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21世紀一個凸顯性的變化特徵是，世界進入了一個新世紀，也進入了一個災難頻發的時代，災難發生頻率和規模都在不斷提高和擴大，2000年全球顯示了陡增趨勢與峰值（圖1），2000-2020年間累計災難次數多達13345次，死亡人數150.5萬。然而，進入災難頻發的21世紀，災難又顯示出一個凸顯性特徵——災難的漣漪效應，即不同性質的多個災難連接性地爆發，災難的波及範圍更加廣泛，災難所導致的損失加重。以中國為例，20年間災難次數多達1247，死亡人數13.2萬。重大災難直擊國家經濟發展和人民生命財產與公共安全，我國平均每年約有1/5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因各類自然災害損失而抵消。由此可見，加強災難中的災難管理與誰治理對於控制災難後效尤顯重要。
一、災難漣漪效應的基本特徵重大災難事件是指前兆不充分、具有明顯的複雜性特徵和潛在次生或衍生危害，破壞性嚴重，採用常規方式難以應對處置的突發事件。常常具有反常規性、群體性、複雜性等特點，特別是災難事件出現漣漪效應（Ripple Effect），當今世界越來越多出現了多個災難的集群特徵，這種災難漣漪效應主要體現出以下幾個規律性特徵：
1.在災難發生數量上，表現為複合型特徵災難常常不是孤立事件，人們常說的「雪上加霜」就描述了災難的連環特徵。當今世界災難的特徵表現為複合型災難的發生率逐漸高於單一型災難。以往事實告訴我們，倘若錯過災難管理的最佳控制時機，任何一件事情或一個自然災難都有可能成為誘因引發下一個連鎖性反應，釀成次生災害或社會衍生事件，如臺灣地區的八八水災最終演變成政治風暴。而對這種複合型災難的應對難度明顯高於單一型災難，讓民眾無法承受「雪上加霜」的傷害，使應急管理機構難以招架「應接不暇」的衝擊。因此，如何有效應對複合型災難的挑戰是災難應對的關鍵環節。
2.在災難擴散區域上，表現出共振性形式在全球化的現實背景下，凸顯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特徵，一國動蕩，多國共振。例如，2011年日本地震海嘯引發的次生災害核汙染，繼而又引發了世界範圍內的搶購碘類製品、中國搶鹽事件等社會共振現象。這次新冠肺炎疫情也同樣產生了更大範圍的世界共振現象，到目前為止，世界累計確診500多萬感染病例，死亡33萬餘人，數字還在不斷攀升。新冠疫情導致了全球性的區域共振。疫情初期引發了世界的關注，一些國家開始撤僑。在中國的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之後，世界其他國家的疫情大爆發又再次對中國產生餘震作用，剛剛開始緩解的局勢再次緊張起來，開始防控輸入性病例，使得復工時間再次被延期。
3. 在災難傷害廣度上，表現為波及性特點災難發生所產生的影響波及廣泛而非僅限於災區，災難不是僅僅傷及災難中心地域和災區民眾，其傷害也會波及到外圍民眾，災難的間接傷害不亞於直接傷害，災難的波及性會影響到四類人群：受災民眾、救援人員（醫護、官兵、警察等）、外圍民眾、政府與基層公務員。新冠疫情期間在湖北之外地區的外圍民眾在隔離期間，出現了家庭衝突、沉溺網絡甚至其他一些更嚴重的心理失控與異常現象。同時，災難對資源的絕對佔有，也會讓資源缺乏者喪失生命，例如，由於疫情導致醫院正常醫療工作終止，醫護人員全力都去救治疫情病患者，其他病人無法獲得正常治療……災難會間接傷害到很多無辜者，導致非新冠肺炎病人的死亡率上升。災難波及性還會表現出「颱風眼效應」，即外圍民眾所感受到的災難嚴重程度高於災難中心區的直接受災群體。這類群體反應的共振特徵，使災後影響觸及到的社會群體與區域更為廣泛和迅速，引發社會事件的可能性會進而增大。
4. 在災難持續時間上，表現出滯後性效應在當前社會經濟局勢不穩的狀態下，全球性新冠肺炎疫情首先是對人類健康與生命安全構成威脅，進而影響到生產與消費。引發的災後效應損失甚至要大於災難期間，經濟與社會穩定常常是一場災難的滯後效應。特別是當今世界高度金融化，這次美股熔斷就說明了這一點。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在2020年3月19日稱：這次新冠疫情所導致的全球經濟發生衰退已基本成為定局，且波及範圍「有可能達到創記錄的規模」，是一次對「整個人類社會的衝擊」。國際勞工組織3月18日報告：由新冠疫情造成的經濟和勞工危機可能會使全球失業人數增加近2500萬，數以百萬計的人將陷入貧困狀態。而經濟衰退與貧困人口增加將會引發群體社會應激反應，可能會出現更大的社會動亂危機。因此，當一個災難過去後並非風平浪止，其滯後效應讓我們更要關注「後災難時代」。
5. 在災難啟動機制上，體現出社會性要素原生災難引發後續災難有兩種形態：一種是次生災害（secondary disaster），災害性質屬於非人為的自然災難；例如，日本地震所引發的核洩漏；這次新冠肺炎疫情大規模的消毒，也讓人們進而擔心對未來生活環境的極度汙染。另一種是衍生災害（Derivative Disaster），其災害性質屬於社會災難；例如，2005年，美國遭遇卡特裡娜颶風重創，引發美國歷史上最嚴重的一次自然災害。更為糟糕的是，由於當地政府應對失策，災區社會秩序完全破壞，災民安置點衝突不斷，群際間（白人與黑人）價值衝突激化，一次天災進而演變為一場人禍。因此，災難應對不當常常會引發社會衍生事件，近年來的非常規突發事件往往演變成為具有多重性質的複合型事件，並越來越多地指向於群體與社會特徵，且衍生事件的社會特徵越凸顯，所產生的社會後果就越嚴重，影響越深遠。
災難還會引發了民眾的兩種應激反應：其一是民眾生理性應激反應（Biological Stress Reaction）——災難引發的個體生理與心理的不適反應，為民眾所熟知，因其突顯性及對個體心理健康的影響而受到大量研究者與臨床工作者的關注；其二是社會性應激反應（Social Stress Reaction）——災難引發群體的消極社會情緒、失控行為等，因其初期的內隱且複雜的特點被許多管理者所忽略。然而，民眾的社會應激反應若未能有效處理將會引發民眾的負性衍生行為，例如，價值衰落、國家信任、官民衝突、反社會行為、集群傾向等，其強大的社會後效性會直接威脅到國家穩定與民生問題。因此，大規模的災害發生後，應對更為困難的是受災群體而非個人。社會性應激反應越來越被應急管理與社會維穩工作所重視。
綜上，當今世界複合型災難特徵所產生的漣漪效應，讓我們看到了災難治理的社會經濟成本越來越巨大。因此，把握複合型災難的漣漪效應是有效防控社會危機的關鍵所在。
二、災難漣漪效應的社會心理發生機制根據社會生態系統理論（Society Ecosystems Theory, SET）的觀點，人類的生存環境是由個體、群體和社會文化三個子系統構成的一種功能性整體，研究和解決實際問題要從這三個子系統的互動關係出發。因此，災難發生時的社會文化心理現象值得關注。國外近年來的研究動向也開始關注這一現象，越來越多地涉及到災難對個體和群體的社會心理及行為的影響。特別是2005年以後，聚焦信任、公平、階層、種族、宗教等社會文化因素對於災難心理與行為影響的研究大量出現。這說明了國際災難心理學領域的前沿發展趨勢是對社會文化因素的日益關注。
圖2是通過對災難漣漪效應分析後，建構的衍生事件的社會心理發生機制模型。
圖2、衍生事件的社會心理發生機制模型圖（許燕等，2012）1.社會性與心理性結構緊張共同構成衍生事件產生的背景衍生災害（Derivative Disaster）是指由於人們缺乏對原生災害的真實了解，或受到某些社會因素和心理因素的影響，造成的盲目避災損失，以及人心失穩等一系列社會問題引起的災害。其中主要以社會文化因素為主導，表現為一定規模的群體性事件（如官民衝突、群際衝突等）的衍生災害，也稱之為衍生事件（Derivative Event）。在原生災難事件發生後，如果受災民眾的社會性應激反應未能有效緩解生存焦慮，就可能造成個體心理系統的持續緊張和不平衡，出現認知偏差、情感尋求、行為脫軌、信任危機、集群傾向等心理特徵，我們稱之為心理性結構緊張（Psychological Structural Strain），它會為後續衍生事件的發生提供了心理準備狀態。除此之外，原生災難事件發生之前已經存在的某些社會特徵也會提供衍生事件發生的社會準備狀態，這些社會特徵包括社會變遷、社會流動、文化衝突、制度不公、信息傳播等，我們將這種使人感到壓抑、緊張的社會狀態稱為社會性結構緊張（Social Structural Strain）。心理性結構緊張和社會性結構緊張共同構成了衍生事件發生的背景。當某些特定的誘發因素（如災民安置不當、政府應急管理不到位等）出現時，這些背景因素會增加衍生事件發生的可能性。在此過程中，還會存在一些情境誘因（如應對不當、信息缺失）與上述因素共同起作用，導致衍生事件的發生。
2.不同國家的災難應對方式體現出文化價值取向差異不同國家對災難的應對方式是不同的，其差異源自於不同國家顯現出不同的社會性結構緊張。1）從個體層面上，災難來臨，中國人囤積生活用品（例如，糧食等生活必需品）；日本人囤積衛生用品（衛生紙等）；美國人囤積安全用品（槍枝和子彈）。這一差異顯現出不同文化的安全情結，也能夠預測不同國家社會衍生事件的表達方式。2）從國家層面上，各國抗擊疫情的舉措各不相同，充分反映了國家治理的文化價值取向。在國際流行病學研究發現，疾病流行率越高的地區，國家的集體主義價值觀水平越高。在這次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過程中，中國與美國等多數西方國家的應對模式不同，這是不同國家文化價值觀的體現。中國作為集體主義為主導的國家，對這次新冠疫情應對的解釋與建構是整體化、公共化、統一化的，將其界定為公共衛生事件，對所有個體負責。而個人主義盛行的西方國家大多將其定義為局限化、個人化的，將其界定為個人衛生事件，認為對多數人影響不大，而不對少數人承擔過多責任。實際上，在美國、義大利、英國等個人主義取向的國家，民眾也基本不過於期待依靠政府抗疫，甚至反對政府對自身過多的限制，最終產生了失控的消極後果。中國抗擊疫情的國家擔當與民眾集體主義價值觀的一致性，體現了中國精神與中國經驗，在各國間抗疫政策與措施的對比中，也極大提升了中國人的愛國情懷。由此可見，各國抗擊疫情的舉措各不相同，充分體現了國家治理與民眾價值觀的耦合效應，當政府應對與民眾價值觀一致時，會萬眾一心，戰勝危機。反之，可能會導致出現社會衍生事件。
3.情境誘因是衍生事件的導火索在災難發展過程中，情境誘因常常是衍生事件的導火索，不同的誘發因素會導致事件演化的不同路徑。通過對全球災難事件發生後的衍生事件實例進行梳理，我們總結出幾種值得注意的典型誘發因素：1）災民安置不當：如美國卡特裡娜颶風后將黑人災民和白人災民安置在一起，繼而誘發種族衝突。2）資源分配不公。3）人身安全受損。4）真實信息被阻斷。5）官民衝突：災難初期由於各國基層政府缺少應對經驗，導致出現工作失誤，民眾對其失去信任，官民不能同心協力共抗災難。6）規避責任的「甩鍋」行為。上述這些導火索都是之後災難應對中應該汲取的經驗教訓，可以幫助阻斷衍生事件的出現。
衍生事件的社會心理發生機制模型警示我們：在今後的災難應急管理中，要關注和有效地控制這些社會心理因素的作用，這對於防止災難漣漪效應至關重要。
三、災難時代向後災難時代的格局轉變新冠疫情會帶來世界格局的轉變已是普遍共識，進而會帶來人類生活方式的轉變。災難時代與後災難時代會出現幾種轉折：
1.由生命危機向生存危機轉化躲過災難衝擊的人們，生命危機雖然降低，但是災難後效所導致的不確定性，使人們更擔心災後出現的生存危機問題。依據資源守恆理論，危機後效所導致的資源匱乏，會啟動人們的囤積心理，用儲備資源來降低心理危機感，民眾就會出現搶購現象，搶糧食、鹽、醫用物品等。英國食物銀行網絡特拉塞爾基金會報告說，在隔離頭兩周發放的食品包裹數量比去年增長了81%（參考消息2020.5.21取自美國《美國政策》5月18日「下一場大流行危機涉及心理健康」）。新冠疫情會加劇饑荒情況，封閉環境會造成收割的季節性工人減少，牲畜飼料缺乏，供應鏈中斷。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警告，如果不採取有力的應對措施，全球飢餓人口可能翻番。失業人口加劇，貧窮人口增加，都會導致很多家庭失去生活來源，面臨生存問題。
2.由心態平穩向心理危機轉化相對於非災難時代的平穩心態，重大災難之中和之後，對心理的衝擊會涉及到每個人。由災難之初的生命救援階段轉入之後的心理救援階段。世衛組織（WHC）的調查顯示，20-40%的受災人群會出現輕度心理失調，但具有自愈性；30-50%會出現中度或重度心理症狀，經過心理幹預也會得到緩解；災後一年，20%的人心理創傷無法緩解，會出現嚴重的心理疾病，例如創傷後應激障礙（PTSD）等，需要臨床長期治療（WHC出版《緊急情況下的心理健康》，2003）。中科院心理所研究顯示：SARA兩年後，有10%的受災者出現PTSD。因此，早在疫情流行期，3月18日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發布了《新冠肺炎疫情心理疏導工作方案》。
這次疫情防護的隔離封閉環境會放大心理異感效應，在世界各地，疫情所導致的異常心理現象明顯增多。近期聯合國發布了《新冠肺炎疫情與精神健康狀況的簡報》指出對人的心理與精神帶來嚴重影響，導致相關疾病，數據顯示：壓力增加的人數比例，中國35%、伊朗60%、美國45%，受衝擊對象為醫護人員及相關工作者，還有老人、婦女、青少年和兒童（全球12億學生無法上學，中國2.76億）。義大利和西班牙調查結果：77%孩子出現注意力不集中，39%易怒和仇恨情緒，38%焦慮。同時，家庭暴力增多了，自殺和自殺未遂事件也有所增加；依據以往災難所顯示的心理規律表明，自殺率的飆升不是在災難期間，而是災難之後的三個月至一年之後；人際危機由職場轉向了親情間，親情危機凸顯出來，離婚劇增，「新冠離婚」成為日本的新標籤。疫後症候群會出現在後災難時期，人們會表現出情緒失穩，動機消減，鬆懈消沉，心理惰性，敵意泛化，等等。特別是哀傷輔導也成為心理援助的關注重心。
3.由個體心理向社會心理轉化災難漣漪效應的主要特徵之一是社會衍生事件。當前引發關注的社會心理現象之一是群際歧視，國際上出現對中國人的汙名化，對湖北、對武漢、對新冠患者及家屬出現歧視現象，出現了新的弱勢群體，災難焦點群體角色出現徹底的反轉，人們由同情弱者向歧視弱者轉化。武漢人民由被同情、被支援的群體轉化為被疏遠、被歧視的群體，甚至偶有逆行者回歸社區後也會遭遇到被驅逐的境地。另外，受疫情影響，為了切斷感染源，現金加速消失，非接觸方式支付越來越多。新型的生活模式，讓犯罪方式也發生了轉變，現場作案減少，網絡犯罪與網絡暴力凸顯。後疫情時代的新的社會心理現象是我們應該研究與解決的焦點。
4.由過度消費向簡約生活轉化依據死亡恐懼理論，災難會啟動人對死亡的恐懼，並在災後採取及時行樂的享樂主義生活方式。但是，後疫情時代的到來，特別是經濟發展速度的趨緩，會對大眾的金錢觀、消費觀產生巨大影響，人們開始做好應對特大突發風險的經濟準備。經歷過困難時期與災難洗禮的中國人具有囤積型的群體人格特徵，遇到災難會去搶購食鹽與食品，因為過度囤積才能給人以安全感。人們會由原先的過度消費逐漸變為適度消費或減縮消費，之前中國人表現出顯著的物質主義價值觀，疫情減縮了人們的交往狀況，地位比較減弱，但是囤積心理仍然存在，百姓認為將錢省下存入銀行最為安全。後疫情時代意味著節儉的消費時代即將到來，炫富與排場會顯得與時代格格不入，簡約生活方式將變成人們推崇的消費時尚。
四、後災難時代的應對策略後災難時代使得原有常規應對機制會部分失效，新的應對方式要面對更加綜合性、不確定性的後疫情時代。依據災難漣漪效應的社會心理發生機制，社會治理、應急管理與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建設要著重從以下幾方面入手：
1.加強災難前端的社會管理，減少社會性結構緊張的負面效應我們處於一個災難頻起、命運多舛的時代，社會流動加劇、社會變遷巨大、全球經濟動蕩，都會導致社會性結構緊張，作為災難漣漪效應的社會基礎，它會加劇災難的負效應顯現。因此，針對社會性結構緊張，要加強平時非戰時的社會治理與心理建設，將心理建設工作日常化、長久化。科普教育、災難教育也要落實在日常生活中。特別是要關注非穩態的自然人群、意見人群和應激人群，他們常常是災難環境下的犧牲品，也是社會失穩的騷動者。
2.推進災難過程中的心理服務，降低心理性結構緊張的減力效應災難漣漪效應的另一個心理基礎就是心理性結構緊張，由於災難導致民眾出現生理性應激反應與社會性應激反應，對各類人員（受災民眾、救援人員、外圍民眾、基層管理者等）及時有效地開展心理健康服務與社會心態調整，防止出現不良心理與行為的共振現象。這次新冠疫情期間，心理學工作者即刻響應，心理援助工作及時啟動，並深入服務到不同群體，對於穩定民心起到了積極作用。良好心態對於抗擊疫情具有助力作用，而消極心態則會出現減力效應。
3.提升政府應急管理質量，控制不良環境誘因的啟動效應社會衍生事件經常起因於一個小變量，不知哪個環節成為啟動漣漪效應的導火索。地方政府即便小心翼翼也常常是防不勝防，四處滅火。災難中的應急管理異常脆弱，不堪一擊。人類是在災難中學會生存的，災難創傷能夠讓個體刻骨銘心，但也會出現了「群體失憶」現象。經歷過SARS的中國人，給這次抗擊新冠疫情貢獻了一些應急管理經驗，但是仍有些新的基層管理者存在需要補足的短板。同時，最先經歷抗擊新冠疫情的中國，也創造了自己的抗擊經驗，火神山醫院、方艙醫院、社區網絡化防控、科研成果等成功經驗，為人類抗擊疫情留下了寶貴經驗，也為世界其它國家抗擊新冠病毒提供了一些可供借鑑的方法。此外，由於不同文化下的安全情結不同，也為國家依據民眾的安全情結來設計穩定局勢的應急方案。例如，中國人的安全情結落點於生活用品上，生活用品的儲備會讓中國人在災難中更有安全感，因此生活物質供應充沛會降低民眾的恐懼感。特別是中國的鹽文化，在災難中也具有特殊作用，1950年的中國災荒、1988年的通貨膨脹、2003年SARS、2011年日本地震核洩漏事件等，都讓中國人出現了搶鹽風潮。鹽在中國文化下具有特定意義：生活必需品、消毒用品，古代戰時儲備物等。因此，在災難期間，生活用品和鹽是降低中國人風險焦慮、穩定局勢的重要物品，要供應充足。
4.加強後災難時代的應對策略研究，衰減社會經濟的滯後效應在解決災難時期的生命救援之後，後災難時代的到來可能讓我們由對生命的關注轉移到對生存問題的關注。災難的滯後效應逐漸顯現出來，首當其衝的是經濟建設與社會穩定，全球經濟下滑、失業率上升、貧困人口增加都是各國將要面對的共同問題。人類命運共同體更加凸顯出來，各國經濟的連坐關係讓共振性的漣漪效應不斷擴張。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近期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記者會上表示：疫情讓世界面臨著一場前所未有的健康危機，同時也帶來了一場經濟危機和人道危機，其規模和複雜性是國家層面的措施所無法應對的，世界必須果斷採取協調一致的創新行動。應對這場人類危機，各國必須團結行動。這一主張，充分體現了集體主義文化價值觀的災難應對優勢。以集體主義作為核心價值觀的中國與後災難時代價值理念產生了文化的契合性，人類要去重新思考後災難時代的地球如何共同應對新的更持久性的人類問題。後災難時代將會出現世界格局的變化，中國在新的時代變革中如何把握新的機遇，需要提前做出深度思考與戰略研究。
5.後災難時代的到來，為社會心理學服務體系的全面建設提供了契機歷次瘟疫過後都會給世界帶來變革。2020年3月中旬，34位思想家預測，新冠病毒將改變世界。心理學將如何在新世界中發揮積極作用，是我們每一位心理學工作者應該思考的問題。
對於心理學科來說，這次疫情凸顯了民眾對心理知識的需求與認同，各種心理服務成為國家行為，從一線的病人與醫護人員的心理防護，到後方隔離狀態下的民眾的心理調適，心理學也成為社區基層幹部與居民有效溝通的潤滑劑。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在後災難時代，可能出現從個體心理服務轉向於民眾群體心理引導的演變，解決人類共同面臨的心理挑戰，需要心理學各方陣營團結協力，攻克難關。
自十九大黨中央提出了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建設之後，使得心理學開始明確進入到社會治理的方陣中。但是，人們對心理學理解的偏狹性降低了社會心理服務體系的本質特徵，社會心理服務體系縮小為心理健康服務體系，心理健康服務體系又進而縮小為心理疾病防治體系，主方向的偏差嚴重影響了心理學科在社會管理中作用的有效發揮。災難的漣漪效應是當今所面臨的人類災難的新特點，它凸顯了對社會心理學知識的需求，這也是國際災難心理學的發展趨勢。當心理學為健康中國的服務作用已經被充分肯定後，心理學為國家穩定昌盛的社會心理服務的時代將會出現在後災難時代。隨著社會心理服務體系的全面建設，心理學各種功能將會充分展現於社會發展進步的過程中，心理學的積極作用將被國家、社會和個人所接受，經過災難洗禮過人類社會將更加健康與美好。
（「復旦通識」系列專題的內容由復旦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組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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