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旦通識·學人疫思|藍江:疫病與現代主體的誕生

【編者按】疫情之下，「復旦通識」組織「學人疫思」系列，復旦大學通識教育中心邀請不同學科的教師撰文，從各自的專業領域與學術興趣出發，對疫情展開不同角度的討論，進行跨學科的深入解讀和分析。不僅止於復旦的教師，該系列也會向其他高校的教師、學者約稿。本文作者系南京大學哲學系藍江教授，本文原題為《疫病與現代主體的誕生——從霍布斯到福柯的生命政治學》，注釋從略。

霍布斯自己的《利維坦》一書描繪的精緻封面

一、封面畫上的醫生

霍布斯的《利維坦》是一本在疾病期間完成的著作。一個在疾病時期寫作的思想家，會有一些不同於健康狀態下的思考，而這種思考直接體現在了《利維坦》之中。不過，對於疫病與政治的關係，除了霍布斯在書中使用了大量的醫學化的比喻來形容國家的症狀之外，還有一個十分有趣的問題，就是霍布斯為自己的《利維坦》一書，描繪了一封精緻的封面。有人從藝術史的分期來考察，霍布斯所處的十七世紀中期，正是象徵主義繪畫處於巔峰的時期，顯然，霍布斯也為自己親手繪製的封面畫裝點了大量的象徵性因素。譬如，醫學和政治最顯著的關聯恰恰在霍布斯自己設計的封面之上。這張由霍布斯親自手繪的封面，除了以往政治學者們經常研究的利維坦的身體的構成，即在圖的中心有一個由諸多個體構成的利維坦的身體，這是一個由契約構成的懸浮在空中的身體，意味著這種身體（代表著由人為契約構成的新的國家[commonwealth]）並非自然的，而是一種人為的產物。但是，如果仔細端詳這幅圖，還有一個經常被人們所忽略的細節，在巨大的利維坦身體的下方，有一座不太起眼城池。按照德國法學家卡爾·施米特的說法，霍布斯所處的時代是一個象徵主義佔據主流的時代，在這樣的時代裡，霍布斯所繪製的封面，不可能出現一個無意義的城池，所以施米特認為：「在（利維坦）的圖像背後隱藏著一個更深刻，也更神秘的意義。就像他那個時代所有的偉大思想家一樣，霍布斯擁有一個隱微幕布之下的意義。」那麼，這個城池究竟意味著什麼？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我們需要回到《利維坦》的封面的圖像來回答。顯然，這個位於利維坦身體之下的城池，除了寥寥零星的幾個人物之外，幾乎是一座空城。為什麼是空城，因為臣民已經被訂立的契約整合到新生的利維坦的身體裡去了，而殘留在城市裡的只剩下空蕩蕩的建築，以及零星的人物。我們可以在這裡發現一個有趣的問題，如果說絕大多數城市的居民已經變成了利維坦的身體，那麼為什麼在城池中還殘留少許人呢？從《利維坦》一書展現的結論來看，我們只能判斷，這些沒有出現在利維坦身體上，反而殘留在城池之中的人是契約之外的人物，他們的存在與其他訂立契約加入到利維坦身體之中的人物的性質不同，他們具有著不同於常人的使命。

那麼留在空蕩蕩的城市裡的人究竟是一些什麼人？首先，《利維坦》的封面經過了精心設計，我們可以將全圖分為左右兩邊：可以看到圖左邊的手上，利維坦所拿的是劍，對應的是世俗君主的權力，而圖右邊的手上，利維坦所拿的是權杖，代表著是神聖權力。在封面上，左右的區分，在設計上對應了中世紀的神聖與世俗二分，即「愷撒的當歸愷撒，上帝的當歸上帝」的二元邏輯。在左邊下面的圖中，對應的全部都是世俗權力的象徵，如城堡、王冠、大炮、武器和戰爭，而在圖的右邊，對應的都是神聖權力，如教堂、法冠、霹靂、權杖、宗教審判等等。那座空蕩蕩的城池，跨越了左右兩邊，實際上，在霍布斯的設定中，也蘊含了與封面主體的左右二分的格局，在城池的最左邊，是一座軍營（它也代表著世俗權力），那麼，出現在軍營周圍的幾個零星的人物的身份並沒有太大懸念，他們是士兵，正在操練。不難理解，士兵是一種防禦的必要存在，任何城邦和國家，都必須存在著防禦外來入侵的武裝力量。如果出現在城池中的人物，代表著在契約關係之外的存在，那麼意味著軍隊是超契約的絕對權力的存在物。霍布斯在《利維坦》中的論述也證實了這一點：「因為保衛臣民的力量在於他們的軍隊，而軍隊的力量則在於把大家的力量統一於一個指揮之下。這種指揮是主權者制定的，於是便也為主權者所擁有，因為國民軍指揮權，無需其他制度規定，就可以是具有者成為主權者。」

不過，這幅封面畫最為奇怪的地方恰恰在於，在這個幾乎空蕩蕩的城池了，除了必要的武裝軍隊之外，還有兩個人物。這兩個人物出現在畫面的中右方，在一個教堂的左邊。曾經有學者指出，與軍隊相對應，這兩個人物應該是教士，代表著神聖權力。但是，很快有人提出了反對意見，如果是教士，他們不應該在教堂之外，而是應該留在教堂裡，因為只有教堂之內才是神聖的國度。對於出現在教堂前的兩個人物，直到20世紀出現了高倍圖像放大技術之後，才解開了他們神秘的面紗。德國女歷史學家弗朗塞斯卡·法爾克（Francesca Falk）在將封面畫放大數倍之後，發現了這兩個人物的顯著特徵，這兩個人沒有帶法冠或僧帽，而是佩戴了一個長長的面具，對於法爾克熟悉中世紀晚期醫療史，尤其是黑死病時期的歷史學家來說，她十分敏銳地認出了這是那個時期專屬於醫生的獨特標誌——鳥喙面具，因為中世紀時，黑死病橫行歐洲，當時的醫生為了杜絕感染，身穿泡過蠟的亞麻或帆布衫，頭頂戴著黑帽，戴上可過濾空氣、狀如鳥嘴般的面具，鳥嘴面具常為銀制，中空部位塞入藥草用以過濾空氣。久而久之，銀制長鳥嘴面具就變成醫師的象徵。根據這個特徵，出現在城池中間偏右的兩個人物毫無疑問是醫生。

那麼，真正的問題在於，為什麼在契約訂立的利維坦之外出現了醫生？如果說軍隊的任務是防禦和防止內亂，從而必須授予主權者在議會或契約制度之外的特殊權力，那麼醫生呢？醫生何以成為了在正常制度之外的存在？在《利維坦》中，霍布斯並沒有給出明確的回答，但是，他通過一系列比喻說明了醫生的政治價值。在這個時期，處於疾病中的霍布斯明確地感覺到，由契約訂立的公民組成的利維坦國家不可能永葆健康，它可能陷入到疾病當中，霍布斯說：「在國家的缺陷中，我首先要舉出的是按約建立的過程不完善所造成的那一些，他們和人類天生軀體上先天不足所造成的疾病相類似。」在表面上，霍布斯是在人類身體的疾病與國家的致弱的因素做了一個簡單的類比。如果深入考察一下，就會發現，霍布斯的類比背後，蘊含著一種現代國家治理的問題，例如，他將「戰爭來臨時，難以籌款」比作「瘧疾」，「在這種病症中，肌肉部分凝結，或被毒物堵塞，於是靜脈管循著自然過程向心臟放空血液之後，變不能像應有的情形一樣從動脈管得到供應」。在這種情況下，主權者「不得不用暴力來打開目前供應的道路，否則就要滅亡」。由此可見，霍布斯按照人類醫學的方式，設定了一種國家醫學，如果說現代醫學的科學性建立在一種有機的組織和器官的組合上，那麼霍布斯的醫生旨在建立國家的解剖學和器官學，讓主權者可以像醫生一樣，採用強力的治療手段讓國家的機體恢復正常。

這部分也解釋為什麼在霍布斯眼中，醫生和軍隊一樣，成為了凌駕於契約之上的超公民社會的存在物。被外部入侵和內部的紊亂都需要一種懸置常規法定秩序的特殊力量，讓權力從常規權力轉化為特殊時期的絕對權力，在特殊的時期（包括戰爭和內亂），主權者有權力懸擱常規秩序，從而進入到一種由絕對權力直接幹預的例外狀態，軍隊用來抵禦外敵，而醫生用於治理內亂，它們的功能都旨在讓國家的機體從紊亂恢復正常。這樣，《利維坦》中的醫生代表著對內的絕對權力，正如暴發疫情時，各個國家（無論何種制度）的封城和社會隔離措施就是一種懸置日常生活權利的絕對權力。在這個意義上，對疫病的思考，讓霍布斯從醫學上為現代國家治理奠定了理論上的準備，也就是說，在常規的公民社會秩序之外，霍布斯留下了兩個契約之外的保障：軍隊和醫生。《利維坦》中的醫學上的隱喻，不僅僅讓醫生的形象與現代國家治理聯繫了起來，也讓醫生具有了前現代社會所不具有的特殊權威，他們是讓紊亂的社會秩序恢復正常的必備力量。

二、巴斯德與巴黎改造

如果說霍布斯為醫學和政治相結合的生命政治奠定了理論上的準備，那麼巴斯特的發現則為現代社會中醫學知識與政治權力的結合提供了實踐上的條件。可以說，在巴斯德之前的時代和巴斯德之後的時代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時代。巴斯德的貢獻並不僅僅是為現代生物學和醫學的發展帶來了微生物學的新領域，而且在於他的發現產生了巨大的社會和政治效應。所以，在某些人看來，與其說巴斯德帶來了一場生物學或科學的革命，不如說，他所帶來的是一場社會革命。

巴斯德究竟帶來了什麼樣的社會變革？為了解釋這個問題，我們必須了解在巴斯德之前的醫生是如何理解疾病的。在路易斯·羅賓斯（Louise Robbins）在為巴斯德撰寫的傳記裡，提到了之前醫生在面對疾病時的看法：「19世紀中葉的大多數歐洲醫生認為，疾病是內部失衡和不健康的外部條件共同導致的。……這些醫生認為，疾病的原因是遺傳特徵或個人習慣，如喜歡酗酒或營養不良造成的」。也就是說，在那個時代，醫生給人看病，更看重的是個人性因素，比如個人生理平衡和習慣。這樣，醫生更多是事後性的替染病的病人來進行調理，讓其身體機能恢復平衡。與這些醫生的看法相反，巴斯德覺得大多數疾病是由一些肉眼看不到，也無色無味的微生物所導致的，對病人的治療，與其說是要幫助病人恢復身體器官和血液循環上的平衡，不如說是在人體內消除這些微生物帶來的致病因素。這也是後來一些在醫學上被廣泛使用的青黴素、阿莫西林等藥物的主要原理是抗菌，而不是針對器官和血液循環發揮作用。不過，巴斯德更重要的貢獻並不在於治療，對於那些堅信巴斯德微生物理論的醫生和生物學家來說，他們從中衍生出一個結論，即如果造成疾病的是細菌或病毒等微生物，那麼與其在生病之後，去用抗生素和殺菌或殺病毒的藥物來治療，不如從一開始就讓人們去規避微生物帶來的風險，讓人們遠離那些可以讓他們帶來細菌和病毒感染的因素。這樣，在巴斯德的細菌學說的影響下，之前更重視事後的藥物和生理治療的醫學，轉向了事先的防疫學，防疫學的理念不僅僅在於防堵，而是在於衛生習慣的培養和衛生環境的塑造，換言之，當我們將我們所生活的環境進行改造，在衛生的環境和生活習慣之下，讓人們可以遠離細菌或病毒的影響，從而更少地出現大規模的疫病，保障絕大多數人的健康。具體來說，這些措施包括：

（1）衛生習慣的養成

巴斯德的研究從一開始就指向了最容易滋生細菌等微生物的環境，比如在19世紀的巴黎，仍然有人在街道上大小便，隨地吐痰，直接飲用沒有經過消毒的水或牛奶，這些顯然是造成疫病的重要原因。例如，巴斯德派的學者將人的痰液放在顯微鏡下分析，發現了大量的細菌，而這些細菌會進一步在空氣中傳播，帶來更多人的感染。如痰液是肺結核傳播的最重要的途徑。因此，如果不能在人們的生活環境中祛除這些汙濁物，很難避免更多的人不會受到這些傳染性疾病的影響。不過巴斯德派的研究並沒有停留在純粹醫學上，而是在找到疾病流行的根源（微生物）之後，立刻向法國政府建言，需要規範人們的衛生習慣。在這個方面，巴斯德學派的醫生積極地創作了一些宣傳畫，如不要隨地吐痰，每周至少洗一次澡，保持睡眠環境的通風，經常到野外去呼吸新鮮空氣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巴斯德學派的這些建議，並不是純粹的倡議，他們上書給法國政府，要求利用公共權力來進行配合，規範人們的衛生習慣。當時的法國皇帝拿破崙三世積極響應了巴斯德學派的建議，並用警察和其他公共手段來規範人們的行為。例如在一幅「不準隨地吐痰」的宣傳畫中，正中間是兩個小男孩，一個小男孩正在向地上吐痰，而畫的後方有一名警察，手裡拿著警棍，朝著吐痰的男孩走過來。由此可見，19世紀中期的法國衛生習慣的養成，是在巴斯德派的建議和公共權力的施壓的雙重作用下形成的，巴斯德派讓人們感受到，「疾病不再是個人的不幸，而是公共秩序的危害。在舞臺的正中央，一直以來只有醫生和病人，但就像童謠一樣，微生物、微生物的揭露者、衛生專家、市長、消毒機關、以及督察員忽然蜂擁而至，一同追擊微生物。巴斯德派重新界定了社會成員，從而促成了權力的大調動，就像大地震一樣，顛覆了眾多行為者，醫生的角色也完全翻轉了」。如果借用後來福柯的話來說，這就是一種現代規訓主體的生成。不過，與傳統政治哲學理解不同的是，這種現代主體既不是出自於理性啟蒙的內在力量的啟迪，也不是源於功利算計的工具理性，而是一種很簡單的理由：規避微生物，不染疾病。對疾病的害怕和擔憂成為了規範人們行為最重要的動力，在這個意義上，人們最原初的生存本能發揮了作用，如果希望在這個社會中更長久的活下去，就得保持衛生的環境，養成衛生的習慣，將自己生產為衛生的主體。

19世紀拿破崙三世時期法國衛生運動的宣傳畫，分別為：飯前洗手（左上）；不準隨地吐痰（右上）；在校時保持儀態端正（左下）；至少一周洗一次澡（右下）。

（2）城市設計與排汙系統的興建

在德國作家聚斯金德的小說《香水》裡，巴黎是一座很臭的城市。他寫道：「巴黎最臭，因為巴黎是最大的城市。而在巴黎市內，又有一個地方，即在弗爾大街和鑄鐵廠大街之間，也就是聖嬰公墓，那裡奇臭無比，簡直像地獄一樣臭」。這就是巴斯德之前的巴黎，也是從中世紀到19世紀早期的巴黎，當時的巴黎街道並不筆直，尤其在下層人居住地方，街道彎彎曲曲，到處充滿著屎溺和腥臭味，汙水橫流，在這樣的環境中，經常會暴發一些疫病，讓大量的人病倒甚至死去。或許，這也是後來拿破崙三世時期的奧斯曼改造巴黎的一個重要原因。奧斯曼的巴黎改造除了體現拿破崙三世之下的法蘭西帝國的無上榮耀和繁華，更重要的是，對巴黎城能進行有效的治理。治理意味著帝國的治理權力的穿透城市的效力，用奧斯曼自己的話說：「我們將開闢新的道路，並且改善人口密集地區的空氣和光線缺乏的問題，我們要讓陽光照射到全城的每個角落。」不過，對於巴斯德派的醫生和生物學家來說，巴黎城的改造還有另一層意義。如他們關心「該如何設計下水道，才能讓水流、排洩物和微生物以不同的方式流轉？才能讓下水道排汙，而不汙染？」在奧斯曼改造的巴黎，大規模擴大的下水道的建設，讓原來淤著於城市街道上的屎溺和汙水可以通過寬大的下水道系統排放到塞納河中去。另外，巴斯德派的醫生堅持認為保持空氣流動和通風是有效祛除空氣中的病菌和微生物的有效方式，在城市的設計上，更傾向於筆直寬闊街道的建設，這種筆直寬闊街道有利於通風，福柯後來也注意到：「首先要開闢若干穿越城市的線路和足夠寬的街道來確保衛生、通風，打開各種口袋，讓那些人口居住過於擁擠密集的角落裡匯聚的致病瘴氣散發出去。」巴黎的城市改造和下水道的建設是巴斯德派和政治權力的一次通力合作的產物，正是巴斯德派的醫學專家關於細菌和其他微生物的警告，讓他們獲得了直接與公權力合作的可能性。巴斯德派的衛生專家「創造了一種嶄新的政治權力，這是前所未有的。」

這樣，巴斯德及其追隨者們，實際上實現了兩個不同層面的改造。一方面，他們以規範的方式，塑造了現代人的衛生習慣，這是一種內在的塑造，是一種現代衛生主體的生產機制，讓主體以自主的生活習慣來規避與微生物接觸的風險。另一方面，他們的衛生防疫的建議，直接觸動了當時的拿破崙三世的政府，政府出於治理的需求，積極配合衛生專家改造城市，無論是在奧斯曼的巴黎改造計劃中，還是後來陸陸續續對巴黎城市規劃和排汙系統的建設中，都可以看到巴斯德派的醫學和衛生專家參與其中的影子。但是，無論是個人衛生習慣的養成，還是城市環境的改造，其中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實現對國家和城市的治理，保障其主要人口的健康和安全，在這個意義上，政府的治理者必須與衛生防疫專家結盟，利維坦封面上的醫生進入從象徵主義的畫像之中走向了現實的治理之中，他們參與治理恰恰是霍布斯所賦予醫生的特殊治理職能，對內實現治理的絕對權力。換句話說，衛生防疫專家進入到政治權力當中，並不是因為他們的個人魅力和政治品格，恰恰相反，他們是一種現代性知識體系的代表，尤其代表著與衛生防疫和總體健康安全的象徵，也是科學定律和治理規則的象徵。一旦醫生和衛生防疫專家與政治權力相結合，我們可以看到，後來被福柯稱為「生命權力」和生命政治的治理技術，已經在巴斯德派醫生的推動下產生了。他們用規範塑造了現代衛生主體，讓處於現代治理之下的每一個個體不得不關注自己的生理性健康，為了這種衛生健康，來約束和規範自己的行為，從而為整體的治理創造條件。同時現代城市規劃和排汙系統的建設，實際上為這種現代衛生主體創造了有利的環境，現代衛生主體與這種整齊劃一的將潔淨街區與汙濁的排汙系統分開的現代城市環境密不可分，同時，這種健康的城市環境進一步塑造了現代衛生主體，讓他們認為自己天然地就屬於這樣的環境。這就是現代生命政治的奧秘，而巴斯德的微生物學的發現，僅僅在生物學上是一小步，但在現代生命政治的治理技術上卻是一大步。

三、從隔離到規訓：規範主體與懲罰的社會

1915年紐約，一位名叫瑪麗·馬爾倫的女僕（在當時她被稱為「傷寒瑪麗」）是一位攜菌的無症狀者，但是，為了確保紐約市的整體安全，人們都同意在不顧瑪麗的基本權利的基礎上，將她予以隔離。如普利西拉·瓦爾德評價說：「馬爾倫的病況包含和吸收了她的社會地位——階級、性別以及民族狀況，它們比她對監禁的具體抵抗更為重要。這些情況證明了闡發新的社會和醫學範疇過程中的多種決定因素，顯示了決定帶菌者的治療乃至再現和賦予更多含義過程中的醫學和法律的既成制度。」這裡的問題在於，在傷寒病流行時期，什麼階級、性別、民族已經不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傷寒瑪麗」是一個帶菌者，是一個不正常的人，任由這個不正常的人自由活動，會給整個紐約市帶來巨大的威脅。從治理的整體上來看，唯一有效的方式，就是將「傷寒瑪麗」隔離起來。

在「傷寒瑪麗」被隔離的地方，恰恰就是福柯思考生命政治的起點。在《必須保衛社會》中，福柯說：「當法學家說：當人們訂立社會契約的時候，也就是說集合起來任命一個君主的，賦予君主以針對他們的絕對去哪裡的時候，他們為什麼這麼做？他們這麼做是因為受到了危險或生活需求的逼迫。因此，他們這麼做是為了保護他們的生命。正是為了生存，他們才任命了一個君主。」這裡顯然是霍布斯的契約論的觀點。不過，福柯對這種政治哲學的假設並不感興趣，他自己也說：「這一切都是政治哲學的討論，我們可以把它擱置一邊。」福柯馬上筆鋒一轉，談到了另一個問題。福柯認為，在17-18世紀，誕生了一種新的權力技術，這種技術不僅僅締造了一個絕對權力，也締造了一種規範，按照一種法則，將人們區分為正常人和不正常的人，而其中影射的就是巴斯德的微生物學中的感染者和未感染者的區分。易言之，現代社會或者說現代政治哲學的假設的前提就是作出類似於感染者和未感染者的區分，在排斥感染者的基礎上，建立未感染者的治理範式。在《安全、領土與人口》中，福柯十分明確地指出：

最終基於此，劃分出無能的人，不適合服兵役的人。也即是說，以此為基礎，它劃分出正常人和不正常的人。規訓的規範化就是要首先提出一個模式，一個根據某一目標而確立的最優模式，規訓的規範化操作就是要讓人和人的舉止行為都符合這個模式，正常的人就是可以與這個規範相符合的人，而不正常的人就是無法做到這一點的人。換一種說法，在規訓的規範化中，最根本的、首要的，並不是正常的人和不正常的人，而是規範。也就是說，規範是最初確定的，對正常的人和不正常的人的確定和定位只有根據這個規範才有可能。

福柯認為，有一個事先存在的規範，這個規範天然地將正常人和不正常的人區別開來。緊接著在幾段話之後，福柯繼續說道：「流行疾病是由疾病與地域，疾病和特定人群之間的總體關係來界定和描述的。當人們對接種的成功和不成功進行定量分析的時候開始，當人們計算死亡或傳染的各種可能性的時候，流行疾病的特徵就不再表現與地區和環境之間的聯繫，而是表現為在一個特定時空中人口的案例分布。」在福柯看來，流行病最重要的原則就是在染病案例與人口總體之間的總體關係，這種總體關係可以表述為一種統計圖表，即染病病例在總人口中數量，各個區域染病的案例數，以及對應的比例。這些統計圖表的出現，就是為了將不正常的人（染病案例）從數據上統計出來，並從總體上加以控制。一旦這樣做，每一個體不再是活生生的人，而是人口統計學中的一個數字。於是，疫病不僅僅將人區別為染病病例和正常人，而且也從個體角度的疾病，變成病例的人口統計，成為現代社會總體控制的一種技術，這種技術有效地將染病者與正常人隔離開來，並在隔離狀態中，對染病者進行治療，讓其恢復正常，而無法治療的案例，則會像「傷寒瑪麗」一樣被永久地隔離。

顯然，在這裡，我們已經觸及到了福柯生命政治學的一個關鍵所在，即隔離並不是最終目的，將不正常的人隔離開來的目的讓不正常的人能夠變成正常，從而將他們生產為現代的規範主體。在疫病隔離中，生產規範主體的過程就是治療，這種治療並不是主體恢復健康，而是無菌。

實際上，福柯將疫病的區分模式應用到了一些更為根本的社會區別上，例如理性與瘋癲，正常人與罪犯之間區別。和傳染病的感染者一樣，瘋人和罪犯同樣具有對社會的威脅性，不過，對疫病的感染者的治療在這裡變成了規訓技術，即讓將不正常的人轉化為正常人，福柯說：「我們了解託管機制是怎樣把個人固定在生產機制上的，通過強制力和懲罰、學習和處罰從而養成習慣，在社會中定義了個人的社會從屬。它製造出某種類似於規範的東西，規範，就是把個人連接在這些生產機構上的工具。」在這裡，福柯已經看到，18世紀的治理技術的獨特性在於，它是一種強制性的規範技術，將不合乎規範的個體生產為適宜於現代治理的規範主體。在醫學上，體現為免疫技術的廣泛應用，免疫的意義在於，不斷生產出適宜於新的社會規範環境的生理主體，讓主體可以在面對新的微生物的環境中活下來。同樣，現代社會的規訓的意義也在於去生產出適宜於現代社會規範下的主體。就像巴斯德在塑造出勤洗手、不隨地吐痰等良好的衛生習慣的主體的同時，也營造出適宜於這種主體生活的城市的衛生環境，也就是說，在巴斯德派那裡，衛生主體和現代乾淨整潔的城市之間存在著不可分割的關係。同樣，在福柯這裡，主體是一種規訓的規範主體，他是在嚴格的託管和規訓技術之下，將社會既定的規範養成為個體的習慣，讓每一個主體將規範視為自然而然的東西（如衛生習慣、性取向、禮貌的行為），與此同時，現代社會也生產出適宜於這種規範主體的社會環境，福柯稱之為「懲罰的社會」，一種將邊沁的全景敞視監獄，帶入到現代城市和生活環境中的社會，讓所有的規範主體在全景無死角的監視下，始終保持著規範的行為模式，讓自己徹底臣服於社會的控制。

總而言之，福柯為我們展現的是一個高度監控的「懲罰的社會」，這是一個以全景監獄為原型的現代生命政治治理的模式，在這個模式中，一方面將社會中的絕大多數個體生產為規範主體（或巴斯德意義上的衛生主體），並依附於規訓他們的體制，另一方面，這種高度控制的「懲罰的社會」不斷地加強了監控的能力，尤其在數位技術的配合下，我們可以描繪出每一個主體的數字軌跡，告訴我們這些主體曾經去過哪裡，和什麼樣的人接觸。一旦出現不正常的狀況，在最短時間內加以隔離和管制。這就是疫病與政治相結合產生的生命政治的模式，現代疫病的發生，不斷加強了「懲罰的社會」的絕對權力，讓它可以凌駕在一般權利之上，來實施對規範主體的治理。我們看到，位於《利維坦》封面上那兩個不起眼的帶著鳥喙面具的醫生，在今天的疫病和生命政治的治理中正在變成無所不在的幽靈，他們代表的不再是教堂前兩個孤立的身影，而是彌散在我們每一個規範主體周圍的揮之不去的陰霾。

（原文注釋從略。）

（「復旦通識」系列專題的內容由復旦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組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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