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在賈宏聲家裡看到過一幅巨大的列儂照片，賈在照片下驕傲地喃喃自語：「我是列儂的孩子。」
一九八零年的某天，查普曼掏出手槍，用一本《麥田守望者》蓋在上面，向二十碼外的列儂開了五槍。四槍打在列儂背部和左肩處。列儂趔趄著走向大廈入口，倒下，鮮血從他的嘴裡湧出。二零一零年的某天，賈宏聲用一種飛翔的姿態，從七樓躍下，砸在一輛北京牌照黑色帕薩特上，鮮血從他全身汩汩而出。
43歲的賈宏聲一直沒等到他命運的查普曼，在萬念俱灰中，他把自己變成查普曼，用自戕的方式結束了生命，終於「零距離」到了心靈之父。這個曾經被稱為「中國最有才華、最帥男演員」的四十多歲中年頹廢男人，在列儂式Imagine（《想像》）以及MindGames（《心理遊戲》）雙重困擾下，用最殘酷的方式尋找到解脫。
庸俗的評論和輿論集體回憶了他的吸毒，他的精神分裂，資料翔實，如同一場事先預設的大戲。他們總在試圖尋找社會之外的肇因，但我覺得把賈宏聲之殤完全歸咎於個體悲劇，是在推諉責任，一如某些先知先覺們常常愛做的那樣。他們往往設定這樣的邏輯：因為吸毒，染上精神病，沒戲拍，潦倒，自殺……賈宏聲在一片驚嘆中，被定式思維塑造成：巨大的吸毒犧牲品。
巨大犧牲品賈宏聲曾經遙望過列儂，他患病後也演過電影，演過話劇，在略帶文藝病態氣質的傾瀉中，卻被迫成了社會輿論和主流的異數。走到哪裡，都有一堆對他歷史對他情史了如指掌的好事者。他似乎早就成了娛樂圈的某種反面教材，一提到他，無數人都會指指點點，一、二、三、四……這個社會好像從來沒做好寬容他的準備。我不是指親朋好友，而是那些現實的、逼人的、非人性的陰霾，總籠罩著他，讓他艱於呼吸視聽。不勞拿列儂說事，賈宏聲其實應該是演員中的食指，有才華的病人、詩人、藝人，應該在那些安靜的地方接受治療，接受親情慰藉、友誼安撫，而不是繼續投身演藝，在高壓下體味背後閒扯、人世蒼涼。
我猜想，這次絕不是狗屁的「維特效應」，少年維特的煩惱在中年賈宏聲身上早消失得像UFO那樣一乾二淨，幾乎同一緯度的國度藝人自殺了十好幾個也不大可能傳染得那麼快。賈宏聲在這個炎熱夏天死於中年危機、事業凋零、病情加重、人言可畏，他在想像中的天國，可能安靜無比，適合藝術創作，適合重新出發，開始一段純潔而奇妙的旅程。但顯然，在現在的環境中，他永遠是一個被拋棄、被挽救、被可憐者，在既無法治好疾病，也無法治好心病的痛楚中循環往復；在每次舉例說明娛樂圈害人不淺的新聞中接踵出現；在需要被消費的時候，被當成毒品可怕的加害者啜泣、呻吟。
30年前歇斯底裡的大野洋子在列儂身邊跪了下去，泣不成聲；30年後賈宏聲身邊沒有大野洋子，也無周迅，孑然一身，唯老父老母白髮悲戚。（□譚飛/資深娛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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