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馬恩全集第十六卷 |
| 馬克思 恩格斯/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著作編譯局編譯 |
| 協會於1864年9月28日在倫敦朗-愛克街聖馬丁堂舉行的公開大會上成立[1] 工人們！ 工人群眾的貧困在1848年到1864年間沒有減輕，這是不容爭辯的事實，但是這個時期就工業的發展和貿易的增長來說卻是史無前例的。1850年，不列顛資產階級一家溫和的、消息靈通的機關報曾經預言，只要英國的進出口貿易增加50％，這個國家裡的貧困現象就會消滅。其實不然！1864年4月7日，財政大臣曾用下面這樣的聲明取悅他的議會聽眾：英國進出口貿易總額在1863年已經增加「到443955000英鎊！這個驚人的數額幾乎比剛剛過去的1848年時代的貿易周轉額多兩倍！」雖然如此，財政大臣還是雄辯地講到了「貧窮」。他喊道：「請想想那些瀕臨貧窮深淵的人們」，「那……沒有提高的工資」，「那十有八九都是為生存而掙扎的……人的生活！」[2]可是他完全沒有提到愛爾蘭人民，他們在北部正逐漸被機器所排擠，在南部正逐漸被羊群所排擠；可是羊群在這個不幸的地區也在減少，不過不像人減少得那樣快罷了。他沒有重複上層貴族分子在突然發作的恐怖情緒下剛剛脫口說出的話。當「勒殺犯」[3]所引起的恐慌達到了相當程度時，上院決定要對流放和苦役情況進行調查，並把調查結果用報告書形式加以公布。真實情況已在1863年的一本厚厚的藍皮書[4]中揭露出來，由官方提供的事實和數字證明，在英格蘭和蘇格蘭，連最壞的刑事犯（苦役犯）也比英格蘭和蘇格蘭的農業工人工作輕得多，飲食卻好得多。但是還不止於此。當郎卡郡和柴郡的工人因受美國內戰影響被拋擲到街頭時，同一個上院又派出一個醫生到工業區去，任務是查明按最低廉的價格和最簡便的方式來供給，平均至少需要多少碳素和氮素，才剛好能夠「防止飢餓病」。當時醫務專使斯密斯醫生確定，一星期至少需要28000喱碳素和1330喱氮素，才可以維持一個普通成年人的生命……也就是把他維持在剛好不致發生飢餓病的限界上；其次，他還發現，這個數量大約與棉織工廠的工人在極度貧困壓迫下實際上所能夠得到的菲薄養料相等。[註：大概用不著提醒讀者，除水和某些無機物外，碳素和氮素也是人類食物的原料。但是要使人體獲得營養，這些簡單化學成分應該以植物質或動物質的形態供給；例如馬鈴薯主要是含有碳素，而白麵包則含有相當分量的碳素和氮素。]但是請注意！同一個博學的醫生，不久後又被樞密院衛生視察員派去調查工人階級中更貧困部分的營養狀況了。他的調查結果寫在今年根據議會命令公布的「第六號公共衛生報告書」[5]內。這位醫生發現了什麼呢？他發現，絲織工人、縫紉女工、織手套工人、織襪子工人以及其他工人的食物，平均[註：德文版加有：「每年」。——編者注]比失業的棉織工人的救濟口糧還壞，其中甚至沒有包含「剛好能夠防止飢餓病」的碳素和氮素。 我們在報告書中讀到：「不僅如此，在調查屬於農業人口的家庭時發現，這些家庭有五分之一以上得不到必需的最低限度的含碳食物，有三分之一以上得不到必需的最低限度的含氮食物，並且在三個郡裡（伯克郡、牛津郡和索美塞特郡），缺乏含氮食物是通常的現象。」官方報告書中補充說：「應當記住，食物的匱乏已經極難忍受，而食物的惡化通常是在其他各種匱乏之後才發生的……甚至保持清潔也成為一種費錢或難於辦到的事情；如果由於自尊心而仍然要保持清潔，那末，每一次這樣的企圖都不免要帶來更多的飢餓痛苦。」「這種情形是令人痛心的，特別是當人們想到這裡所談的貧困完全不是因懶惰而應得的懲罰；在一切場合，這都是勞動人民的貧困。實際上，工人為取得這點菲薄食物而支出的勞動，在大多數情況下都是時間非常長久的。」 報告書舉出了一件奇怪和完全出人意料的事實：「在聯合王國各個部分中」——英格蘭、威爾斯、蘇格蘭和愛爾蘭——「正是在英格蘭」這個王國最富有的部分，「農業人口吃得最壞」；但是，甚至伯克郡、牛津郡和索美塞特郡的農業工人，也比倫敦東頭大量家庭工業的熟練工人吃得好一些。 這就是官方按照議會命令在1864年間，即在自由貿易的黃金時代公布的材料，正是這時財政大臣向下院通知說： 「大不列顛工人的一般狀況已經有了改善，並且應當承認這種改善是絕無僅有的，是任何一個國家和任何一個時代都比不上的。」 同這種官方的讚美詞令形成尖銳矛盾的是官方的公共衛生報告書中這樣一句枯燥的評語： 「一國的公共衛生狀況是指其居民大眾的健康而言，如果這些居民直到最下層在生活上得不到一定的保障，那他們就很難是健康的了。」 財政大臣被「國家進步」的統計數字弄得眼花繚亂，他得意忘形地喊道： 「從1842年到1852年，國內應該課稅的收入增加了6％……在從1853年到1861年的八年內，如以1853年的收入為基礎，則增加了20％！事實令人驚奇得幾乎到了難以置信的程度！……財富和實力這樣令人陶醉的增長，」——格萊斯頓先生補充說，——「完全限於有產階級！」[6] 如果你們想知道，這種「完全限於有產階級的財富和實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長」過去和現在都是由工人階級在怎樣的引起健康損壞、道德墮落和智力衰退的條件下造成的，那就請你們看一看最近一次「公共衛生報告書」關於印刷廠和男女服裝縫紉廠情況的描繪吧！[7]請你們把這一描繪同1863年公布的「童工調查委員會報告書」對照一下，例如，那裡有這樣一段話： 「陶工這一類人，不論男女，在體力和智力方面都是居民中最退化的部分」，「不健康的兒童，反過來又要成為不健康的父母」，「有增無已的人種退化是不可避免的」，「斯泰福郡的居民，若不是經常有鄰近地區的居民流進來，若不是與比較健康的居民群通婚，他們的退化程度是還會更加厲害的。」[8] 請看一看特裡門希爾先生的藍皮書「麵包房工人的申訴」[9]吧！當人們讀到工廠視察員發表的有官方的出生和死亡統計數字作說明的奇怪聲明時，又有誰能不為之渾身戰慄呢？據這個聲明所說：當郎卡郡的工人依靠少量救濟糧維持生活時，他們的健康狀況實際上卻改進了，因為由於棉荒，他們暫時停止了在棉織工廠做工；兒童死亡率在這個時期也減低了，因為母親這時終於有可能給他們餵奶，而不是給他們餵安眠的鴉片藥水了！ 現在讓我們重新來看看事情的另一面吧！1864年7月20日向下院提出的關於所得稅和財產稅的報告表明，根據收稅員的估計，每年收入在5萬英鎊以及5萬英鎊以上的人數，從1862年4月5日到1863年4月5日的一年中增加了13人，即從67人增加到80人。從同一個報告中又可以看到，大約有3000人每年共收入2500萬英鎊，這個數目比英格蘭和威爾斯全體農業工人每年的收入還要大。翻開1861年的人口調查表，你們就會看到，英格蘭和威爾斯兩處的男性土地所有者人數已經由1851年的16934人，減少到1861年的15066人；這就是說，土地集中程度在十年中增大了11％。如果英國地產集中於少數人手中的過程今後仍將如此迅速地繼續下去，那末土地問題就將異常簡單化，就像在羅馬帝國有過的情形那樣，當時尼祿皇帝聽說非洲一省有一半土地屬於六個所有者，就曾露齒獰笑。 我們這樣詳細地談到這些「令人驚奇得幾乎到了難以置信的程度的事實」，是因為英國在貿易和工業方面佔歐洲第一位[註：德文版加有：「並且在世界市場上實際上代表歐洲」。——編者注]。請回憶一下，幾個月前路易-菲力浦的一個亡命的兒子就曾公開祝賀過英國農業工人，說他們的命運比他們在海峽彼岸的那些較不幸運的同伴們好些。的確，在大陸上所有先進的工業國家裡，都在重複著英國的情況，只是帶有不同的地方色彩和規模較小罷了。從1848年起，在所有這些國家裡，工業都有了空前的發展，輸入和輸出都有了夢想不到的擴大。在所有這些國家裡，「完全限於有產階級的財富和實力的增長」確實是「令人陶醉的」。在所有這些國家裡，也如在英國一樣，實際工資[註：德文版加有：「也就是用貨幣工資所能買到的生活資料」。——譯者注]對於工人階級的少數稍微有些提高，但對大多數說來，貨幣工資的提高很少表示福利的實際的增長，正如對於倫敦貧民院或孤兒院的人來說，購買他們的生活必需品在1852年費7英鎊7先令4辨士，到1861年要費9英鎊15先令8辨士，這並不表示他們的生活有了任何改善。工人階級的廣大群眾到處都在日益下降，下降的程度至少同那些站在他們頭上的階級沿著社會階梯上升的程度一樣厲害。不論是機器的改進[註：德文版加有：「化學上的發現」。——編者注]，科學在生產上的應用，交通工具的改良，新的殖民地的開闢，向外移民，擴大市場，自由貿易，或者是所有這一切加在一起，都不能消除勞動群眾的貧困；在現代這種邪惡的基礎上，勞動生產力的任何新的發展，都不可避免地要加深社會對比和加強社會對抗。這在歐洲一切國家裡，現在對於每一個沒有偏見的人都已成了十分明顯的真理，只有那些一心想使別人沉湎於痴人樂園的人才會否認這一點。在這種「令人陶醉的」經濟進步時代，在不列顛帝國的首都，餓死幾乎已經成為一種常規。這個時代在世界編年史上留下的標誌，就是被稱為工商業危機的社會瘟疫日益頻繁地重複發生，規模日益擴大，後果日益帶有致命性。 在1848年革命失敗後，大陸上工人階級所有的黨組織和黨的機關報刊都被暴力的鐵腕所摧毀，工人階級最先進的子弟在絕望中逃亡到大西洋彼岸的共和國去，短促的解放夢已隨著工業狂熱發展、道德敗壞和政治反動的時代的到來而破滅了。大陸上的工人階級的失敗，部分是由無論當時或現在都和聖彼得堡的內閣結成兄弟同盟的英國政府的外交所促成，這一失敗很快也就把自己的傳染作用擴展到了海峽的這一邊。大陸上的階級弟兄的失敗，把英國工人階級弄得垂頭喪氣，挫傷了它對自己事業的信心，同時卻使土地巨頭和金融巨頭恢復了他們已經多少動搖了的自信。他們蠻橫地收回了已經宣布過的讓步。新的金礦產地的發現，引起了大量的向外移民，結果在不列顛無產階級隊伍中造成了不可彌補的缺陷。工人階級中另一部分先前積極的分子，受了暫時增加工作和工資的誘惑而變成了「政治工賊」。維持或革新憲章運動的一切嘗試都遭到了決定性的失敗；工人階級的機關報刊由於群眾的漠不關心而相繼停刊；的確，英國工人階級過去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苟安於政治上的毫無作為。如果說過去在英國工人階級和大陸上的工人階級之間沒有過行動上的一致，那末現在至少是有失敗上的一致了。 雖然如此，1848年革命以來的這一段時期還是有它的好的方面。我們這裡只指出兩件重大的事實。 英國工人階級經過三十年驚人頑強的鬥爭，利用土地貴族和金融貴族間的暫時的分裂，終於爭得了十小時工作日法案的通過。[10]這一法案對於工廠工人在體力、道德和智力方面引起的非常良好的後果，在工廠視察員每半年一次的報告書中都曾指出過，現在已經成為大家公認的事實了。歐洲大陸上的大多數政府都不得不在作了或多或少的修改之後採用了英國的工廠法，而英國議會本身也不得不每年擴大這一法律的應用範圍。但是這個對工人的措施的成功，除了有實際的重要性以外，還有另一個重大的意義。資產階級通過自己最著名的學者如尤爾博士、西尼耳教授及其他同類聰明人的口屢次預言，並且不停地重複說：對於工時的任何立法限制都必然要為不列顛工業敲起喪鐘；不列顛工業像吸血鬼一樣，只有靠吮吸人血——並且是吮吸兒童的血——才能生存。古時殺害兒童是崇拜摩洛赫神的宗教的神秘儀式，但它只是在一些極隆重的場合下實行，大概一年不過一次；同時摩洛赫神並沒有表示專愛吃窮人的兒童。這種圍繞用立法手段限制工時問題而展開的鬥爭所以更加激烈，撇開利潤貪求者的驚慌，因為這裡的問題涉及到一個大的爭論，即構成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實質的供求規律的盲目統治和構成工人階級政治經濟學實質的由社會預見[註：德文版為：「由社會認識和社會預見」。——譯者注]指導社會生產之間的爭論。因此，十小時工作日法案不僅是一個重大的實際的成功，而且是一個原則的勝利；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第一次在工人階級政治經濟學面前公開投降了。 但是，勞動的政治經濟學對財產的政治經濟學[註：德文版不是「財產的政治經濟學」，而是「資本的政治經濟學」。——編者注]還取得了一個更大的勝利。我們說的是合作運動，特別是由少數勇敢的「手」獨力創辦起來的合作工廠。對這些偉大的社會試驗的意義不論給予多麼高的估價都是不算過分的。工人們不是在口頭上，而是用事實證明：大規模的生產，並且是按照現代科學要求進行的生產，在沒有利用僱傭工人階級勞動的僱主階級參加的條件下是能夠進行的；他們證明：為了有效地進行生產，勞動工具不應當被壟斷起來作為統治和掠奪工人的工具；僱傭勞動，也像奴隸勞動和農奴勞動一樣，只是一種暫時的和低級的形式[註：德文版為：「低級的社會形式」。——編者注]，它註定要讓位於帶著興奮愉快心情自願進行的聯合勞動。在英國，合作制的種子是由羅伯特·歐文播下的；大陸上工人進行的試驗，實質上是從那些並非由誰發明而是在1848年大聲宣布的理論中得出的實際結論。 同時，1848年到1864年這個時期的經驗毫無疑問地證明，[註：德文版加有：「就像工人階級最卓越的領導者們在1851年和1852年談到英國合作運動時已經斷言的那樣」。——編者注]不管合作勞動在原則上多麼優越，在實際上多麼有利，只要它沒有越出個別工人的偶然努力的狹隘範圍，它就始終既不能阻止壟斷勢力按著幾何級數增長，也不能解放群眾，甚至不能顯著地減輕他們的貧困的重擔。也許正是由於這種原因，所以那些面善口慧的貴族，資產階級的慈善空談家，以至機靈的政治經濟學家，先前在合作勞動制處於萌芽狀態時枉費心機地想要把它剷除，嘲笑它是幻想家的空想，咒罵它是社會主義者的邪說，現在都突然令人發嘔地捧起它的場來了。要解放勞動群眾，合作勞動必須在全國範圍內發展，因而也必須依靠全國的財力。但是土地巨頭和資本巨頭總是要利用他們的政治特權來維護和永久保持他們的經濟壟斷的。他們不僅不會贊助勞動解放的事業，而且恰恰相反，會繼續在它的道路上設置種種障礙。請回憶一下帕麥斯頓勳爵在最近一次議會會議上攻擊愛爾蘭租佃者權利法案維護者的嘲弄口氣吧。他大喊道：下院是土地所有者的議院。[11] 所以，奪取政權已成為工人階級的偉大使命。工人們似乎已經了解到這一點，因為英國、德國、義大利和法國都同時活躍起來了，並且同時都在努力從政治上改組工人政黨。 工人們已經具備了作為成功因素之一的人數；但是只有當群眾組織起來並為知識所指導時，人數才能起決定勝負的作用。過去的經驗證明：忽視在各國工人間應當存在的兄弟團結，忽視那應該鼓勵他們在解放鬥爭中堅定地並肩作戰的兄弟團結，就會使他們受到懲罰，——使他們分散的努力遭到共同的失敗。這種認識促使1864年9月28日在聖馬丁堂出席公開大會的各國工人創立了國際協會。 還有一個信念鼓舞著這次大會的參加者。 工人階級的解放既然要求[註：德文版加有：「各國」。——編者注]工人們兄弟般的合作，那末當存在著那種為追求罪惡目的而利用民族偏見並在掠奪戰爭中灑流人民鮮血和浪費人民財富的對外政策時，他們又怎麼能完成這個偉大任務呢？使西歐避免了為在大西洋彼岸永久保持和推廣奴隸制進行可恥的十字軍徵討冒險的，並不是統治階級的智慧，而是英國工人階級對於他們那種罪惡的瘋狂行為所進行的英勇反抗。[12]歐洲的上層階級只是以無恥的讚許、假裝的同情或白痴般的漠不關心態度來觀望俄羅斯怎樣侵佔高加索的山區要塞和宰割英勇的波蘭；這個頭在聖彼得堡而在歐洲各國內閣裡有其爪牙的野蠻強國所從事的大規模的不曾遇到任何抵抗的侵略，給工人階級指明了他們的責任，要他們洞悉國際政治的秘密，監督本國政府的外交活動，在必要時就用能用的一切辦法反抗它；在不可能防止這種活動時就團結起來同時揭露它，努力做到使私人關係間應該遵循的那種簡單的道德和正義的準則，成為國際關係中的至高無上的準則。 為這樣一種對外政策而進行的鬥爭，是爭取工人階級解放的總鬥爭的一部分。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卡·馬克思寫於1864年10月21日和27日之間 載於1864年11月在倫敦出版的小冊子「1864年9月28日在倫敦朗-愛克街聖馬丁堂舉行的公開大會上成立的國際工人協會的宣言和臨時章程」。原作者的德譯文載於1864年12月21日和30日「社會民主黨人報」第2號和第3號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小冊子「1864年9月28日在倫敦朗-愛克街聖馬丁堂舉行的公開大會上成立的國際工人協會的宣言和臨時章程」，並根據「社會民主黨人報」校對過 注釋： [1]1864年9月28日在倫敦聖馬丁堂舉行了工人的盛大的國際性會議；大會是倫敦各工聯的領導人和一個由巴黎來的蒲魯東派工人代表團籌備的，當時居住在倫敦的德國工人、義大利工人和其他國家工人中的代表，以及一些歐洲的小資產階級革命民主主義流亡者也參加了籌備工作。大會通過了成立國際工人協會（後來通稱為第一國際）的決議，並選出了臨時委員會。卡·馬克思被選入這個委員會，接著又被選入在10月5日臨時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任命的協會綱領性文件起草委員會。起草委員會的最初幾次會議在馬克思缺席的情況下草擬了一個文件，它由兩部分組成，一部分是由歐文的信徒韋斯頓起草並經法國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勒·呂貝校閱的作為引言的宣言，另一部分是義大利人魯·沃爾弗譯成英文的、由馬志尼制定的義大利工人團體章程（詳見本卷第588、597—598頁）。馬克思在10月18日的會議上才第一次看到這個文件，並對它提出批評；文件被退回起草委員會作最後的修訂。起草委員會於10月20日把這項工作委託給馬克思，而於10月27日贊同了馬克思寫成的兩份全新的文獻：「國際工人協會成立宣言」和「協會臨時章程」。1864年11月1日，宣言和章程經已被確認為協會領導機關的臨時委員會一致批准。這個以國際總委員會的名稱載入史冊的機關，在1866年年底以前多半稱為中央委員會。 成立宣言最先發表在1864年11月5日「蜂房報」第160號上，隨後又於同月和章程一起印成小冊子「1864年9月28日在倫敦朗-愛克街聖馬丁堂舉行的公開大會上成立的國際工人協會的宣言和臨時章程」（《Address and Provisional Rules of the Working Men』 s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Established September 28，1864， at a Public Meeting held at St. Martin’s Hall，Long Acre，London》）。1864年12月21日和30日，在「社會民主黨人報」第2號和第3號上發表了原作者的德譯文。1866年，宣言譯成法文。宣言的最早的俄譯文於1871年在日內瓦問世。保存下來的成立宣言的兩份手抄本，是馬克思夫人燕妮·馬克思和他的女兒燕妮抄寫的。 刊載在本卷的宣言以1864年發行的英文小冊子的文字為依據。英文原文與原作者的德譯文之間的重要不同之處都附有腳註。 「蜂房報」（《The Bee-Hive Newspaper》）是英國工聯的機關報（周報）；從1861年至1876年在倫敦出版，用過如下三種名稱：「蜂房」（《The Bee-Hive》）、「蜂房報」（《The Bee-Hive Newspaper》）、「辨士蜂房」（《The Penny Bee-Hive》）；該報受到資產階級激進派和改良派的強烈影響。1864年11月22日在總委員會會議上該報被宣布為國際的機關報。國際工人協會的正式文件和總委員會歷次會議的報導都刊登在該報上面。但是刊登在該報上的國際文件常被竄改或刪節，為此，馬克思曾一再提出抗議。從1869年起該報實際上已蛻變為資產階級的機關報。1870年4月，總委員會根據馬克思的建議，與「蜂房報」斷絕了一切關係，並在報上發表了有關的聲明（見本卷第480、701頁）。——第5頁。 [2]馬克思引自報上報導的財政大臣格萊斯頓於1864年4月7日在下院的講話。——第5頁。 [3]「勒殺犯」（garroters）是一種行劫的強盜，他們專掐受害者的咽喉。六十年代初這種行劫在倫敦常常發生，以致成了議會專門討論的題目。——第5頁。 [4]藍皮書（Blue Books）是英國議會和外交部發表的資料和外交文件的總稱。藍皮書因藍色的封皮而得名，英國從十七世紀開始發表藍皮書，它是英國經濟史和外交史的主要官方資料。 這裡提到的藍皮書是指「流放苦役法執行情況調查委員會報告書」1863年倫敦版第1卷（《Report of the Commissioners appointed to inquire into the Operation of the Acts relating to Transportation and Penal Servitude》.Vol.I，London， 1863）。——第6頁。 [5]指「樞密院衛生視察員1863年度第六號報告書」1864年倫敦版（《Sixth Report of the Medical Officer of the Privy Council.1863》. London，1864）。——第6頁。 [6]馬克思在這裡引的格萊斯頓在1863年4月16日所說的話，由於德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布倫坦諾於七十年代掀起反對馬克思的誹謗運動，而為大家所熟知。倫敦各家報紙（「泰晤士報」、「晨星報」、「每日電訊」等）差不多全都在1863年4月17日關於議會會議的報導中刊登了格萊斯頓的這句話，而在漢薩德的半官方出版物議會辯論專輯中卻省略了這句話，因為漢薩德版本的文字是經過發言人後來親自修改過的。這就給了布倫坦諾一個藉口，他指責馬克思在科學上不誠實。馬克思在1872年5月23日和7月28日致「人民國家報」編輯部的兩封信中對這種誹謗作了回答（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18卷）。 馬克思死後，英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泰勒於1883年11月重又提出同樣的指責。愛琳娜·馬克思於1884年2月和3月在致「今日」（《To-Day》）雜誌的兩封信中，以及後來恩格斯於1890年6月在「資本論」德文版第四版的序言中、於1891年在小冊子「布倫坦諾contra〔反對〕馬克思」中都徹底地揭穿了所謂偽造引文的胡說。——第7頁。 [7]《Sixth Report…》，P.25—27.——第8頁。 [8]「童工調查委員會（1862）。委員會第一號報告書」1863年倫敦版第24頁（《Children』 s Employment Commission（1862）.First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ers》.London， 1863，p.24）。——第8頁。 [9]指休·西·特裡門希爾「就麵包房工人的申訴向女王陛下內務大臣的報告」1862年倫敦版（《Report addressed to Her Majesty』 s Principal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 relative to the Grievances complained of by the Journeymen Bakers》. London，1862）。——第8頁。 [10]在英國，工人階級爭取用立法手段限制工作日為十小時的鬥爭是從十八世紀末開始的，從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初起，廣大的無產階級群眾投入了這一鬥爭。 1847年6月8日議會通過了只適用於童工和女工的十小時工作日法案。但是實際上許多廠主並沒有遵守這項法律。——第11頁。 [11]指首相帕麥斯頓於1863年6月23日在議會的一次定期會議上討論愛爾蘭租佃者權利問題時的講話。以馬瓜伊爾為首的愛爾蘭議員要求採取立法措施，限制大地主對租佃者的橫行霸道。例如，議員們要求讓租佃者有權在解除租約時取得對於他們在租種的土地上所耗全部費用的補償。帕麥斯頓在講話中把愛爾蘭議員的要求叫做「共產主義的教條」、「對社會秩序的基本原則的破壞」。——第13頁。 [12]指美國內戰期間英國工人於1861年底到1862年初為反對英國政府站在南部各蓄奴州一邊幹預戰爭所採取的行動。工人的鬥爭由於所謂的「特倫特號」事件而變得特別激烈，當時，英國資產階級利用北部政府截獲和逮捕坐上「特倫特號」輪船赴英的奴隸主代表事件作口實，準備向北部各州開戰。英國工人堅決支持北部。在人數眾多的群眾集會上，工人們抗議反動的資產階級叫囂戰爭，要求和平解決衝突。英國工人反對幹涉的群眾性運動，使反動派沒有能夠把歐洲拖入支持奴隸主的戰爭，這一運動大大加強了無產階級國際團結的思想。——第14頁。 出處：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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