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敦煌藏經洞無意被開啟，敦煌學也隨之興起。敦煌藏經洞所出文書，學界一般稱為「敦煌文書」或「敦煌遺書」。在敦煌文書中，九成左右的文書屬於佛教文獻，種類繁多，數量可觀。這些豐富的材料記載了敦煌地區轟轟烈烈的抄經歷史。
抄經活動在古代中國盛行的歷史和思想背景
佛教誕生於古印度，但是為何抄經活動能夠在千裡之外的古代中國社會經久不墜，這是值得深思和探討的問題。口耳相傳是古印度文化傳承的主要手段，而文字書寫的意識較為薄弱。佛教誕生後，佛法「皆口口相傳」，不立文字。此種傳法手段導致佛經大量流失，教團內部也因記誦差異而出現分歧，並加速了教團分裂。與此相反，我國古人卻有「聲不能傳於異地留於異時，於是乎書之為文字」的認識。因此，當佛教於兩漢之際傳入中國之後，信眾積極傳譯書寫。此外，古代中國文字的統一和紙張的使用又是印度社會難以比擬的。古印度小邦林立，語言各異，佛經不易廣泛流傳，而古印度書寫所使用的貝葉也不利於廣泛使用。因此，我國古代社會擁有抄經活動轟轟烈烈展開的思想認識和物質基礎。而真正刺激民眾抄經活動的是佛教宣揚的「因果報應」和「功德回向」思想。在佛教的宣揚下，民眾逐漸接受抄寫佛經是一種善事的觀點，認為抄經行為是「勝因」「功德」「善根」「福」「善果」「勝業」「福善」「福田」。而末法思想是民眾熱衷抄寫佛經的另外一個重要原因。最遲到北涼時期，已有人相信中國進入末法時期。末法時期，經像俱毀。籠罩在末法恐懼下的民眾積極書寫佛經，「存經以備法滅」，著名的房山石經便是在此種思想影響下形成的。
對於敦煌地區的抄經活動，必須站在歷史大坐標軸中，以更寬闊的視野加以審視，才能辨別敦煌與中原地區文化的異同，考察不同區域間的文化交流。同時，因為研究對象的特殊性，須綜合應用宗教學和歷史學方法多方面考察，以便從有限的材料中獲得更為飽滿的信息。
官府和寺院的抄經活動
敦煌寫經中，一部分經文是由官府和寺院組織抄寫的。寺院和官府組建的寫經道場是如何運行的？史書闕載，無從得知。幸運的是，敦煌文獻中保存有抄經道場遺留下來的《抄經歷》《配紙歷》《勘誤歷》《抄經名冊》等各種原始記錄。這些史家眼中的「邊角料」，成為今人了解古代道場抄經運行模式的寶貴資料，也為我們清除一塊史學盲區提供了可能。
敦煌抄經道場的抄經生和校對者一部分由寺院僧人充當，一部分由世俗社會中的衙牙擔任，在吐蕃時期部落百姓也成為抄經大軍中的重要力量。出於虔誠和閱讀的方便，楷書是道場規定使用的字體，抄經者在抄經之前要熟讀經文，熟練掌握生僻字的寫法。古代物質匱乏，為確保紙張不被抄經者偷盜和浪費，道場制定了嚴格的紙張使用制度。抄經生所用紙張是道場按照《經錄》一次性發放的，如果抄經生抄寫有誤，需要以廢換新，並登記在案。所抄寫的佛經，一般經過兩至三次校對，才可以入藏。吐蕃時期多則達到九次，這與當時抄寫者水平不高有很大關係。如果校對者發現抄寫有誤，抄經者必須重新書寫。校對出的錯誤和書寫的錯誤，均記錄在役工冊中，是校對者和書寫者日後取得報酬的重要依據。抄經道場有嚴格的抄經制式：「散說一十七字為行；偈頌二等：四、五言則四句為行，七言偈則二句為行。」抄經制式的執行為檢校佛經提供了方便。抄寫合格的經文才可以歸入寺院經藏，並由經藏「所由」（即經藏的管理者）負責經文的日常護理和借閱。
敦煌文書中保存了一批武后為其父母祈福而抄寫的《金剛經》和《妙法蓮華經》，在佛經尾部有抄經列位信息，記載了抄經時間、抄經生及抄經生所屬機構、校閱人及校閱人所屬寺院、抄經使和抄經判官、裝潢人。武后發願抄寫的經文，由左春坊、秘書省、弘文館、門下省楷書手擔任，所抄佛經經過「三次校對」「四次審閱」，其中校閱者由當時長安、太原等地的高僧大德擔任。抄經使和抄經判官，負責抄經質量和抄經物資所需。武后抄經所留存的實物，是今人打開古代皇室抄經歷史的一把鑰匙。
信眾的抄經活動
與寺院和官府大規模的抄經活動不同，民眾一般抄寫小部頭的佛經，抄寫完畢後通常在佛經尾部書寫一段「題記」，用以記述抄經者身份、抄經時間、場合、緣由、祈願內容、抄經經過等信息，所記內容豐富多彩，具有很大的學術價值。抄經題記體現了民眾的佛教信仰以及對佛法的理解，從中不難窺探佛教思想融入中國社會的歷程。其次，傳世文獻中記載民眾生活的內容少之又少，史官們更關注的是帝王將相的豐功偉績和維護長幼尊卑的禮樂綱常，對普通民眾的生活往往惜墨如金、闕而不載。然而，普通民眾的歷史才是有血有肉的歷史。幸運的是，抄經題記彌補了這種缺失，淹沒在歷史迷霧中的民生影像藉此越來越清晰地展現於世人面前。抄經題記記錄的並不是古人生活內容的全部，卻是現知材料中最為直接觀察古人生活世界的「窗口」。從抄經題記可以看到古人種種世俗訴求和民生所向，如：延壽愈疾（S.6230）、分娩平安（P.2900）、護國安民（P.2312）、轉為男身（書道博物館藏）、合家團圓（S.2360）、早歸故土（S.2605）、消除牢獄之災（BD05671）、風調雨順（北0686）、兩國和好（S.1963）、仕途通順（S.87），等等。
參與抄經活動的人物涉及社會各階層，總體可分為三個層次：首先是皇室貴胄；其次是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官吏；而為數最多的是走卒販夫、工農兵學等芸芸眾生。抄經者抄寫佛經時，在時間上具有一定的趨向性，即一般在佛教神聖的日子中抄寫，他們將本來均質的時間分割成神聖和非神聖兩部分，認為在適宜的時間內書寫佛經，功效大於平日，更為靈驗可感。在佛教上報「四重恩」思想的影響下，父母、眷屬、師僧、國主是抄經者主要的祈願對象。
佛教一直強調善惡果報的必然性。信眾也堅信寫經是善因，會帶來好的果報，而結果卻並非信眾所期待的那樣。按此邏輯推理，信眾的抄經活動應該曇花一現，不可能在歷史上久行不墜。以何種心態理解這種有悖常理的行為呢？這與佛教三報論思想的傳播有很大關係。抄經者同意將福報延遲至下世或者擴展到眷屬身上。同時抄經者通過虔誠的抄經行為，如刺血寫經、書寫重要典籍，來優化福報結果。隨著佛教信眾增多，以盈利為目的的抄經坊和抄經生產生，「買福賣罪，如持左契，交手相付」，抄經供養完全世俗化。可以說，在抄經市場中，俗眾抄經是在世俗利益標尺下所做的宗教信仰行為，書寫佛經是其獲得福報的手段之一。
通過對敦煌寫經的研究，可以看到：敦煌藏經洞所出文獻因特殊的歷史遭遇，反映同一歷史事件的文書散藏於中、英、法、日、俄等世界各地。如果孤立地分析某地所收藏的文獻，其歷史信息是非常有限的，據此難以把握文書本來的性質。但如果採用綜合研究的方法，將反映同一事件的、散藏於不同機構的文獻搜集起來，猶如將歷史的片段綴合起來，最終可獲得完整的歷史全景。此外，在解讀抄經題記時，既要避免過度解釋，又必須將其放在整個大的歷史背景中，這是解讀所有抄經題記時必須要遵循的原則之一。如此才可以最大限度地釋放出抄經題記所蘊藏的歷史信息，抄經題記的內容才可以變得更為飽滿。而對於抄經題記中所表現的今人難以接受的行為，今人應以同情的態度加以審視，而不可一味地將其貶為愚昧無知，只有這樣我們才可以更為貼近古人的生活，才能更為深刻地理解他們的思維模式和行事原則。（趙青山，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6—10世紀敦煌地區抄經史」負責人、蘭州大學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