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當我們說文學世界的時候，指的絕不是一個離地九尺、空中樓閣般的世界。就算是最瘋狂的想像與虛構，往往也來自一個具體的寫作者的具體認知或感受，而無可避免地，每個人都是政治的。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曾在《野生作家訪談錄》的「同題問答」環節向各位寫作者提問：「作家是否應該關注政治話題，公共性話題？並且有義務將這種關注反映到作品裡？」多數受訪者或許無意書寫政治本身，但也無法完全迴避現實對自己及作品的影響，沒人可以遺世獨立或空想式地守住自己一方毫無政治氣息的園地。
在去年的法蘭克福書展上，奈及利亞小說家奇瑪曼達·恩戈茲·阿迪契（Chimamanda Ngozi Adichie）被授予品特獎，該獎項旨在獎勵那些在作品展現了「生活和社會的真相」的寫作者。她在獲獎演講中談到了作家的責任，「作為一個藝術家，我對藝術負有責任。作為一個公民，我就對真理和正義負有責任。」阿迪契說，「藝術可以照亮政治，藝術可以使政治人性化，藝術也可以為真理照亮光芒。但是，有時候，這些還不夠。有時候政治必須被當做政治來討論。今天沒有比這更正確和更緊迫的事實。我們必須知道真相是什麼，我們必須把謊言稱作謊言。」
當政治沾染文學，文學就被拉低或汙染了嗎？當文學靠近政治，文學就不再純粹而失去了其高貴的藝術性和傳世價值了嗎？是時候搬出六位大作家來喊醒抱持著這種想法的作者與讀者了。這六位作家來自不同國家，著作等身，分量足夠，他們無疑都可被視作純文學（這個概念令人費解；不純的文學是什麼？）的優秀代言人，而他們絲毫不避諱談論自己對政治的看法、作品與政治的關係、對政治家的批評以及對未來政治的憂心。他們是歐內斯特·海明威、豪·路·博爾赫斯、加西亞·馬爾克斯、羅貝託·波拉尼奧、庫爾特·馮內古特和大衛·福斯特·華萊士。
《最後的訪談》系列第一輯作者：歐內斯特·海明威 豪·路·博爾赫斯 加西亞·馬爾克斯 羅貝託·波拉尼奧 庫爾特·馮內古特 大衛·福斯特·華萊士中信出版·大方 2019-06在他們生前接受最後的訪談中，他們無一不仍在談論政治。海明威認為偉大的寫作來源於不公正感，「沒有正義感和不公正感的作家與其要寫小說，還不如去給一所特殊學校編年刊。」加西亞·馬爾克斯談到了他與卡斯楚的深厚友誼和密切交往，他們「無話不談，甚至是國家機密」，批評家認為議政耽誤了他的寫作，而他毫不在意。博爾赫斯猶豫之後坦陳自己不覺得廣島的遭遇要比任何其他戰役更慘，死於核彈與死於刀下一樣可怕，戰爭機器雖不斷升級，但背後始終是最可怖的殺人的想法。馮內古特親身經歷了德勒斯登大轟炸，從屠殺現場回到現實生活的他深感惶恐，「曾經被我寄予厚望的科技此時卻讓我感到噁心」，而這背後的元兇是政客——作為父親的他對核武器及其擴散充滿憂慮，「我不想讓我的國家擁有核武器，我不想任何人擁有它。」作為託派分子的波拉尼奧曾遭皮諾切特政府逮捕入獄，當他在訪談中被問到如何轉向託洛茨基主義時，他答說：「只是為了做個唱反調的人，我想。我不喜歡共產黨人那教士或牧師似的全體一致。」他極度討厭全體一致，以至於當他在西班牙看到成群結隊的無政府主義者時，他放棄了自己的無政府主義者身份。大衛·華萊士距離政治的直接距離或許更近，他曾應《滾石》雜誌邀請跟蹤報導了約翰·麥凱恩2000年的總統競選活動，在近距離觀察政治生態與政治寫作之後，他發現作家的政治評論已經完全意識形態化，「政治話語現在都有一套公式化的程序，就是對自己陣營的洗腦，同時對敵對陣營的妖魔化。一切都是無情的非黑即白。真相變得比任何一種意識形態都更加灰暗和複雜。」
作家應站在距離政治多遠的地方？沒有確切答案。而以上六位不約而同選擇了不避諱政治、不恐懼政治，他們站在一個鮮明反對不公正、威權控制、暴力戰爭、全體一致和非黑即白的地方，關切著他們各自的社會、同胞與未來。
【歐內斯特·海明威 Ernest Miller Hemingway】
「沒有正義感和不公正感的作家與其寫小說，還不如去特殊學校編年刊」
你認為作家應該多大程度上關心他所處時代的社會政治問題？
海明威：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良知，良知起多大的作用不該由規則指導。對於一位有政治思想的作家而言，你唯一能確定的就是如果他的作品流傳了下來，你得在閱讀的時候跳過政治相關的部分。許多所謂參政的作家頻繁地改換陣營，這對他們以及他們的政治文學觀來說是件十分刺激的事。有時他們甚至得重寫自己的觀點……還得抓緊時間。這大概可以作為追求幸福的某種形式獲得尊重吧。
埃茲拉·龐德對種族隔離主義者卡斯帕（美國極端保守主義分子，三K黨成員）產生的政治影響，有沒有影響你對他應該被從聖伊莉莎白醫院釋放出來（1958年，華盛頓特區一聯邦法院撤銷所有對龐德的指控，為其從聖伊莉莎白醫院的釋放掃清了道路）這一觀點的認同？
海明威：沒有，一點都沒影響。我認為埃茲拉應該被放出來，被允許在義大利繼續寫詩，只要他保證遠離政治。我會很高興看到卡斯帕進監獄，越快越好。偉大的詩人不一定要是女孩子的嚮導、童子軍團長，或者青少年的好榜樣。簡單列舉幾個：魏爾倫、蘭波、雪萊、拜倫、波德萊爾、普魯斯特、紀德，這些人都不該受他們身邊的卡斯帕限制，以避免他們的思想、舉止和道德品質被模仿。我相信不出十年，就需要腳註來解釋卡斯帕是誰了。
格雷厄姆·格林說過佔主導地位的激情為一架子小說提供了系統的統一性。我記得你親口說過，偉大的寫作來源於不公正感。你認為小說家就這樣被這種強烈的意願所支配是否重要？
海明威：格林先生具有這種發表聲明的本事，我不具備。我不可能泛泛地概括一架子小說、一群呆鳥或者一群鵝。不過我還是會試試。沒有正義感和不公正感的作家與其要寫小說，還不如去給一所特殊學校編年刊。再來一個泛泛之論，你看，事情足夠明顯的時候，就沒那麼難了。對好作家而言，最必要的天賦是內置且雷打不動的垃圾探測器。這就是作家的雷達，所有偉大的作家都有。
【加西亞·馬爾克斯 Gabriel García Márquez】
「如果一個國家執政的總統需要我為他表忠心，我做不到」
您是卡斯楚的摯友，他也是一位極具爭議的朋友。
馬爾克斯：初識他時，我還在為古巴拉丁美洲通訊社工作，幾乎是四十年前的事情了。當他還是個默默無聞的小人物時，我們就已經是朋友了。我們當時都堅信拉美的救贖正要到來，而阻礙的力量則來自拉美之外。拉美地區的命運和美國緊密相連，就好像同坐在一艘橫跨大西洋的遠洋班輪上一般，雖然有頭等艙、二等艙和各種各樣的艙位，但哪一天船翻了，每個人都可能溺水身亡。美國能儘早意識到這點，那麼對每一個關心彼此命運的人來說都會是欣喜的消息。
您和卡斯楚的關係到底多好？
馬爾克斯：只要有時間，他每次都會來我在哈瓦那的房子看我。我們無話不談，甚至是國家機密。
我聽說您和卡斯楚在文學上也有聯繫。
馬爾克斯：是的，我們彼此契合，有著十足的默契。我們共屬文學的一部分。他是一位優秀的讀者。我帶上一些簡單易讀的書來幫他放鬆。《吸血鬼德古拉》是我推薦他閱讀的第一本書，他特別喜歡。
一些評論家批判您結識政客這件事，覺得這對您的寫作並無幫助。
馬爾克斯：當我開始從事新聞工作時，每個人都說：「你完蛋了，因為那會耗費你所有的時間，而你再也不可能寫小說了。」而這一切都不過剛剛起步而已。1963年，我還做過一段時間的廣告，那時他們也說了同樣的話。然後我又著手拍電影，接著我還開始談論政治。
當哥倫比亞瓦解了，又再次有人呼籲其最為知名的公民來接管這個國家。
馬爾克斯：當一個國家需要領導者，人們會從新聞中去找，他們認為任何一個出現在其中的人都能勝任。網球冠軍可以當總統，甚至巴勃羅·埃斯科瓦爾（哥倫比亞毒梟）都曾認為自己應該成為總統。
也有人在報導中聲稱您不會回到哥倫比亞，除非桑佩爾總統還有他那些貪汙腐敗的親信一同離職。
馬爾克斯：我從來沒這麼說過。事實上，我就是從哥倫比亞來到這兒的。我當時說的是，我想一直待在那兒，不再離開。但我後來發現政局和社會境況都愈發緊張，使我無法安心寫作。所以我才去了墨西哥，而媒體就將我的此番舉動解讀為只要桑佩爾還在擔任總統，我就不會回去。對我而言，如果一個國家執政的總統需要我為他表忠心，我才不會回去，這我做不到。
【豪·路·博爾赫斯 Jorge Luis Borges】
「我不認為廣島的遭遇要比任何其他戰役慘」
您曾經提到過，作者有時會把自己代入書中的主角。也許塞萬提斯這麼寫，是因為他把自己當成堂吉訶德，不忍心讓自己手上沾血。
博爾赫斯：是的，不過我想塞萬提斯曾經參過軍，肯定也親手殺過不少人。但那畢竟不是一回事，因為士兵殺人是不摻雜個人情感的。我是說如果你作為士兵殺了一個人，並不等於真的殺了他。你只是充當著一個工具，或者說這個人是別人借你的手殺的，你不用承擔任何責任。我不覺得士兵會為他的刀下亡魂感到愧疚，除了那個在廣島投下原子彈的人。
對，那些參與過投原子彈這事的人，他們中有些人後來瘋了。
博爾赫斯：是的，但我不知為何覺得——我不應該對你說這話的，一時口快了。
您就直說吧。
博爾赫斯：我不認為廣島的遭遇要比任何其他戰役慘。
您的意思是？
博爾赫斯：它在一天之內終結了這場戰爭。很多人死於非命，跟一個人死於非命都屬於同一類事實。因為每個人都會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死去。當然了，人們也不可能認識廣島原子彈事件中的所有遇難者。說到底，日本是支持武力對抗、軍國主義、戰爭和殘酷暴行的一方，他們可不是早期基督徒之類的。事實上，如果日本人手上有原子彈，他們肯定也會對美國做出同樣的事。
再多說幾句吧。我知道我不應該說這些話，會讓別人覺得我很冷酷無情。但不知怎麼回事，我從未對廣島的遭遇有過任何激烈的情緒。也許這確實是一場前所未有的人間慘劇，但我認為如果你接受了戰爭，你就不得不接受它的殘酷性，接受屠殺、血洗之類的暴行。歸根結底，被步槍掃射而死和被人用石頭砸死或是用刀捅死，從本質上來說沒有任何區別。轟炸廣島之所以特別駭人聽聞，是因為牽連了太多無辜的平民，而且持續的時間又特別短。但說到底，我看不出轟炸廣島和其他戰爭——我這麼說是為了便於討論——或者說廣島事件和人一生的遭遇之間有什麼區別。我是說發生在廣島的這一整出悲劇被壓縮得無比緊湊，能讓你盡收眼底，深感震撼。但一個人從長大成人，到生病，再到死亡的整個過程正像是一出延時版的廣島事件。
你懂我的意思吧？舉例說，塞萬提斯和克維多（西班牙作家，代表作《夢》《騙子正傳》等）都發表過反對火槍的言論。他們說，畢竟不是每個人都是神槍手。但我是這麼認為的：所有武器都很可怕，都害人不淺。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越來越容易習以為常，感官也越來越遲鈍了，我們一點一點地接受了劍，接受了刺刀和長矛，後來是火槍。但每當下一件新型武器橫空出世時，人們一開始對它總是特別畏懼，覺得它殘酷無比。儘管說到底，如果你註定死於戰亂，對你而言被炮彈炸死，被當頭重擊而死還是被刀捅死都沒什麼區別了。
當然了，你可以說戰爭、殺戮或是死亡本質上就很可怕。但我們的感官越來越遲鈍了，每當有新型武器研製出來，我們都會覺得它極度殘忍—在彌爾頓筆下火藥和大炮都是魔鬼發明的，你還記得嗎？這是因為當時大炮剛造出來不久，在人們眼中顯得無比可怕。也許有朝一日當我們為某種破壞力更強、威力更大的武器而顫抖時，我們就會接受原子彈了。
您認為真正可怕的是殺死某個人這種想法。
博爾赫斯：是的，你一旦認同了這一想法，戰爭就不足為奇了，或者不談戰爭……與他人決戰從本質上來看也屬於同一種想法。
【庫爾特·馮內古特 Kurt Vonnegut】
「別把技術統治論者當成瘋子，我覺得瘋的是政客」
在這系列訪談中，我採訪過目擊大型轟炸的人。你不是轟炸者，但你親身經歷過轟炸。不知道德勒斯登的經歷會不會引起你對廣島原子彈爆炸的特殊興趣（這麼說是有點冷血了）？或者是對像核武器這類話題的興趣？在你看來，《貓的搖籃》裡有沒有相關的聯繫呢？
馮內古特：嗯，我認為這種興趣是本來就有的。德勒斯登並不是一個重大啟示，而是我人生中的一次巧合。其實不管怎樣，我都會是個和平主義者。我接受的是理工科教育——我主修化學，而不是寫作。那時我正在學化學，我們全家堅信技術統治論。在大蕭條時代，我們確實認為科學家和工程師應該執政，科技烏託邦是有可能實現的。大我九歲的哥哥成了一位傑出的科學家。他就是伯納德·馮內古特博士，麻省理工大學博士畢業，最閃耀的成就是發現了碘化銀人工降水的原理，那是他的專利。他其實是當今領先的氣候化學專家。
不過對我來說，科技很糟糕，在如此信賴科學，畫了那麼多夢想汽車、夢想飛機和夢想的人類居所之後，我卻目睹這科技被用來摧毀整個城市，奪取十三萬五千條個生命，接著，更精密的技術製造出了轟炸日本的核武器。曾經被我寄予厚望的科技，此時卻讓我感到噁心。於是我開始恐懼它。你看，就像成了虔誠的基督徒後，目擊了基督教戰勝後的恐怖屠殺。那是一種精神上的惶恐，這種惶恐如今仍然糾纏著我……
如果戰後諸多問題之一便是你所見的技術統治論的瘋狂失控，你會通過文學作品或自我思考提出怎樣的替代方案呢？
馮內古特：嗯，我提倡克制方案。我認為德勒斯登的問題肯定在於克制，或是克制的缺乏。別把技術統治論者當成瘋子，我覺得瘋的是政客，這是他們的常態。不顧眾人反對而下令轟炸德勒斯登的那個人，溫斯頓·邱吉爾，應該負主要責任。這決定出自一人的頭腦、一人的怒火、一人的驕傲，我實在不能為此怪罪科學家們。
關於核武器及其擴散，除了作家之外，你還擔任了其他角色嗎？
馮內古特：說起來有一樣，我繁殖了後代。我生了孩子，非常愛他們，並希望他們愛生命，我不想他們失去信念。而對於核武器，我想像不出任何人會想要這種東西。我不想讓我的國家擁有核武器，我不想任何人擁有它。國家間一個接一個再接一個地製造核武器是沒有意義的，因為它們一旦存在於任何地方，就會威脅整個星球。所以我不想讓我的星球擁有核武器，而那些感覺它們不太危險的人，肯定不是白痴就是偽君子。或者像剛才說的，也可能他們厭惡生命，想要終結一切。
由於你經歷過二戰，見到我們從重磅炸彈發展到爆炸力只有一萬兩千噸的所謂微型原子彈，再到百萬噸級的原子彈，而現在全世界的原子彈大概共有五萬枚。你是否暗自覺得「我們可能撐不過去了」？
馮內古特：但是，我們撐過來了，我是說，我們在這兒呢。我們還活著不是嗎？我們倖存於世，而能倖存多久，我不知道。對我來說，整個世界似乎正在採用嗜酒者互誡協會的活法，過一天是一天，我認為卡特總統也不例外。每天晚上睡覺前他就咯咯笑：「拜上帝所賜，我們又活了一天！人人都說我是糟糕的總統，看，我們又多活了一天。還算不錯。」我們現在是一天一天又一天地苟活，世界卻仿佛沒有克制。戒酒的人每天的任務就是不喝酒，僅僅是堅持一天之內不喝酒。但對於好戰行為卻不存在這種實在的克制。如果我們真的願意活著，願意清醒，每一天不僅要慶祝自己活下來，還要慶祝自己沒有做出戰爭的姿勢。但是這種克制不存在，每一天都有更多的武器被製造出來，更多戰爭論被愉快地灌輸，更多危險的彌天大謊被講述，所以說是沒有克制的。如果我們能像戒酒者那樣，不好戰地多過一天，就已經很美好了。但不是這樣，我們絕對好戰，遲早會出問題。我正在寫的書是關於一個孩子的，他已經長大了，四十多歲，他父親曾是個槍迷，家裡有幾十把槍。這孩子十一歲的時候無意中拿他父親的槍來把玩，他把彈夾裝進30-06步槍，也就從那麼扇閣樓窗戶開了一槍，結果殺死了十八個街區外的一位家庭主婦，子彈穿進她雙目當中。他在這個陰影中度過了一生，並且身敗名裂。當然這個武器本來不應該存在。他出生來到這個星球，星球上有這個極度不穩定的裝置，而他必然要在周圍試探它、打量它。我的意思是，這個武器想要被開火，它被製造出來就是為了開火。它除了開火沒有其他目的，而這樣不穩定的裝置存在於任何一個人類可以碰到的地方都是不可忍受的。
【羅貝託·波拉尼奧 Roberto Bolao】
「做個唱反調的人，全體一致總讓我大為惱火」
你是如何轉向託洛茨基主義的？
波拉尼奧：只是為了做個唱反調的人，我想。我不喜歡那教士或牧師似的全體一致。我一直是左派，我不會因為不喜歡「牧師」就向右轉，所以我轉向了託洛茨基派。問題是，一旦身處託洛茨基派之中，我同樣不喜歡他們宗教般的全體一致，所以我最終成了一個無政府主義者。我自己是我唯一認識的無政府主義者，感謝上帝，不然我還得放棄做一個無政府主義者。全體一致總讓我大為惱火。每當我意識到全世界都一致同意一件事的時候，每當我看到全世界都齊聲咒罵一件事的時候，某種東西就會浮上我的皮膚表面，讓我說出拒絕。這可能是我嬰兒時期的創傷。我不認為這是什麼讓我驕傲的事。
你剛到西班牙時是無政府主義者嗎？
波拉尼奧：是的。我遇到許多無政府主義同類，我自己也不再想做一個無政府主義者。他們是如何想到去那樣做的？那是怎樣的一個無政府狀態啊？
你是不是已經確信智利文學是以聶魯達為中心的？
波拉尼奧：我很早以前就想過。問題是，事實並非如此。對我來說，智利的大詩人是尼卡諾爾·帕拉，尼卡諾爾·帕拉之後還有幾位。毫無疑問，聶魯達是其中之一。聶魯達正是我在二十歲時假裝出來的樣子：不寫作但像詩人一樣生活。聶魯達寫了三本很好的書；剩下的絕大多數都很糟糕，有些真的跟感染病菌似的。但他已經像一個詩人一樣生活了，而且不僅僅像一個詩人：他表演得像一個太陽詩人，一個詩人國王。
發生在聶魯達身上的事——這種人看起來像是反對當權派，但後來卻靠政府供養——在許多墨西哥作家身上也發生過嗎？比如以奧克塔維奧·帕斯（墨西哥最重要的作家之一，1990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和卡洛斯·富恩特斯（20世紀西班牙語文學中最多產、最直言不諱的作家之一）為例。
波拉尼奧：這是因為在文學領域，唯一一個沒有發生過這種事的國家，至少在我看來，是阿根廷。墨西哥發生的事情也發生在拉丁美洲其他國家；智利的情況稍微少一點，但也有。在阿根廷，有這樣一個期待作家達到而國家試圖忽略的專業水平線，但在其他國家，作家被要求獨立但同時也向國家要錢，這讓我想起墨西哥總統埃切韋裡亞說過的一句話：「不是向右，也不是向左，也不是在一個靜止的中心，而是向前、向上。」如果作家沒能向政府要錢，他就會生氣，自己會像一個完全獨立的作家那樣，抗議政府沒有幫助他們使用好平臺。此外，這種直接幫助可以轉化為包括提供就業在內的各種文化進步。
【大衛·福斯特·華萊士 David Foster Wallace】
今天的政治話語非黑即白，不是洗腦就是攻擊
約翰·麥凱恩在2000年參加競選的時候，你曾經對他進行過採訪，那篇文章那麼清新、真實、直白，發表之後大受追捧。你對政治感興趣嗎，如果是的話，你有再寫一些政論文章的打算嗎？為什麼現在越來越少的年輕小說家會直接對政治問題發表意見，你對此有何看法？你認為小說家是否應該討論國家事務、政治、我們當下以及未來的戰爭等問題呢？
華萊士：現在寫政治類的東西那麼難的原因也許恰恰說明我們應該有更多的年輕小說家（我還能被算在這一類裡嗎？）來做這件事。直到2003年，政治寫作的生態已經完全被破壞了。現在大約有95%的政治評論——無論是口頭的還是書面的——已經被其所評論的政治話題本身而汙染了。也就是說它們全都變成意識形態的東西：作家或發言者具有某種政治信仰或政治立場，並根據這些信念和忠誠來過濾現實並轉換主張。每個人都很生氣、很憤怒，拒絕接受任何其他方面的觀點。反對的觀點不僅是不正確的，而且常常是卑劣、腐敗和邪惡的。保守派在這方面更加明目張胆：林博、漢尼提、那位可怕的奧賴利、庫爾特、克裡斯託，等等。但是左翼也受到了影響。你讀過艾爾·弗蘭肯的那本新書嗎？其中有些內容挺滑稽的，但大部分完全是惡毒的攻擊。（你想，對於弗蘭肯的猛烈抨擊，那些右派人士看過之後除了更加憤怒並且惡言回擊之外，還能有什麼其他反應呢？）或者，你還可以看看拉帕姆在《哈潑斯雜誌》的最新專欄，或者他在《民族》周刊甚至是《滾石》雜誌上發表的大部分內容，它們都有點霍華德·津恩和喬姆斯基的味道，但是又不像老一輩作家那樣會用大量紮實的數據來支撐自己的觀點。如今再也沒有在社區範圍內展開的那種複雜、混亂的論戰（或者「對話」），政治話語現在都有一套公式化的程序，就是對自己陣營的洗腦，同時對敵對陣營的妖魔化。一切都是無情的非黑即白。真相變得比任何一種意識形態都更加灰暗和複雜，所以整件事情在我看來不僅愚蠢而且令人震驚。
所以這一切如何幫助我——一個普通的公民——思考一系列有關國家命運的重大問題：比如究竟選擇誰來決定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以及這種政策大概應該是什麼樣子；如何把我們捲入可怕的國外戰爭的可能性降到最低；如何在國內安全與公民自由之間保持平衡，等等。諸如此類的問題全都非常複雜，而且它們的併發症大都令人困擾。現在超過90％的政治評論只是不負責任地慫恿公眾繼續抱有簡單的幻想，即認為一方是正確和正義的，而另一方是錯誤和危險的。這一幻想當然令人喜悅，在某種程度上有點像「希望與你發生矛盾的人都是混蛋」那樣，但同時也是幼稚的，這種讓步和妥協完全避免了深度思考的過程，從而也失去了一個成年人在社區應該發揮的作用。
我自己相信——也許只是不切實際的幻想——既然小說家或文學類作家應該對同理心特別感興趣，總是試圖想像作為另一個人的感受，那麼他們也許可以在目前問題重重的政治對話中發揮一些有益的作用。如果做不到這一點的話，我們至少可以幫助一些專業的政治新聞記者提升能力，前提條件是他們必須（1）有禮貌；（2）願意接受有頭腦和善意的人發表不同意見；（3）認同有些問題完全超出了單一意識形態的認知能力，因而無法得到正確解決。
然而，在這個簡短而尖銳的答案中暗示著一些觀點，比如至少有一些政論寫作應該是柏拉圖般公正無私的，應該超越競爭關係之上，等等。就我目前的情況而言，這種狀態是無法達到的（所以我在意識形態上的對手會指責我是一個偽君子）。在寫那篇關於麥凱恩的文章時，我看到了一些有關我們現任總統的東西（更準確地說，我以為我看到了一些東西），他的核心集團以及他們開展的主要競選活動，都促使我的內心產生了某些反應，使我在寫作時無法做到公正無私，並且超越所有利害關係。我現在抱有一種黨派偏見，更糟糕的是，我心中產生了一種非常深刻的反感之情，導致我似乎無法以任何公平或微妙的方式來思考、談論或者書寫我們的現任政府。單就寫作來說，我認為這種內心狀態是很危險的。當一個人感受最為強烈，並且最關乎個人利益的時候，他才最希望「大聲說話」（或者可以選用「暢所欲言」這個詞組，它在修辭上的內涵更加豐富）。但這種做法常常收效甚微，至少對我來說是如此：有很多作家和記者對於寡頭政治、新法西斯主義，以及在定義「國家安全」和「國家利益」中令人震驚的虛偽及短視等問題「暢所欲言」並撰寫文章，但在我看來，這些作家之中很少能產生有用或者有力的作品，甚至沒有對那些尚未贊同作者觀點的人來說產生任何說服力。
我個人對未來十四個月的計劃是主動上門進行宣傳，甚至可以穿上帶有徽章的制服。我可以試著與他人一起繪製人口統計上的分布圖。對於那些我不贊同的人和事，我要加倍努力地培養耐心、禮貌和想像力。還有，我要更多地使用牙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