出的騙局。
2：媒體的資本化和利益化，讓團結統一變得不可求
我是同時經歷過中國疫情和西方疫情的人，年初中國疫情最嚴重的時候我在國內，後來西方疫情爆發早期我在歐洲。
對比中國和歐洲的「抗疫」，我發現一個明顯的差異是，中國能自上而下地團結抗疫，而多數西方國家卻無法做到這一點。相比於中國的那種團結抗疫，西方國家的抗疫往往顯得「散裝」了些，先是國家政府和地方政府各玩各的，再是政府和民眾各玩各的，有趣的是各家媒體在防疫過程中也各玩各的。
我印象最深的還是媒體這一塊，疫情早期的中國，幾乎舉國上下的媒體都很團結，一方面將疫區嚴重的情況往外報，一方面又全天候抱團宣傳疫情的嚴重性和基礎防疫知識，並不斷告知民眾聽從防疫部門指揮、科學防疫。
但在西方不同，尤其是疫情爆發早期的歐洲，鋪面而來的信息雜亂得很，有說新冠肺炎就是普通感冒的，有說病毒只攻擊中國人的，有說西方的體制優越不在乎病毒的，甚至有鼓吹新冠肺炎不過是政治謊言的。魚龍混雜的信息中，政府很難做好引導工作。
▲義大利媒體早期援引「專家」觀點報導，稱新冠肺炎對義大利構不成威脅。
表面上看，這像是西方言論自由環境下媒體的輿論亂象，但其實每一句蠢話背後，都是大資本、大財團的算計。這和西方的社會體制有著密切的關聯——多黨派爭權的社會，媒體必然服務於不同派別，不同派別又服務於不同利益集團。
因此，疫情爆發之後，大量服務於利益集團而反當局政府的媒體開始給政府挖坑，競爭政黨也開始散布對執政黨的不利防疫內容，大資本家控制的媒體則宣傳病毒無害論以免自我利益在短期內受損，一些當局政府控制的媒體為了謀求眼前利益，在自家亂成一鍋粥的情況下，依舊選擇了將矛盾轉移到他國，對疫情關聯國家張牙舞爪。
▲對境內疫情防疫毫不關心，卻大搞國際政治遊戲的德國《圖片報》主編。
明明應該宣傳科學防疫的媒體，卻帶頭造謠和欺騙民眾；明明應該宣傳團結防疫的媒體，卻成了防疫過程中最不團結的載體；明明應該配合政府積極投入防疫的媒體，卻成為了協助群眾反政府防疫政策的平臺······
造成這一系列亂象的背後，是西方媒體的過度資本化和利益化，成了資本家和反對勢力妖言惑眾的工具，散失了「媒體」存在的本性和真諦。而這種媒體理性的散失，也成為了西方政府防疫過程中的一道高高的檻。
3：虛空的制度自信病態化，讓引導力變得不堪一擊
盲目自信與極度自負，是我在這一年的全球新冠疫情中，從西方社會的表現中看到的巨大缺陷。
比如疫情爆發早期，義大利的醫療專家和政府官員就表示「發達國家不怕病毒」，德國衛生專家和法國總統馬克龍也自信滿滿地表示「我等發達國家醫療系統先進」，美國總統川普和他親愛的支持者們更狂妄，死了幾十萬還能自稱「優秀」，自信得有點宇宙無敵了。
但現實很可怕，這些國家後來都慘不忍睹，大家也都看到了。
▲義大利倫巴迪大區主席及其所謂的「新冠病毒對我們來說就是小兒科」理論。
說到底，西方社會的許多群體之所以能這樣在「自欺欺人」中以驕傲的姿態走向死亡，其實很大的原因就是病態化的、虛空的制度自信所導致的。
這種極端的自信所表現出來的往往是不切實際的「就我行、我牛逼、我無敵」的心態，而這種心態並非只是在新冠肺炎的防疫過程中出現，它是根植於多數西方人（尤其是西方政客）腦中的一種執念。
我們今天很多人來到西方，很多人會被問到「你們中國有沒有火車」、「你們中國人有沒有這麼寬敞的路」、「你們中國有沒有這麼大的超市」等等，高頻率地出現這些問題，不是簡單的基於「無知」，而是源自迷之自信的一種井底之蛙式的觀點：我這麼牛X，你不可能有我好，更不可能做得比我好。
毫無自知之明。
而也正因為無法理性地看待這個世界和自己，多數歐美國家的政客和思想極端化的群眾，都沒正視本國的體制問題，例如社會發展效率低下、政府責任落實不明確、醫療系統漏洞百出、社會階級固化嚴重等等，這些巨大的社會問題都被忽略了，轉而就是幾十年不變的「先進口號」。
可事實大家也都看見了，疫情狠狠地教訓了他們：在西方各國政客迷之自信的言論之後，經濟崩潰的崩潰，醫療系統癱瘓的癱瘓，多年累積的體制頑疾，在這時候全都成了致命性的硬傷。
平時不能客觀地認識自己，還帶著民眾自吹自擂，把功夫都用在耍嘴皮子上，這種病態的虛空自信，決定了西方的資本主義政府，必然在社會引導上不堪一擊，畢竟它們連自己都無法認清，更何況是在危難中引導人民。
4：民主素養的整體偏激化，讓科學的引導變得奢侈
我記得年初的時候，美國的《紐約時報》和德國的《明鏡周刊》等幾家主流西方媒體，都在變著法地說「能救中國的只有（西方的）自由民主」，表達了一種「中國要想抗疫成功就必須學習西方模式」的觀點。
▲吳丹丹（右一），明鏡周刊編輯，年初曾撰文表示「只有自由民主能救中國」。
我們如今回過頭去看這些說辭，都會覺得這「很打臉」，西方和持西方價值觀人的臉，被打得啪啪響。很顯然，它們所謂的「西式自由民主」不僅沒法救中國，反倒是把整個西方都拖下了水。
這裡面的問題，關鍵在於什麼才是真正的民主，是西方那種極端自由主義的民主叫民主，還是中國這種實事求是的民主叫民主，到底是喊口號喊得大聲的叫民主，還是腳踏實地全民齊心的叫民主。
我想，經歷過2020年這一場大疫的洗禮，這其中的道理，已經不用我多說了。
我並不是說西方的民主全不好，但西方的民主肯定是有大問題的，而其最大的問題就是少了「實質性」，口號太多讓人麻木，嚴重忽略了民主的本質是什麼。簡單地說就是：空談民主，忽略素養，走向偏激。
疫情中，西方民眾反封城、反口罩、反疫苗，這的確是「民主精神」的一種體現，但這屬於缺乏科學素養的偏激化民主——不問事情輕重、不管他人死活、不論科學真相，以鬧為榮，以莽撞為資本。
試問，這是人類追求的真民主嗎？答案顯然不是。
而西方世界之所以走到這一步，是民眾綜合素養的低下所致的，大批民眾科學素養缺失、利己主義精神泛濫、集體責任意識淡薄等綜合「低質因素」共同造就了各種反防疫奇觀。
空口談民主，卻少了最基本的素養，尤其是正確的科學素養。這些要素的長期缺失，註定了西方民主只能是虛空民主的本質。因此，當英美等國政府下令「抗疫」的時候，那些長期被愚化的「低質群眾」，就成了防疫路上的巨大阻礙。
在這種情況下，政府還談何科學引導，和這些極端民主的群體解釋清楚什麼是病毒，都是一件「夠嗆」的艱巨任務。
寫在最後：西方模式已經爛到根了，公知們還是實事求是的好
最近英國和美國的疫情「王炸」消息曝出後，網絡上不少舔洋公知又開始了新一輪「混淆視聽」的遊戲，有的說美國一切美好的，有的說英國毫無波瀾的，總結到最後都是「中文媒體胡說八道」。
要我說，這樣舔就真沒意思了，臉都被摁到糞坑裡了，還吐著舌頭說「味兒真香」。精神可嘉，但不支持。
畢竟，還有「舔」到最後，把自己「舔」死的：
▲親美老公知「病死了」。
疫情本來就是一場全人類的災難，災難就是災難，死了那麼多人還嘴硬，在那裡喪事喜唱，歌頌歐美社會如何先進發達，這已經不是罔顧事實那麼簡單了，這是對逝去生命的極大不尊重。
好便好，臭便臭，沒有那麼多好粉飾的。在歷史的災難中吸取經驗，接受教訓，並反思過錯、彌補缺漏，才是最正確的對事態度，切勿自欺欺人，一邊打著嘴炮，一邊咽氣去見上帝。
作者信息：劉斯郎，郎言志主筆，嘴比公知還「賤」的紅粉，黑帽子很多，自己往上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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