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神秘奇觀轉向世界視野中的中華文明共同價值 ——讀董耀會《長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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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在民族復興的發展進程中，面對全球「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建構國家形象的戰略需求日益迫切。而在世界民眾對中國國家形象的認知框架中，長城是最為穩定的元素之一。那麼，以長城為主題的出版物對於世界認知中國具有何種共同價值？今天我們該如何講述長城的故事才能產生跨文化的共鳴？知名長城研究者董耀會的著作《長城：追問與共鳴》以其獨立思考後的結論對此給予了回答，引發我們的討論。

一、囿於「東方奇觀」框架的中國長城出版物

所謂認知框架，託德·吉特林認為，是「在存在著什麼、發生了什麼和有什麼意義這些問題上進行選擇、強調和表現時所使用的準則」，他認為，認知框架的形成，媒介從中起著重要作用，「媒介框架是一種持續不變的認知、解釋和陳述框式，也是選擇、強調和遺漏的穩定不變的範式」。圖書出版物是選擇性地承載認知內容、形成認知框架的重要媒介。作者首先決定著圖書框架的形成，他們自身主要通過內容主題和表達形態兩個層面來理解框架，即確定說什麼、怎麼說。作者對主題的呈現，反映作者對某一主題的態度與傾向，直接影響著讀者受眾的選擇性接觸和選擇性理解。受眾群體雖然受到自身接受特徵及所處社會文化的影響，但作者設置的框架對認知的作用往往也是顯著的。

目前，長城在海外民眾的認知中始終作為「審美奇觀」存在，這與中國的文化形象首先呈現為東方古老的神秘文明相一致。有研究表明，在Twitter、YouTube和短視頻網站Tik Tok等海外代表性社交媒體平臺上，每個海外觀眾在面對中國文化時，都以面對一種「他者」神秘文化的態度去觀看、去驚嘆、去審視，長城與中國美食、中國功夫、民俗、漢字、網絡文學作品等一樣，作為中國元素，代表遙遠的東方文化和中國形象引起讀者們的興趣。不應否認的是，在被觀看的過程中，長城儘管富於魅力，但其形象的意義並不明朗，這與塑造真實的中國、與海外民眾形成價值交流和呼應還有相當的距離。

這種狀況仍在延續，其成因之一，在於它沒有脫離西方文化霸權長期建構的背景。正如愛德華·薩義德上世紀60-90年代對後殖民時代的「東方學」「東方主義」進行文化研究所揭示批判的那樣，東方是被西方話語權力建構起來的地理空間和認知對象，按照西方所認識的方式而存在。毋庸置疑，就是這種已經落後於世界歷史進程的陳腐認識模式，今天仍然支配著相當一部分西方受眾的頭腦，在他們看來，被展覽、不說話的東方文明越是壯麗輝煌，越能印證西方文明統治性的優越和對東方施加權威的合理性。以往對長城的認知框架無疑是被「他塑」的，然而歷史走到今天，如果我們仍然僅僅局限於展示其作為歷史記憶的東方奇蹟，顯然不但無法傳播當代中國形象，為民族復興提供來自歷史根脈的養分，也滿足不了那些渴望了解真實中國的海外民眾的深層興趣。

其成因之二，與長期程式化的中國文化自我對外傳播方式有關。相當多的以長城為主題的出版物，僅僅滿足於展現、再現它的輝煌，延續著奇觀化的主題選取和講述方式，例如，類似「長城是人類社會現存最宏偉的文化遺產，是世界七大奇蹟之一」等宏大敘事是最常見的主題，還有類似「萬裡長城是中華民族古代文明的結晶，是中華民族精神和文化的象徵」等主題，往往淺嘗輒止，盡皆語焉不詳，恰恰對於近年西方讀者提出的長城無用論、長城是歷史上最愚蠢的建築等不同觀點，卻鮮見有出版物給出深入而具說服力的價值評說。

據不完全統計，新中國成立後的前60年，出版長城題材圖書大約370種，近十年出版不下200種，因此總品種為600左右，數量不可謂不多。對已經出版的圖書進行大致分類：第一類是大眾化的長城歷史、科普等簡介類圖書；第二類是視覺化、圖像化呈現的長城繪畫、攝影等作品；第三類是工具化的資料性著作、年鑑、辭典、百科全書、志書等；第四類是學術研究性著作，涉及長城的歷史沿革、不同地區長城考究、遺址考察、考古研究、軍事防禦、民族關係及學術論文集等等，比例較小。

進入「文化走出去」工程的我國長城出版物，面向國外眾多讀者的多是第一類和第二類，不少選題品種得到國家重大項目支持和出版單位的重視，有些還與數位技術融合，閱讀形式方面精美且多有創新，但綜觀其主題內容的創作，仍然沿用傳統的東方審美奇觀化思維，集中於古代中國人的勤勞智慧，古代中華帝國的攻伐故事，長城在地理上和歷史上「點」的講述，對於建構長城作為國家文化形象元素的認知框架，不免缺乏創造性的意義闡釋。

二、立足當代世界解讀長城的文明價值

將長城的文化意涵從「他塑」轉向「自塑」，從東方的神秘象徵轉向站在世界視野重新認識它的共同價值，在當下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一個時期以來，全球化共識受到極大衝擊，國與國、民族與民族、地方與地方之間文化趨同與差異、作用與反作用，越來越成為一個辯證的過程。我們應當看到，趨同，不意味著忽略各自的文化認同，差異，也不再意味著彼此的對立或隔閡，而是成為相互交流與理解的起點。全球化程度越是加深，人們越是應當警覺那些認為文化自成一體的極端保守傾向，而要在豐富文化的重疊交匯之中，保留獨特性的同時發現相互的依賴性，開展文明對話和互鑑，共生共榮。

《長城：追問與共鳴》對長城的認識，最有價值之處就在於著眼於人類社會的共識，衝破了長城奇觀化的被觀賞狀態，凸顯出長城文明價值的普遍互通屬性。

董耀會在書中從社會整體觀出發，將書的主題確定為，長城之所以偉大、恆久，是因為它在與中華民族生存發展緊相伴隨的過程中，回答了人類文明史上必須共同面對的三個基本問題：生死存亡、構建文明發展秩序、文明發展和延續。

中華民族的祖先為什麼持續兩千多年不斷地修建和使用長城？正是因為長城的存在與解決人類面臨的這三個基本問題始終息息相關。

論著首先揭示，生死存亡是人類從遠古到今天乃至到未來，必須要面對的第一大基本問題。長城作為防禦體系，首先是要解決農耕民族的生存問題，同時也事關遊牧民族的生存，不能解決生死存亡，一切都無從談起，這一點對農耕民族和遊牧民族都一樣。長城內外不同族群的利益有大小之分、輕重之別，不論是長遠利益、全局利益還是潛在利益，努力爭取利益的最大化是所有利益主體的訴求。各種利益與生死存亡相比，毫無疑問都處於次要的位置，對長城以南的農耕民族如此，對長城以北的遊牧民族亦然。不同利益主體之間，有序化的交流與發展，總體上符合雙方的長遠利益。

繼而，構建文明發展秩序，是人類從遠古到今天乃至到未來，必須要面對的第二個基本問題。人類有合作發展、尋求雙贏或多贏的願望，也有為了追求利益而互相排斥、對抗甚至爭鬥的事實。在適宜人類生活的環境中，人類相互聯繫、相互制約並建立起各種法規制度，構建起有目的地進行文明發展的社會秩序。每一個國家、民族都有不同的文化傳統，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其構建秩序的方式也有很大的不同。長城的存在，調整了農耕和遊牧兩個民族之間的衝突，減少了雙方發生戰爭的次數，在那個時代部分地解決了不同文明的衝突問題。

在這裡，董耀會引述了斯塔夫裡阿諾斯在《全球通史：從史前史到21世紀》中講長城防禦作用時的論述，「遊牧民族的入侵還常常是一系列爆炸反應的最終結果，攻不破中國長城，或者遇上障礙物如在蒙古形成的富有侵略性的部落聯盟，往往使遊牧民族轉而西進。接二連三的入侵猶如不斷向西的一連串衝擊波，最終使遊牧民湧過奧克勞斯河、多瑙河或萊茵河。」他認為，匈奴人與蒙古人等西進，雖有著各自特殊的原因，但長城強大的防禦使其不能輕易南下，轉而西徵也是一個原因。

論著還論證提出，長城的存在對中華文明的發展和延續提供了保障。長城自產生之始就伴隨著中國文明的發展，與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和發展幾乎同步，人們世世代代勞動、生息、繁衍在這片遼闊的土地上，保持著綿延不斷的歷史記載，形成了獨特的文化脈絡和體系，從這個意義上說，長城也是中國文化的根脈。從民族存續時間的長短、該民族所創造的文化的傳承質量來看，長城又堪稱人類文明的標誌。

論著對長城蘊涵的文化觀念的解讀頗有見地，其一，體現在對長城存續所彰顯的統一觀的認識。長城的產生和發展與中國文化對統一的追求有直接的關係，中國具有悠久的國家統一的歷史，追求統一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大方向，這一點長城是最好的證明，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了統一，就可以減少衝突及戰爭，有利於民族融合、社會管理。中國是傳統的農業大國、糧食的生產大國和消費大國，形成穩定和安全的需要尤其迫切，這就是中國古代兩千多年來持續修建和使用長城的社會基礎。其二是長城防禦功能所彰顯的和平觀。修建長城與徵伐相比，前者的社會作用更積極。對戰爭進行有效控制，也是長城防禦體系產生的文化基礎，中華文明不主張崇尚武力，主張「非戰」、「非攻」，講「和為貴」，奉行與人為善、以鄰為伴的行為準則，還強調和而不同，正是在這種文化背景下，在傳統文化思想廣泛認同的基礎上，古代王朝政權才會不斷地修建長城。修建長城為的是不打仗，至少是為了減少打仗。古人以其智慧建造的長城，最終的目的是防禦，通過防禦最大限度地化解戰爭。幾千年來，長城是永備防禦工程，反映了中國人希望實現永久和平的願望。

董耀會早在上世紀80年代血氣方剛的年紀，曾完成與夥伴一同歷時508天從山海關徒步走到嘉峪關考察明長城的壯舉，從那時至今，30多年投身專職的長城保護和研究，歷任中國長城學會的秘書長、常務副會長等，出版了《明長城考實》等10餘部專業著作，擔任12卷本《中國長城志》的總主編，是一個不折不扣一生只做一件事的人，在他專注於走長城、讀長城的生涯中，對長城文明價值的思考和理解不斷加深。

1998年和2002年，董耀會按照外交部的安排，曾先後擔任布希、柯林頓兩位美國總統遊覽長城時的講解專家。當美國總統面對長城這一人類最偉大的古代防禦工程時，提出了一個大多數人都想知道答案的問題，為什麼要耗費這麼大的人力和物力來修築長城？董先生當時這樣回答：要建立起農耕與遊牧交錯地帶的秩序才會修長城，中國人修長城是為了和平，因為修建長城的人不可能背著長城去打仗。

這段已成往事的對話意味深長，反映出國際社會、海外民眾對中國長城的文明價值很不了解，並且他們從特定的社會文化導致的預存立場出發，也很難達成理解。

在人類文明史上，中國長城本身是一個極為特殊的文化現象，人們對它的認識仍在不斷深入。時至今日，為了建構中國文化形象、提升中華文化的國際影響力，在人類文化和精神價值的維度，立足當代世界對長城做出恰如其分的評價，使它以更具普遍性的意義符號，產生價值共鳴，這是國人不應迴避的使命。在這方面，《長城：追問與共鳴》就像它的作者所說的那樣，努力去做了一番既符合歷史、又符合時代精神的重新解釋，因為它不僅關注了長城是怎樣的，還盡力回答了長城的「為什麼」，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這是一本為那些真想了解長城、並通過了解長城而增進對中華文化理解的人而寫的書。

三、形成整體性的長城價值傳播

世界遺產委員會這樣評價長城：「約公元前220年，一統天下的秦始皇，將修建於早些時候的一些斷續的防禦工事連接成一個完整的防禦系統，用以抵抗來自北方的侵略。在明代（1368-1644），又繼續加以修築，使長城成為世界上最長的軍事設施。它在文化藝術上的價值，足以與其在歷史和戰略上的重要性相媲美。」

《長城：追問與共鳴》提出，從這段評價可知，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的絕不僅僅是明長城或長城的某一段、某一個點，而是整體，包括秦始皇長城，也包括秦之前早期的秦、趙、燕長城，與此同時期的其他戰國長城也應該包括在內。很多人去過長城，或是去過八達嶺長城、山海關長城等某一個點，然後，就以為那是中國的長城，其實，絕非如此。因此，我們對長城的體量和歷史必須加以整體性的把握。

為從整體上體現長城的國家文化標識意義，2019年中央深化改革領導委員會審議通過了《長城、大運河、長徵國家文化公園建設方案》，做出了頂層設計，從國土空間規劃的宏觀布局層面展開規劃建設，開啟了前所未有的長城系統性保護、利用。

因此當前一個時期，就長城主題的出版物來講，首先，從長城體量的長和歷史的長兩個坐標來設置內容主題，有助於整體推進長城的價值傳播，表達的空間餘地更大。同時，筆者認為，出版界關注長城國家文化公園規劃建設中的帶、段、點、區域的實體保護、傳承固然重要，對長城精神和文化價值加以提煉，具體有效地為長城國家文化公園提供精神文化內涵，使其融入當代、面向世界，更加值得關注。另外，長城具有跨文化的屬性，它能夠形成很強的認同感、適應力，是塑造我國文化形象不可替代的載體，藉助公共外交的力量，率先在國內外社交平臺，特別是國內外青年網絡社群中達成對長城價值的認同十分重要，有利於長城出版物的主題藉助民間場域的融媒體傳播，潤物無聲地講述長城與中國的故事。

這一切的前提，有賴於我們不再是站在中國看中國，而是站在全球未來走向的高度看待中國本身的發展和影響。我們自身轉變對長城文明價值的呈現視角、表達方式，使其深入人心，正是這樣一種轉向。從這個意義上講，《長城：追問與共鳴》洞見良多，彌足珍貴，頗堪引發更多讀者的共鳴。（完）

【注釋】

Todd Gitlin,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Mass Media in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New Left(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3),PP.6-7

常江、田浩：《2018年中國國際文化形象研究報告》，張昆、張明新主編：《中國國家形象傳播報告(2019)》，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84頁

[美]愛德華·W·薩義德：《東方學》，王宇根譯，北京：三聯書店，1999，40頁

徐麗麗：《建國以來長城主題圖書的出版研究》，碩士學位論文，北京印刷學院，2010

【作者簡介】

陳玉，女，1969年8月生，博士，燕山大學藝術與設計學院教授，燕山大學出版社社長，燕山大學中國長城文化研究與傳播中心常務副主任，研究領域為新聞出版理論與實務、信息輿論傳播與社會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