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日,敦煌研究院助理館員付祥波在莫高窟264窟裡臨摹一尊塑身。他湊近觀察原塑身,接著用粉筆在自己臨摹塑像上做著修改記號。臨摹涉及到後續文物保護和研究工作。
這原本是個冷門的行當,近年來卻不斷受到關注。從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樊錦詩給今年考上北大考古系的留守女孩祝福,到4萬人報名故宮文物修復師,從豆瓣評分9.4的《我在故宮修文物》,到熱播兩季的《國家寶藏》,一個接一個文化現象背後,是社會對文物和考古相關事業的認同。
與北京、西安等地不同,距離上海3100千米的敦煌遠處塞北,地理環境不如人意。解放日報·上觀新聞記者採訪了幾位在敦煌研究院工作的年輕人,探尋那裡他們的生活狀態和留在敦煌的理由。
【初見敦煌】
2017年12月12日,付祥波所乘坐的飛機對準敦煌機場跑道降落。他望向舷窗外,滿眼看到的都是黃沙。
山東漢子付祥波在中央美術學院學習的是中國傳統雕塑。他2017年畢業來到敦煌研究院,工作之一是臨摹窟中塑身,以進行保存和研究等。興趣使然、專業貼合,他來對了地方。
出機場,西行數百米,向南拐入一條僻靜的公路,兩旁僅能看見駱駝草和延伸到遠處的電線桿。路盡頭是一處小小的「綠洲」就是莫高窟,也是敦煌研究院的所在地。公元366年,一位叫樂僔的和尚在這裡首開石窟。自此,能工巧匠開窟之舉綿延千年,歷經北涼、隋、唐、宋、元等10個朝代,絲路咽喉重鎮敦煌盛極一時。莫高窟的壁畫、塑身多集中在南區,區內現存洞窟492個、塑身2000餘尊、壁畫4.5萬平方米等。
敦煌莫高窟九層樓外景。鄭子愚攝
敦煌莫高窟除了集納極高藝術價值的塑身壁畫以外,中原以及西域等文化、科技和宗教等匯聚、碰撞、交融,在中華歷史長河中留下瑰麗,是一處戈壁沙漠中的文化殿堂。明朝以後,莫高窟趨於沉寂。人們更耳熟能詳的,是離此地不遠的陽關、玉門關。
眼下,若非工作、旅遊,莫高窟附近人跡罕至。付祥波看著空無一物的戈壁,說:「專注做點東西,至少對得起光陰歲月。其他,就留給時間去說吧。」
25歲的熊業騰畢業於西安美術學院攝影專業。大二時,他到過敦煌,讓他震撼的不僅是文物,還有莫高窟的科技感——「數位化保護」的壁畫拍攝現場。畢業那年,熊業騰報考敦煌研究院,就衝著「數位化」去的。
熊業騰是西安人,故鄉距敦煌約1700千米,一路西行,熊業騰覺得像是去戍守邊防,既豪邁又不免悵惘。
與兩位90後不同,1980年出生、來自河南的壁畫修復師喬兆廣剛到敦煌時,對壁畫修復還不甚了解。
2000年前後,喬兆廣在報紙上看到敦煌研究院的招聘啟事。當時,喬兆廣還不知道壁畫修復是做什麼,只是謀一份工作。他給時任敦煌研究院保護研究所副所長王旭東寫了一封信,說明自己情況。
不久之後,喬兆廣得到「來了再說」的答覆。
【無意理會「去留」】
莫高窟海拔高出敦煌市區300米,與敦煌文物作伴的人,把進到窟區稱為上山。莫高窟的年輕人們在山上找到了榜樣,同時也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莫高窟藝術綿延千年,每個時期的審美和技巧都印著時代的痕跡。即便是同一朝代,如唐朝,初唐、盛唐、中唐、晚唐的氣韻也不盡相同,氣韻演變背後是歷史長河的涓涓細流。琢磨各個歷史階段的藝術特點是莫高人的必修課。付祥波說:「臨摹古人作品,差之毫厘就會被懂行的人看笑話。」
在臨摹塑身前,付祥波走遍了莫高窟的大小洞窟,記錄每個窟的特點和細節。描摹中國傳統雕塑不同於西洋繪畫的速寫,只有藉助毛筆粗細變化的線條,才能還原古人在造像時對力度、空間、結構的把握。
2018年春節,付祥波沒有回老家,而是在山上靜心臨摹塑身。2月20日,正月初五,雪霽。在院裡小巷轉角處,他看見一位身型瘦小、穿著樸素的老太太正在掃雪。
他認出老太太就是樊錦詩。研究院裡的年輕人稱她為樊奶奶。攀談幾句後,樊錦詩向付祥波提出要求:「你要有更高的追求,不僅要達到前幾任先生的水平,還要超過他們。後來人當然要比前人做得好,不然還有什麼意思?」付祥波把樊奶奶的話記在心裡。最近的一次見到樊奶奶是今年國慶前一天。和往常一樣,她拄著拐杖,穿著樸素的深色外套、黑褲子,腳踩一雙運動鞋走進雕塑工作室。付祥波向樊奶奶介紹自己的手頭工作。他看到樊奶奶臉上浮現一個淡淡微笑。
工作室裡,孫紀元老前輩臨摹的塑身就安放在靠牆位置,工作和出入時都能看見。付祥波以此提醒自己,「以前輩為榜樣,不要讓自己過得太安逸」。桌上有一本日曆本。每過一天,他就會在上面打一個叉。打叉並非數著日子熬過去,相反,付祥波以此警醒自己:「度年如日。」
如果說,付祥波的工作是復刻從前,那麼熊業騰的「數位化敦煌」就是留住當下。
熊業騰加入團隊後才了解到,閃光燈直接對著壁畫閃爍的危害要遠遠超過陽光直射,所以,每一塊反光板都是根據每個洞窟結構特製。為最大程度還原洞窟內壁畫、藻井等,幾平方米牆壁通常都需要拍攝數千張照片,再通過後期人工拼接,以使圖像嚴絲合縫。
敦煌研究院數字中心主任吳健是熊業騰攝影業務上的偶像。初到敦煌研究院,吳健就告訴熊業騰,莫高窟壁畫是有溫度和肌理的。只要吳健有新作品,熊業騰都會研究照片背後的拍攝角度、用光等技法,想著早點追上他。與熊業騰一起畢業的同學,已有很多不再從事攝影相關工作。熊業騰覺得,是敦煌延續自己的攝影夢想。
敦煌雪後。熊業騰一早從市區上山。天微微亮,莫高窟九層樓映著晨曦,圓月當空。「仿佛就是一瞬間過了一千多年,莫高窟還是老樣子,只不過是人變了。」這是熊業騰當時心裡活動。而這或許也就是「溫度」的釋義——歷史的積澱,而肌理則是文物內核美感。
喬兆廣的工作是在和時間賽跑。
天長日久,不少壁畫已經模糊、變色,有的像魚鱗似的一片片翹起來,有的甚至還剝落了。修復師們的工作就是通過除塵、填墊、粘結、按壓……讓壁畫能與時間的侵蝕抗衡。
喬兆廣現年40歲,在部門還算年輕主力。學習壁畫修復,要由前輩們「傳幫帶」,合格壁畫修復師「出師」通常得要5到6年,也只有真正有經驗,熟練掌握各種技術時,才會被指派修復國寶級壁畫。
喬兆廣在洞窟裡修複壁畫。敦煌研究院提供
「時間」,讓喬兆廣很矛盾。他希望時間快一些,因為壁畫修復經驗隨時間積累;他也希望時間慢一些,壁畫修復急不得。
多年前,一處由「大國工匠」李雲鶴老前輩修的壁畫,時至今日也和當初修復時一樣,可謂毫無瑕疵。喬兆廣就像是一名給壁畫看病的醫生。「壁畫是有生命的,有生老病死。」喬兆廣說。壁畫不可再生,這是不得不面對的現實。所謂壁畫修復,更像是為壁畫延續壽命,讓瑰寶能留存時間長一些。喬兆廣記得李老的一句話:「肉還能長出來,壁畫是不可能再長出來。所以千萬不能讓壁畫掉下來,不然就是罪人。」
11月初,敦煌氣溫驟降,為了保護壁畫,修復工作即將「冬休」。11月4日,喬兆廣趁著最後一小段窗口期進到洞窟,先為一處比小指甲蓋還小的起甲壁畫背面除塵,接著把配製好的粘結劑通過專門工具注射到壁畫背面,最後將一小片壁畫貼回牆體。進入狀態,喬兆廣很快就忘卻時間,能抓緊做一點是一點。
有意思的是,喬兆廣剛進洞窟打下手那會兒,到飯點就會停下手中工作,等著前輩們出來吃飯。可是他發現,前輩們左等不出來右等也不出來。眼瞅著飯點就要過了,他等不及走進洞窟裡去提醒,這才發現前輩們早就忘記時間。
如今,喬兆廣也成了容易忘記時間的人。
【是敦煌留住了我】
今年,敦煌研究院文保類職位報名錄用比為4:1。敦煌研究院院長趙聲良覺得,敦煌之所以能吸引和留住年輕人,敦煌魅力是其中一部分,而一小部分原因是文保工作催不得,相當於給年輕人很大自由度。
院裡不催,可這群年輕人好像仍舊被什麼催著往前奔跑。
今年11月2日,付祥波把工作室裡其中一尊塑身搬進窟裡,實地對比原塑身。一比之下,付祥波立刻愁容滿面。原來,由於一開始是通過照片臨摹,塑身頭部傾角與原塑身有些許差距;二來,只有身臨其境,把自己放在和古人同一位置,才能深刻體會到古人藝術造詣之高。
付祥波在洞窟裡臨摹雕塑。敦煌研究院提供
之後幾天,付祥波每天都在窟裡泡很久,修改塑身。「專注做點事」,就是當下最幸福的事情。「待久了,會不由自主地有責任感,會覺得有擔子要遞給我們。」付祥波說。
喬兆廣在修複壁畫前有個儀式,要平心靜氣,會在精力最旺盛時做最重要的修復。這是對工作的尊重也是對文物的敬畏。
修複壁畫是個精細活,手可不能抖。為讓自己有一雙像外科醫生的手,喬兆廣找到練習方法,就是修復住所附近起甲的建築。長此以往,手就不抖了,功夫也熟練了。
對於一些修復要求較高的壁畫,每天只能修20平方釐米左右,相當於一個巴掌大小。大多數修復師就是「面壁」一坐一整天。「不會覺得枯燥,反而是很有成就感。」喬兆廣說。
窟裡工作條件艱苦。多年以前,前輩們只能用鏡子把日光反射進一片漆黑的洞窟,再利用白紙漫反射,把洞窟「照」亮。因為陽光直射,明火煙燻都會對敦煌文物造成不可逆的破壞。直到莫高窟通電,情況才有所緩解。喬兆廣說,現在條件好了很多。
20年前,與喬兆廣一同到敦煌的年輕人裡,已經有幾位同事陸續離開。喬兆廣在這裡成了家,從此紮根敦煌,也慢慢理解了王旭東那句「來了再說」背後的辛酸。
熊業騰到敦煌後還輪崗當過洞窟講解員。正值年中旅遊旺季,每天要帶多批遊客,每批遊客都要在1.5小時內完成8個開放洞窟的講解。講解詞說多了口乾舌燥,每天喝個七八瓶礦泉水都是常有的事。
一次,熊業騰帶遊客進入到一個洞窟,猛然感覺洞窟裡撲面而來的溼潤感。他才體會到培訓時講到的,壁畫塑身的勁敵是洞窟開放時帶入的水汽和二氧化碳。經過一次又一次講解,熊業騰懂得了莫高窟在開放和保護之間的微妙平衡。
熊業騰在洞窟數位化現場工作。敦煌研究院提供
回到攝影崗後,他對於文物數位化的感悟又加深了。趁著今年疫情,莫高窟暫不開放,熊業騰所在團隊「竊喜」,終於能完成第148號洞窟的「數位化」工作。最近,熊業騰申報了一個課題:記錄莫高窟周邊環境四季變化以及突發情況,希望為保護莫高窟提供一個新的視角。
從西安到敦煌,會有心理落差嗎?畢竟,同為旅遊城市,西安「大唐不夜城」花燈如晝;敦煌到淡季,很安靜。
「當時,常書鴻前輩可是從法國巴黎依然決然回到一無所有的敦煌工作。」熊業騰答。
1935年,在法國已小有名氣的中國畫家常書鴻從舊書攤上看到一部《敦煌圖錄》畫冊,被敦煌深深吸引。從法國巴黎塞納河畔投身不見人煙的大漠戈壁。常書鴻之後,一批又一批年輕人成為敦煌守護人。
敦煌研究院裡,佇立著一座名為「青春」的雕像,雕像裡的少女身背草帽,拿著工具昂揚大步,一席齊耳短髮,隨著微風飄起。這是孫紀元老前輩以剛剛來到敦煌的樊錦詩為藍本創作的。
為什麼願意留在敦煌?「不是我留在敦煌,而是敦煌留住了我。」熊業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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